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十七屆四中全會文章很多，我認為，了解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四中全會的情況可能更好的預測十七屆四中全會的內容和影響。今天我就結合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四中全會談談十七屆四中全會的前景。　　

一、改革開放以來的四中全會的地位　　

改革開放以后，基本上每次黨的代表大會都有七次中央委員會，每次中央委員會都有一個大體的范圍。像每次的一中全會都負責選舉黨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因此一般被稱為“選舉全會”；基本上每次的三中全會都負責討論經濟工作，往往還通過一個關于經濟改革的決議，因此一般被稱為“經濟全會”或“改革全會”；基本上每次的七中全會都負責總結五年來工作，并為下一屆代表大會作部署，因此一般被稱為“總結全會”或“籌備全會”。　　

改革開放以后的歷屆四中全會多數都負責討論政治工作和黨建工作，例如十四屆四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因此一般被稱為“政治全會”或“黨建全會”，不過有時也討論經濟工作，例如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因為四中全會是中央委員會任期中期，因此截至到目前的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四中全會都對中央領導集體做出了部分調整，因此有時也稱為“人事全會”。　　

另外，四中全會還常常調整一些中央委員，像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許運鴻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許運鴻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職務，開除其黨籍；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田鳳山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田鳳山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給予其開除黨籍處分。有人認為這種行為不合適，因為中央委員是黨的代表大會選出的，應該由黨的代表大會撤銷。我認為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改革開放以來腐敗問題這么嚴重，如果許運鴻、田鳳山之流都東窗事發了還留在中央委員會，等三年以后黨的代表大會再撤銷，不是更不合適嗎？不過最好還是修改一下黨章，明確授權中央委員會可以調整一些中央委員（限一定比例）。當然根本解決還要等到恢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路線，改變腐敗問題嚴重的狀況。　　

總體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四中全會地位是比較高的，重要性僅次于黨的代表大會。具體情況下文還要詳細介紹。　　

二、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四中全會　　

1．十一屆四中全會：資改派集團的形成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討論通過葉劍英同志代表黨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反右派斗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1958年“犯了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的錯誤”，1959年“不適當地開展了反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提出：“從中央到基層幾乎所有的領導干部和許多其他干部，各條戰線的著名勞動模范，許多工人、農民和革命軍人，廣大的知識分子，包括幾乎所有的校長、教授、教員、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醫學家、社會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新聞記者，許多少數民族的干部和群眾，長期同我們黨合作的愛國民主人士、原工商業者和許多熱愛祖國的回國僑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誣陷、打擊和迫害，他們的家屬親友也受到株連。這的確是我國各民族人民遭受的一場駭人聽聞的浩劫” （注意，“受到誣陷、打擊和迫害”的“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是“幾乎所有”，“工人、農民和革命軍人”是“許多”，顯然只是少數。看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盡管精心準備，不小心也說出了部分真相）。從此，“十年浩劫”一說風靡全國。　　

《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系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特別是“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第一次暗示可以包產到戶。還提出“不允許在條件不具備、多數社員又不同意的時候，搞基本核算單位從生產隊向生產大隊的過渡；條件具備了，大多數社員同意了，實行這樣的過渡，要報省一級領導機關批準”。在大寨與小崗兩條道路中表明了傾向。從此，單干風風靡全國。　　

全會提出“黨內外有少數人跟不上形勢，或者仍然停留在過去的位置上，或者偏離了革命的軌道，出現從‘左’的或右的方面懷疑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的錯誤思潮，這在歷史的大轉變關頭是毫不奇怪的”，“對于那些思想僵化半僵化的同志，要幫助他們端正思想路線，提高對黨的政治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的認識”，“我們一定要選拔新的優秀分子來充實和加強各級領導班子，使我們的組織狀況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治任務相適應”。全會增選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是趙紫陽發跡的起點。趙紫陽和已經竊取了中央部分領導權的某些人勾結一起，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資改派集團，在以后10年內造成了嚴重危害。　　

2．十二屆四中全會：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淡出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1985年9月16日在北京舉行。全會討論并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草案)》，決定將這個文件提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審議。全會討論確定了關于進一步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新老交替的原則。　　

十二屆四中全會后，葉劍英、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王震等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再擔任中央委員。鄧小平、李先念、陳云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盡管仍然擔任中央委員，但是很大程度上也“退居二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確保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遏制資改派集團打著“改革”的旗號復辟資本主義的行為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的淡出必然導致資改派集團的瘋狂活動。　　

事實上，十二屆四中全會后那幾年，資改派集團大搞“商品經濟”、“價格闖關”。中國很快出現了農業連年歉收和城市物價飛漲的情況。工人罷工、學生游行頻發，中國陷入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困境。我那時還不大記事，不過我想年紀大一點的人都還記得。　　

3．十三屆四中全會：挽救危局　　

眾所周知，1989年我國先后在西藏和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以趙紫陽為代表的資改派集團暴露其陰謀打倒共產黨、肢解全中國的真面目。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就是在反革命暴亂剛剛平息，黨和國家前途未卜的情況下，于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開。　　

全會審議并通過了李鵬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會議認為，趙紫陽同志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后果是極為嚴重的。他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期間，雖然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特別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鑒于趙紫陽同志的上述嚴重錯誤，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　　

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選舉江澤民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決定增補李瑞環、丁關根同志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免去胡啟立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免去芮杏文、閻明復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應該說，十三屆四中全會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會議，會議給了以趙紫陽為代表的資改派集團沉重一擊，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非毛化”逆流，把黨和國家從危局中挽救了出來。在會后，社會上的“毛澤東熱”不斷發展。鄧小平、李先念、陳云、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王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如果不是十三屆四中全會給了以趙紫陽為代表的資改派集團沉重一擊，中國很可能發生蘇聯一樣的悲劇。《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好的文件之一。遺憾的是，今天我們很難看到這份文件，據說是因為“內容偏左”、“國際社會不喜歡”。　　

4．十四屆四中全會：建設適應市場經濟的黨　　

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資改派蓄意歪曲，只談“市場經濟”不提“社會主義”，大搞亂集資、亂開發、亂招商，使中國出現了以土地審批和房地產開發為中心的第三次腐敗高潮。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1994年9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集中討論了黨的建設問題，并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本意是拒腐防變，解決“某些消極因素和腐敗現象在黨內滋長蔓延，嚴重侵蝕著黨員和干部隊伍”的問題。但是，腐敗現象在黨內滋長蔓延本身就是商品化、市場化、私有化造成的。而《決定》中強調黨建要適應市場經濟的“新形勢”，說“這里要特別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以為堅持民主集中制就是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是不對的”，這就很難收到預期的效果。　　

特別是，《決定》中強調要“糾正長期‘左’的錯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提高堅持黨的基本路線的堅定性”。其實，“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鄧小平同志針對1989年以來那一個短暫時期，社會上出現不分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和資本主義改革方向，全盤否定改革開放及改革必要性的形左實右的思潮這一特殊形勢說的，并不具備普遍性。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右的思潮已經明顯成了主要危險，鄧小平同志在1993年和弟弟鄧墾的談話中已經明顯得表現出了對右的思潮的憂慮。因此，《決定》中強調要“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既不符合實際，也不符合鄧小平同志的本意，很容易被資改派集團利用，打擊黨內健康力量，掀起新的腐敗高潮。　　

至于十四屆四中全會后，“某些消極因素和腐敗現象在黨內滋長蔓延，嚴重侵蝕著黨員和干部隊伍”的問題是解決了還是更加嚴重，我想就不用多說了。　　

5．十五屆四中全會：下崗分流、減員增效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1999年9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決定增補胡錦濤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十五屆四中全會是比較特殊的一屆全會，是以經濟問題為重點的，因為這個時候國企改革的問題已經充分暴露,國企陷入了嚴重困境，全會希望“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從總體上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但是《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不少內容類似西方極右翼的新自由主義，如“建立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要從實際出發，繼續采取改組、聯合、兼并、租賃、承包經營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種形式，放開搞活國有小企業”，“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要明確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的職責，形成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就很容易被資改派集團利用，把改革變為“改制”，大搞私有化掠奪人民財富。　　

十五屆四中全會，掀起了空前的改制潮，這一以3000萬（一說6000萬）工人下崗失業，每年數百萬大學生無法就業，9000萬在崗工人失去保障，2000萬婦女被迫賣淫為代價的“改革”是實現了“增強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國有經濟的控制力”，還是把國有資產裝到了少數人腰包，我想就不用多說了。　　

6．十六屆四中全會：增強執政能力，保持先進性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2004年9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全會經過認真討論，決定同意江澤民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全會決定，徐才厚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增補陳炳德、喬清晨、張定發、靖志遠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表明，我黨已經認識到了面臨的風險（當時“顏色革命”正在發展）。《決定》中一些內容是比較好的，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如“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力措施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各級領導干部要深入基層，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以群眾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為工作重點”。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部分內容如“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破除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加快熟悉和善于運用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積極參與有關國際事務和國際規則的磋商和制定”存在被資改派集團利用的危險。　　

十六屆四中全會后不久，為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解決面臨的嚴重問題，開始在全黨開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實踐中出現了片面強調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只字不提的情況，結果很大程度上走了過場。我黨面臨的風險并未消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嚴重了。　　

三、十七屆四中全會的前景　　

從上文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四中全會存在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資改派集團打擊黨內健康力量，篡奪中央領導權，給黨和國家帶來嚴重災難的情況；第二種是中央領導集體看到并想解決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些問題，但是被資改派集團破壞和利用，導致“溫水煮青蛙”、“打左燈向右拐”，最終問題更加嚴重的情況；第三種是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資改派集團，遏制了“非毛化”逆流，把黨和國家從危局中挽救了出來的情況。十七屆四中全會也不會例外，必然不出這三種情景之一。　　

很多左派朋友希望十七屆四中全會能夠是第三種情況，成為新時期的遵義會議。應該說，這種可能是存在的。　　

因為今天的形勢和20年前幾乎一模一樣。一方面，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習水事件、甕安事件、“7·5”事件、通剛事件……可以說整個社會都坐在了火藥筒上。另一方面，資改派集團加緊篡奪政權的陰謀活動。像前些天趙紫陽那個老戰友公開宣稱共產黨是沒有經過社團登記的非法組織，當初是靠空頭承諾欺騙人民獲得了政權，60年來一直在用欺壓老百姓的辦法，報復曾經被國民黨欺壓22年的歷史，要對黨、政府、軍隊進行根本改造，走蘇聯、東歐的老路。今天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都是從20年前走過來的，像胡錦濤同志20年前就平定過西藏反革命暴亂，他們不會忘記20年前曾任羅馬尼亞國民議會主席（相當于我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93歲高齡的帕伏列斯庫等資改派頭子策劃殺害了齊奧塞斯庫夫婦那一幕。而且，今天形勢甚至比20年前更加嚴峻，當時可還沒有3000萬（一說6000萬）工人下崗失業，每年數百萬大學生無法就業，9000萬在崗工人失去保障，2000萬婦女被迫賣淫，2億農民工往往辛苦幾年卻連工資都拿不到的情況。中央領導應該很清楚，如果不及時糾正錯誤，危機就在眼前。我相信中央領導的政治智慧。　　

如果十七屆四中全會能夠撥亂反正，會有以下表現：　　

首先，利用共和國60周年之機，掀起一個紀念毛主席，宣揚毛澤東思想的高潮。眾所周知，資改派集團最怕也最恨的就是真心為人民服務的毛主席，像臭名昭著的某些專家就公開叫囂占人口95%以上的工人農民因為受毛澤東思想影響，不愿意犧牲自己供少數人享樂，因此具有很大“破壞性”。　　

其次，應該重溫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和資本主義改革方向的界定。如鄧小平同志的“十個如果”，陳云同志的不能和西方市場經濟接軌，李先念同志的必須堅持農業集體化反對單干等思想。　　

再次，必須實事求是承認改革開放以來的錯誤，并針對這些錯誤進行糾正，恢復共和國前30年的成功經驗。例如，必須明確什么是“不走回頭路”。30年資改派集團一直在走回頭路，全面恢復舊中國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像不久前資改派集團又不顧90%的人反對，把部分漢字恢復了舊中國的寫法，這顯然是走回頭路宣揚舊中國的愚民政策。恢復共和國前30年的成功經驗不是走回頭路，而是走中國共產黨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一樣的正路。總之，走為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服務的路不是回頭路，走為一小撮資本家、資改派官僚和學閥服務的路才是回頭路。　　

最后，必須對現實的一些問題作符合人民愿望的處理。應該明確肯定重慶打黑的行為并在全國推廣，禁止吉林強行私有化、江蘇培養“富二代”的行為并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處理。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也是采取了在全國打黑，整頓私企的不法行為等措施的。　　

如果十七屆四中全會包括以上內容，就可以說是一個撥亂反正的會。　　

最后說一句，與資改派集團的斗爭是長期的、反復的、尖銳的，決不是一次會議就能解決的。遵義會議之后又有瓦窯堡會議、延安整風，一直到七大經過10年時間才清除了王明集團，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而十三屆四中全會盡管給了以趙紫陽為代表的資改派集團沉重一擊，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非毛化”逆流，把黨和國家從危局中挽救了出來，但是由于沒有能堅持下去，最終導致了資改派集團的重新壯大，以致今天形勢比20年前更加嚴峻。即使十七屆四中開始了撥亂反正，我們與資改派集團的斗爭也不會結束，還將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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