“餓死三千萬”與阿Q畫圈

黎陽

2010．1．18．

“餓死三千萬”是國內外各路反毛英雄好漢們最大最得意的王牌——只要混不下去了或覺得苗頭不對，立刻就要祭出“餓死三千萬”，仿佛憑此看家寶貝就能一舉起死回生扭轉乾坤：

——辛子陵覺得苗頭不對了（“現在是30年改革開放以來最不好的政治形勢，國家面臨向毛澤東王朝復辟倒退的嚴重危機”），立刻祭出了“餓死三千萬”： “毛澤東實踐的那一段共產主義，是人間地獄呀！”“餓死37558000人”。（辛子陵：“走出兩個誤區——2009年12月27日在朋友聚會時的講話 ”）

——吳敬璉覺得苗頭不對了（“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煽情和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某種優勢，在對醫療、教育、住房以及國企改革等具體問題的討論中，通過蒙蔽蠱惑大眾，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也立刻祭出了“餓死三千萬”：“城鎮地區廣泛出現因營養不良導致的浮腫病，農村地區則造成2000萬至4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吳敬璉：中國經濟六十年）

——茅于軾覺得苗頭不對了（“這樣的專政肯定是長不了的。其下場往往是群眾性的造反，走人類歷史已經重復上百次的革命，專政，反革命，再專政，反反革命……這是一條萬劫不復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如果發生政權的更迭，是群眾治理還是精英治理就很難說了”、“中國正走在十字路口?；蛘呃^續三十年的輝煌，或者進入不穩定的搖擺期，甚至于發生騷亂。何去何從，要看中國人從上到下有沒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運。蒼天保佑吧！”）同樣立刻祭出了“餓死三千萬 ”：“發生餓死三千多萬人的大饑荒，1959和1960兩年和平時期死的人超過了八年抗戰。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空前的，人為的大災難。”（茅于軾：建國六十年的經驗教訓和對世界的貢獻）

……

“餓死三千萬”這“精神原子彈”如此威力巨大，簡直無往而不勝，反毛英雄們應該寶貝又寶貝，尊重再尊重了吧？可惜不，文匪“精英”們喜歡它，卻并不尊重它，表現就是絲毫不把“三千萬”這個數字當回事——吳敬璉說“2000萬至4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兩千萬條人命，鬧著玩似的說有就有，說沒就沒了）；辛子陵剛剛那么肯定、那么精確、那么不容置疑地宣布“餓死37558000人”，卻馬上又畫蛇添足似地虛晃一槍：“實際餓死人的數字肯定在4000 萬以上”（倒底是多少？如果心中有數，為什么如此前后矛盾？如果自己也弄不清，為什么那么斬釘截鐵地給出個“餓死37558000人”？同一篇文章就能自己搧自己大嘴巴，也算一大奇觀）。茅于軾說“1959和1960兩年和平時期死的人超過了八年抗戰”，辛子陵說“毛澤東一朝一代餓死的人數比歷朝歷代餓死人的總和，還要多750萬人”——怎么“總和”出來的？不愧是“精英”，根本不需要調查研究證據確鑿，只要舌頭一翻，幾千年的歷史多少億條性命就能捏來捏去。如此滿嘴里跑舌頭，簡直讓人不知該信誰的好——這豈不是糟蹋了“餓死三千萬”這“超級武器”的信用？

更滑稽的是文匪“精英”們對“餓死三千萬”這“精神原子彈”離不開卻又沒信心，還嫌殺傷力還不夠大，還不夠聳人聽聞，還要爭先恐后“錦上添花”，卻又彼此毫無配合，沒串通好就你一言我一語添油加醋，結果餓死人的數字成了現代版的“大躍進放衛星”——加碼加碼再加碼，升級升級再升級，“餓死三千萬”嫌不夠，加碼到“餓死四千萬”，四千萬還嫌不過癮，再升級到五千萬，然后是六千萬、七千萬……最后連自己都不知道該說餓死多少萬是好了，死人的數字從此就象“如意金箍棒”那樣可以隨心所欲如人意，隨隨便便就能再變出個幾千萬來：

——為了搞兩彈，餓死6千萬人口
http://tieba.baidu.com/f?ct=335675392&tn=baiduPostBrowser&sc=6945984911&z=663204325#6945984911

——看看你所在的由支共一黨專政獨裁的垃圾支那國，，，，，一個“大躍進”餓死6千萬愚民
http://hi.baidu.com/%B8%DF%B9%F3%B5%C4%B9%FE%C8%D5%D7%E5/blog/item/ef7a35093e3e079c0a7b82da.html

——國際地位有個屁用，國際地位世界第1，老百姓餓死6千萬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35000.shtml

——現在世界上都知道毛太祖的原因是因為這個變態狂和希特列一樣，犯下了反人類罪行，四清運動鏟除異己中國與民主無緣，58.9年餓死6千萬中國人拿一個自然災害掩飾了
http://www.blogchina.com/20100102873029.html

——四、五十歲的中國人都經歷過憑票、證供應食物的那個年代，和活活的餓死近六千萬人的可怕的大饑荒?！短K明評論》http://www.soundofhope.org/programs/909/99135-1.asp

——大詩人作國家領導人無疑是最典型的專業不對口，最好的結果也就是如同寫過《沁園春，雪》的我朝太祖那般，餓死六千萬人xiezhaofeng的日志
http://xiezhaofeng.blog.163.com/blog/static/52830503200911811537541/

——這位綠林大學的畢業生在和平時期餓死六千萬人，造成至少七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2/1/138978.shtml

——餓死六千萬到八千萬善良人，那用刀？請不要忘記，特定每年的十月一號，是國難節！
http://www.9999cn.com/weblogs2/entry.php?u=ouzhou&e_id=3739

——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田紀云：《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歷程》，原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

……

在這點上美國人也來了個“國際接軌”，而且“就高不就低”：

福克斯電視臺主持人格林．貝克（Glenn Beck）：毛澤東，人類歷史上最壞的殺人犯之一，也許是最壞的。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殺了多少人。通常的數字是五千萬到七千萬。也就是說，相當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屠殺人數的10到12倍。10到12倍。
http://spectator.org/blog/2009/10/16/anita-dunn-mao-tse-tung-fan

如今已經沒法弄清“餓死三千萬”究竟有多少種“盜版”，餓死人的數字上限是多少，更沒法一一評論，所以只好取“餓死三千萬”與加一倍的“餓死六千萬”這兩個版本分析，而且仿照反毛英雄們“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從“餓死六千萬”開始——

餓死人的“三年經濟困難”（1959—1961）時期中國人口是六億。六億人口里“餓死六千萬”，也就是說社會總人口的10%在三年內“非正常死亡”了。

一個社會短短幾年內有10%的總人口“非正常死亡”會是個什么樣？

前蘇聯衛國戰爭時人口兩億多，在四年的戰爭中死亡2000多萬，正好符合“短短幾年內有10%的總人口‘非正常死亡’”。隨之而來的必然的社會效應呢？

——“最嚴重的是人力的損失。犧牲的人數有各種說法，從七百萬到二千萬。如果再加上平民中的額外死亡數，那就是二千多萬。每一個家庭都有人犧牲。在我的丈夫的兄弟姐妹各家中，八個男性家長中死去了三個，包括我的丈夫在內；沒有一個被算在戰爭傷亡的數字內，因為他們都是直接死于戰爭的平民。蘇聯的損失遠比同盟國合起來的損失為大，比起美國的損失來大一百倍。在南方有一些村子里，可以同年輕姑娘結婚的男人一個也沒剩下，占領期所留下的是沒有父親的孩子，無人管教。”（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時代》第九章：第二次建設）

——“覺察得到，斯大林為自己的兒子而十分難過。他坐在桌旁，沉默了很久，一點東西也不吃。后來，他仿佛一面繼續思考著這一問題，一面沉痛地說道：‘多么艱苦的戰爭。它奪去了我們多少人的生命?？磥?，我們很少有誰的家庭沒有犧牲親人……’”（朱可夫元帥戰爭回憶錄《回憶與思考》第348頁）

有這種感受決非少數人——從前蘇聯到如今的俄羅斯所有有關回憶都異口同聲高度一致：前蘇聯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人在衛國戰爭中犧牲，從最高統帥到普通老百姓概不例外。

如果瞧不上蘇聯人舉的例子，那不妨看看美國人舉的例子。

美國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著名小說《戰爭與回憶》描述了一段歷史：納粹德國黨衛軍決定從把猶太人聚集的特萊津市的五萬居民中的五千人遣送到奧斯威辛死亡營，也就是說，去掉當地人口的10%。小說對此是如此描述的：

——“在一個擁有五萬居民的普通城市里，如果一場龍卷風的襲擊消滅了五千人，人們或許多少會有猶太人遇到一次遣送后所有的那種心情。”

——“你根本無法習慣于這種間歇性的災難。每一次，猶太區的結構總遭到徹底破壞。樂觀的情緒和信心黯淡下去了。死亡的感覺又上升起來。雖然誰也不知道‘東方’實際上是什么意思，但它是一種恐怖的名稱。不幸的人們驚恐萬狀地四下奔走，向親友辭行，把他們無法收進一只手提皮箱去的那一點點物件分送掉。中央秘書處受到瘋狂的申請人的包圍，他們想方設法、無孔不入去取得豁免。然而數字這座鋼鐵舞臺注定了這出悲?。何迩Ｎ迩q太人必須搭上火車。要是有一個人獲得豁免，另一個人就必須去替代。要是有五十個人給放過了，另外五十個自認為安全的人就必然象觸電那樣收到灰色的征召通知。”

海地也許可以算最近的例子：“普雷瓦爾對CNN表示，相信已有超過十萬人死亡，海地國會的一名參議員甚至表示這場該國200多年來最大的自然災害會造成 50萬人喪生，但兩人都承認并未取得確切數字。海地人口900多萬，如果遇難者達50萬人，那么將占總人口的5.6%。”

這一切都證明一個社會總人口的百分之若干“非正常死亡”是個不得了的社會性事件。海地地震死亡5.6%這個數字看來有些夸大，實際死亡率沒有那么高，但就這樣已經鬧得天翻地覆了。如果一個社會損失了總人口的10%那還得了？如此巨大的“非正常死亡”的社會性事件對整個社會不可避免要造成極大的沖擊，不可避免使整個社會每個角落都能感受到震撼，不可避免使每個老百姓都能感受到影響，決不可能瞞天過海——前蘇聯很長時間沒有公開過衛國戰爭的死亡統計數字，納粹德國嚴密封鎖滅絕猶太人的一切消息，更談不上公開統計數字。但這一切都瞞不過老百姓。對這種社會性事件官方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給出統計數字也好，不給出統計數字也好，給出的統計數字準確也好，不準確也好，瞎編亂造也好，對老百姓來說效果統統為零——老百姓是從切身感受而不是從統計數字和“精英”的“報告文獻”或“研究成果”得知這種社會性事件的存在。如果一個社會當真發生百分之若干的人“非正常死亡”，老百姓必然普遍有切身感受，必然不可避免發生“樂觀的情緒和信心黯淡下去了。死亡的感覺又上升起來”、“不幸的人們驚恐萬狀地四下奔走”之類狀況，不管如何嚴密封鎖消息也徒勞。反過來呢？如果不曾發生過這種事，那么不管如何聲嘶力竭添油加醋，老百姓照樣必定不會有普遍的切身感受。

無論是前蘇聯衛國戰爭的歷史實踐還是歐洲猶太人經歷納粹德國統治的苦難歷史實踐都證明了一個很殘酷但非常實在的經驗公式：社會總人口的10%“非正常死亡”意味著“每一個家庭都有人犧牲”。

根據這個經驗公式，如果當年中國當真發生了社會總人口的10%“非正常死亡”即“餓死六千萬”，那中國也必然“每一個家庭都有人犧牲”，即每個中國家庭都必然至少有一個親人餓死，必然“家家帶孝，戶戶舉哀”。既然如此，那么隨便攔住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中國老百姓一問，人家就應該而且必然可以不加思索列舉出自己家庭有什么什么親人當時餓死了，何時何地，年齡幾何，怎么個狀況，等等等等，確鑿肯定，毫不含糊，根本用不著少數專家“精英”象狗一樣到處亂鉆亂嗅亂刨亂拱亂挖亂搜“考證研究”，然后當成天大的發現讓全社會“如夢方醒”——隨便攔住個經歷過衛國戰爭的前蘇聯老百姓或經歷過納粹德國統治的猶太人問他們是否有親人死于戰爭，看人家可不可以不加思索地說出當年自己家庭里的什么什么親人怎么怎么死的——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實踐證明了的整個社會10%的人口 “非正常死亡”必然的社會效應。

（“精英”說，當年10%“非正常死亡”發生在農村，城市里沒餓死人。既然如此，那就是說，餓死的人在農村，那農村人口“非正常死亡”比率就應該比10%更高。也就是說，隨便問一個來自農村的人，其家庭親人中應該有不止一個人當時被餓死。）

如果當年中國不是“餓死六千萬”而是“餓死三千萬”呢？“餓死三千萬”是“餓死六千萬”的一半，那涉及的家庭也順理成章少一半，也就是說，“每兩個家庭就有一個家庭有人犧牲”——“隔家帶孝，鄰戶舉哀”。換句話說，隨便找個中國老百姓一問的結果，不是他的家庭當時有親人餓死，就是他的熟人中的一半家庭當時有親人餓死，概率是50%。

歷史真相只有一個，而關于這唯一的真相卻可以有無窮多的“理論”和“說法”。在這無窮多的“理論”和“說法”中正確的只有一個，即符合事實的那一個，其他的都是胡說八道。這就是說，理論上胡說八道的概率幾乎是無窮大，幾乎全不可信。要從這無窮多的胡說八道中大海撈針般撈出那唯一正確的理論，唯一的辦法是用事實篩選——理論要正確可信就必須有事實為后盾，而且這種后盾必須步步為營，處處有據，一處無據一處虛，哪點不實哪點假，一處有假全盤作廢。

“餓死三千萬”也好，“餓死六千萬”也好，餓死若干億也好，都是對中國1959—1961年“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這一重大社會性事件的描述。同一社會性事件，同一狀況，真相只有一個，描述卻可以無窮多。在這無窮多的描述中正確的只有一個，即符合事實的那一個。要從這無窮多的描述中大海撈針般撈出那唯一正確的一個，唯一的辦法是用事實篩選，對任何描述和說法有資格舉證的不是“精英”，而是百姓，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整個社會——對“精英”來說，人口的 “X%”“非正常死亡”“餓死X萬人”不過是個數字游戲，嘴巴動動筆桿搖搖就出來了。但對老百姓來說，這是不得了的嚴重現實，是個非常極端的社會事件。如果當真發生過這種事，全社會的每個家庭都會有不可磨滅的切身感受，不可能不影響到社會的每個角落，不可能不影響到每個家庭。所以對這種社會性事件的描述正確與否必須由經歷過這個社會性事件的絕大多數老百姓根據自己的親身感受來判斷：符合事實就必然有共鳴；不符合事實就必然格格不入。反之一樣：對于重大的社會性事件的描述和說法，能引起絕大多數老百姓衷心共鳴的才符合事實，絕大多數老百姓對之毫無感受或感受格格不入甚至截然相反的必然是胡說八道。沒有的事，再拼命編造也得不到老百姓的共鳴。普遍存在的事，再拼命壓制也堵不住老百姓的嘴——三鹿奶、拐賣兒童、蝸居之類倒是拼命壓著封著不準講，老百姓不是照樣一清二楚？

就我個人經歷而言，我在城市長大，經歷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當時不曾見過聽說過誰家有人餓死。長大后幾十年走南闖北，接觸過不少人，天南地北、城鎮鄉村、“陽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打過交道，來自農村的朋友不少，大家在一起也沒少談論過那“三年經濟困難”的日子。所有的朋友，包括來自農村的朋友，除了來自河南信陽的以外，沒有一個說自己家里當時有人餓死，也沒有一個說看到、聽到左鄰右舍親朋好友有誰餓死。如果“餓死X千萬”這種X%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全國性社會性事件確有其事，那么不可能那么多人都毫無印象一無所知只字不提。來自河南信陽的幾個朋友告訴我當時他們那里餓死了人——每個人都說得非常明確肯定：家里誰誰誰餓死了，是村干部把老百姓口糧拿走造成的，是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下令干的。（1979年1月24日xxx親自為吳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會，宣布吳芝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對于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他們還告訴我，“信陽事件”當年轟動全國，“中央領導說，抗美援朝三年戰死了三十九萬，你們信陽一次就餓死了三十九萬，居然趕上了一場抗美援朝”。他們還告訴我，當時處理信陽事件撤了一大批干部，有些地區的村干部被老百姓打死了：為什么老百姓家家餓死人，而你們干部家里沒餓死人？

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信陽事件”證明當年餓死人確有其事，但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走資派”為造“政績”保權力，冷血動物般殘忍地硬搶走了老百姓的活命糧導致餓死人。罪魁禍首是當時的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以及當時在一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躍進”中為吳芝圃撐腰打氣、后來又為吳芝圃平反主持追悼會的總書記。“信陽事件”當時轟動全國，被抓了典型，可見“信陽事件”不是全國普遍性事件，否則全國老百姓都會象信陽老百姓一樣，見面一開口就能舉出自己家里當年餓死了誰誰誰。這就是說，當年X%的“非正常死亡”是局部存在的問題，不是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說，從全國絕大多數老百姓親身經歷中根本找不到支持所謂“餓死X千萬”的證明。

網友【吳佑鄉】于2010-1-12 17:54:31發表評論說：“我是60年代入伍的，當兵十九年在班排連營團師大軍區機關都工作過，和我一起工作過的上下級和同級戰友來自全國的18個省份，他們除了一小部分來自城鎮，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廣大的農村和偏遠地區，談到自然災害時期的困難雖然感觸不同，也只是聽說過有餓死人的，但是都只是聽別人說過誰也沒親眼見過，本家族更沒有餓死人的情況。再說文革時期3000萬知青下鄉如此龐大的陣容誰沒見過呢？如果餓死了不要說3000萬，在人口還不到6 億的時代就是餓死300萬不也是非常龐大的數字嗎？可是又有誰真正見到過呢？”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5218.html）

網友【wenh】于2010-1-12 16:05:46評論說：“我在大城市長大，老家在河北農村，插隊在山西農村。‘節糧度荒’時我上小學。那時我親眼見到的最嚴重的情況是有人營養不良腿有浮腫，用手按腿，按下的指印不會馬上反彈。對于驗出有浮腫的人，當時政府特殊供應黃豆增加營養。至于說大量餓死人，我絕對不信。我親自接觸的從小學到大學的同學，工廠同事，老家親戚，插隊地的村民，不只上千人，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親身見過有餓死人的情況。3000萬，真是天方夜譚！上山下鄉知青也不過 1000多萬。大家可以問問周邊的人，有幾個人沒親自見到過知青？謊言造得如此離譜，還振振有詞，真是不要臉到了極點。”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5218.html）

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公式，如果中國當年當真“餓死六千萬”即10%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那么必然出現全國性的“每個家庭都有親人餓死”的情況。如果“餓死三千萬”即5%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那么必然出現全國性的“每兩個家庭就有一親人餓死”的情況。而經歷過“三年經濟困難”的中國老百姓的親身經歷證明：全國性的“每個家庭都有親人死亡”或“每兩個家庭就有一個親人死亡”的情況根本不存在。這就證明所謂“餓死X千萬”、“X%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等說法全是胡說八道。

（如果文匪“精英”們一口咬定“餓死六千萬”確有其事，那他們應該能毫無困難、明確肯定地說出他們家里有誰當年餓死了。如果咬定的是“餓死三千萬”，而他們自己家庭又沒餓死人，那就應該能毫無困難、明確肯定地說出他們的左鄰右舍親朋好友里當年有誰餓死了。如果他們一個實際熟人也舉不出來，那就只有兩種可能：第一，他們撒謊。第二，他們是參與制造“餓死X千萬人”的兇手——奪走了別人的糧食，所以自己家里沒人餓死，所有親朋好友里也沒人餓死。如果他們是制造大規模餓死人的兇手，那就必須新帳老帳一起算，追究他們的殺人罪行。）

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公式，從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可以判斷出“餓死X千萬”是彌天大謊。這種判斷與統計數字完全相符。

網友“野草”文章“從《中國人口年鑒》看三年困難時期和毛時代計劃生育”（見附錄二）用中國人口年鑒的數字把舊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人口死亡率做了個對比。我把這些數字轉換成圖表，用更直觀的方式對比表現出來。（見附錄一）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算上嬰兒死亡率，舊中國與毛澤東時代人口死亡率的差別是數量級的差別，是千分之幾百與千分之十幾的差別。即便不算嬰兒死亡率，解放后最困難的1960年人口死亡率也才幾乎是解放前人口死亡率的一半。而這里引用舊中國的死亡率數字還是“全國屬于較富庶地區，交通也相對發達，且這幾年并未受到戰亂影響”、死亡率最低的地區。孰優孰劣，孰是孰非，孰功孰罪，一目了然。所謂“餓死X千萬”、“1959和1960兩年和平時期死的人超過了八年抗戰”、“毛澤東一朝一代餓死的人數比歷朝歷代餓死人的總和，還要多750萬人”之類說法一看就知道是胡說八道憑空捏造。

“餓死X千萬”是“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的“新生事物”，而且是“精英”提出、“精英”調查、“精英”舉證、“精英”總結、“精英”宣傳、從頭至尾“精英” 一手包辦的“精英科學”，根本沒老百姓的份。老百姓的親身經歷老百姓自己居然沒資格講，要“精英”來告訴你“被餓死”了多少多少萬——老百姓身邊死沒死人老百姓自己難道不知道？難道沒你這“精英”指手畫腳說三道四老百姓連活人死人都分不清？

“精英”用“餓死X千萬”大做文章，當真是“以人為本”、“關心生命”嗎？那為什么不關心關心近在眼前的生命？為什么不看看如今發生在眼皮底下的餓死人事件？

——“下崗女工餓死床上五年多變成一具白骨”、“‘廠花’死家中五年無人知”、“我已經幾個月沒吃肉了，好想吃燒白，好想吃回鍋肉……”、“我已經一個月沒吃主食了……”（最后一篇日記寫于2000年7月）（重慶晚報/都市頻道/都市新聞2005年11月08日第06版）
http://www.cqwb.com.cn/webnews/htm/2005/11/8/169637.shtml

——“大頭娃娃事件”——所謂“大頭娃娃”不就是慢性餓死造成的嗎？毒奶粉里沒奶沒營養，活活把嬰兒餓成“大頭娃娃”而死，這難道不是近在眼前、活生生的大規模餓死人？

“精英”們既然那么悲天憫人，那么“道德的血液”，那么“人道主義”，對餓死人那么義憤填膺，那么為什么只對幾十年前的三年內餓死人感興趣，對三十年來眼皮底下已經和正在被餓死的老百姓不感興趣？為什么只有興趣給幾十年前的三年內餓死的人寫《墓碑》，卻沒興趣給三十年來眼皮底下被毒奶粉、“三鹿奶粉”、“ 毒大米”、“地溝油”之類造成的無數“大頭娃娃”、“結石娃娃”、“下崗女工餓死床上五年多變成一具白骨”之類已經和正在被餓死的老百姓寫《墓碑》？為什么對根本不存在的“餓死X千萬”情有獨鐘，對眼前活生生的受害者視而不見？真有本事有骨氣有膽量，調查調查、研究研究、描寫描寫毒奶粉、“三鹿奶粉”、“ 毒大米”、“地溝油”之類的犧牲者——“大頭娃娃”、“下崗女工”們的現實狀況和悲慘遭遇——真要珍惜生命，搶救比哭喪實際，幫助將死未死的比憑吊已死多年的實際，正視保護現實存在的比號淘編造根本不存在的實際。這一切，那些號稱充滿“知識分子的良心”、“道德的血液”、“普世價值”、“人道主義”的文匪 “精英”們肯做嗎？敢做嗎？會做嗎？我料定你們不肯做，不敢做，不會做——你們敢站出來證明我錯嗎？不敢，就證明你們的“以人為本”、“知識分子的良心 ”、“道德的血液”、“普世價值”、“人道主義”等等沁人心脾全是“兒媳婦大肚子——裝孫子”。

文匪“精英”們編造“餓死X千萬”不僅是造謠，而且是犯罪，十惡不赦的滔天大罪，要害有二：

1．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捏造了“餓死X千萬”，就在事實上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扣了頂“反人類罪”的大帽子——蓄意餓死人，而且“餓死X千萬”之多，用美國人的話說“相當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屠殺人數的10到12倍”——紐倫堡審判給納粹黨定了個“反人類罪”。“相當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屠殺人數的10到12倍”不是10到 12倍的“反人類罪”又是什么？

犯了“反人類罪”的政黨還有資格執政嗎？別說執政，連存在都沒資格——德國納粹黨被定了“反人類罪”，于是嚴厲取締。不僅取締，而且全黨人人過關：從上到下，凡加入了納粹黨的，不管是一把手、二把手還是普通黨員，全部都要清理。不管與“反人類罪”沾邊的納粹黨徒們如何拼命聲稱自己不知情、僅僅是服從命令、沒主動干過壞事……結果呢？諸如此類辯解概不認帳，全部清算，一個不饒。這就是歷史的邏輯——只要沾上了“反人類罪”，如何定性評價處理就由不得你了。

就憑“餓死X千萬”這一條，任何人都可以振振有詞說你中共是“反人類”的“邪惡組織”，應該取締，就象取締德國納粹黨一樣，說你中共政權是“反人類”的“ 罪惡政權”，應該推翻，就如同推翻希特勒政權一樣——誰能說取締納粹黨、推翻希特勒政權不對？難怪劉xx們那么理直氣壯：“偽政府必須辭職，xx必須下臺 ”、“必須在人民之中組織武裝部隊”、“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們之所以站出來，是重新喚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們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有罪，“餓死X千萬”則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奠定了理論基礎和輿論基礎，換句話說“餓死X千萬”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它媽。

辛子陵說：“我想奉勸身居高位的政治家們，要一心一意搞改革開放，特別是要支持政治體制改革，不要腳踩兩只船，為復辟毛時代留下退路。真要以毛的是非為是非，你們都是正在走的走資派。”“不要以為‘我當年是反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在我主政的地區為毛主席立過像’，毛派就放過你，把你‘三結合’進去。”

不過辛子陵還有另一半話沒說全：“真要以毛的是非為是非，你們都是正在走的走資派”——那么“真要以‘民主化’、‘普世價值’的是非為是非”呢？你們都是犯了“反人類罪”的“邪惡組織”的繼承人、同謀犯。“不要以為‘共產黨不共產了’、‘改邪歸正了’、‘痛改前非私有化’了，‘一心一意搞改革開放，特別是要支持政治體制改革’了，‘反人類罪’的帽子就不存在了，就可以仿佛象沒有前科的沒事人似的‘從零開始’、‘從頭再來’了，就可以跟‘歷史清白’的‘民主黨團’平起平坐了” ——當年納粹德國的海軍司令鄧尼茨跟“反人類罪”幾乎不沾邊，但因為當了希特勒的繼承人，那就照樣按罪犯抓，按罪犯判，判了十年。繼承了“反人類罪”的政黨就必須繼承“反人類罪”的歷史包袱，想跑也跑不了。

有些人以為把自己的罪責嫁禍給毛澤東就可以蒙混過關了，可以繼續大權在握唯我獨尊了。辛子陵吳敬璉們早就堵死了這條路，明確告訴這些人：這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愿。要證明“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可以，交出“投命狀”來——“支持政治體制改革”。怎么改呢？吳敬璉的答案：“現在的進一步改革將不可避免地損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而后呢？“普世價值”、“民主化”、“民主是個好東西”、“自由選舉”……只要到了這一步，今天已經被用“餓死X千萬 ”深謀遠慮地扣上了“反人類罪”的中國共產黨還想繼續存在下去嗎？一個有蓄意“餓死X千萬”的“反人類罪”的“前科”的政黨還想參加競選嗎？別說參選勝選，連存在都不可能——別看辛子陵吳敬璉們今天只罵毛澤東、不罵共產黨，那僅僅是一時的策略，無非是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一旦成了氣候、由不得你共產黨說了算時，豈有不翻老帳之理？西方競選誰的老底不被翻個底朝天？中國如果也到了那一步，辛子陵吳敬璉們今天強加的“反人類罪”的“罪行”哪有不炒破天之理？那時誰沾“中國共產黨”誰等于是“罪犯”，想不“改名易幟”都由不得你。辛子陵吳敬璉們今天雖然對這種前景只字不提，卻一直在不聲不響為這種結局的出現創造充要條件，為將來徹底取締共產黨悄悄布閑棋、下冷子、奠定基礎——“能做不能說”。

2．反民族罪，賣國罪

當年丘吉爾堅決反對印度自治：

——“印度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確切地說，它是一個聚居著許多民族的大陸。能與印度相提并論的是歐洲，但歐洲不是一個政治實體。印度是一個地理上的抽象概念……，這種維系印度存在的觀念上的統一，完全是通過英國在印度的中央集權政府才體現出來，其表現形式是印度的唯一通用語言——英語。”

——“在印度陷于異常嚴重的種族和宗教糾紛所折磨的時候，無疑是不能給予自治領地位的……，我們對印度35，000萬人的幸福負有責任，而印度的政界人士僅代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因而不可能賦予這種地位。”

——“只要英國權力有一刻的松懈，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之間的舊有仇恨就會死灰復燃，并有變本加厲以致達到極其狠毒之勢。他們這種仇恨是我們難以想象的。在印度，終生比鄰相居的民眾，一旦被這種情緒所支配，就會彼此廝殺，男女老幼都卷進去。自從人們認為英國即將失去其統治并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使英國撤出以來，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之間關系的惡化，是一百年來所未有的。”

（以上見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風云緊急》第五章“被蝗蟲吃光的年代”）

丘吉爾還說，讓印度自治“最后的結果必定會使我們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會遭受到無法估計的禍害”、“或者是印度的專制主義……，或者是使殘酷內戰重新爆發”、“試圖用貓肉來喂老虎是不會使其心滿意足的”。

丘吉爾的立場是西方殖民主義者的一貫立場：白種人是優秀人種，亞洲人是劣等人種，劣等人種不能自己治理自己，離開了白人的統治就要天下大亂死人無數。 1948年英國搞印巴分治后發生了種族大仇殺和印度巴基斯坦的大敵對，西方白人于是振振有詞：我早說過劣等人不能自治，更不能獨立，必須給我當殖民地，否則就要大規模死人，現在全應驗了吧？——“防止發生大規模死人事件”一直是白人殖民主義者推行殖民主義的最大借口和理論根據。

在西方白人種族主義者的眼里，中國人與印度人沒什么區別，同樣是“劣等人”，同樣“沒能力自己治理自己”。

1943年德黑蘭會議上美英蘇“三巨頭”曾上有如此對話：

——“斯大林對于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評價很低。羅斯?？偨y‘提到了他喜歡談論的題目之一，教育遠東殖民地的人民，要他們學習自治的藝術。’”（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五卷《緊縮包圍圈》第十九章“德黑蘭：會議開幕”）

——“斯大林……不相信中國在戰爭結束時會變得強大，即使強大，歐洲國家也會對中國擁有對他們發號施令的權力而感到厭惡。在這一點上，蘇聯領袖確實表現得比羅斯?？偨y更有遠見，更有切合實際的判斷力。”（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五卷《緊縮包圍圈》第二十章“談話與會議”）

你看，“教育遠東殖民地的人民，要他們學習自治的藝術”——如果承認“遠東殖民地人民”如中國人有自治能力，哪用得著“教育”、“要他們學習自治的藝術 ”？這還算對中國客氣的。要是不客氣呢？“即使強大，歐洲國家也會對中國擁有對他們發號施令的權力而感到厭惡”，而丘吉爾完全贊同：“在這一點上，蘇聯領袖確實表現得比羅斯福總統更有遠見，更有切合實際的判斷力。”

一貫把中國人當劣等人當慣了的英國人毫不掩飾對中國人的輕篾：“英國方面始終認為中國的軍隊是無法組織成任何戰斗機構的”、“韋維爾上將飛抵重慶白市驛機場時，帶來20幾名衣飾鮮亮、趾高氣揚的軍事助手和參謀。這些狂傲的大不列顛軍官從走下飛機的第一刻起，就以一種西方人的優越感俯視前來歡迎他們的中國主人，并且公開把中國的委員長稱做‘酋長’，那意思是中國人還都是原始的部落民。”（《中國遠征軍》第52節）

所有這些都說明一個事實：在外國“優等民族”眼里，中國人是那樣劣等：“原始的部落民”、“無法組織成任何戰斗機構”、沒有自治能力，必須“要他們學習自治的藝術”，中國人必須永遠低人一等：“即使強大，歐洲國家也會對中國擁有對他們發號施令的權力而感到厭惡”。

捏造“餓死X千萬”正好為西方種族主義者提供了人家最需要的東西：你中國人自己“證明”自己“劣等”，“劣等”得自己治理不了自己，一離開白人的統治就天下大亂，就死人無數，可見跟印度一樣，只配當殖民地，不配獨立。

“精英”可以爭辯：一切都是毛澤東壞，共產黨壞，不是我們“精英”的責任。

然而這是“精英”自己給自己吃開心丸的說法，不是西方“優等民族”的說法。劉亞洲不是說嗎？“外地人聽見這件事后，說，北京人真殘忍。香港和臺灣人聽說這件事后說，大陸人真殘忍。南朝鮮、日本人聽說這件事后說，中國人真殘忍。美國人和西方人聽到后說，東方人真殘忍。”——在中國“精英”眼里，“餓死X千萬 ”是毛澤東共產黨干的，在西方大老爺眼里，“餓死X千萬”是中國人干的。一個民族自己對自己干出這種事，可見是“野蠻人“，是“劣等民族”，可見應該低人一等，可見一旦地球資源不夠我揮霍時就應該優先淘汰掉這野蠻的“劣等民族”。

（不但捏造“餓死X千萬”，中國“精英”更干脆公開宣稱中國人“民智未開”，惟恐別人不以為中國人“劣等”——“民眾，特別是當下民智未開的民眾，常識經常是缺乏的。[《南方人物周刊》：“張維迎，長達25年的罵名”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傅小永、陳東2007-07-16 11:25:00]）
（http://www.infzm.com/content/4550）

張宏良教授說：“因為文革是人類浩劫，所以中國人是野蠻人，是野蠻的印第安人，是野蠻的非洲黑人，是理應進行屠殺和滅絕的文明世界之外的人。奧巴馬在最近諾貝爾和平獎的獲獎發言中公開聲稱，由于文革的種種殘暴，尼克松放棄對中國實行軍事打擊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同樣也是由于文革的種種殘暴，所以就可以隨便向中國一個省出售武器，就可以隨便在中國政府之外再會見一個二個或者更多的政府首腦，就可以隨便支持中國所有的分裂勢力，就可以隨便操控中國內部的漢奸勢力，就可以隨便以各種名義掠奪中國財富，以及隨時都可以對中國進行各種打擊?？傊母镆殉蔀閿硨萘缰腥A民族的萬能魔瓶，哪怕是明天將13億中國人民徹底滅絕，只要一說中國人有文革，就會如同當初滅絕印第安人一樣心安理得。”

把張教授這段話的“文革”換成“餓死X千萬”同樣成立：

“因為‘餓死X千萬’是人類浩劫，所以中國人是野蠻人，是野蠻的印第安人，是野蠻的非洲黑人，是理應進行屠殺和滅絕的文明世界之外的人。由于‘餓死X千萬 ’的種種殘暴，尼克松放棄對中國實行軍事打擊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同樣也是由于‘餓死X千萬’的種種殘暴，所以就可以隨便向中國一個省出售武器，就可以隨便在中國政府之外再會見一個二個或者更多的政府首腦，就可以隨便支持中國所有的分裂勢力，就可以隨便操控中國內部的漢奸勢力，就可以隨便以各種名義掠奪中國財富，以及隨時都可以對中國進行各種打擊?？傊?，‘餓死X千萬’已成為敵對勢力毀滅中華民族的萬能魔瓶，哪怕是明天將13億中國人民徹底滅絕，只要一說中國人有‘餓死X千萬’，就會如同當初滅絕印第安人一樣心安理得。”

同樣，“把‘餓死X千萬’作為毀滅中華民族的罪惡借口，并不是美國人發明的，而是中國人提供的。所以，究竟是美國人在利用買辦漢奸來解體中國，還是買辦漢奸在利用美國等北約國家來摧毀中國，已成為最令人困惑莫解的歷史謎團。但無論這些內鬼外賊之間是誰利用誰，中華民族都將會面臨一場真正的歷史浩劫。中國歷史上，凡是借用外來力量解決國內政治問題的，其結果無不是或者內亂或者亡國，絕無任何一次例外。而這一次外來勢力干預中國的借口，就是‘餓死X千萬’”。

張宏良教授還指出：“美國對中國已徹底跨越了和平底線，除了還沒有發動直接軍事打擊之外，其他所作所為幾乎完全進入了敵對狀態。連旁觀的俄羅斯都被中國落入美國魔掌的悲慘狀況震驚得不寒而栗，最近在匆忙立法，把所有膽敢妖魔化俄羅斯的親美分子，統統定罪為法西斯分子。”

捏造“餓死X千萬”為外部敵人滅絕中華民族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和借口，為一切賣國賊提供了最好的賣國依據：“餓死X千萬”證明中國人自己不能治理自己，理所當然該當外國殖民地。

難怪劉xx會那樣理直氣壯：

——“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樣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難怪焦國標敢如此瘋狂囂張：

——如果有一天我執掌了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一分錢就把她賣給美國作它的第五十一個州。”

——“如果當年美軍拿下朝鮮半島，越過鴨綠江，直搗北京城，推翻毛澤東的政權，像滿人趕走李自成那樣，后來的一切災難都可以免除，現在中國大陸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度應該與今天日本、韓國、臺灣人民不相上下，根本無須幾十年后來xxx再搞什么改革開放。”

——“我建議美國考慮把中國切分成七個國家，讓她回到秦統一以前去。這有兩個好處：一，這對世界安全，這對中國人民安全，免得再有像朱成虎這樣的狂妄之子挾持大中國，抵御世界文明；二，到那時，河北小伙找個湖北媳婦，就可以自豪地說：不才找個外國妞，楚國的。你一聽說一個德國人找個法國媳婦，肯定覺得很羨慕，實際上等于湖南小伙找個湖北妹子。中國人要過跨國婚姻的癮，最簡單的辦法是把中國分成歐洲那么多個國家，四十多個吧。要實現這一夢想，還得等東亞恐怖主義被平定之后，就請未婚的中國男女們快快伸出援手吧。”

——“假如能再來一次，日本軍隊又占據了中國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處？我就會學習汪精衛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漢奸！曲線救國實在比直線救國好。”

——“假如中國做了日本的殖民地，咱北京故宮的珍寶還不都運他東京去呀？他想運就運吧，從北京運到東京，不過是換個地方，有什么呀？說不定比放北京還保險。”

——“誰說民主不可輸出？民主不可輸出，是國際政治舞臺上流傳了幾十年的謬論?，F在看來，民主不僅可以輸出，而且應該用導彈輸出。伊拉克戰初發動時，我曾預言不出三五年，在人類文明最古老的區域之一，一個新生的民主伊拉克將綻放出來。”

——“對那些缺糧的國家，西方國家根本不應供應糧食，應該發射導彈，幫助建立起民意政府。”

——“鴉片戰爭前夕，英國有一派力量估計，不消幾星期，就能把外強中乾的大清朝打下，后來事實正是如此。前不久，日本、美國都有聲音說，一兩個星期就能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非法存在的問題。彷佛時光倒流，又回到鴉片戰爭以前。”

……

由此可見捏造“餓死X千萬”是不折不扣的反民族罪行，徹頭徹尾的漢奸賣國行為，罪大惡極。

順便說一句：中國的1954年、1975年、1978年這三個版本憲法里都有“懲辦一切賣國賊”的詞句。而1982年的憲法條文中“懲辦一切賣國賊”這句話被刪除了。換句話說，從1982年起中國從法律上講不再有“賣國”罪——賣國無罪，那愛國自然就有罪。難怪1982年之后中國只有“愛國賊”而沒有“賣國賊”——賣國無罪，那叫“融入世界”、“與國際接軌”；而愛國有罪——那叫“極左”、“極端民族主義”、“瘋狂”、“民粹”、“愛國賊”……

（寫到這里不禁佩服“改革精英”們的高瞻遠矚、深謀遠慮：說是“摸著石頭過河”，實際早有準備，大規模下崗之前先取消罷工、四大、收繳民間一切武器；大規模賣國之前先修改憲法取消賣國罪，緊鑼密鼓卻又不動聲色未雨綢繆，實在處心積慮老奸巨猾。）

憲法只有“叛國罪”而取消了“賣國罪”，那么賣國就無罪了嗎？

賣國賊特指對外出賣本國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員。因為草民百姓是無資格與洋大人簽屬條約的。所以，賣國賊這個罪名，特指性極強，只有位高權重者才有可能擔得起。

“賣國”是相對于全體人民而言。

“叛國”是相對于政權而言。

如果政權本身就是賣國政權，那“賣國”與“叛國”就不是一回事。一個人可以“賣國”而沒有“叛國”，比如李鴻章，從中華民族的立場看是賣國賊，從滿清政權太后老佛爺的立場看并沒有“叛國”。但不論李鴻章怎樣緊跟以老佛爺為核心的皇中央，不論主子如何抬舉這位忠誠的奴助手，只要廣大民眾認為李鴻章是賣國賊，那他就是賣國賊。

什么是賣國，最具有解釋權的還是廣大民眾。如果廣大民眾認為是賣國，那就是賣國。賣國不賣國到頭來是廣大人民群眾說了算，而不是少數文匪“精英”官僚說了算。

捏造“餓死X千萬”是不折不扣的反民族賣國罪行。對捏造“餓死X千萬”的賣國罪行不堅決斗爭，就是容忍賣國，容忍為民族滅絕做準備。只要不是死心塌地處心積慮滅絕中華民族的賣國巨惡，認同“餓死X千萬”就等于在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上簽字畫押，如同阿Q在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上畫圈一樣。

阿Q最可悲之處在于明明是在為自己的死亡畫圈卻懵然無知，還極其鄭重其事認真地想畫得漂亮些：“阿Q伏下去，使盡了平生的力氣畫圓圈。他生怕被人笑話，立志要畫得圓，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沉重，并且不聽話，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卻又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了。阿Q正羞愧自己畫得不圓……他以為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有時要抓進抓出，有時要在紙上畫圓圈的，惟有圈而不圓，卻是他‘行狀’上的一個污點。但不多時也就釋然了，他想：孫子才畫得很圓的圓圈呢。于是他睡著了。”——如此愚昧，可悲不可悲？

一本正經、十分虔誠地認同“餓死X千萬”的中國人比那“使盡了平生的力氣畫圓圈”的阿Q又高明到哪里？捏造“餓死X千萬”分明是為制造中國人是“劣等民族 ”提供依據，為將來某一天徹底滅絕中華民族做準備布陷阱，你還煞有介事自以為是，還以為在行善積德，這不等同于阿Q恭恭敬敬地畫自己的死亡圓圈嗎？不認清這其中的厲害，遲早要為此付出血的代價。

至于處心積慮捏造“餓死X千萬”的元兇巨惡如辛子陵、吳敬璉、茅于軾、楊繼繩之類極其后臺等大小漢奸，遲早要被中國人押上歷史的審判臺。對此正用得著陳老總的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不信？走著瞧！

附錄一，舊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人口死亡率對比圖
附錄二，野草：從《中國人口年鑒》看三年困難時期和毛時代計劃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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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舊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人口死亡率對比圖

舊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人口死亡率對比圖

黎陽

2010．1．10．

網友“野草”文章“從《中國人口年鑒》看三年困難時期和毛時代計劃生育”（見附錄）用中國人口年鑒的數字把舊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人口死亡率做了個對比。我把這些數字轉換成圖表，用更直觀的方式對比表現出來。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舊中國與毛澤東時代人口死亡率的差別是數量級的差別，是千分之幾百與千分之十幾的差別。而這里引用舊中國的死亡率數字還是“全國屬于較富庶地區，交通也相對發達，且這幾年并未受到戰亂影響”的地區。孰優孰劣，孰是孰非，孰功孰罪，一目了然。 

 
附錄：從《中國人口年鑒》看三年困難時期和毛時代計劃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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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野草(吳.村.賞.柏) [21:6235], 23:31:01 4/20/2000:

這里提供部分資料、文獻，供朋友們參考。

一、中國不同時期的人口統計資料

表一 1931─1934年江蘇省江陰縣農村人口貧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 度 ------ 富有者 --- 安舒者 --- 貧窮者 ---- 總 計
1931─1932 ----- 26.5 ----- 39.6 ----- 45.6 ----- 42.8
1932─1933 ----- 32.3 ----- 31.0 ----- 39.6 ----- 36.1
1933─1934 ----- 33.9 ----- 49.3 ----- 56.0 ----- 52.0
1931─1934平均 - 30.9 ---- 39.9 ----- 47.4 ──

2、嬰兒死亡率
---年 度 ------ 富有者 --- 安舒者 ---- 貧窮者 ---- 總計
1931─1932 ---- 161.3 ----- 219.8 ---- 198.2 ----- 203.4
1932─1933 ---- 275.9 ----- 240.2 ---- 239.2 ----- 241.8
1933─1934 ---- 379.3 ----- 373.5 ---- 403.4 ----- 309.3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第叁編（1936年）。

野草注：之所以選擇1931─1934年的該地資料，原因在于手頭沒有全國性的資料（恐怕以當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進行這樣的調查），而該地在全國屬于較富庶地區，交通也相對發達，且這幾年并未受到戰亂影響。

表二 解放后歷年（1949─1966）全國人口死亡率（千分比）

年度 -- 全國 ---- 城市 --- 農 村
1949 -- 20.00
1950 -- 18.00
1951 -- 17.80
1952 -- 17.00
1953 -- 14.00
1954 -- 13.18 --- 8.07 -- 13.71
1955 -- 12.28 --- 9.30 -- 12.60
1956 -- 11.40 --- 7.43 -- 11.84
1957 -- 10.80 --- 8.47 -- 11.07
1958 -- 11.98 --- 9.22 -- 12.50
1959 -- 14.59 -- 10.92 -- 14.61
1960 -- 25.43 -- 13.77 -- 28.58
1961 -- 14.24 -- 11.39 -- 14.58
1962 -- 10.02 --- 8.28 -- 10.32
1963 -- 10.04 --- 7.13 -- 10.49
1964 -- 11.50 --- 7.27 -- 12.17
1965 --- 9.50 --- 5.69 -- 10.06
1966 --- 8.83 --- 5.59 --- 9.47
1967 --- 8.43
1968 --- 8.21
1969 --- 8.03
1970 --- 7.60
1971 --- 7.32 --- 5.35 --- 7.57
1972 --- 7.61 --- 5.29 --- 7.93
1973 --- 7.04 --- 4.96 --- 7.33
1974 --- 7.34 --- 5.24 --- 7.63
1975 --- 7.32 --- 5.39 --- 7.59
1976 --- 7.25 --- 6.60 --- 7.35

資料來源：《中國人口年鑒》（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人口研究中心編）我想，根據上述資料，所謂“餓死叁千萬”的妖言可以塵埃落定。按照《廬山會議實錄》李銳提供的數字， 59年人口凈增長1113多萬，1960年凈減少1100萬，1961年人口凈減少348萬。從表二中所列數據，以1959年與1961年相比，人口死亡率相差無幾，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差距？非正常死亡人數究竟是多少?如果一個相對客觀的人，應當是不難得出正確結論的。我的計算方法是：將叁年困難時期總死亡率，減去此前叁年的總死亡率，所得即非正常死亡率.將這個非正常死亡率乘以人口總數，即叁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數。 

這里必須指出的是，依照我的計算方法得出的非正常死亡數（注意：非正常死亡并不完全等于餓死），是以解放后取得的成就（即參照1956─1958年的死亡率）為基礎的！如果參照1949年的死亡率，恐怕連1959、1961年都不能算作災年。更別說如果參照以解放前的中國（以1934年的江蘇江陰為參照，已經是相當樂觀了！別忘記了，34年已經接近舊中國經濟最好的一年[1936年]，江蘇當年又是全國經濟較發達地區），會得出什么結論。某些痞子說，不能將戰亂與和平年代相提并論，甚至說什么中國不需要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戰亂年代當然是不能與和平年代相提并論，但不妨問一句：戰亂是誰造成的？是反抗者還是壓迫者？解放前，人均壽命叁十五歲，文盲率高達80%，這是戰亂可以解釋得通的？！中原大戰后， 國民黨統治的大部分地區有戰亂嗎？那里情況怎樣（表一就是明證！）？解放戰爭期間，直到渡江戰役開始前，戰場始終在長江以北，江南又何所謂戰亂？！那里的情況怎樣？本來，象蔣介石那樣早已經為絕大多數中國人唾棄的政治僵尸，根本就不必多言。但近年來，有不少“自由主義”精英之流的人物卻很熱衷于為其招魂，說什么國民黨統治下的“自由”雖“少”，但比“無”好。對于他們這些精英而言，確實是有很多自由。但對于喜兒、蘆材棒等底層民眾而言，恐怕是無福消受這種“自由”吧？──且不說抗戰前與抗戰中，就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地方大員競逐“五子登科”的勁頭，掠奪民脂民膏的丑惡、無恥嘴臉，連你們的美國爸爸都認為不可救藥！而且，這個所謂的“五大強國”之一，當年為了順利“接收東北”，不僅出賣了外蒙古主權，并出租大連、旅順港和中長鐵路（租期30年，后在1950年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收回）；為了獲得美國老子的“援助”，不僅縱容美軍在中國為所欲為（甚至國民黨交通次長之女被強奸，也被某些御用文人說成是“似非良家婦女”！──次長的女兒遇害尚且如此，遑論普通百姓?。?，更簽訂《中美友好通商條約》、《中美航海條約》等賣國條約；為維護獨裁統治，不僅破壞政協會議，而且撕毀停戰協定并挑起全面內戰；在“改善民生”方面，不僅創下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通貨膨脹記錄，戰敗逃離前，還在大陸對普通百姓進行了大掠奪（我們不要忘記，臺灣能夠有今日的發展，其原始發展資金的絕大部分就來自這次掠奪）！這樣的政府，還要指責人民不該反抗？！ 當然，在事實面前，這些荒謬絕倫的胡言亂語根本就站不住腳。比如所謂的戰亂年代真能搪塞一切嗎？從表二可以看出，被稱作“全面內戰”、“十年動亂”的文革，其人口平均死亡率，比此前的絕大部分年份都要低，而且總體呈逐年下降趨勢。請問某些造謠生事之人，為什么毛澤東的“動亂年代”，人口死亡率會逐年下降，而“蔣公”的戰亂年代卻是另一幅光景？！ 

二、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生育

這里，我列出毛澤東時代一些關于計劃生育的政策、社論以及領導人講話目錄，供朋友們參考。

1、《提倡節育》（劉少奇，1954年12月27 日）
2、《衛生部關于人工流產及絕育手術的通知》（1956年3月30日，）
3、《衛生部關于避孕工作的指示》（1956年8月6日）
4、《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周恩來，1956年9月
27日）5、《應該適當地節制生育》（《人民日報》1957年3月5日社論）
6、《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1957年10月25日）
7、《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1962年12月18日）（以上皆轉引自《中國人口年鑒》1985年）
8、《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57年10月9日[注：將“引蛇 出洞”與批馬寅初相聯系的人，且問反右何時開始的？]）
9、《農村衛生工作和計劃生育問題》（《周恩來選集》下卷，1965年11月1日）這些年，由于某些別有用心者的造謠，許多原本明了的事實都成了一鍋粥般的糊涂賬。比如新中國人口的膨脹，許多人就片面地將新中國人口膨脹原因歸咎于毛澤東。我在《關于“餓死叁千萬”、毛澤東與今日某些右派》中已經指出，新中國人口增長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批判馬寅初。我認為真正原因是──新中國人均壽命大大延長、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而相對落后的生產力導致了中國人“多子多福”觀念根深蒂固。實際上，從今天雖然采取了種種非人道手段來強制計劃生育，卻仍然難以遏制人口增長的勢頭，已經可以看出──當年真正缺的不是宣傳和提倡，而是沒有采取類似今天的手段而已（如果真采取這類手段，恐怕又要被某些人大肆攻擊為“暴政”之類──真是說你壞，你就壞，不壞也壞）！關于此，在蘇聯、德國等歐洲國家也可以找到佐證──這些國家為鼓勵人口增長，采取了“英雄母親（蘇聯）”等措施，但其人口出生率卻始終很低，德國二戰后總人口甚至是負增長！有趣的是，這些年許多新右派分子往往以民主的守護神自居，可是一旦遇到具體問題，他們就迫不及待地脫下偽裝。以批判馬寅初為例，居然可以告訴大家，批判一個人可以“錯增叁億”！你倒是糾集幫人馬批判一下，看看能否“正確地減少叁億”？我認為，批判馬寅初確實值得反思，但恐怕不是什么“錯增叁億”，而是那種將學術問題政治化的粗暴作風?？纯辞懊嫠?954─1965時期社論、政策，所謂“批錯一人，錯增叁億”這類的妖言惑眾可以結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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