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斗爭求團結”是處理經貿爭端的基本原則

梅新育

 
針對原產于美國的部分進口汽車產品和肉雞產品，中國少有地宣布了同時啟動反傾銷和反補貼程序的“雙反”措施；由于美國總統奧巴馬此前剛剛就對華輪胎特保案作出了不利于中國的決定，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小轎車和輕型卡車輪胎實施為期三年的特保措施，而中國“雙反”的這兩類產品進口額約20億美元，與中國輪胎對美出口額大體相當，中國的這項舉動必然被視為對美國的貿易報復措施。而鑒于中國對外經貿爭端的不僅持久，而且廣泛，中國此舉實際上可為處理對外經貿爭端樹立一個范本。

中國早已淪為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截至2008年，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成員，連續3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而且中國遭受的貿易限制措施所占份額高得與中國在全球貿易中所占份額不成比例。據世貿組織統計，2008年外國對華新發起反傾銷調查73起、反補貼調查10起，分別占全世界總數的35%和71%。2009年以來，中國遭遇的貿易摩擦壓力有增無減，據我國商務部公平貿易局統計，2009年1—4月，共有13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兩反兩保”調查38起，案件數同比上升26.7%。

以下因素決定了中國面臨的對外經貿爭端不僅持久，而且廣泛：

中國出口增長迅速，觸動了進口國相關產業及其工會組織的利益。而且，中國是一個具有完整產業體系且區域發展水平落差較大、不同層次產業都能同時發展的大國，這就決定了與中國存在產業競爭關系的國家同時遍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我國主要貿易伙伴奉行的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本身就更容易使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取得與其實際經濟實力份額不相稱的政治能量，美國憲法將對外貿易政策決策權授予國會，這種體制使得美國那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或貿易問題政治化的利益集團比在行政主導的國家更容易左右國家貿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更刺激美國貿易保護主義道德風險惡性膨脹。印度等視中國為經濟發展最大競爭對手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同樣引進了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印度還被西方輿論稱為“世界最大民主國家”，這種政體使得他們的貿易政策決策常常顯得沖動多而冷靜通盤考慮少，將意愿當作現實，對中國的“瑜亮情結”更時刻都在干擾印度等國的對華貿易政策。

不僅如此，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某些勢力的“帝國思維”進一步惡化了中國對外貿易爭端的形勢。美國統治集團、至少是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勢力希望借助貿易保護主義手段打擊中國核心產業部門，削弱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對經濟社會穩定性的控制能力，并誘導、脅迫中國領導集體屈從于美國。正如2007年反補貼案初起時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文章所說的那樣：“對津貼的中國進口產品征收更多的美國關稅可能將有助于說服未來更年輕的領袖：中國需要更多的經濟和民主自由。”經過這場危機，美國需要在正常經濟思維和帝國思維之間做出選擇，兩者都承認美國軟硬實力因危機而受損、中國軟硬實力相對上升的現實，但前者因此而認為需要更慎重地處理對華關系，后者則因此更強烈地主張遏制、打擊、削弱中國，以免中國成為其競爭對手。從美國危機后挑起對華貿易摩擦激增的現實來看，我們不可低估美國帝國思維的頑固性。

既然如此，我們當如何應對？毫無疑問，作為一個貿易大國，我們絕不希望看到一個全面貿易戰此起彼伏的局面，我們希望為國際經貿創造更平穩、更可預期的環境；但我們怎樣才能達成這一目的？新中國的締造者早已教導過我們：“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無情的事實已經證明，在貿易摩擦中一味的退讓只不過是激勵貿易伙伴國內保護主義勢力挑起更多的對華貿易爭端，推動貿易伙伴國內更多的公眾追隨保護主義勢力，我們需要讓讓貿易伙伴國內公眾和保護主義勢力看到兩敗俱傷的現實風險，從而遏制他們的道德風險。由此觀之，中國對美國汽車產品和肉雞的“雙反”可能成為中國在對外經貿爭端中樹立“以斗爭求團結”原則的標志性事件，是值得我們欣慰的發展。

（2009.9.13，僅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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