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八實現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難度加大了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2008年中央就提出的經濟工作的戰略性意見。雖然關于轉變成什么樣的發展方式沒有詳細的描述，但“擴大內需”，減少國際市場動蕩的影響是去年被突出強調的。昨天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又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一個突出的，甚至是提綱攜領意見提了出來，而且強調“已經刻不容緩”。但對轉變的文字只有“以優化經濟結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重點，以完善政績考核評價機制為抓手，增強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不斷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取得實質性進展。”而這些文字并不是新的發展方式的描述，唯一有點實際意義的是“優化經濟結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但這些內容又不足以支撐一個“新的發展方式”。因為“優化”沒有實際意義，而發展方式又決定企業自主創新的動力。因此，很難看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提法的真實內容。

經濟發展方式不完全是主觀的東西，不是說我們想怎么發展就怎么發展。發展方式更多的來自發展的空間和機會，也就是說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階段時，總會面臨特定的發展空間和必然存在的發展機會，這些客觀的空間和機會是發展方式選擇的基本條件。

就空間來說，雖然現在主流學者已經在說什么“后危機時代”的制度安排了，但造成危機的結構性問題并沒有消失。也就是說，危機是因為美國通過“金融創新”和不斷壘高債務來消費的“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帶來的。而美國緩解危機的方法依然是“金融創新”和壘砌更高債務。在Chi-merica的世界核心經濟結構中，危機的產生同時也是因為中國拼命擴大生成能力，壓低普通勞動者收入和消費以滿足美國人消費的不可持續性帶來的。而中國緩解危機的方法依然是擴大生成能力，借錢給美國并壓低普通勞動者收入和消費機會。雖然中美聯合行動使世界經濟沒有出現崩潰局面，但世界“中國人生產，美國人消費”的空間已經大大壓縮。世界貿易總額會長期維持在低水平，貿易壁壘將越來越嚴重。無論中國如何優化產業結構，如何搞自主創新，都不可能擴大這個空間。

假如真的像主流學者聲稱的那樣現在就到了“后危機時代”，那么后危機時代的基本特點就是：美國儲蓄率持續提高，消費長期低迷，對中國貿易制裁越來越嚴厲，國內制造業指數逐步提高，進口需求越來越小。由此引起世界貿易總額長期在低位徘徊，企業利潤空間越來越低，新的金融動蕩此起彼伏。

假如貧道描繪的所謂“后危機時代”是真實的，那么這就構成中國經濟發展方法轉變的可能性空間。這個空間是什么樣子且不說，起碼不包括2008年前支撐中國發展的內容，也就是再以每年25%左右的進出口額帶動經濟發展的“方法”將不靈了。

也許有人會說，結構優化和自主創新能改善這個局面。但是，所謂優化和創新，是圍繞發展空間的規定性方向來說的。什么是優化？大概是產業升級。那么升級后的產業為誰生產？如果還是為國際市場生產，是不是打算把發達國家最后的裝備制造業也給消滅了，真的打算實踐小沈陽“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而自主創新是與出口導向相悖的。從企業效益來講，只要打算出口導向，自主創新一定不如引進技術合算。這是這二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過的。只要全球貿易在萎縮，貿易壁壘在提高，優化和創新都不存在發展空間。

實際上，后危機時代提供的唯一空間就是“兩頭在內”的經濟發展方法。所謂經濟發展方法的轉變，就是從兩頭在外為主的經濟發展方法轉變為兩頭在內為主的經濟發展方法。離開這一點談“結構優化”，“自主創新”基本就是無的放矢，隔靴撓癢。

問題在于，早在去年經濟危機剛來時，很多非主流學者就大聲疾呼所謂轉變發展方法，就是要完成以內循環為主的結構調整，而且這些提法與去年年初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的擴大內需是呼應的。但是，去年11月開始的“擴大內需”變成了“擴大資本形成”，變成了擴大能力。并且主要通過給房地產業輸血，刺激房價攀升來緩解經濟下滑。這種做法嚴重限制了經濟發展方法轉軌的機會，使“轉變經濟發展方法”的難度大大增加。

其實，即使全球貿易萎縮，中國依然有經濟發展的空間和機會。空間就是兩頭在內，機會就是加快城市化并大幅提高第三產業比重。

中國城市化率到2008年大約達到45%，這個比例遠低于與中國人均GDP接近國家城市化率60%左右的水平。而城市化率與第三產業發展空間是高度關聯的。城市化率越高，第三產業發展速度越快。因為第三產業大多屬于社區產業，居民居住密集度決定第三產業發展的可能性空間。2008年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為40%，遠低于同類國家60%的比例。中國現在的工業化水平為第三產業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擴充空間。假定中國一、二產業增加值2009年增長為零，但第三產業比重從40%提高到41%，就意味著GDP增長了1.7個百分點。而且此后拉動力會越來越大。

我國城市化率低與戶籍政策等行政措施有很大關系，而解除行政限制的難度很小。因此，通過加速城市化進而使第三產業成為新階段的經濟增長火車頭是中國一段時間內非常重要的產業發展機會。所謂“優化結構”，本意應該在這里。

但是，今年的保八措施使這個希望變得渺茫。

今年保八如何來的？說透了，就是擴張信貸和給出優惠購房政策，使房產銷售激增并帶動前后產業鏈來實現的。2008年GDP約30萬億，增長8%意味著凈增24000億。今年元至10月份商品房銷售額增長79.2%，凈增14000億。預計全年凈增16800億。也就是說僅商品房帶動自身及上游鋼鐵、有色、水泥、陶瓷等工業以及建筑業就完成了保八的70%。而商品房銷售又帶動下游的裝修材料，家具，家電，紡織等不會低于房屋銷售額的30%，全年因商品房增長就拉動22000億的市場，占8%增長的92%。

由于我國房地產行業早就具備“金融行業”特征，住房早就成為投資品。因此，房價與房地產市場是高度關聯的。房價越高，投資欲望越強，銷售就越多。今年元至10月，商品房銷售額增長79.2%，而銷售面積僅增長48.4%。銷售額增長速度是銷售面積增長速度的1.64倍。理論上講，這個銷售額與銷售面積的關系，接近房價上漲倍數。

當此經濟危機時期，房價在早已高位情況下再度大幅攀升，講嚴重影響中國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提高就是城鎮居民增加。所謂“居民”首先要有房子住，不管是買還是租。今天公布的中國社科院經濟藍皮書說：

“房價收入比(住房價格與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應當在3-6倍的范圍，6倍以上的居民購買住房就已非常困難，也有研究認為，房價收入比在6-7倍區間。根據這一區間， 2009年城鎮居民收入房價比將達到8.3倍，大大超出合理的承受范圍……包括中等收入居民在內的中低收入居民要占全體居民的60%，這些居民沒有購買住宅的能力。”

也就是說，大部分城鎮居民已經是無力購新房的。但這與擴大城市化關系不大。但是藍皮書還指出：

“2009年農民工的房價收入比為22.08倍，而對于農民的城鎮房價收入比則為29.44倍。”

也就是說，在城市已經實現就業的農民是不可能擁有自己住房的。因為房價要高于他們實現購房的收入水平的2.67倍。至于目前以務農為主的居民更不要想了，因為他們只有把收入再提高4倍左右，才有資格成為有自己房產的市民。

房價高漲帶來的是居住房房租高漲。近年來，市區兩居室住房在大城市租金在2500-3500元/月，中等城市也達到1500-2000元。大約相當于一般白領一個月的工資，因此多數農村進城的年輕人都“蝸居”在城鄉結合部的城中村中成為“蟻族”，結不起婚，成不了家。也就是說，即使已經在城市就業的農村大中專畢業生尚不能成為穩定“市民”，更不要說農民工了。男的只能在工棚里，女的只能住在服務行業提供的臨時房里。哪里有一點成為市民的希望！而只要這些人沒有可能成為穩定的市民，就談不上城市化。

同時，這些年相當多商用房也成為了投資品。街面房和一些市場店鋪價格暴漲。許多批發市場的幾米寬的鋪位炒到十幾萬，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都有（義烏批發市場）。這種價格對商戶來講營業面積已經是投資品而不是營業場所。這樣不斷攀高的商用房價格將嚴重約束第三產業的發展。

也就是說，與2008年相比，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空間，城市化機會空間被高房價大大壓縮了。

這就是這次用房地產來保八的機會成本。

這將使這次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以穩步推進城鎮化為依托，優化產業結構”；“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給，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購房需求”；“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提升城鎮發展質量和水平……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等任務，成為紙上談兵。而中國可能歷史性地失去一次調整產業結構以實現平穩發展的機會。這還不說把整個房地產業徹底搞成個賭場后對金融安全的影響。

如果中國早在2003年，房地產還不是個投資市場情況下，政府提供廉價地，銀行進行按揭支持，讓已經在城市就業的近2億農民工和“蟻族”成為市民，中國就不會被逼得非要做美國的“宿主”。而且可能創造一個不經過貧民窟階段就完成城市化的先例。

到經濟危機發生后，假如選擇讓房地產商破產以迫使房價下跌至普通居民能買得起房，使商品房銷售回升。也不會形成今天的局面。

今天說這些似乎晚了點。但假如還把“提升城鎮發展質量和水平”作為新任務，繼續把花園城市作為城市化標準，拒絕貧民窟的出現，恐怕連希望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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