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發展私有經濟，但反對“私有化”

王煉利

“私有化”原本規矩，到了此地才成掠奪！

“私有化”三字我們已很熟悉。但什么是私有化？多數人的概念很模糊。

自己開個店開個廠擺個攤那不叫私有化，那就是私有經濟。私有經濟不是私有化，它原本就是私有的，不用“化”為私有。

所謂“私有化”，是先要有一個“不私有”的前提，起先是“公有”的，“變”成了“私有”。但是，光是從國有變為私有還不能稱為“私有化”，只有在法律法規管束制約下的“化公為私”，才稱得上“私有化”。

這樣界定“私有化”，是為了避免將“私有化”與掠奪混為一談。因為“私有化”原本與掠奪無關。

“私有化”這詞被廣泛使用，是在鐵娘子撒切爾夫人任首相以后。

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組閣，“私有化”就是新保守黨內閣宣布的經濟改革綱領。戰后英國，1946年、1964年、1975年是工黨戰勝保守黨，1951年、1970年、1979年是保守黨戰勝工黨，英國的國有化應工黨而生，英國的私有化應保守黨而盛，撒切爾夫人上臺后把三分之二的原國有經濟成分實行了私有化，把公有住房賣給私人也是撒切爾私有化的內容之一。

“把三分之二的原國有經濟成分實行了私有化”，這大概只有中國的私有化可比擬吧？不，英國比中國差遠了。

雖然，英國私有化改革涉及的46類企業關聯到構成英國國有經濟基礎的所有部門，但是在撒切爾夫人上臺前后，英國國有部門的產值只占GDP總量的10%，在國有經濟中就業的工人又只占全部勞動力的6％；1980年，英國的GDP總量是5367億美元,5367億美元的10％只有537億美元（當時中國的GDP是3015億美元）。也就是說，1980年英國的國有經濟成分只是意味著能產出537億美元的經濟實體——撒切爾夫人主導的“私有化”，“化”之前的家底就是如此。也因為如此，英國搞私有化就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傷筋動骨。

撒切爾夫人的國有資產“私有化”搞得轟轟烈烈，但“私有化”的腳步卻戰戰兢兢！在英國，一個個大型企業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私有化”，一個大型企業實行私有化的時間平均需要6年，這其中要干的事情非常之具體，譬如要進行詳細的資產清點，要評估企業實際價值，要通過法律形式來確定私有化程序和規則，要確保在交易、拍賣、招標、競買、制定交易規則、安排交易程序等過程中的公開透明，要將私有化的企業納入專門的管理系統。并且，要到改革的完成階段也就是要改制的第五年第六年，法律才認可其所有制的轉變！

英國的住房私有化也同時發生。英國的住房私有化背景是：當時英國已經達到了一戶一套房，即住房的總供應量已經穩定、英國的城市化已經完成。由于英國是輪流執政國家，住房問題從來都是朝野兩黨競爭的重要議題，為打敗工黨，保守黨曾經把住房問題列為僅次于國防的第二大問題。在戰后保守黨執政的一段時期，保守黨主導蓋的公房比工黨執政時還要多。到了撒切爾夫人當政，英國已滯漲多年。“滯漲”其實是兩黨為了競爭執政權而不得不競背“福利化”的包袱造成的后果。撒切爾夫人推行私有化包括住房私有化，目的就是要把以往為了同工黨競爭而不得不承擔許諾的責任一點點推卸掉。但即使這樣，保守黨還是小心行事，到1997年，英國公有住房比重仍然占21%（1981年占32%）。

英國實施私有化是有著一整套措施跟上的。英國雖然私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卻高度警惕在國企私有化過程的 “國有資產流失”，為此，議會要求國家審計署在私有化之前和之后都要對私有化企業實行審計（可不是象我們這樣的審計），為此專門設立了國有資產私有化績效審計司。

在英國，私有化也涉及到了與國計民生相關的壟斷部門，這些與國計民生相關的原國有企業改制后，英國設立了專門管理機構，限制私有化后產生私有者壟斷行業的弊病并防止私有者的權力濫用，以維護公眾的利益。比如英國電信管理局、煤氣供應管理局、電力管理局、水力服務管理局等就是專門限制私人壟斷行業弊病的管理機構，這些機構不是行政機構，也不受行政約束，主要責任是制定最高限價，規定行業價格上漲不得高于通脹。

通過撒切爾內閣的“私有化”我們看到了什么？我們看到的這是在法律制約下的私有化，這樣的私有化，固然也會發生弊端，但卻不存在少部分人靠侵吞攫取國有財產來實現私有化這樣的弊端。撒切爾夫人信奉的是競爭比平等更重要，經濟效率比福利更重要，她主要是從提高效率、強調競爭角度來搞私有化的。

美國也搞國有資產的私有化。美國是怎么搞的呢？ “出售一家企業的傳統方式都包括會計事務所評估企業 —— 每個建筑、每臺機器、每項賬款—— 價值以及專家為出售做廣告并與買方接洽這兩項事宜。大多數企業的出售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這一時間內，十個專家化他們大部分的時間從事一個企業的出售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我們于是知道，美國搞私有化也是搞得小心謹慎的。

不過，俄羅斯“私有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們算了一筆賬，如果俄羅斯也這樣進行私有化的話，它將用去幾十年甚至150年時間，光專項費用一項就會超過所有企業的賬面價值”。俄羅斯沒有像英國美國那樣花時花力“私有化”，結果是“俄羅斯用于每千人的社會需要、醫療衛生和文化，甚至包括教育的支出，僅在6年時間里就減少了三分之二。” “到1995年底，全部收入的60%落到10%的人手里。”引號里的話是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傳記和政論作家羅伊·麥德維杰夫在《俄羅斯往何處去》）一文中說的，羅伊·麥德維杰夫1956年加入蘇共，1969年被開除黨籍，1989年恢復黨籍，同年當選蘇共中央委員。蘇聯解體后參加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勞工黨，是該黨兩主席之一，政治主張是實行民主社會主義。

對于麥德維杰夫的評述，我們何其熟悉！因為20世紀九十年代，中國也“私有化”了。英國一個大型企業實行私有化平均需要6年時間，我國不消6年時間就夠把成千上萬個國有企業私有化了！英國化了18年時間減持了11%的公有住房，我國幾年時間就減持掉70%公有住房。英國實行私有化（包括實行股份制）的主要目的是要治經濟停滯缺乏效率的“英國病”，我國推行私有化的目的卻演變為一場由著少數人將多數人創造的財富占為己有的浩劫。

為什么差別會這樣大呢？

因為私有化是需要錢的，有錢才能私有化。

有錢才能“私有化”

英國、美國都有著幾十年幾百年形成的私有者階級，只有他們才有將國有資產私有化的經濟實力。而俄國、中國都沒有這個條件，正像麥德維杰夫所說：“在1992年，俄羅斯不僅缺乏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能形成的私有者階級，甚至沒有什么有影響的私有者階層。這個社會集團（私有者階層）剛剛開始產生，而且其中占優勢地位的還是那些在70～80年代的當權者。獨立的生意人集團，比正快速恢復自己勢力的國家官員集團，其影響和力量要小得多。”

中國不也是這樣嗎？

自從國家提出從1997年起，用三年的時間使80%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即國企改制）， 1997年的25.4萬戶地方國有企業到1998年“改制”到21.5萬戶，13.9萬億元屬于地方國有企業名下的資產總計減少到9.1萬億，減少了35%；其中的國有資產含有總量從4.2萬億減少到2.4萬億，減少了43%。1998年的地方國有企業在全部國有企業中占什么地位呢？地方國有企業戶數占總全部國有企業總戶數90%，地方國有企業資產總計占全部國有企業資產總計的68%，地方國有企業中的國有資產總量（大致相當于國有企業所有者權益總額）占全部企業國有資產總量的50%（此段中數據是筆者根據《中國財政年鑒》中有關國有資產統計部分的數據計算，筆者對此計算負責。）

13.9萬億屬于地方國有企業名下的資產總計減少到9.1萬億，一共減少了4.8萬億，或者說“改制”掉了4.8萬億。這發生在1997年和1998年。1997年中國全部居民儲蓄是4.6萬億，1998年是5.3萬億。這說明，中國居民本沒有錢“私有化”，真要私有化，只能靠“借公濟私”。

“私有化”真的需要錢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前東德曾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中經濟運轉最好的國家，民主德國一直屬于歐洲工業發達國家之列；東德“私有化”，付出的代價是失業率高達20%~~25%，大量的企業因為不符合歐共體的技術標準而關閉，東德轉制的“過渡費”高達5000億美元。東德人還算幸運的是，5000億美元的“過渡”費用由他們的同胞西德納稅人來承擔了，而其他國家就沒有這么幸運了！俄羅斯就沒有這份幸運，在1990年俄羅斯改革剛開始，俄羅斯私有化面臨著沒有一個有錢的私有階層能對國有企業接盤這樣一個問題，最有錢的美國心有靈犀——唯恐蘇聯張口要錢，美國駐蘇聯大使1990年末就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文，說美國對“建設新俄羅斯的最大援助”，一是表示理解，理解他們的困難，二是美國在應對國內各種社會問題時更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這可以給俄國人提供一個榜樣。

俄國得不到來自外部的錢的支持，于是他們照著自己的方式“私有化”。對于這種“私有化”，俄羅斯基督教民主黨人寫了《權貴資本主義的光輝未來》一文給予評價：“帶有共產黨權貴思想的資本家——這在哪里見過呢？在俄羅斯，所以巨大財富的形成都有極其不同的來源，唯獨沒有經濟方面的來源。”“誰能變得比較富有，并不是取決于客觀的經濟規律，而是取決于非常具體的官僚主體——官員同官員的個人關系。因此，如果用另一種尺度來衡量，這種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官僚——黑社會類型的資本主義。”（《獨立報》1996年2月16日）這不也是在說中國嗎？是的，凡是在缺乏私有化所需要的錢卻硬要“私有化”的國家，私有化必然成這等模樣。

我不反對私有經濟，我擁護發展私有經濟，但我反對私有化。

我擁護發展私有經濟，是我親眼見到私有經濟對繁榮市場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曾經是舉步就需要票證的國家、曾經是物資流通嚴重梗阻的國家——在特大城市上海生活的居民買雙透明絲襪要托廣州人、買瓜子要托蘇州人——如今是物資供應豐富，供應渠道暢通。但是，發展私有經濟的錢可以來自千萬種渠道，唯獨不能從掠奪國有資產中得來。在社會主義國家，所有的國有資產都是人民“奉獻”的結果，人民奉獻，是因為國家許過愿，人民要富強必須有強大的工業體系做保障，而一個新生的農業國要建立起強大的工業基礎，只能靠人民的奉獻。在取消了私有制經濟的國家，人民能奉獻的只有自己的腦力和體力，于是，工人接受了低工資，農民接受了剪刀差，民族資本家接受了工商業改造；奉獻不會無限制進行，否則不叫奉獻而叫國家掠奪了，全國人民都把過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不久的未來。對不久的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期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人民樂與奉獻的原動力。

但這樣，也就意味著中國國民的個人經濟基礎實在是非常非常薄弱，國家強了，人民卻普遍的貧窮（由于同外部世界信息完全隔絕，當時的國民并不感到自己窮，年輕一代感到自己很富有，特別是精神上的富有，他們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這不是諷刺，我們生在紅旗下的一代人對此都是感同身受的）。

整個國民群體普遍貧窮了二十多年，一直到了八十年代前期，改革開放解放了中國農民的生產力，中國農民的口袋鼓了起來，農民終于過上了久盼的好日子！而隨著農民的富裕，城市逐漸告別了票證制，市民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童年印象中早上八點還能在菜市場中買到菜的景象，又開始出現了；記得80年代中前期工廠開會由黨委委員說形勢，舉例是“今天我們如果想吃雞，就可以去買雞了，不一定要等過年過節了”，當然，生活改善是受工資制約的，臺下聽的人就不以為然：這只不過說明現在能買到雞，如果天天想吃雞，你黨委書記也吃不起。

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在上海這樣的城市，居民還不可能天天吃雞，原因是吃不起，這就是八十年代上海居民的普遍生活水平，當時上海居民的普遍生活水平也應該是全國居民的最高生活水平，那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也不過隔了十年，人民怎么可能一下拿出幾萬億購買國有資產？81年到85年，國民五年的購買能力不過是1.5萬億，85年的居民存款是1623億， 85年的通貨膨脹率以80年為基準上漲18%；86年到90年，國民五年的購買能力是3.5萬億，90年的居民存款是7120億，90年的通貨膨脹率以85年為基準上漲62%；91年到95年，國民五年的購買能力是7.7萬億，95年的居民存款是2.97萬億， 95年的通貨膨脹率以90年為基準上漲71%。

就這樣的家底，還想私有化？

其實，由于社會主義國家缺乏英美那樣經歷幾十幾百年形成的有錢人階層，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面臨沒有錢搞私有化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又只有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才不成其為問題——只要有著控制支配國有經濟國有資產的權利，國有資產就是權力者的私有資產。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地市級官員慷慨使用國有財產之“大方”，能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都目瞪口呆——至于原因，那將是一篇長文，在此不贅述。

中國的國企改制不是什么“私有化”，而是赤裸裸的掠奪和搶劫，是權貴對平民的掠奪和搶劫。掠奪和搶劫的，正是全體國民為國家所作的奉獻，這奉獻名為“國有資產”。

國企領導憑什么成為私有化的主體？

這里，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浮出了水面：中國的私有制建立在什么基礎上？如果是建立在幾十年國有化基礎上，那么，誰有權利把幾十年工人農民為工業化作出的奉獻成果轉手變賣、而接手者越來越多是原國有企業領導？“中國私營企業調查課題組”到2006年已經進行了七次私營企業調查。2002年的抽樣調查表明，在購買私有企業的業主中，自己是本企業負責人買下企業的占61%，抽樣的833個改制企業，一半業主是共產黨員。2006年的抽樣調查發現：“在被調查的2001年后注冊為私營企業的私營業主中，其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的，占32.2%”。““從政治面貌為中共黨員的私營業主的職業背景看，他們中，在開辦私營企業前曾經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擔任過一般干部、科級干部、縣處級干部、縣處級以上干部的分別占56.4%、30.7%、11.6%和1.4%。在中共黨員私營業主中，有55.2%的人曾經是國有、集體企業的負責人”

.國家建設幾十年，靠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把資產集中起來，結果倒給少數人得以集中攫取國有資產的便利，而這些人昨天還高喊為人民服務、代表人民利益，轉身就完全徹底代表自己和家族利益去了。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整個80年代，老百姓還窮得很，少數人靠“官倒”富，那與老百姓無關。到了90年代，是有人窮、有人富。但80年代的家底就這么些，私人怎么可能幾年就抱走公家幾萬億？西方各國打造“有錢階層”都要歷時幾百年，中國人說聲“先富起來”，幾年間先富之人就可把國家都給買下來？也許有人會說，原國企領導買國有資產并沒有化那么多錢，那么，又是誰給了“人民公仆”賤賣國有資產的權利呢？

從“交易過程”區分中國和西方的“私有化”

在中國，凡發生國資轉讓的地方，都在算兩筆賬。一筆賬是國有資產本身值多少錢，一筆賬是要得到這筆資產需要付多少錢。即賬面價格（有沒有低估暫且不管）和交易價格。這兩部分價格合計就構成國資“私有化”的全部價格。在市場經濟發達社會里，這兩筆賬是一會事，資產所值就等于為了得這筆資產所需要支付的，產權明晰了，交易是沒有那么費事的。而我們這里，一筆生意就必須算兩筆賬。為什么國企“私有化”會發生交易價格？因為誰都明白，能擺上桌面談交易的國資是值錢的，值錢的東西是不能便宜給的。不能便宜給，事實上又往往在賤賣，這又怎么解釋？這是因為交易費用落入誰口袋是暗箱操作！

舉個例子：在市場上做交易，我賣你買是要雙方情愿的。你想買，但我不賣給你，你再想也白搭。蘋果賣3元一斤，我不愿賣給你，而你卻志在必得，非我的不買。我的蘋果在你眼里是俏貨。這時我說，我6元錢賣給你，你愿意，就成交了。這6元錢中就有3元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交易費用”，是你在“買”能不能從我這里得到蘋果的權利。

如果我是賣主雇來看攤的，蘋果3元一斤，賣家知道、我知道、買家也知道。但因為有個買家他志在必得的是我那雇主的蘋果，我也就開價6元，并且成交了。但我只給雇主2元，我對賣主說，蘋果爛了，再不賣就全壞了。這樣，以6元價格成交的蘋果賣主只得2元，賣主蝕了一元，我卻平白有4元錢進賬。那賣主能答應嗎？他當然不會答應，因為交易前蘋果的產權是他的，我想賤賣，得先征得他同意，這是規矩。這樣，賣主就會與我交涉，直到我把一元錢還他，但他不知道即使這樣，我還賺了3元錢。

上面的例子，說明了商品交易中“價格”是起決定作用的。不過，“價高”不一定就是指物品本身的價值高，還包含著買家為志在必得這物品而付的追加費用。那么，實際生活中可不可能有這樣的傻買主呢？在特定條件下是可能的，社會主義國家搞“私有化”就是特定條件。在社會主義國家，有權賣國有資產的人賣的不是他的個人資產，但是，他有著選擇誰成為國有資產買主的決定權。這時買家競相爭取“國企購買權”，也就是要把賣方對買主的選擇權利買斷。只要把賣方的選擇權買斷，物產權就得到了，而買“賣方選擇權”的“失”又完全可以從要買的國有資產實物之中去“得”——正因為產權不屬賣主，就盡可以壓價、砍價。所以表面上國有資產被賤賣了，實際上買者付出的明的暗的價格總和正等于國有資產的“實價”。買者“多付部分”即是“交易費用”，所謂購買“賣方選擇權”就是在購買國企過程中發生的權力交易費用。

至于國企被原國企領導自己“包銷”，那是有權賣國有資產的人選擇了自己作為國有資產的買方。那當然是賣價盡量往低走，揀便宜買進了。但是，這些與“私有化”有關嗎？這些與“私有化”無關，正經“私有化”的國家是不可能這樣來“私有化”的。

中國的“私有化”，百姓利益受損遠超過英國

任何國家的私有化，對普通百姓而言，一開始總意味著利益受影響。英國私有化意味著享受慣了高福利的英國百姓福利減少了。英國在推行私有化政策后房價大漲，到1989年和1990年，很多購私房的人還不起房貸， 1991 年一年中，有八萬戶居民被沒收了房子，前后失去住房的一共達幾十萬戶，這其實也是導致鐵娘子下臺的原因之一。比較起來，我國的“私有化”過程中民眾的受害程度比英國更甚，因為如前所說，英國住房私有化是在居民已經達到一戶一套房、住房總供應量已經基本穩定情況下開始的，英國即使因還不起房貸被沒收房子，沒收的也基本都是第二套房。而我國住房私有化前政府遠沒有在解決住房問題上盡到責任，政府對居民住房問題存在許多歷史欠債，所以，住房商品化一實行，體現出來的問題就是政府迫不及待把責任都當作包袱甩。

住房問題原本應該是政府解決的事情——即使是“市場解決”，這世上哪有政府不去管的市場？但在中國的城市里，一直是國有企業在替代著政府為職工解決住房問題。國有企業是國家的，國有企業對國有企業職工的福利保障和解決住房的承諾其實是代表了國家行為，那么，國有企業“減負”也就是國家的“減負”。

所謂“福利分房”（筆者一直不同意這種說法），說它是國有企業的包袱也沒有錯，但這個包袱原本是政府讓企業背上的。因為在為城市居民解決住房上，政府一直是“沒有錢”的——五、六十是“先生產后生活”，住房問題排不上號；八十年代開始的改革則一個個都是在“沒有錢，給政策”的前提下進行，住房市場化改革當然不破例。由于改革前大多數企業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替代國家解決職工住房邏輯上也說得通，全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城市居民住房也就“窮對付”——從上到下從高層到底層都在“窮對付”。這種上下一致的窮對付倒也不失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一方良劑。但這畢竟是國家欠下城市居民的一筆債，欠債，總得還的，國家沒有錢，國家企業替代國家還，國家企業還要上繳利潤，那就將住房問題排著隊解決，老百姓就耐著性子等著國家慢慢來還欠賬……。需要明確的不能顛倒的只是這樣一點：在住房問題上，長期以來，是國家欠城市居民的賬，而不是相反。

一旦政府要“減負”，把住房當成國家背的包袱，這就把誰欠誰的搞糊涂了。怎么是一直用低工資低報酬默默支持國家建設的人民欠國家的呢？應該是國家在住房問題上欠“人民”N多的賬還沒有還呢！不是說象上海這樣的城市70年代人均居住面積才4個多平方米，80年代才5、6個平方米嗎？那都是“國家分配”沒有分配到位、都是國家欠著人民的結果呀！

然而國家決心“減負”，這就決定了城市居民住房問題從根子上難解決了——以前說住房問題老大難是政府管不過來，1998年以后說住房問題老大難則是政府不管了！政府說，這讓市場管。那也可以，但政府沒有能夠保證，政府能管住市場！法律能管住市場！我們為此而惶恐——世界各國的市場化經驗——私有化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政府和法律都管不住的市場是什么？是強盜的角斗場。

中國的“私有化”是“得勢者”的“私有”

國有資產“私有化”多年。私有化經過怎樣，全國人民都不知道——從來沒有什么機關部門向人大做過這類報告，查看統計資料，統計資料也不會完整地告訴你的。這樣的私有化就是在侵犯公民利益，就是在侵犯人民的私有財產權。對于“私有化”私有出這樣的結局，人大應該過問，應該管。怎么管呢？建議向“私有化”鼻祖英國學習，在中國也成立“國有資產私有化績效審計司”或相應的常設機構，并且也對壟斷行業成立專門管理機構，制定行業最高限價，規定行業價格上漲不得高于通脹。

“私有化”本來就是舶來品，想“私有化”干脆就學到家。

要了解中國的“私有化”，了解經過比了解結果更重要，什么樣的經過決定了有什么樣的結果。

中國“私有化”的經過充滿荒誕和不公，結果又會好到哪里去？

俄羅斯經濟學家和政論家д·富爾曼在親歷俄羅斯私有化改革后這樣說：“法律的權力和誠實的國家機器是建設市場的必要條件，沒有它，私有化必然會變成對國家財產的盜竊。”

我國的“私有化”既缺錢，又缺法律監管，這樣的“私有化”能強行推行，是因為中國的“私有化”是權貴在“私有”。

在中國，法律制約不了權貴，但權貴能影響法律，能左右市場。

早在2003年，中科院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原政府官員進入從商隊伍后，其開業資本是平均數的1.8倍，銷售額是平均數1.8倍，純利潤是平均數的1.9倍，而擁有的資本達到平均資本2倍以上。

哈耶克有句名言：“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一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試問誰會否認這一點呢？”我很贊同哈耶克這句話。這句話體現了金錢本位的市民社會比權力本位的等級社會要先進。

當權貴能為所欲為，“和諧社會”離中國還遠著，公民社會離中國更遠著。

其實，在西方國家，私有化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西方原本就是私有經濟占主體的國家。

在中國，權貴將“私有化”搞成了目的。民間的私有經濟因此受阻——得勢才能致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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