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那把火燒出納粹的幽靈
笑蜀

深圳城管“拆違”時縱火焚燒棚戶區。殘垣斷壁之間，一個兒童徒勞地奔走，試圖用一小瓢水澆滅吞噬家園的烈焰，弱者的無助和強權的霸道，強烈反差令人憤懣，也令人絕望。

突破人類文明底線的暴行而竟能以合法的名義，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行其道。不能不讓人驚醒，我們的世界一定出了大問題。

是的，一定是出了大問題。因為這種突破人類底線的暴行，其實并不是第一次發生，甚至，這并不是最殘忍、最令人發指的暴行。

就在北京，某派出所政委田秀池值班時得到指令，救助重病中的流浪女。他卻非但沒有伸出援手，反而將流浪女扔到荒郊野外，使其無法得到救治而一夜暴卒。

這是今年7月份才聽說的事，僅僅過了一個月，媒體又報道，陜西寧陜縣也上演了同樣的一幕：當地民政官員諶太林為迎接上級衛生檢查，而將本鎮一名流浪漢扔到山上，致其因饑寒交迫而一命歸西。

像這樣的冷血案例，應非個別。扔掉流浪女的從犯、前警官劉洋就聲稱，以前遇到類似事情“都是扔掉”；陜西寧陜縣一位知情人則透露，寧陜縣和鄰縣將流浪漢彼此扔來扔去，已經成了保留節目。

即便物品，但凡有點價值，都不忍心白白扔掉。只有被當作了垃圾，才會扔之而唯恐不及。顯然，在某些地方官員看來，流浪漢與垃圾并無二致，所以他們扔流浪漢才會扔得順手，幾乎扔成了習慣。

這也可用來解釋深圳焚燒棚戶區的那把火。通常的理解，放火往往只是為了燒荒，而且往往只適用于初民時代。深圳的那把火，則燒出了深圳人文環境的初民時代，被燒的棚戶區則被縱火的初民當作了莽莽荊棘。

把窮看做一種臟，乃至看做一種罪，有著一種生理上的反感乃至是敵意。從這種生理上的反感乃至是敵意出發，把自己的窮同胞，把那一個一個鮮活的生命看做是垃圾，迫不及待地要把他們隔離起來，甚至要把他們從文明世界的視野里清除出去，好“眼不見心不煩”。無論是“扔”還是“燒”，顯然都是基于這樣的心理。

而這跟當年納粹清除“骯臟的”猶太人的心理，何其相似乃爾！甚至，他們使用的語言，也驚人地接近。劉洋扔掉流浪女之后馬上報告上級：已出警“解決”。相信赳赳武夫劉洋并不懂什么納粹史，但他在這里使用的關鍵詞，跟納粹“旺湖會議”決定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所使用的“最后解決”的關鍵詞，難道不是不約而同嗎？這看來似乎只是巧合，實際上卻透露出他們本能上的一致，透露出他們精神氣質上的契合。

這么說不免過于言重，而有無限上綱之嫌？但將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殘忍地拋于荒野，將一座又一座貧民茅棚冷酷地付之一炬，且事后總能為自己百般辯解，而決無懺悔之意。對如此暴徒，就應該不憚以最大的惡意去揣度。固然，被扔掉的流浪女流浪漢，被燒掉住所的深圳流民，這些可憐之人或許不乏可恨之處；但無論怎樣可恨，他們最多只是違法而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構成犯罪，而且縱然是犯罪，他們也只能接受法律明確規定的，為文明社會所公認的處罰方式。換句話說，不能因為他們走錯了路，就認定他們活該被狗咬。

當然，敢拋待救之人于荒野，敢燒貧民茅棚于街市，這種反人類的暴徒，人數畢竟也是不多了。但其反人類的文化基因，卻實足禍害天下。本來，被迫非法生存，在底層人民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生存狀態。當大多數人不能通過誠實勞動來走出低谷，而必須多多少少觸犯某些法條才能得到起碼的生存資源時，違法就主要不是他們的錯，而主要是體制的錯。但對這個大背景視而不見，對底層瑕疵沒有一點點同情的理解，反而以其為口實，視為賤民，等同垃圾，決不容他們有生存空間，為此怎樣不擇手段都理直氣壯。此種思維定勢一旦合法化，結局將是極其恐怖的。表面上他們燒的是茅棚，實質上燒的是生存權，這即是說，在燒茅棚和燒人之間，原本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不能及時喝止，今天他們可以燒茅棚，焉知明天他們不會燒人？

所以，無論如何，他們必須受到報應。沒有法律意義上的報應，至少也要有言論上的報應，讓他們成為千夫所指，讓他們的名字成為恥辱的符號，用這樣的報應警告他們的同伙，令其永遠不敢步后塵。否則，一旦蔓延開來，明天被那把火燒掉的，很可能就是我們自己。

——原載《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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