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我是真正的在為窮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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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中國經營大師論壇年會現場實錄(三)

(任志強 華遠集團總裁)

我說商品房是給富人蓋的，很多人反對我，我就想問，商品房能給窮人蓋嗎？是讓窮人交土地出讓金還是富人交呢？讓窮人交更多的出讓金，收出讓金窮人更窮了。如果不交的話，那就不是商品房了。我是真正的在為窮人說話，而更多人是把窮人推到富人堆里讓他交出讓金，從社會學的角度和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兩者的研究不同，而我們主要是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問題。　[專題：中國經營大師論壇]

靖鑒強：下面為我們演講的是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先生，任志強先生是華遠集團總裁，北京華遠地產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華遠集團成立1993，集團里面有國有各類公司20多家，任總裁是地產界的風云人物，他的觀點經常引起反響，反響的背后是他的傳承和思想的穿透力，很高興任總裁到我們經營大師論壇來傳承智慧，謝謝任總裁。（掌聲……）

任志強：今天主要不是講房地產，會議出了個題目是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對商業經營的一些影響，所以我講的文化是文化對企業管理的影響。歷史上文化對企業也好，對每個人的發展也好都有一定的影響，剛才汪總也列舉了很多這樣的案例和他們企業發展的實際情況。

任志強

任志強與中國經營大師論壇主席靖鑒強

文化實際上就是一種價值觀念，價值觀念對我們經營者來說或者對企業來說實際上它決定著按照什么樣的方式和思路去進行經營，這種價值觀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和一個企業之所以能夠延續和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中國可能比較特殊一點，中國在近100年的時間里面，價值觀發生過很多次的重大變化。早期在1776年乾隆盛世的時候制定一個支策是關閉自守，所有電視劇都說乾隆是最盛世的時候，但是對中國來說恰恰是自守的起點，乾隆時期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氛圍最高，比重大概占到三分之一，而今天我們努力了半天也只占到了4%，就是因為價值觀引起了國家制度的改變，最后造成的結果是清朝滅亡。1840年的時候才迫使中國不得不讓中國打開大門，這種價值觀的轉換也對中國制度產生了很多影響。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這之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推翻帝制之后不知道國家的制度是什么？我們有馬克思主義，也是三民主義。所以，孫中山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打來打去，對于人民來說不知道這個國家是屬于誰的了？原來是屬于皇帝，不屬于皇帝屬于誰呢？應該屬于人民，49年的時候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站起來以后，發生了文化斷裂把舊中國所有的都不承認了，如果我們不承認舊中國所有東西的話，那么中國是從哪開始的？一個人前半生是生活在舊中國、而后半生是生活在新中國。如果當時我們不是成立新的國家而是成立一個新的政權，還有哪個臺灣人敢說臺灣不是中國的，現在有一個新的借口，你是新的國家，我是舊的國家，我和你沒有什么關系。其實我們只是改變一個政權，而沒有一個改變國家。這些都因為文化產生一個矛盾。當時我們認為：我們要解決三分之二人民的生活，他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改革開放之后，我們發現，最窮的生活在水深火熱的人解放了我們，這都是價值觀的改變，到1978年鄧小平上臺之后，我們也發生很多價值觀的改變，比如說深圳，當時深圳作為一個特區，在全國是引起各種爭論的，包括在中央都是引起爭論的。為什么要給深圳特區特殊的條件？深圳許多價值觀的觀念無論是從國外引進還是創造的，都在國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造成了我們在價值觀上的變化。歷史上我們認為是對的東西現在認為錯的，現在我們認為歷史上錯的東西我們現在認為錯了，最簡單的是我們最成功的是農村土地承包制。現在很多人都在提出要追究我們私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最大的原罪就在于農村生命的危害來反對土地承包制，這是違法的，如果不是違法的話，就不會促使《憲法》的改變，但是按照《憲法》的說法當時就應該把他們殺了。但是恰恰就是他們改變了中國的價值觀，最后讓我們的完全公有制通過土地承包制變成允許私有制存在，一直到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這種價值觀的改變對中國包括企業和商業經營的模式發生了一個重大改變。50年代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種改變是從完全公有制變成允許有私有制存在，這是制度最大的改變。其實這就是我們所處的適合人類生存的價值觀。所有文化都可以列舉出來。

我們大家都了解美國，美國夢就是有一臺車、有一套房子。美國夢不僅僅是有一個房子、有一臺車，而是讓所有人通過自由的競爭變成富人，從實物角度看是車、房、轎，但是代表他們的夢想用最大的自由去掙最多的錢，而他們的經營原則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平民主義、實用主義，最后變成人人都實現不可能，這就是美國真正的夢，就是所有的夢在美國都能實現，無論你想什么。比爾蓋茨沒有上過大學或者沒有上完大學，UBS也是他大三時做的論文，就是我們的快遞，老師說你這個快遞的思想是不可能實現的，最后他不干了，不上學了，最后他實現了在美國最大的快遞公司個夢想，而且發展到全世界。恰恰是因為他們這個社會制度允許他實現這個夢想。所以，我用了幾個關鍵詞，貧窮不是最主要的問題，美國人認為他是你的敵人，對每個人都是如此，而不是對國家而言，用最大的自由去掙最大的錢，歐洲在發達的時候往往超過美國，美國不過200多年的歷史，但是歐洲的帝國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為什么他們往美國跑，因為他們的社會制度仍然產生了很多的局限。我們也可以列舉出歐洲夢，歐洲夢追求的是最高的生活質量。汪總剛才說了，我們現在很多人都只知道掙錢而不知道掙錢干什么，就是沒有追求生活質量的提高，歐洲很多典型的地方是最高水平物質生產的福利社會，而歐洲目前為止仍然被稱之為福利社會最高的一個群體，為什么有歐洲夢，歐洲已經形成了歐盟。福利的保障是沒有后顧之憂的，歐盟最重要的是對地方最高的自我保護，它限制了有些國家不得進入他們的群體，如果你達不到我們的共同夢想、達不到一定條件是不行的。所以，它一定要有時間、自由、條件去追求精神生活。歐洲遇到的問題比我們更嚴重，所以德國最近通過了法律要把退休年齡從65歲漲到67歲，大家都追求自我保護，沒有計劃生育也不生孩子。社會保障已經無法支撐這樣的群體了，所以從60歲漲到65歲，后來又從65歲漲到了67歲，前一段時間中國把退休的年齡往前推，到30歲工齡可以退休，到58歲就要下崗，就是把更多的就業崗位給年輕人，現在我們的社會保障已經不堪重負了，下一階段我們的人大也要通過新的法律把就業的時間減少，你不能總去領退休金了。我們雖然不能按照歐洲或者美國的一些想法去做，但是它對我們的企業經營和我們的價值觀產生很大的影響。

中國人也有自己的中國夢，最早的中國夢就是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特色的現代化。早期在1958年的時候，周恩來總理就提出這樣的想法，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里面提出了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確實當時是非常的激動人心，到現在我們也在說中國的現代化是中國的夢。其實從清末開始到孫中山再到前面說的一系列的革命都是希望中國能夠實現現代化。為什么？因為我們都知道，落后就要挨打，尤其是鴉片戰爭給我們最強烈的感覺就是我們太落后了。所以，如果沒有我們的現代化我們在世界上是沒有地位的，老被稱為東亞病夫，一直到八國聯軍以及到日本帝國發動侵略戰爭等等。所以，中國要實現現代化，現代化實際上是一個西方的概念不是中國傳統的概念。現代化是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想法，它到底是對是錯我說不出來，但是起碼現代化不是中國傳統的一種文化，毛澤東時期就提出要用一張白紙畫出最美最好的圖畫，到鄧小平的時候就變成我們要建立強大的物質基礎。因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要提前100年時間發展我們的經濟，鄧小平同志趨勢每年多長時間，可能我們國家也富了一點。所以，我們已經不是以經濟比較為中心了，另一部分人強調要建立和諧社會、小康社會，我覺得鄧小平的思想干100年也許是正確的。我們最大的需求是什么？我們現在的價值觀是什么也搞不清楚，至今中國也沒有提出一個讓所有公民、個人都富起來的夢想，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有提出來都是國家的富強、集體的富強，國家利益要放在第一位，大家都在爭論，是不是要保證國有資產的優先？神圣不可侵犯？什么時候我們能實現公民權利的優先？這可能是最終的價值觀問題。

如果沒有私有財產和公民權利的追求，我覺得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夢想，如果我們所有的公民都富起來了，現代化自然就可能實現了，現代化是要有一個巨大的物質基礎做支撐。所以，中國夢到現在仍然未被統一的價值觀認同。

從國家到企業，剛才汪總也講了一些企業創新的問題，我個人覺得國家為什么要拼命地提出創新？恰恰是因為我們不具備創新的文化和條件，創新的第一個基礎是自由和民主，如果沒有自由和民主你怎么能創新呢？當杭州有一個農民坐著一家自制的小飛機飛了300米的時候，我們的民航部門說他違反了航空法，當日本的一位農民坐著自己自制的飛機飛100米的時候，日本的民航部門說他是高科技。人家在鼓勵農村要飛起來，我們在壓制你可能要的飛機，恰恰是我們沒有這種前來的自由和民主。中國的傳統是什么？中國的傳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但是實際上一句話是錯的，原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要比道高。我們總是要你回到原始上去，不讓你有創新。汪總說要顛復，如果你要顛復的話，在座的都是企業管理者，你允許你的職工顛復你？（掌聲……）

我用了第二句話，大家是不是認為我寫錯了，我們常用的是“無毒不丈夫”，原話是“無度不丈夫”，后面一句話是“量小非君子”，度量大才是真君子，現在改成“無毒不丈夫”，現在社會都認為“無毒不丈夫”，而不是“無度不丈夫”，本來我們是要突破框框去創新，而被傳統約束而不能創新，這個基礎是美國的民主自由讓所有人胡思亂想。我們這個舉個例子，2006年中國有57個經營收入。美國是多少？美國凈出口的文化600億美元，韓國的文化出口部門是70億美元，而我們13億國家的人只有57億人民幣的產品，差距在哪？差距就在于美國人可以隨意的胡思亂想，因為他可以想出天空大戰、帝國大戰，都是怪怪的，這些是不是變成現實了呢？007用的這些東西今天我們都用了，幾乎007在電影里幻想的東西沒有一個不變成現實？我們很早的時候看最神話的書就是《21世紀》，因為那個時候人們認為人可以上星星、可以上月亮，沒有到21世紀這些就實現了，但是我們的傳統文化約束著我們的企業不可能有這種創新的觀念，假如我們不開放這樣思維范圍的話，真正的創新是不可能實現的。像技術上的創新，更多地是發明，它不叫創新，但是商業模式或者其他的思想、文化上的東西是一種新的創新，就是你沒有想象，他就是亂出口，但是你還不得不看。《哈利波特》就是一個神話，它自身是60億美元，已經是中國文化的10倍，然后你接著花錢買它的東西，為什么中國人要買，因為它是一種開放，你不僅是想獲得物質享受，而是享受著精神享受。我們有的人認為文化和企業沒有什么關系，同樣一個杯子，有的人說它裝著一杯水，有的人說裝著半杯水，這就是文化認知的差異、或者是文化的導向，我們常常遇到這個問題，這個事不行，或者說這個事怎么樣能行？這是同樣一個問題的兩種不同說法，就像半杯水，有的人說空的一樣，有的人說只有半杯水，有的人在意識中可能獲得成功，但是沒有文化的企業不可能做大做強。歷史上，存活200年以上的企業組織只有兩種，一種是宗教，宗教傳承的時間最長，除了中國以外，所有的國家幾乎都把宗教作為國家支柱的四大產業之一，它是維系價值觀很重要的一點。啊

第二個就是學校，學校存在著組織，哈佛在美國建國之前就存在了，它比美國的歷史還長，像劍橋這些學校的歷史就更長了。之所以這些學校能夠長期的生存下去，骨子里就是一種文化，它是文化的延續。中國人就沒有，中國人歷來都是斷裂的，所以有了“焚書坑儒”等等。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是從組織形態下去研究社會個人行為，但是反過來說，我們要研究文化的時候實際上是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經濟學是從個人意義上，就是從個人到組織的一種研究，從個人偏好開始，實際上這種文化就告訴你，對和錯是從經濟學角度和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完全不同，現在我們的社會輿論更多地提到，我說商品房是給富人蓋的，很多人反對我，我就想問，商品房能給窮人蓋嗎？是讓窮人交出讓金還是富人交呢？讓窮人交更多的出讓金，收出讓金窮人更窮了。如果不交的話，那就不是商品房了。我是真正的在為窮人說話，而更多人是把窮人推到富人堆里讓他交出讓金，從社會學的角度和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兩者的研究不同，而我們主要是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問題。文化的不同層面對我們也有不同的影響，從社會角度來看，它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文化體現的是這樣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社會網絡相當于法律政治關系，它形成了制度背景。從理論上講，我們可能都知道對和錯，要建立一種文化制度的時候，

文化實際上是一種人的行為規則，對企業管理者來說你要建立企業文化干什么？企業文化實際上就是限定人的規則，或者一群人的規則，沒有法律的社會文化用文化來代替法律的約束，代替了人的社會行為和組織行為的一種約束，是用一種文化精神來體現。早期的時候我們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不是一種法律，大家是用文化代替的法律，就是說你要遵守這個道，當你預期別人會干什么的時候，別人會預期你會干什么的時候，這種預期成為共同信仰就變成道。我們最簡單的例子，企業文化里面有的人說我只要求我的員工什么什么，我們的企業比較特別一點，我們會把員工的家屬要求進來，比如說參加社會活動允許帶家屬，如果家屬違背什么，我們罰員工，因為它代表整個企業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實際上對企業家來說，你不能允許你的員工開著你帶有企業牌照的車到外面去闖后燈，比如說在大街上有很多的樓盤，很多開發商有小區樓盤的車，如果這個車不斷闖紅燈或者出現交通事故，或者超車不守規矩，你是否敢去買樓盤，我認為這個樓盤的管理者不好，它對員工的教育不到位，可以亂闖紅燈。這種約束是共同的價值觀念和文化的一個結合，所以他要服從企業品牌的形象，服從一個企業戰略目標的要求。它不是在法律的范圍之內，而是在家法內，這可能比國家法律規定的更加細致，比如說國家法律上沒有說上班不能吃東西，但是你企業的規定中可能規定了，員工在上班期間不能吃東西，有的企業就有這種規定，或者你上班期間必須穿西服、工裝等等。這就是家法，這種家法也進入了企業文化，如果你變成了文化了，假如你不說，別人也會自覺的遵守，我不可能進了工地不戴安全帽，盡管我是老板，我也得戴安全帽。它其實就是一種文化。

中華民族的血統文化比較嚴重，我們到現在為止，無論到國家還是到集體，可能這種都在繼續傳承，比如說剛才汪總提到我們的家族企業為什么排外？就是因為血統問題，為什么在《憲法》上都寫著中華民族，而不寫著中國公民，也就是海外華人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其實他已經入了美國籍了，打起仗來，他會為美國服務，這種傳統文化對我們現有的制度是有危害性的，我們典型的“四合院文化”的擴張，就是我們這個團體要維護我們團體的尊嚴，你是我的職工，他有他的企業。我們的傳統是以血緣、宗教組織形成的人際關系，就是剛才汪總說的家族企業，另外一種是以宗族關系的推廣，實際上是皇族社會，而“四合院”恰恰就是這樣一種文化的傳播，“四合院”最關鍵的問題它為什么是“四合院”，你看“四合院”有幾個有外窗的？這些都是抵御外敵的，對敵人堅決的抵抗。我們更多的需要是寬容，需要你對外的合作，我們如果像乾隆時期關閉自守，你這個企業就永遠無法跨出國境去實行戰略轉移，這個時候你的企業會出現問題，而合作雙贏會越來越多地成為我們新的商業模式，如果你依然用這種傳統模式的話，那可能我們會遇到麻煩，現在我們更多教育人民是以國為家，中國最偉大，人民并不重要。我個人覺得這兩者中間還要以公民為基本的要素，否則國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因為國家的存在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

由于土地資源的原因，我們只能提出一些新的方法。我們也提出了先進，三個代表里提出先進文化，在全國來看，最主要的是公民國家、公民社會、企業公民的概念。那么我們現在提出要讓很多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尤其是國有企業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我們可以想想中國的改革，國有企業恰恰是承擔了過多的社會責任，才把學校、派出所取消了，取消之后國有企業才具備了市場競爭的能力或者說經濟效益才提高。歷史上不都是過且在背著嗎？為什么過去改革完了之后已經把所謂的社會責任從企業里面拿掉，要把第三產業脫離，才使企業能夠進入市場，今天我們把它倒過去，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公民的概念，更多是企業公民的概念，企業公民的概念不光是付出，而且要有自己的權利，權利是通過剩余價值可以獲取，實際上我們的文化和輿論并不給企業寬松的社會環境，你掙了錢了，就把錢拿出來給社會捐了。沒有掙錢的權利為什么做？今天社會主義制度下更多不是剝削了，而是支付完社會責任之后掙的錢，我得先付成本、先付工資。像汪總說的沒有這種契約關系的話，你的企業會失去基礎的平臺，而這個平臺恰恰是雙向的自我選擇，就是你是選擇企業還是企業選擇你，企業關系是可以進行選擇的，但是我們現在很多家族企業是沒有辦法選擇的，你不可能換一個家族。你的血緣關系你只能在這個家族，所以有些人不得不分家，法律上也有很多特殊的規定。

實際上在1997年的時候，有一個美國經濟學家提出了核心的概念，他認為任何通過法律實施的法律結果，都可以通過文化和通過社會規范來實現，有兩種推理，一種是任何的法律結果都能夠在沒有法律的情況下實現，如果這個結果不是納什均衡，沒有法律能夠實現這種結果，其實在我們的國家經常出現，就是核心價值觀和核心競爭力不統一。多種文件不被執行，為什么很多的文件執行不下去，比如說宏觀調控遇到很多地方政府的反抗，這就是文化理念之間的沖突，在國家可能出現在企業界也可能出現，在中層有提出，在下層遇到了抵抗，不可能完全的實施下去，目前中國就缺少這樣的核心競爭力，我們現在很多人都說醫生是最壞的，醫院太腐敗、教師是最壞的，學校太腐敗。如果這些人都是壞人那國家還有好人嗎？這是由兩個價值觀決定的問題，一個是他有問題、我去幫他，一個是這個社會有病人，這種說法是對立的。一種是說我說水有多少，一種是杯子的空置量有多少。

比如說社會上現在更多地說地產商里面有這么多的富翁，地產商一定是黑得不得了的發展商，我們也可以查查世界各國或者是俄羅斯的富翁們。在中國前100名的富翁地產占19%，農業的占12%，IT的占10%，電子的占9%，輕工的占9%，分布在16個行業里面，各自的比例都不一樣，最高的就是房地產占19%，我認為它最重要的原因是國家把能夠發財的領域都壟斷。所以，那里面沒有富翁，比如金融、重工，假如把這些都開放出來的話，地產商都不算什么了。主要是我們國家把這些壟斷掉。所以這方面沒有富翁。俄羅斯占前100位的石油、天然氣占43%，冶金的30%，銀行占13%，房地產只占到1%。如果同樣兩種經濟體制都采用同樣一種經濟體制的話，都發現中國的地產商是窮人。石油、天然氣和冶金業差得遠得不得了，而我們恰恰因為這部分被壟斷而實現不了這些人不能出現民營經濟的巨富。因此，法律代表著是一種統治的意識如果在某個行業重點扶持重點企業，那我們還不會有多大的改變。俄羅斯的富人榜里面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但是中國的富人榜里面會有很大的改變。所以房地產并不是通過這種方法來進行評比的。

另外一種說話文化是法律的一種組織，我們的企業不可能包羅萬象的做出各種規定，我們從《鞍鋼憲法》的時候就做出各種規定，你不能做這個。所有的規定會約束手腳，而不能用文化來替代，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用文化代替法律的不足，共同的文化在交易中節省交易資本。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上電梯，上電梯的時候總經理先上，我可能要等第二次電梯，因為總經理的時間最寶貴，反過來說，總經理也在，上電梯的時候有人再走，是不是這個時候還是總經理先出后進，這種文化變成不成文的法律，最后形成員工在企業中自然而然的使用，因為他的時間最寶貴、他決策對公司的影響最大。這些東西靠什么來形成？實際上是靠一種默契，這種默契是就是企業文化，就像最光榮的文化傳統里面提出的“扶老攜幼”一樣，老人可能要優先，孩子要優先。在公司里面也同樣有一種特殊文化，就是它是一種經濟組織所需要的一種文化。

我們可能有很多問題搞錯了，也可能是我搞錯了。就是說在認知的時候說的是真和偽，說好和壞是利益的平衡，如果說善和惡是行為的判斷，美和丑是一種形式，但是我們認知的差別上恰恰搞混了，搞混了之后問題就沒有辦法討論了，就形成了文化的差異。舉個例子：夫妻兩人去逛街，男的說那個女人長的漂亮，老婆會說，你怎么又長壞心眼呢。怎么說人家漂亮就是有壞心眼呢？我們企業的主導產品是給富人蓋的房子，一說到富的時候，有人就說富人都是壞的，你怎么給富人蓋房子呢？是不是所有的富人都該為窮人提供糧食？是不是富人該為窮人提供房子？但是我們的窮人－－民工正在為富人蓋房子，我們的廉價勞動力還在給美國提供服務。這是邏輯上的錯誤，錯誤是把這四種關系弄錯了。

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有很大的不同，企業是具有自由約束的組織，如果沒有好的環境的話，你沒有地方去伸冤了，一定要有暴力的行為，去維持社會的秩序。但是企業是不行的，企業不能隨便的抓人，不能說把員工打一頓。在日本有一個“出氣室”，就是說把所有領導人的塑像放在一個辦公室里，下班的時候你可以對著這個泥人打，就可以出氣了，但是，出了門你就不能這么干了，為什么這樣呢？更多的企業是靠企業文化機制來激勵，人民可以有一種選擇，你可以選擇進入這個企業或者不進入這個企業，部分是家族企業還是非家族企業，因為企業不是民主監督的對象，可能國有企業里面有一部分是被監督的，但是真正的民營企業或者市場主體不是一個公共的產品。企業大部分應該是委托代理制度的關系，如果我是總經理我就是太上皇，真正的太上皇是股東，股東可以決定的是財產的權利和資產的促成，而總經理這個皇帝決定的是企業的經營方式，因為你委托代理制去決定，你并沒有把財產的處置權交給我，而是把經濟的處置方式交給我。實際上組織形式有三種：第一種是個體工，自己既是投資人又是經營者；第二個是合伙人制，就是共同的知識產權人來合作。比如說律師、醫生、設計師，每個人不是委托代理，我本人必須是專家，我們來共同合作；第三種就是公司制，公司制就是委托代理制，經濟學研究了這么多年，轉來轉去沒有轉出這三種方式，各個國家都是這種方式，都是個體戶式、合伙人制、公司制，企業作為一個公司制度，你要做的就是加強你的公司權利，這是一個制度性的保障，這種制度性的保障就是說你可能是大家庭制。首先你要滿足股東取得滿意回報，第二個是員工取得滿意回報，不然他會跑，促成人才流動，當一個企業年流通率大于10%的時候，就說明你制度有問題，你自我的淘汰率也不可能有那么高。華遠對管理者的考核大部分要設立兩個指標。第二個最主要的是看同年和上一年相比員工工資提高了嗎？如果員工工資沒有提高就說明你在激勵機制上肯定有問題。下一個年度就會發生你的員工流失、技術干部和管理能力下降。一種企業文化實際上在和國家的制度對比的時候會發現，國家可以用法律和權利，而企業只能用文化而不能用法律和權利，你有權開除我但是你并沒有權留住他。而知識產權是放在人的腦子里，你沒有權留住他他可以跑，那你怎么行使權利，你沒有辦法行使權利。因此，對企業來說文化更為重要，文化的基礎是什么？一個是管理者的價值取向，我們過去可能更多地是受烏托邦的影響，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或者是國家社會主義很多制度都沒有被社會所認可，到目前為止有人反對這個制度、有人反對那個制度，但是烏托邦是沒有人反對的，烏托邦雖然實行的時間很短，實際上它是沒有權利改變國家的政策，但是可以在這個企業實行共產主義，所以在企業內部有可能實現局部的共產主義。也就是說，這種影響對社會影響可能更大。

我們現在被委托管理者更多地是更多追求企業的控制率和管理的規模，它和股東利益之間是有沖突的，所以我們從管理學上說，也提出過是股東利益最大化、管理者利益最大化、員工利益最大化，在不同的時期發生不同的變化，日本和德國典型是以員工利益最大化為基礎，所以德國很多法律上規定，員工沒有股權，但是必須是董事會的成員，它的勞動保護和自由保護對員工的保護程度最高，而日本和德國基本上都沒有職業經理人，它大部分都是從員工中提拔，或者按年薪的方式提升，而更為發達的國家里面是委托代理制為基礎。而這些代理者實現的價值目標不一樣。就像剛才汪總說的，我們不能套用杰克維爾奇的做法，文化制度和國家制度背景完全不同，如果我們不能取得被接受和認可的價值取向，你這個企業最終就會成為孤家寡人。

剛才汪總也說到了“無為而治”的問題，我們三種文化，一種是道家的文化，道家用的最多的是“無為而治”，“無為而治”的基礎是什么呢？他一定具備一定的能力才被你提高到高層，他一定具備素質和道德文化的認同你才把你提拔到現在，你不去管他的時候他自己會管自己。我們對中層實行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你只要要求他做好的東西，他的教育就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我們指的中層干部就是這些人都是好人，用儒家方法去管理，你不會在上班時間偷偷跑出去做私事，所有的企業里面或者非生產企業里面都要求下級打卡，這是最典型的對員工的不信任，低級勞力是從容易在市場上獲得的。因此，這也是最容易流失的，要使他們通過嚴格的約束變成中級管理人才和高級管理人才，它缺乏管理能力，所以要進行不同的文化管理。我們最多的可能是什么呢？在企業管理中最怕的就是這種文化，我們總是設立意見薄，但是從來沒有看這個意見薄上面的意見。更重要的是要用不同的鑰匙去開不同的鎖，而不同的鎖是我們不同的企業不用套用一種制度，而要用不同的制度來實現企業的創新和發展。

企業文化的建立很重要的就是溝通、灌輸、發展、培育。謝謝大家。（掌聲……）

靖鑒強：謝謝任總裁精彩的演講，我們發現，任總裁在傳承經營智慧文化的時候，非常富有風采，下面我們請曹玉書主任為任總裁頒發最佳演講風采獎。（掌聲……）

下面我宣讀組委會對任總裁的頒獎詞：真理永遠不失溫文爾雅，對真理的表述需要智慧、坦誠、勇氣，他是一個勇敢者、思考者、更是個實干家，經營智慧傳承展示的是他真正的風采。（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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