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圖二 貨幣供應量增幅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圖三 現金投放量增長率與GDP增長率

 

圖四 城鄉儲蓄存款/資金來源合計

 

圖五 存、貸差

 

圖六 工業、商業貸款與其行業規模的關系

 

圖七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流通中的資金

 

圖八 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資本利潤率

 

圖九 追逐利潤的貨幣與追逐商品的貨幣失衡

 

圖十 利潤極大化的作用機制

 

圖十一 銀行系統存差

 

圖十二 投資總額/國內生產總值

 

圖十三 貿易順逆差構成

 

2008年8月19日，摩根大通(亞洲)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龔方雄在他的一份報告中披露，中國高層領導人正在考慮一個2000億～40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方案。8月24日，《經濟觀察報》證實：高層的確在考慮擴張性財政政策方案，目的是“適當緩一緩”緊縮政策，防止經濟下滑。這一方案涉及的金額大約是3700億元，其中包括2200億元新增支出和1500億元的減稅計劃。

 

2007年12月5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策，2008年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以防止通貨膨脹。僅僅8個月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尚在高位，宏觀調控的方向就發生了轉折，為什么？

 

 

國家統計局網站提供的逐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自2001年1月開始（見圖一），數據顯示，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呈明顯的波動，相鄰波峰之間、波谷之間的周期將近4年——這正是經濟學家們講的“基欽周期”。基欽觀察美國和英國1890年到1922年的利率、物價、生產和就業等統計資料，發現其存在周期為40個月的波動。他用生產過多形成存貨——從而導致生產下降——進而導致存貨減少——于是生產再次擴張來解釋這種現象。然而圖一的數據卻顯示出，波動的平衡位置在加速上升。顯示出可能發生通脹的態勢。

 

控制貨幣供應量能及時防止通脹嗎？統計數據顯示，貨幣供應量增幅自2003年中期達到峰值后，直到2007年10月一直在緩慢下降，而自2006年四季度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開始加速上升。事實上2007年12月宣布實施“從緊貨幣政策”后，貨幣供應量增幅反而在上升。

 

觀察圖二的兩條曲線，看不出貨幣供應量增幅變化能及時影響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升降。如果硬要尋找兩者間的因果關系，比較可能的是2006年9月到2008年2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與2001年2月到2003年6月的貨幣供應量增幅上升相對應。如果這一對應成立，宏觀調控的效果應有4～5年的時滯。換而言之，2006年9月以后的通脹是4～5年前貨幣發行加速的結果，而目前的通脹趨緩，則是2003年9月之后緊縮貨幣的結果，由此后的貨幣供應量增幅數據可以估計，今后的通脹率只能緩慢下行。而且由于2007年10月到2008年6月貨幣供應量增幅的抬升，4～5年后還可能發生一次通脹危機。

 

這輪“從緊的貨幣政策”實施僅半年，通脹率尚在高位，卻已有相當部分中小企業面臨資金鏈斷裂。發改委中小企業司有關負責人透露，據初步統計，全國今年上半年6.7萬家規模以上的中小企業倒閉。2008年7月7日，浙江省向國家發改委、農業部辦公廳等部門緊急報送調查報告《當前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亟待改善》，該調查列舉大量的數據與案例，表明融資困境已經危及大量中小企業的生存。請注意，中小企業是我國國民非農就業最主要的場所，它的困境直接危及廣大國民的生存狀態。

 

收緊貨幣的結果是企業倒閉、國民失業，放開貨幣的結果是通貨膨脹。無論收放，其效果均有時滯，社會均須持續承受痛苦，決策者只能忐忑地猜測、等待決策的后果，同時承受巨大的社會壓力。

 

“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為，“主流”經濟體是一個動態系統，其運行軌跡類似于彈道，存在一個理論上的“標準彈道”，它由各種“自然率”表征。實際彈道在標準彈道附近小幅波動。宏觀調控其實就是一種穩定機制，以限制這種波動。現實中，這“標準彈道”卻顯示出不祥的走勢，令宏觀調控左右為難。這迫使我們深思中國經濟系統運行的實際機制。

 

 

學界通常稱中國經濟為“轉型經濟”，無法用主流理論解釋的現象自然都歸結于“轉型”，如2008年8月18日《21世紀經濟報道》的評論員文章《日本經濟轉型的借鑒》就稱：

 

“當前，控制通脹以及防止經濟過度下滑成為難以兩全的目標，這令宏觀調控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中國式困境’中很大部分因素是經濟轉型所造成的……”

 

于是問題不在于理論，而在于現實——誰叫你還沒接上軌、不合標準呢？不必去爭論這觀點是否意味著削足適履，讓我們來觀察一下“轉型”的過程。“轉型”意味著這過程前后經濟體系有不同的運行機制，呈現不同的特征。國家統計局與央行發布的數據清晰地展現了這一過程。

 

轉軌前的中國經濟，基本上是政府操控的實體經濟，金融體系不過是實體經濟的會計、出納部門，因而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密切。圖三是現金投放的增長率與GDP的增長率，數據顯示，1995年以前，兩者存在一定的同步性，控制現金投放量曾是政府調控經濟增長率的重要手段，而1995年后，兩者顯出各顧各的走勢。可見對轉型而言，1995年是個重要的轉折點。

 

“轉軌”之前，金融資產主要集中在政府與國有企業手中，“轉軌”過程中城鄉居民存款在金融系統信貸資金來源中的比重持續上升，到1996年后升勢停止，這個比重大體穩定下來。這表明，1996年后一個明顯的轉變過程結束（見圖四）。

 

銀行系統的作用在于將儲蓄轉化為投資，“轉軌”之前，我國的存款不敷投資之用，“投資饑渴”是當時學者們討論的熱點問題，表現在銀行系統就是大比例的貸差。“轉軌”讓這一比例持續下降，并于1994年發生逆轉。此后存差持續擴大。到2006年存差已達存款的1/3（見圖五）。

 

存差持續擴大表明，銀行系統已經漸漸脫離實體經濟。銀行系統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對工業、商業的貸款。圖六表現出銀行貸款在工業、商業中的地位變化。

 

歷史數據表明，1993年以前，商業貸款/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在60%到70%左右波動，而1993年以后，這項比例開始系統性下滑，1998年以后更是逐年高速下滑。至于工業貸款/工業增加值，1991年以前呈增長趨勢，1991年至1998年在50%左右波動，1998年后系統性下降。

 

這一趨勢被銀行系統稱為“金融脫媒”，視為“大兵壓境”；而證監會的尚福林則視其為機遇，稱要“順應金融脫媒趨勢，加速資本市場改革創新”。圖六的數據顯示，1998年是中國的“金融脫媒元年”。

 

據原經貿委國內貿易局的調查，1996年供過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占93.8%；1997年又進一步擴大為98.4%，供不應求的商品僅有10種，占1.6%；1998年則已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供過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達100%。到1998年底，擴大國內需求已經成為政府的主要政策取向。

 

購買消費品并為逐利資金提供利潤，靠的是流通中的現金。圖七展示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流通中的現金的比值。數據顯示：1980年這一比值為6.18，即一單位的現金存量在一年內對應于6.18單位的社會消費品購買。轉軌過程中，這一比例持續下降，到1991年下降到3以下，此后8年經過一次接近正弦波的波動，于1999年起穩定在2.68到2.82之間。這表明消費與貨幣間的關系已經完成“轉型”。

 

一系列數據表明，1994～1998年間，中國經濟已經完成轉型，已經從科爾內描述的“短缺經濟”轉型為內需不足的“主流”經濟，此后在這“主流”形態上運行了10年之久。用“轉型經濟”來分析當前的矛盾顯然文不對題。

 

“主流”經濟體系的基本特征是資本利潤極大化，圖八為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資本利潤率。1998年以后，資本利潤率穩步上升，從旁印證了我們經濟體系的“主流”屬性。

 

 

“轉型”完成10年后，中國經濟面對的矛盾已經全面轉化，它們包括：就業壓力、內需不足、流動性過剩、中小企業失血、對出口的依賴、房地產與資本市場的瘋狂、通貨膨脹壓力……筆者在2007年12月31日發表的《利潤極大化與滯脹》一文中用數據和邏輯表明，這一切都源于“轉型”后要素配置的首要機制——資本利潤極大化原則。

 

資本利潤極大化一方面要求降低成本，一方面要求擴大市場占有率。

 

前者導致社會工資總額相對于GDP下降，社會公眾購買力不足導致產能過剩、現有生產能力開工不足和就業機會不足，這又直接造成勞動者談判地位下降，從而進一步降低總工資收入在總產出中的比重。這形成了一個使勞動者地位不斷惡化、社會購買力相對于產能不斷萎縮的正反饋回路。

 

后者導致產能提高，資本利潤擴張，試圖“以錢生錢”的貨幣劇增，產生了強烈的投資沖動。它強力刺激所有競爭性行業的產能大幅擴張，形成了一個導致產能擴張的正反饋回路。

 

正是這兩個正反饋回路，造成了兩大失衡：試圖“以錢生錢”的貨幣與需要購買商品并祭獻利潤的貨幣失衡；社會生產能力與社會購買能力失衡。并且，這種失衡將持續惡化，導致勞力與資本的雙“過剩”。

 

這直接反映到貨幣發行量的構成中，流動中的現金（M0）主要支撐最終消費品的購買力，而準貨幣（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其他存款）則需追逐利潤。兩者的比重持續下滑，表明了失衡的過程（見圖九）。

 

從微觀層面看，所有的交易都由利潤推動，但這些利潤最終來自消費品零售額。從資產角度看，各種金融資產都在追逐利潤，但它們的背后最終是各類存款即準貨幣。圖十是準貨幣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值。它說明了對單位逐利資金而言利潤來源的萎縮過程。不到20年，利潤來源萎縮了六成以上，事實上，上個世紀80年代曾經經商的人都在懷念那個“容易賺錢的時代”。

 

在這樣的基本格局下，過剩的生產能力只能靠海外市場維持，而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資金只能投入賭博性的“虛擬經濟”（見圖十）。這就是我們面對的上述各種經濟矛盾的深層根源，是實施宏觀調控的宏觀背景。

 

這樣的機制導致了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新上臺的總統羅斯福應對大蕭條的原則有二：其一，限制資本的盈利能力，借以放緩矛盾聚集的速度；其二，用財政手段向大眾提供就業機會，甚至直接提供貨幣補貼。這本質上是超額發行貨幣，以填補資本利潤導致的需求缺口。1936年凱恩斯發表了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的常態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過量的商品與勞務的供給，以至于形成投資不振、企業開工不足和失業。主張政府在進行公用設施建設時應實行積極的財政赤字政策。并作出不平衡預算來促使商品總需求的增加。從理論上論證了羅斯福的實踐。

 

然而，長此以往，金融系統發行的貨幣將日見脫離真實財富，物價上漲不可避免。于是政府陷于應付失業與通脹的兩難境地。

 

 

從各國的經驗看，“主流”經濟走到這一步往往需要數十年甚至上百年，而我們在完成“轉軌”后僅十來年就走到這一步。這鮮明的“中國特色”根源何在？就在于全能的政府為利潤極大化原則保駕護航。從3個視角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企業視角：推動資本向大企業集中

 

承包、優化組合、減員增效、拉開收入差距；抓大放小、做大做強；提高產業集中度，這一系列的政策都在推動資本向大企業集中、向少數人集中。而廣大國民就業的中小企業卻在各部門的嚴厲管制下，動輒得咎。以至于民諺云“十幾個大蓋帽，管一個破草帽”。

 

貴族化的金融體系靠行政權力壟斷了從儲蓄到投資的通道，而它只熱衷于向大型企業注資，連理論上定位于農村的農業銀行都是如此。《中國農業銀行2005年年度報告》告訴我們：

 

中國農業銀行貸款主要投向的是：能源石化、交通運輸、郵電通信等重點優勢行業。其“積極營銷和拓展”的對象是“系統性、集團性客戶，跨國公司，事業法人客戶以及重點優質項目”。其重點關注的客戶有：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華潤集團等優質集團性客戶，各大電力公司、電網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聯合通信集團公司、首鋼總公司等優質集團性客戶，以及福建、重慶、大連等省市政府。

 

同時，廣大中小企業卻融資無門，只好靠自我積累，在資金鏈緊張時，就難免落入高利貸的陷阱。與此同時，銀行系統卻面對著持續上升的存差（見圖十一）。從央行的月度數據看，存差總的趨勢是擴大，即使在投資過熱的2005年9月至2007年9月，存差也維持在32%左右，不見下行；本輪宏觀調控后，經濟降溫，存差又重回上升軌道，到2008年6月已創歷史最高紀錄，接近35%。

 

這樣的政策傾向使資本向大企業集中，資源和權力向大企業的管理層集中。廣大國民賴以為生的中小企業只好自生自滅，而他們的工資收入正是社會購買力的基礎。

 

地域視角：推動資源向中心城市集中

 

區域傾斜、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限制“低素質人口”、創建“××城市”（這××會隨時變化，諸如“數字化”、“國際化”、“學習型”、“衛生”、“文明”、“綠色”、“宜居”），其核心作用是使資本向大城市集中。

 

從全國看，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獲得的資源遠超過各地，促使這些地方志得意滿地提出“率先實現現代化”。隨著這些城市的超前發展，人口大量向這些城市聚集，導致這些城市的兩會年年討論“控制人口規模”、“限制低素質人口”。這些城市的“現代化”場景，使有能力影響到國家決策的群體，誤以為這就是整個國家的面貌，從而誤導國家的公共事務決策，因為他們主要住在這些城市。

 

上行下效，各省紛紛將提高省會城市的“首位度”作為發展戰略，從自己的管轄范圍內向省會聚斂資源。曾經盛極一時的“市管縣”改革，讓各地的城市都有了可以搜刮的地盤，以至于被基層譏之為“市刮縣”。

 

中心城市脫離國情、國力的超前發展，在觀察者眼前展現出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形象：一個與歐美不遑多讓，形象工程與政府建筑之奢華傲視全球；一個凋敝敗落、污染遍地，學校等公共建筑弱不禁風。當年的遼寧省委書記聞世震曾感嘆：“城市建設得像歐洲，農村發展得像非洲。”問題在于，“非洲”才是大背景，“歐洲”不過是這背景上的一塊塊“飛地”，而飛地上的人們卻以“主流”社會自居，控制著國家的輿論和公共事務決策。

 

社會視角：推動資本向富裕群體集中

 

多年來，“親商”成了各級政府自覺的政策選擇，甚至“親”到官商不分、官商一體的地步。“政策優惠”、“劃撥”、“特事特辦”、“三零政策”（以零資產、零稅賦、零地價吸引客商），讓前官員化身的商人，以極低的代價將大量名義上的公共資源轉化為現實的私有財產，并立法保護之，稱之為“產權明晰”。

 

結果是國民中的少數人口依賴行政權力，聚集大量資產，以實現利潤極大化；而導致多數人口缺乏基本的生產資料。在我們數千年的古籍中，有兩個詞匯描述這一過程——“聚斂”、“兼并”，這歷來被視為國家的亂源。這種聚斂的效率有多高？看看歷年的胡潤榜就知道了。事實上，胡潤的調查線索主要來自上市公司的公開報表。而許多富豪的財富見不得光，20世紀80年代就提出的干部和家屬財產、收入申報機制雷聲大雨點小。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聚斂起來的財富統統需要進行投資以追逐利潤。以前，學界將投資饑渴歸之為計劃經濟的頑癥。事實證明，在“主流”經濟中，投資饑渴遠超過“接軌”前。就在提出“窮人經濟學”的這幾年，投資總額/國內生產總值的飆升速度遠超出任何歷史時期，在2007年，國民創造財富的55.65%轉化為固定資產投資，追逐著未來的利潤（見圖十二）。這個比值的平衡位置顯示出持續的加速上升態勢。

 

國內市場根本不可能滿足產能的需要，只好依賴海外市場。結果造成了巨額外貿順差。

 

如果再考察這順差的構成，恐怕會出一身冷汗，巨額的順差完全是外資控制的加工貿易造成的（見圖十三）。等于我們付出了環境、資源、勞力的代價，為外資生產它們在自己國內不能生產的東西，再運到它們國內。已有無數的報道告訴我們，在這筆買賣中，我們掙的加工費在最終售價中的比重微乎其微。

 

宏觀調控中降低出口退稅的措施使得中國的紡織企業叫苦不迭，迫使當局不得不放緩，可見我們的經濟對海外市場的依賴到了什么程度。保駕護航就這樣幫助國內外的資本將我們的經濟系統置于幾無回旋余地的處境。對此，“宏觀調控”幾乎束手無策。

 

請注意各圖中的平衡位置，它們表征著我們經濟系統的“標準彈道”，如果它們顯示的長期趨勢不能扭轉，這“主流”經濟的“標準彈道”會將國家引向何方？沿著這“標準彈道”外推，能看到什么樣的前景？有什么力量能夠扭轉這樣的“標準彈道”？

 

 

我們是怎樣陷入這個困境的？不妨先看看下面的引文：

 

“經常可見的小型家庭企業同大型公司企業并存——所有的企業按照不同的生產要素比例和使用水平差距很大的技術，去生產同樣的產品。

 

“小型機器廠的經營者發現，為他的庫存成品和應收賬戶融資去申請銀行貸款，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一個有特權的、持有進口廉價優質機器零件許可證的進口商，卻能夠按6%的補貼性利率，容易地獲得外貿信貸。

 

“關稅保護、進口許可證、稅收特許權和低息銀行貸款，一般只提供給少數的城市有特權者，從而在少量富翁和大量受貧困打擊的窮人之間，又造成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

 

“在所謂資本匱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門遭受供給瓶頸限制的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卻是過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廠和設備。”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員的失業，與某些勞動技能的嚴重短缺同時并存。

 

“國內企業家握有投資機會，但難以從企業外部得到資金，因而不能利用這些投資機會。依賴外國直接投資，可能是以把投資機會廉價讓與外國人的代價，來打破外源融資限制的一種形式。不過，國內企業的發展因此會受阻。模仿國外先進生產技術變成了全盤引進。”

 

“國內金融命脈被阻塞，將會產生依賴外國金融資源的巨大壓力……將產生一種倒退回殖民經濟的危險，在這種經濟中，依附外國的洋奴，能夠以相當自由地進入國外資本市場的便利開展經營活動，并通過這樣一種方式來閹割國內企業的發展。”

 

不要以為這摘自對當今國內經濟的調查報告，它來自1973年美國學者R.I.麥金農出版的一本書《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這些現象是麥金農當年考察資本主義世界的“不發達經濟”時發現的。1988年，這本書的中譯本在國內出版，一時引起了學界的關注。當時筆者以為，有了前車之鑒，我們不至于重蹈覆轍。結果證明，我過于樂觀了。

 

事實上，我們既不缺前車之鑒，也不缺視野開闊、直面現實的學者，但我們卻仍然走到了這步田地，那我們缺的到底是什么？

 

（注：文中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海關總署網站）

 

《科學時報》 (2008-9-2 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