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與農民收入增長
十七屆三中全會重點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從現在到2020年農村經濟發展目標和措施。會議公報說：會議“系統回顧總結我國農村改革發展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認為改革“率先在農村發起改革……極大調動了億萬農民積極性，極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社會生產力，極大改善了廣大農民物質文化生活……為實現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先快后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先縮小后擴大，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實。在這個過程中，農民收入增長在不同時期究竟主要來自哪些方面，反映出什么問題，卻是需要分析的。沒有具體分析，籠統認為只要“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就能改善“廣大農民物質文化生活”就顯得很空泛。最主要的是，假如相信“積極性”能創造奇跡，如同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一樣，會在制定農村政策上出偏差。
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改革開始與1980年（當年9月中央下文件），大面積推廣在1982年，1983年年底90%農村完成聯產承包責任制。因此，可以把1982年作為新體制確立的分界線。從1978年開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先后在1983年，1988年，1993年，1997年每5年翻一番。97年后放慢，一直到2007年花了10年翻了一番。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是先快后慢，于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80年的100比40，縮小到1985年的100比53，最后擴大到2007年的100比30。
一般認為，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80年代，主要是分田到戶后，農民種田積極性大幅度提高，使農林牧副漁的產量大幅度提高，使農民收入提高了。
貧道在一篇帖子中已經分析過這個錯誤認識，舉出自1970年來，中國糧食產量是一個持續增長過程，1970年到1981年年均增長率達到2.8%，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1982年到1995年，年均增長率是2.6%，此后到現在是0.5%。也就是說，自1970年開始到1995年，中國處于一個持續的糧食產量高增長時期，1982年到1990年前后并沒有一個凸起。因此看不出來聯產承包責任制對農產品產量增長的作用。
從其他數字也可以看出。1980年到1985年，我國農林牧漁的指數增長率（不變價）只有3.4%，1985到1990年只有4.8%。這兩個數字遠低于這兩個階段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增長15.8%和11.5%的速度。尤其是農產品實際增長慢的前段收入增長在反而比后段快。
農產品產量增長速度遠沒有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快，原因是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從1979年起，政府提高了糧食、棉花等18種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其中，糧食收購價提高30.5%，棉花提高25%，油脂油料提高38.7%。并對糧棉油等主要農副產品實行超購加價政策，擴大議價收購范圍。繼而在1979年11月，國家又提高了畜產品、水產品和蔬菜等8種副食品的價格。此后各年中，農產品國家收購價每年都在提高，無非幅度小了點而已。同時，由于集貿市場的開辟，大量農產品，尤其是肉、蛋、禽、魚蝦等以及農副產品是由農民直接經營零售的（當時中間商很少，而且加價不多），總的印象是，到1990年前后，雞蛋、豬肉等產品的價格已經由1978年的0.7元和0.8元一斤提高到1.8元和5元一斤。羊肉從0.5元一斤提高到4-5元一斤。國家收購價加上自由市場價格的提高，農產品價格大約實際提高150%%以上。由于國家收購價格提高主要在1985年前，因此80年代前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后期。
以上判斷還可以從農林牧漁指數（不變價）、農林牧漁產值（現價）、和農民人均純收入這三個增長率關系可以看到。1980年到1985年，1985到1990年，指數、產值、收入的增長率分別是：3.4%、13.5%、15.8%，和4.8%、16.2%和11.5%。顯然，價格提升對收入增加的影響要大于實際增長。
那么，我們如果老老實實總結80年代農村改革的經驗是什么呢？應該是一段文字：
80年代農民收入大幅度增長的最主要原因是，國家按照市場經濟中農產品價格總是相對于工業品價格在提高的基本特點，提高了農產品價格，同時允許農民自銷農產品，從而縮小了剪刀差。這個再分配政策使農民收入迅速提高，并使城鄉差距減小。次要原因是，由于解放以來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和生產技術的應用，產生了一個從70年代開始到90年代結束的農產品高增長期，而80年代正處于這個高增長期的高峰階段；同時，自1970年開始，中國婦女生育意愿下降（從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4），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這 一升 一降，成為農民人均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雖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農民積極性，但起到的作用是微小的，可以忽略不計的。
那么，進入90年代后，農產品價格提高的幅度就很小了，很多農產品價格甚至持續十幾年不上漲（雞蛋價格90年代初就是2.5-2.8元一斤，到2005年前后還是如此），但是，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還是很快。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們來對比一下1980年到1990年，以及1990年到1997年農民收入增長的結構。
1983年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完全落實到一年（此前家庭經營收入占純收入比重，1980年為32.7%，1982年為69.4%，1983年為79.0%，此后都在80%左右，說明1983年家庭經營才成為主體），當年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占生產性純收入的88.6%，非農產業只有11.4%。到1985年，這兩個數字分別為81.1%和18.9%，1990年為77.6%和22.4%；1995年為67.3%比32.7%。而到了2006年，數字為46%比54%。也就是說，農民在80年代還基本是農民，但到了90年代已經從三分之二性質的農民，轉變到2006年基本“不是農民”了。1980年到1990年農民收入純收入增長中，74%來自農業收入的增長，而1990到2000年，來自農業部分的凈增長只占42%，也就是說，非農產業的增長已經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農民收入每增長100元中，60元來自非農產業。
農民能夠自己經營非農產業，并且自由出去打工是農民收入在90年代以來的主要原因。農民從非自由勞動狀態變成一個自由勞動者和自由雇傭勞動者，完全是由集體經營改為家庭經營的結果，這才是改革對農民收入所起到真正作用。
從道理上講，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恰好是工業化完成階段，也就是從完成從重化工業為主轉移到機械和電子行業為主的過程中。這個過程會自然要大量創造非農產業機會和非農就業機會。這個機會本來就可能給農民帶來新收入增長點，無論采取集體經濟還是家庭經濟都一樣。因為集體經濟，或者是家庭經濟加充分的合作經濟一樣可以實現這樣的產業和就業轉移。下面我們分析一下更細的數據。
可以這樣說，到1995年前后，中國依賴農業取得很高增長的可能性已經不大。這不僅表現在1995年到2006年年均糧食增長只有0.6%左右，遠低于解放以來2.5%的增長率，還表現在中國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已經達到世界頂尖級水平，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可增長的空間很小。因此，如果說農民收入增長放慢了，只能是農民家庭經營非農產業的步子，以及非農就業的工資增長太慢了。
1980年到1990年，農民家庭非農產業年均增長22.5%，比重從11%增加到22%。同期全國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5.6%（均按當年價，因為農民收入都是按當年價計算的）。也就是說，在80年代，農民通過大辦村辦企業和個體企業以及個體經營，非農產業發展很快，速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40%。1990到2006年，全國二三產業年均增長達到17.8%（當年價），而農民非農產業增長年均只有12.6%，是全國平均水平的70%。而且，農民經營的非農產業已經完全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農村最高收入的20%人組的非農產業總值甚至高于其余全部80%居民的總值。大部分農民已經從非農產業經營中退了出來。也就是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部分農民從這次工業化中得到的經營機會遠小于城鎮居民。
再看工資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生產性純收入（扣除財產性和轉移收入）的比重，從1985年的19.6%，上升到1995年的23.9%，再上升到2006年的41.6%。2006年比2005年增長的收入中，62%來自工資性收入的增長。也就是說，農民收入中已經有非常大一塊是來自雇傭勞動收入。但是，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長速度卻不快。1985-1995為17.3%，1995-2006為13.1%。調查顯示，目前農民工在各個行業的同工種的平均工資都是城鎮居民的50%左右，還不享受各種保險補貼，實際收入大約為城鎮居民的40%。結果是，2億多農民到城市做工，收入為別人的40%，把大部分體力勞動的活都做了，同時，留在鄉村的386199部隊再把中國的農業經營了。整個農民從老到少從男到女全部在辛勤勞動，創造了世界制造業大國，但享受的并不是他們。這種剝奪比改革前的剪刀差要厲害多了。
也就是說，雖然由于90年代以來西方產業資本大量涌入中國，世界貿易額高速增長給中國帶來一個高速工業化過程，并成為世界性加工業大國，但農民從中獲益很少。
如果老老實實總結改革開放90年后一段，應該這樣說：
中國因西方經濟虛擬化獲得了一次超級工業化機會，非農產業的發展和就業空間大大增加。但是，由于農民和農村經濟在于市民和城鎮經濟在起點上和資源擁有量上有巨大差別，以及身份的差別，造成農民雖然因為家庭經營體系的確立具備了進入這個市場的條件，但是總體來講還處于明顯弱勢，加上政府沒有選擇類似日本、韓國、臺灣的農村政策，使城鎮資本占據了這個機會的大部分，造成90年代中期以來農民收入與城鎮相比差距迅速拉開的局面。
這是貧道對30年農村改革的基本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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