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中國難題與張五常局限

2009年02月26日  東方早報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太多，農民變市民是中國最核心的任務。通過工業化促進城市化，是將農民變為市民的根本途徑。這近乎是“普世道路”。

30年快速工業化并未減少農民

然而，中國改革開放30年，正是工業化促進城市化的30年，雖然已經有2億多農民進城做了農民工，但他們中間90%的人卻依然不是市民。30年快速工業化，中國有戶籍的農民并沒有減少，由1978年的7億增加到了2008年的9.4億。

30年不是很短的時間，每年以12%以上的速度增長也夠快了。無論是日本還是亞洲“四小龍”，不都是在數十年間將農民人數降到了總人口的10%以下嗎？為什么咱們不僅沒有減少農民，還增加了農民呢？工業化、城市化難道不是中國農民的出路？

30年前，中國是7億農民給2億多市民搞飯吃。30年后的今天，是9億多農民為3億多市民搞飯吃。改革開放初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2.37：1，現在是3.33：1。而且現在這個比例是不可信的，因為2億多農民工(工人)的工資收入被統計到了農民收入之中。如果將農民工的工資從農民收入中剔除，農民收入恐怕25年都沒有太大增長。原因很簡單，農業比較效益是逐步下降的。不大幅減少農民，改變多數人給少數人搞飯吃的局面，農民收入要增長，農民要過上好日子，答案只有三個字：不可能。

出口導向的現代化弊端叢現

工業化是從英國開始的，制造業從英國逐步向歐洲、美國、俄國、日本、“四小龍”轉移，工業化帶動城市化，工業化、城市化將農民減少到10%以下，最終實現了現代化轉型。

制造業由先發國家向后發國家轉移，相對技術含量是遞減的，邊際效益也是遞減的。日本之后，也許再不會有人口大國可以通過承接先發國家轉移的制造業實現現代化了，甚至“四小龍”可能是最后的幸運者。因為“四小龍”之后，全球少數人為多數人搞“制造”的局面發生了逆轉，變成了多數人為少數人搞“制造”的局面。

在先發國家搞“制造”，100元GDP可以轉化75元國民收入，中國等后發國家搞“制造”，100元GDP只有35元轉化為國民收入。拉美、印度等國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出現巨型的城市貧民窟是必然的。中國的制度(特別是土地制度)有別于拉美和印度等國，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自然會出現中國式的“現代化病”，即：農村小農不得不依靠其家庭成員進城(農民工)打工收入來維持其“家庭農業簡單再生產”，以此避免“無產”；進城農民工不得不依靠“小農家庭經營”維持其安身立命之所，以此避免“無家”。沒有農民工，家庭經營的農業制度將不可持續，小農會破產；沒有小農家庭經營制度，農民工會沒有家，變為無家可歸的“流民”。

很顯然，出口導向的現代化戰略可以幫助中國沿海地區實現現代化——農民市民化，但不能幫助中國廣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市民化。當越南、印度等后發國家群起爭奪中國全球制造的市場份額(或受所謂“金融海嘯”影響)的時候，“農民工返鄉”就成為必然。

“中國難題”與“張五常局限”

不減少農民，9億多農民為3億多市民搞飯吃，農民沒有前途；減少農民增加農民工，會造成多數人為少數人搞“制造”的局面，農民工(工人)沒有前途。這就是“中國難題”。

如何解決中國難題呢，張五常的辦法是廢除《勞動合同法》，繼續壓低農民工工資，維持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出口企業的競爭力。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最近也力挺張五常，強烈呼吁停止執行《勞動合同法》。如果在50年前，或如果中國只有數千萬人口，張五常持有這樣的觀點，當然不會錯。現在是全球低端制造業嚴重過剩，中國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競爭優勢已經部分喪失，越南等許多后發國家的土地價格和勞動力價格都低于珠三角和長三角的一倍多，即便中國農民工再辛勞，恐怕也難維持中國外向經濟的競爭優勢了。

張五常的局限在于，他誤以為50年前適用于小國家或地區的現代化戰略——“出口導向戰略”也可以幫助21世紀的中國實現現代化。出口導向戰略幫助我國珠三角和長三角實現了現代化，其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日本的昨天，也許是珠三角和長三角的明天，沿海地區當務之急不是要讓農民工變得更辛勞，而是要研究日本過去的十幾年是怎么走過來的。

出路在哪里

中國是一個有13億多人口的國家，農業生產過剩，工業生產也過剩，但70%的國民卻很窮，有效需求嚴重不足，不得不為了出口而生產；中國是一個資本過剩和輸出國家，但又是一個外資超國民待遇國家和外儲世界第一的國家；中國是一個資源嚴重短缺國家，但同時又是一個資源性初級產品出口大國和資源嚴重浪費的國家；中國雖然是農民最多、最窮、農產品[15.80 -7.39%]過剩的國家，但也是世界上農產品市場最開放的國家之一。中國真是奇了怪了！

中國很多省的人口規模相當于歐洲幾個國家，發展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應該有巨大潛力。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的發展，對擴大就業、改善民生和城市化、農民市民化的作用應該遠遠超出出口拉動的作用；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的發展，對國家財力和國民財富積累、對有效內需的增長、對共同富裕和平衡發展等方面的作用，也應該遠遠大于出口拉動的作用。

13億人的中國，相當于數十個歐洲國家。中國不是要搞“航空母艦”式的大產業集團和巨大型城市。中國不是要變數百個奶制品企業為三五個大型奶制品企業，而是要變三五個大型奶制品企業為數百個中小型奶制品企業。中國不是要重點發展數千萬人的特大城市，而是要重點發展許許多多百萬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中國要擴大區域中心的政治經濟權力和功能，發揮中等城市和區域經濟在現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以平衡貿易和互惠互利為前提的對外貿易是必要的，出口不是為了擁有更多美元儲備，而是為了發揮比較優勢、改善民生、增強國力。改善民生和增強國力當以發展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為主，以對外貿易為輔。只有這樣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才能同步實現農民市民化。(作者系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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