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嘎尼與亨利·保爾森
----從自由貿易到金融外交
馬爾嘎尼與亨利·保爾森,一個是兩百年前的英國貿易大使,一個是剛上任的美國財政部長。看起來好像是兩個不相及的人物,讀者也許奇怪怎么會把他們兩個放在一起。那么他們是否真的完全的不相干呢?其實則不然。為了讓大家不至以為我們在故弄玄虛,還是讓我們重新講一講這個來歷已久的故事。
馬爾嘎尼這個英國人在中國的近代史上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想當年我們天朝的皇帝乾隆老爺子八十三歲壽辰,馬爾嘎尼這個化外之民不遠千里前來祝賀。那時我們的老人家可為此事威風八面且又樂不可支,不過慶幸之余有個小問題:就是蠻夷不肯按我們的規矩辦事,不愿行跪拜大禮,而且還非要什么自由通商。馬爾嘎尼這沒見過世面的夷狄,以為皇帝能明白他進獻的那些奇技淫巧背后暗藏的船堅炮利,于是乎意識到英國強大的實力,便會老老實實的與英國搞自由貿易。豈知我們大清朝上下完全不買帳,雖然最后答應了部分通商的要求,但距馬爾嘎尼要求的全面自由貿易當然相差甚遠,于是馬先生只好悻悻而歸。在我們后人看來,乾隆及其滿朝臣子簡直是冥頑不化,他們簡直是拒絕文明、進步、自由等等人類一切美好的事物,于是此后中國數百年的落后,全歸罪給了這些奠定中國版圖的老人家們。反而這段歷史中唯一有些光彩的,或許就數那位來自遠方和善的國際友人馬爾嘎尼了。
可惜歷史并不總這么友善,四十七年后英國人就帶著他們的船堅炮利,不客氣地以大清皇帝以前所沒看出來的戰爭實力,搶到了遠遠超過他們要求過的一切。后人也許會長吁短嘆,對乾隆皇帝沒給予英國自由貿易而郁悶不已。但英國人真的是因為清朝搞自由貿易而開戰的嗎?事實當然不是這么回事。事情的真相在于,英國人無法承受與中國自由貿易帶來的嚴重逆差—即白銀大量流入中國,于是通過罪惡的鴉片貿易來扳回在自由貿易上的損失;但當中國的禁煙運動斷了他們 “自由貿易”的財路時,那就只剩下戰爭才能實現鴉片自由輸入中國了。由此可知自由貿易如不能符合英國人的利益,那么英國人就要以戰爭來獲得自己的利益!
讀了這段老生常談的故事,再來看看我們那位新上任的友善的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先生。前一陣子當對華友好的副國務卿佐利克先生離任的時候,我們國內對中美關系的前景不禁有些惴惴不安,使我們擔心的是佐利克先生的離任會把中美之間股東(stakeholder)關系一起帶走。還好沒過多久更友善的中國通亨利·保爾森先生當上了財政部長,這使我們作為美國友邦前景無疑光明了許多。股東(stakeholder)地位不僅無虞,保爾森先生更加友善的不再特別追究美國與我們嚴重的貿易逆差。對此我們在意外之余倒也大感欣慰,也許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贏得了這位美國的中國通的善意吧。但在我們下任何定論前,先來看看保爾森先生是否提了點什么其他要求?例如自由通商之類的要求。好像是有的,但并沒有引起我們的在意。因為財政部長先生要求的只是“資本市場的開放”、和建立了中美經濟戰略對話機制,于是我們不少人認為部長先生的訪問“形式大于內容”,眼下之意是我們得了貿易問題上的實惠,而美國人要了面子失了里子。不過事情真的就這么簡單嗎?在我們為中美關系沒有因貿易逆差大動干戈高興之前,我們是否真的搞清楚財政部長保爾森要求什么?并得到什么?
中國歷史上自以為高明的事是屢見不鮮,遠的有乾隆皇帝不知道馬爾嘎尼究竟來干什么,再有道光皇帝不知道禁絕鴉片和戰爭的關系,近的有中海油一向情愿的搞自由貿易買人家的石油公司。其結果呢?歷史上的是大家都知道了。而最近這樁石油公司的事,卻還沒有讓我們明白過來。美國人分明是在告訴我們石油這種戰略物資是不在自由貿易的范圍之內的。要不然我們也不至于和東邊的鄰居一樣揣著巨大的美元儲備,卻在那里劍拔弩張的爭石油。那我們的友邦到底派來這個友善的金融家加財政部長來干什么呢?我們先來溫習一下歷史,再來看看美國人到底怎么干,又是在背地里怎么說的。歷史是怎么回事,我們剛剛講過。馬爾嘎尼和中國搞自由貿易結果是貿易嚴重逆差,最后英國請出鴉片這個好東西來和我們“自由”貿易,效果如何?當然是英國的貿易平衡了,還反賺不少。只是中國人民不堪忍受這“自由”,于是英國就靠戰爭來強迫我們自由。再來看保爾森為什么這么友善,不再追究貿易逆差。以及為什么我們和美國逆差這么久,美國只嚷嚷不行動?也許有人會拿出比較優勢、自由貿易雙贏來解釋,但英國人是自由貿易的老祖宗,真要自由靠的還是鴉片和槍炮,難道今天帝國主義者們是轉了性,改吃齋念經了?當然我們不少人相信后者,以為“全球化”會“雙贏”的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可天下并沒有大同,基督徒一邊搞十字軍東征,一邊搞天下一家的全球化,這用得可并不是同一個邏輯。
閑話休提,那保爾森到底要了什么和馬爾嘎尼不一樣的東西,來滿足他們“自由貿易”的平衡呢?那就是“資本市場的開放”,舉個也許不很恰當的例子,即至少“資本市場的開放”可以起到英國當年“鴉片自由貿易”同樣的作用,才能讓美國人不再整天嚷嚷要制裁。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美國人忍受這么久的逆差,也只不過嚷嚷幾聲和派個財政部長?對這個問題,我們還是來看看中美貿易的實際狀況究竟怎樣。不錯,最近幾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都是在千億美元以上,2004年1240億美元、2005年1141.73億美元,但諸位不要忘了同時中國外匯儲備中的美元也在不斷增長,而且已經要突破一萬億的大關。我們已經穩穩超過美國的日本州,成了美國最大的債主。更重要的是,我們辛辛苦苦掙來的這些綠票子,大多都存在美國的國庫里,而實際得到的只是美國國債那點微薄的利息。
那么既然美國人能靠綠色的紙來換取紡織工人的血汗,那么美國人為什么還要不斷的嚷嚷制裁,還派保爾森來要求“資本市場開放”呢?其實很簡單,美國人覺得中國這個債主不大可靠,萬一哪天翻臉真搞得這套紙變黃金的把戲玩不下去,那美國人的日子就不好過了。要知道八十年代以來亞太地區的經濟增長,就是建立在美元這種金融平衡貿易的結構之上的。這種美元換取實物的游戲,支使得美國經濟能夠忍受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所帶來的巨大風險。但美國并不甘心被他的債主擺布,八十年代日本大舉在海外擴張,收購了不少美國的資產,可結果怎樣呢?在美國使用匯率和金融產業自由化的雙重攻擊下,日本經濟仿佛一夜間就變成泡沫被擠掉了。現在既然中國已經成了當年的日本,那么美國也必須讓中國可控起來,怎么辦呢?只有讓中國像美國自己的“日本州”一樣才行;只有使中國成為日本,才能使中國的金融隨時處在美國的擺布之下,美國才能替他的這個中國債主管理錢袋。
我們現在只看到日本在匯率上被美國搞得一蹶不振,豈不知日本開放資本市場、實行金融業自由化使美國控制了日本金融,才是日本經濟受控于美國的另個更重要的原因。換句話說,美國最終要像對付日本那樣對付中國,不但要中國把賺來的紙存在美國國庫,更要讓中國人直接把錢存在美國的銀行里,這樣美國就能直接控制資本的流向,從而繞過中國的國家意志。這樣美國才能安穩的接受所謂的“貿易逆差”,因為錢繞來繞去還是在美國人的口袋里由美國人控制。這最終就使美國控制了資本的流向,緩解了美元與貿易的這種恐怖平衡所帶來的風險。
在減少了中國政府和美國人交涉的籌碼之后,中國自然就變得可控和可靠了。只不過中國自己就已處在了那場由美國主導的席卷日本、拉美的金融風暴的邊緣。這兩天我們友邦的財政部長大人再次來到了中國,因為那個才在日本洗了錢的花旗銀行(國際先驅導報 2004年10月07日),剛剛得到了中國商務部的全球化大禮——中國的廣東發展銀行。且不說那些高歌全球化的人如何來看待日本全球并購的失敗史,我們肉食謀的大人們不妨先來看看,美國人是如何來理解收購美國資產的;“美國外交官說,他們不允許他國央行使用其美元購買美國公司。當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1973年后提議如此做法時,據報道,美國財政部通知它們,這被認為是一種戰爭行為”。(《 國外理論動態 》 2005年07期 美國全球金融霸權與超級帝國主義--《超級帝國主義》作者邁克爾·赫德森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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