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魔咒

——中國經濟安全系列之十八
江 涌

原載《世界知識》2009年第4期

美國世紀金融大危機爆發后，國家干預與市場調節的鐘擺明顯向左，資本主義的最后堡壘開始“左轉”，當然仍有為數不多的自由經濟學者在負隅頑抗，勉強與牽強地為自由市場辯護。資本主義抑或就是自由市場的本身，必然產生兩個重要后果——經濟周期波動與貧富兩極分化，由此極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而就世界經濟史實而言，經濟越是自由、市場越是自由的經濟體，這兩大結果就越明顯。這就是市場經濟難以擺脫的“魔咒”。由于這一“魔咒”的存在，不難結論市場經濟絕對不是個至善的經濟體制。鑒于各國經濟政策的選擇所引發的問題遠遠超出經濟范疇，因此決策者過分倚重經濟學者的智慧當然存在極大風險，大眾更不能指望完全由經濟學者來解決市場經濟的“魔咒”。如何深入理解金融危機、如何穩定金融市場與促進經濟增長，如果回避市場經濟的“魔咒”，恐怕也是隔靴搔癢。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

    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學者撰文分析危機成因，汗牛充棟，言之鑿鑿，多集中在美國金融創新超前與金融監管滯后，金融與經濟內的技術分析呈現壓倒態勢。當然，也有慧眼獨具者，將觸角伸張在金融與經濟之外，如文化、教育等領域加以探討，由此揭示美國白人精英道德的缺失，華爾街的極度貪婪。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公共管理藍志勇教授提供的研究材料，就頗有見地。他認為，金融危機體現了美國教育存在深層次問題。兩百年來，美國社會是在資本與基督精神、社會良心的博弈過程中前進的。美國傳統的精英教育集中培養兩大類人才，早期的大多數都是教會學校，諸如哈佛等常青藤名校，以道德理念、宗教精神和價值觀打造為主導，成為牧師、政客或學者的搖籃；后來出現公立的贈地學院，在農業、工程技術的發展和人才培養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近幾十年來，精英教育的世俗化、市場化，伴隨著金融資本的發達，傳統名校集中培養商界和法學精英，不少非但沒有成為西方傳統社會良心的衛道士和制度設計者，反而成為資本社會世俗力量中的食利急先鋒，活躍在咨詢、會計、金融、公司買賣和媒體的最前線，成為資本尋租的得力干將，將資本對社會的侵奪推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值得社會反思。

這些分析有助于拓展大眾視野，在技術上也有助于監管與教育等體制的完善。但是，個人認為，這些分析都是在市場經濟基礎之上、資本主義架構之下進行的最好分析，都是在默認現行市場經濟是最有效的調節手段，資本主義不是最優但是次優且無法替代的制度。鑒于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與東歐地區出現嚴重潰敗，人們不敢、或不愿正視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所存在的固有矛盾，而正是這一固有矛盾，恰恰是美國出現世紀大危機的根本原因。卡爾·馬克思在其經典著作《資本論》清晰論證，呈現周期性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根源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在：企業內部治理（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無限擴張（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社會大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

《資本論》揭示，資本積累的基本規律也是最終結果必然是“一端是財富的積累，一端是貧困的積累”。這種兩極分化結果必然導致消費不足與生產過剩，消費不足與生產過剩不斷積累引發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加劇社會危機，社會危機與經濟危機相互激蕩。在美國，社會頂層5%的人占有近60%的財產，社會底層50%的人占有不到3%的財產。社會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也越來越大。財富高度集中必然影響消費，使得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美國前副總統戈爾說：“幸運的是，今天絕大多數的美國家庭從未面臨過饑寒交迫的威脅；不幸的是，盡管我們生活在一個富庶的國家里，但還是有一部分家庭掙扎在貧困線上。”進入本世紀，美國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有620萬個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還有成千上萬的家庭生活在類似“貧困”的境地，4000萬美國人缺少公共醫療保險。此外，有近三成就業人口生活在貧窮線的八成以下，領取救濟糧券者2007年增至2600多萬人，無家可歸的露宿者2000年已有350萬，最近因危機激增。收入懸殊差距不僅在美國全社會范圍內，而且普遍存在于企業與公司內，普通員工與管理層的收入差距一般在幾百倍，甚至是千倍以上，雖然有所得稅制度加以調節，但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問題。此前雷曼倒閉，按其章程，在剩余資產中首先要留出4億美元作為給高管們的補償，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黃金降落傘”，而廣大員工和債權人則沒有這么幸運。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美國經濟制度的不公。

美國人普遍寅吃卯糧、盛行借貸消費的表面來看是文化乃至所謂價值觀問題，或者是個金融問題，而實質是社會大眾的“相對貧困”（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越來越低）與“絕對貧困”（一旦失業即會出現）導致社會購買力日趨萎縮，而資本為了獲取更多乃至超額利潤，生產出遠遠超出大眾購買能力的商品房、汽車等消費品，為了將這些“剩余產品”轉化為利潤，他們又生產出次級貸款、次級債券以及其它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發明并通過各種現代營銷方式，兜售給購買力日趨萎縮的民眾，這恰恰是《資本論》所強調的——生產的無限擴大與大眾購買力萎縮——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體現。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其實也是以市場作為主要基礎調節手段之社會普遍存在的基本矛盾，只是美國經濟自由主義登峰造極，不斷累積與加劇這一矛盾的惡化與爆發。

金融資本的無限擴張
——“金融誣術”盛行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新體現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經濟金融化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也有了新發展，那就是不僅僅體現在生產的無限擴大，而且體現在資本的無限擴張。利潤平均化是自由競爭激烈的必然趨勢，但是市場調節有其自己難以克服的悖論，就是自由競爭在促進效率的同時，它通過弱肉強食，產生并購、集中與壟斷，最終走向競爭與效率的對立面。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已經是個高度集中與壟斷的金融資本主義。金融資本遠遠不再滿足一般利潤，而是超額利潤、壟斷利潤，因此在金融創新的名義下大大拓展“金融煉金術”或“金融誣術”，通過催生金融泡沫將整個社會大眾都納入其空前盛大的“金融誣術”體系之中。為了讓讀者更清晰了解美國“金融誣術”，這里做一個簡單扼要的解析：假使某投資者擁有100美元資產，金融理財師找上門來幫助理財，依照5%的交易傭金，理財師拿走5美元。資本主義體制、金融資本的貪婪，使理財師遠不滿足5元傭金。于是，他便使用起“金融誣術”，按照30倍的金融杠桿，將投資者的資產放大30倍，達到3000美元。投資者資產大大增值，滿心歡喜，心甘情愿地送給理財師150元傭金，名為“雙贏”。但是，再色彩斑斕的泡沫終究要破滅。當海水退潮的時候，眾多縱情而忘我的嬉水者才發現自己原來沒有穿泳衣，而衣冠楚楚的理財師早就悄然隱退，如夢方醒的投資者發覺不僅3000元沒了，100元的本錢也沒了，還背負50美元欠債。這就是美國華爾街所玩弄的“金融誣術”，500米的華爾街是金融誣師一條街、是騙子一條街。

儲蓄是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線。沒有儲蓄就沒有資本積累，而沒有資本積累就沒有資本投資，經濟也就不可能實現穩健增長。美國人原本習慣于儲蓄，節儉被認為是一種美德。在沒有信用卡與房屋凈值貸款（房屋市價與房屋按揭額之間的差額可以作為依據用來進行新貸款）等金融產品的情況下，美國經濟同樣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事實上，信用卡與房屋凈值貸款等金融產品的發明，不但無益于美國經濟的發展，相反卻鋪就了一條走向自我毀滅的不歸路。在金融資本的積極推動下，在“金融誣術”的鼓惑下，美國社會越來越傾向無節制的借貸消費，如此使目前的美國積累起高達11.3萬億美元的國債，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超過80%，超越了60%的國際警戒線；如果再加上或有負債（即過去事項引起的、未來可能發生的各類潛在債務，如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退伍軍人福利等等），美國的債務規模超過53萬億美元，人均17萬多美元，超過其人均財富15萬多美元，從一般財務視角看已經破產。

華爾街金融誣術師不僅淫亂美國，而且通過所謂的先進理論、模型與代理人，玩轉世界，將大量金融衍生產品推銷給世界，將有毒產品的風險轉移給世界。透視這場金融大危機，凡是效仿美國令經濟金融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如冰島），與美國關系越緊的國家（如英國），對美國經濟依賴越大的國家（如阿根廷），受傷就越重。美國早已不再是“世界警察”，不再是國際社會的積極因素，不再是國際金融的穩定器，而是“世界黑老大”，是國際政治禍害之首，世界經濟亂象之源。如今，美國債臺高筑，而且越來越高，增加稅收幾不可能，所以此遭救市與經濟刺激所耗費的巨額資金，必然會通過其國家金融誣術（美元貶值、金融投機等）轉嫁給世界，世界經濟的通貨緊縮與通貨膨脹也將只有半步之遙。

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艱難的深層原因

    中國的私人消費僅占中國GDP的1/3，而美國卻超過2/3，世界商品都要到美國實現“最驚險的一躍”以實現其價值。因此，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美國也因此用“奇貨可居的市場”來要挾世界、敲詐每一個想進入美國市場的生產者與貿易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象美國一樣以內需來拉動經濟，這已經成為中國多年來一貫的經濟思路，甚至是國策。但是，有人懷疑過嗎？這個政策是否正確？這個正確性尚未經過有效檢驗的政策如何實施？世紀金融危機表明，美國的經驗遠不足為鑒。美國眾多人口“不事生產”，依靠在國際分工中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依靠對國際經濟秩序的主導地位、依靠“金融巫術”，以只有世界6%的人口，平均占有世界35%的資源，其中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數的4倍，消耗的水是3倍，生產的垃圾是2倍，排放的二氧化碳是5倍，顯然美國的消費與經濟增長模式是無法也是不能復制的。因此，簡單地將中國重新塑造成美國那樣的大眾消費型經濟體，將不僅給中國而且也將給世界帶來經濟、社會、環境甚至還有政治災難。顯然，這是一條通往過去的暗淡道路，而不是走向未來的光明通衢。

當前，中國經濟遭遇寒冬，有人出來又唱高調，這是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好機遇”，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好機遇”，是“騰籠換鳥”的好機遇。但是，“產業結構升級”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說易行難，因為這個口號已經叫了好多年了。綜觀全球產業結構升級，順利而成功者屈指可數，日本算是其中之一。日本的成功是日本政府與企業一道，做了充分與精心準備。但即便如此，日本也經歷了“產業空洞”的痛苦期。日本的成功經驗在于，企業高瞻遠矚，做了較好的技術準備，生產一代，儲備二到三代，研發四到五代。看看中國，多年來，在“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指導思想下，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基本放棄了研發，大量引進的“先進技術”實質只是“適用技術”，其實道理很簡單，先進技術是跨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絕對不可能讓渡的。因此，不僅沒有技術儲備，也沒有多少人才、資金儲備。資金，被政府拿去的部分，多半搞形象工程了；企業結余的，往往轉移到海外，或投入股市、房市等高回報的市場投機。機會總是會給有準備的人，企業也一樣。因此，事到臨頭，毫無準備，一句口號，就能實現產業升級，就能實現“騰籠換鳥”？哪有這等便宜事情。再回到現實，在珠三角、長三角，企業大批倒閉，電力、運力下滑，如今籠是騰空了，但是找不到鳥。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則是另一個重要議題。但是，這一口號也早在10年前東南亞金融危機時就提了出來。10年了，中國以投資、外貿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非但沒有轉變，而且還變本加厲，對外依賴更加嚴重。深究原因，是個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中國社會三大階層都存在消費不足的問題，首先是工農階層，如今已多半成了弱勢群體，邊際消費傾向最高，但是有消費意愿，卻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其次是中產階層，社會的中堅，有一定的消費能力，但是缺乏消費意愿，因為上有老下有小，社會保障不健全，未來各類開支巨大，不敢消費；第三是先富新貴階層，改革開放的最大收益者，其消費能力與意愿都有，但是沒有適合的消費對象，土地、河流、礦山等不能隨意買賣，金屋藏“二嬌”存在極大風險。這些結構性問題是中國內需難以啟動的重要原因。

上述結構性分析，能夠較好解釋，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為什么難以轉變。但是，我個人認為，除此以外，同美國類似，還有更深層原因，那就是大眾“相對貧困”（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越來越低）與“絕對貧困”（部分弱勢群體的可支配收入在失業、大病、子女上學等情形出現后往往會有絕對的下降）導致社會購買力日趨萎縮，這是只顧效率、忽視公平的以市場機制進行經濟調節的必然產物。居民銀行存款貌似巨大，2007年底有17.6萬億元，但是根據金融界共識的“二八規律，20%的人擁有80%的財富，則普通大眾的可支配收入就屈指可數了，10億多大眾只有3.5萬億元存款，人均不到3400元。以大眾人均區區之儲蓄，啟動龐大之內需，撬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杠桿，談何容易？正因如此，我們也看到，國家在努力穩定外需的前提下，以4萬億元投資來擴張經濟就不難理解了。

中國要實現“偉大目標”，即“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就必須克服市場經濟的“魔咒”，必須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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