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森訪華與花旗收購廣發

美國財長保爾森于本月19日至22日來到中國進行他任職以來的第二次訪華之旅。說起保爾森的上一次訪華，那可是近年來中美關系發展的一樁大事。且不說在保爾森上任之前，由于佐力克離任帶來小布什政府內部對華溫和派力量削弱，造成中美關系前景不明而形成的雙方的心理陰影。單就保爾森所處的重要地位及其對華鴿派背景，就使得中國國內諸多專家與官員十分積極與樂觀。乃至在保爾森離去之后，大家也紛紛表態，認為保爾森訪問形式大于內容，就好似保爾森只是緩解了中美貿易逆差帶來的兩國的糾紛，而并沒有對我們造成新的威脅和壓力。那么，事實究竟怎樣呢？難道真是美國人領悟到了中美關系對于美國利益的重要性，就不再追究中國對美龐大的順差了嗎？當然，我們萬分希望事情果真就是這樣，可是，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決定國與國關系的根本只可能是國家利益。我們還是來看看保爾森到底得到了什么和他所得到的對我們有什么意義吧。

保爾森第一次訪華除了對中美關系提出了一些積極與建設性的看法之外，還提出了一項重要的要求，就是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國內知識界在欣慰保爾森來訪緩和中美關系之余，并沒有對保爾森的這項要求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只是在保爾森與中國官員會談后的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到了關于花旗收購廣發的事宜，保爾森表態說自己一直在關注這件事情。這關注的題外之意，就是說保爾森已把花旗收購廣發這件事的發展看作是中國政府對他來訪所表達的善意的回應之一。那么，為什么美國的財政部長會這么在意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尤其是花旗銀行對廣發的收購呢？國內的理論界和官員們顯然一來沒有對保爾森要求中國開放資本市場給予足夠的重視，也沒有關注到保爾森對收購廣發事宜的關注。為了搞清楚這樁事情到底是怎么會事，我們來重新審視一下中美之間的貿易與經濟關系。

眾所周知，中國自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增長，而80年代至今也是亞太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其間的不和諧音也許就只有8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的破滅和90年代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得益于從過去相對封閉的經濟向逐漸開放的經濟過渡有很大的關系，且不說中國過去經濟的封閉是由于西方對我們的封鎖引起的，僅看中國自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無疑會使我們認為開放是經濟發展的良藥與秘方。當然，事實上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一部分也的確是由于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引起的，這一點從中國自入世以來出口的飛速增長上也可以看得出來。這種出口導向型的發展道路不僅使我們中國獲益匪淺，而且也是日本和東南亞諸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經濟學界以及見諸于媒體的所謂全球化的利益其實就是這種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道路。本來這種發展方式是符合古典自由貿易學說以及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的，所以，新自由主義的信徒們也就在不斷地兜售他們這個靈丹妙藥。

在我們為自由貿易的巨大勝利歡呼雀躍之余，卻不妨聽一聽其間那些新興工業化國家所奏響的不和諧音，拉美的墨西哥、東亞的日本以及泰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在經過了數十年的快速增長之后，突然都遇到了種種的金融危機，在危機過后他們的資產都大幅貶值，使得各自的經濟都遭遇了或輕或重的衰退。或許，某種程度的經濟危機是現代經濟的頑疾之一，又或者這些國家政治領導人在經濟問題上的不成熟才導致了這些經濟危機的發生。雖然這兩種可能某種程度上都是對的，但我們要關注到在這些經濟危機當中還存在著一個贏家，那就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不但這些危機當中活躍的都是美國等對沖基金的身影，而且危機過后往往是英美諸國收購廉價資產、經濟權力擴張的大好時機。

盡管這樣，我們或許還是要承認，亞太地區這些國家的經濟畢竟是得到了增長，GDP的數字畢竟是越來越好看了。我們不妨再來看看，這種出口導向式的經濟是怎么發展起來的。

在現代世界經濟開端的時候，及英國崛起的初期英國人就扛著自由貿易的大旗到處進行全球化的事業，以致現在還有歐洲人講，那個時候的全球化程度要比現在高得多。不過，英國那個時候的自由貿易可不僅僅是貿易而已，我們中國人的近現代史就是為了結束與英國人鴉片自由貿易而開始的，而那個鴉片自由貿易正是英國人平衡貿易逆差的辦法，于是這個“自由貿易” 最終是以戰爭來實現的。英國自由貿易的前提是所有與其進行貿易的國家都部分成為它的殖民地，否則，沒有人會不通過戰爭來進行一場以鴉片和奴隸為主的貿易。再來看看現在這種出口導向型的自由貿易是如何能夠在美國巨額逆差的情況下發生的，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美元結束與黃金的掛鉤，成為了唯一的世界通貨。而一方面美國的落后產業逐漸向過去的第三世界國家轉移，另一方面，這些轉移到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大量向美國輸入，而這時美國并不需要和當年的英國一樣付出白花花的銀子來獲得這些產品，美國人要做的只是加班加點地印刷綠色的美元，并用這些代表著世界通貨的綠紙來與新興工業化國家進行貿易。那么，當美國流出的美元過多及所欠債務過于龐大，導致世界市場上美元信用下降，危及美元的世界硬通貨地位的時候，美國人怎么辦呢？美國人并沒有使用鴉片或者戰爭來解決在貿易和金融上的困境，而是事逢其時地遇到了解救自己的債主們的金融危機。

這個金融危機到底是怎么發生的呢？關于這個問題，對于墨西哥、日本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過程的描述性的資料汗牛充棟，我們所要指出的是，所有這些國家無不是過早地開放了金融市場給了索羅斯這樣的金融大鱷以上下起手的余地。我們不禁要懷疑，為什么美國總能夠遇到化解自己金融困境的債主們的危機呢？即使我們沒有充足的證據能夠證明這些危機都是在美國國家意志的支配下發生的，但仍要指出：即使是美國的國運使得其得到了解救，也不能忽略命運女神總是垂青那些掌握了技藝的人。在任何關于國家利益的問題上，都不能把命運交托給外力！如果說我們現在已經替代日本成為了美國最大的債主，我們現在就是該考慮如何才能不遭遇到墨西哥、日本和東南亞厄運的時候了。而就在我們越來越為日益增長的美元儲備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就在美國國內開始為貿易逆差的問題上跳下竄的時候。美國歷史上對華最友好的財政部長開始了他訪問中國之旅，就在他剛剛訪問后不久任上第二次踏上中國大地的時候，中國的商務部已經為他準備好了他一直“留意”的全球化大禮-----中國的廣發銀行。關于這場跨國并購的主導者美國花旗銀行，大家是既熟悉又陌生，要知道花旗銀行是美國也是世界最大的銀行（美國是沒有中央銀行的）。想一想就知道，一家銀行沒有政府的支持如何能做到最大的，而且美國的歷任財政部長中可是有做花旗總裁的紀錄的。且不來探究這其中過于灰色的關聯，我們來看看在我們中國又是如何理解這場，保爾森一直“關注”的交易的。

中國金融業的改革和開放，是一個熱門話題。雖則前一段時間關于經濟安全、金融主權的討論不絕于耳，但是中國的銀行業到底是迎來的他的全面開放。當然這是加入世貿的承諾，本無可厚非。那么在我們討論這檔子事之前，先來看看老一輩子經濟學家數年前的憂慮。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首任院長著名國際金融學家陳觀烈教授在1999年就告誡說要警惕美國的金融霸權，而且提出了“金融的改革和金融的開放應有序的進行，先改革、后開放”。可惜得是老人家仙去還沒有幾年，國內就打著全球化的旗號開始了出售國家商業銀行的買賣。當年陳觀烈教授就根據希法亭的理論和自己的觀察指出，所謂“金融霸權”，指的是在市場經濟中金融領域內的寡頭和他的政治代表通過操縱資金的流動迫使實際部門不得不依照其意志行事并且拱手讓出大量利潤。可惜我們這些后死者，并沒有意識到自己那些積累起來美元所構成的利潤，已經成了“金融霸權”的下一個目標。也許只有到我們的資本市場已經被美國金融資本控制的時候，有關人士才會關注我們銀行的被收購了吧。

說過了老人的憂慮，再來關照一下現在人們普遍而強烈的樂觀心態。一方面我們將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全歸功于開放以來外資的功績，另一方面又認為向外資開放就能使國有銀行的績效得到改善。這兩個理由都是冠冕堂皇而又義正詞嚴，再加上全球化的大帽子，就仿佛誰反對賣掉國有銀行誰就是反對全球化反對歷史進步。讓我們深入分析一下這些理由，關于第一點，要知道以前的所謂的外資大都是華僑的資本，而且外資進來也還需要開放前的工業基礎、技術人力等前提條件才能發揮作用，所謂外資的功績不做具體的分析，就只是在掩蓋真相罷了。關于第二點，如果說開放金融業就能讓銀行好起來的話，那么墨西哥、日本、韓國、東南亞也該比我們先好起來才對，可是那些急著買家當的人可曾看到這些國家的金融業在賣出去之后好起來了呢？而且開放就開放，為什么一定要賣掉銀行呢？事實上所謂的“鯰魚效應”并沒有在這些國家發生過那種想象的促進作用，而那只“鯰魚”也只是充當了攻進特洛伊的木馬，不但讓美國這些債主喪失了他們債主地位，還讓他們自己的家當都換了主人被別人控制了。

也許我們不該低估了為人民看守財富的這些人的智慧，但是他們真的意識到了墨西哥、日本等國遭遇過的厄運就要來臨了嗎？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鄭重提醒全黨防范特殊利益集團的衍生。我們不禁要擔心，如果出賣廣發不是在國家嚴密監視下的戰略讓步，不是別人“關注”到了我們也關注到了，不是我們根據長遠考慮對別人的關注作出善意的回應，而是利益集團的作祟，那么我們很可能就要為這種利益集團與國家利益的不一致付出慘重的代價。即使在中美關系的發展中我們為了顧全大局，只好在必要時犧牲自己銀行這樣的籌碼，那么我們真的做好迎接那可能到來之命運的準備了嗎？或者更重要的是該問，我們擁有應對這一命運所必要的德性和技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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