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強為何要給“中國經濟諾貝爾獎”擲金數百萬

      
      作為中國最大的行業利益集團，開發商要維護其“特殊利益”，僅僅掌控了媒體的“話語權”還遠遠不夠。不管開發商如何在媒體上說一千道一萬，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這是房地產商的“自說自畫”，不值一信。要能“有效地引導輿論”，還必須借用給人以“客觀中立”、說話有“權威效應”的學者，為其“特殊利益”進行“華麗的理論包裝”。開發商的利益集團的“御用專家”，由此“應運而生”。

                

               多層密集開花，開發商不惜血本打造“理論武器”
    說起開發商的“御用專家”，讀者的腦海里可能立刻就會閃現一個個“活靈活現角色”的“鮮活形象”。說實話，這幾年從中央到地方到大大小小的各種“論壇”，從電視到報紙到形形色色的網絡，幾乎在中國的每個大中城市，到處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全國“觀眾”經常看見“跳”出來要做開發商“理論明星”的，可能就是那么幾個為搏一名、不惜“拎著板斧上陣”做“人民公敵”的“短衫黨”（學界的“打手”。當然，“拼死一搏”自然也是巴望從開發商主子那兒得到“明星般”的“待遇”——無非是多討幾份銀子）。實際上，抱著大大小小開發商大腿、竭力想“附著”暴富的開發商“牛皮”分一杯羹的“學界之毛”，在全國何止成千上萬。就像當年“政治掛帥”的年代一些人紛紛“經營政治”一樣，在如今的物欲橫流的時代，攀上一個有錢的“主”（最好是暴富的）成了當今某些文人“快速致富”的“主渠道”。看看全國各地大學、研究所和民間協會學會“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的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房地產研究中心”，人們就不難感覺其中的“迅猛的動力所在”。當然這其中也不乏真正做房地產和住房政策研究的，不過相當多的，還只能算作是開發商門下的“食客”。
    但如果你就此認為開發商對待這些“附”上來的“學界之毛”，會像當年的孟嘗君對投奔旗下的“三千門客”那樣一概不拒，那你就可能大大看低了開發商利益集團的“智商”了。各地不同開發商所“豢養”的“御用專家”雖是“烏合之眾”，但作為開發商的“理論武器”，自有其各自不同的“派場”。開發商在挑選這些“棋子”的時候，不僅要看其“品牌的號召力”（看看是不是名牌的學校院所的“名人”），而且還要考驗其“一黑到底”的“勇氣”和“忠心”。觀察一下和開發商“形影不離”的“專家”（尤其是以“地產總理”自居的任志強身邊的“專家”），人們對此可能就會有 “更生動的感受”。有的“專家”為了提升自己的“含金量”，成為開發商的“理論明星”，不是甚至不惜把學生時代在“n流學報”上的論文和高層領導觀看校園陳列品（據其自稱有東西“擠”在其中，但有無被“寵幸”的瞄上一眼就不得而知了）被也一一列上嗎。此等“青年經濟學家”的“光輝業績”，一時在民間也傳為笑談。
    一般來說，開發商對其“御用專家”，“層次”不同，要求也不相同。如果以為開發商“需要的專家”，僅僅是那些在各種媒體輿論上做“打手”的學者，那未免就太小看開發商的“能耐”了。
    從現在來看，開發商在其“理論武器”打造上，至少有這么幾個“層次”：
    首先是斥資數百萬，建立開發商自己的“研究機構”。不知道人們注意到沒有，聲稱“要用數據說話”的任志強，在拋出一些房地產上的奇談怪論時，經常“引用”的數據，都是來自一家叫做“REICO工作室”的機構。不明其中“奧秘”的人，還以為這是一家“立場客觀公正”的獨立研究機構。但實際上它真正的老板，就是任志強等開發商自己。在這家機構的網站上，人們只看見“REICO工作室由全國工商聯住宅產業商會和中國城市房地產開發商策略聯盟…共同資助支持建立”，但人們不知道的是，不管是“商會”還是“聯盟”，這兩家基本成員都是開發商，而且以私營開發商為主。如在前面的商會中，許榮茂、潘石屹和任志強等，都是其中的核心成員。實際上，“REICO工作室”主要出資人，就是以任志強為主的幾個開發商。任志強等斥資數百萬辦了這個“REICO工作室”究竟給他們帶來了什么呢？在今年十月份，就有媒體就報道說，“任志強引用了…REICO工作室的分析報告，認為房地產開發特殊的收益分享方式是造成社會形成房地產業屬于暴利行業這一‘誤判’的重要根源”；在差不多同時的另一次講話中，任志強干脆就“脫下偽裝”說：今年年初，我們完成了兩份報告，兩份研究報告顯示，房地產業并不是暴利行業，“房奴”也沒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多。令任志強“痛感”“時運不佳”的是，就在他說完這話沒幾天，財政部就在其發布的會計信息質量檢查公告中透露：其檢查的39家房地產開發企業，會計報表隱瞞利潤超過一半，“實際利潤率高達26.79%”。實際上連對外公布的“39家房地產企業”名字也“拉不下面子”財政部，如果有審計署長李金華的“力度”，可能揭示出來的東西要遠遠不止于此。但盡管這樣，財政部還是用“數據”狠狠的“抽了”任志強及其所謂研究機構的耳光。其實，“REICO工作室”荒唐的“研究成果”已早有歷史。在其去年5月份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中，就胡說什么“北京經濟適用房的自用率僅為51.34%，很多經濟適用房被用作了投資”。其用心就是要通過他們的“調查報告”來“證明”經濟適用房的“不是”，以把低價的經濟適用房從北京市“趕盡殺絕”，達到房地產市場完全掌握在開發商手里的目的。
    開發商打造其“理論武器”的第二招，就是自己或者代言人親自“赤膊上陣”。但他們出現在公眾和媒體時，有時故意掩蓋或淡化其開發商代言人的身份，貌似“專家”對國家的調控政策及房地產市場“指手畫腳”。這方面，號稱“地產總理”的任志強有極為強烈的“表現欲”，他及所代表的開發商花大錢扶持出的“工商聯房地產商會”的會長，也有“精彩的表演”，這里就不一一細說。
    在開發商“理論武器”的第三個層次，也是“附”上來的“學界之毛”最多、最普遍的，就是散布于各地的以學者之名做裝點的“托兒”。比如“什么時候是買房的最佳時機”，什么樓盤又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等等。他們的作用，就是“直接為推動開發商售房服務”。他們就如同股評上的“黑嘴”，通過制造市場恐慌，幫助開發商的暴利商品房“拉高出貨”，以此討得開發商主子更多的“賜賞”。如果要用“風塵女”來比喻的話，這些“黑嘴”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個“站街女”，雖然“便宜”，但“相當普及”。
    “喊得最兇”、“叫得最響”的開發商的“理論武器”當仁不讓的屬于那些經常在各種媒體“拋頭露面”的“短衫黨”（“打手級專家”）。他們所“肩負”的開發商任務“相當的繁重”。在媒體的導向上，他們要對已經或可能出現的對開發商不利的言論進行“打壓”。比如說，社會上強烈要求開發商公開商品房成本，他們的任務就是要“絞盡腦汁”做“理論上證明”，公布商品房成本是“世界之恥”。除此之外，他們還要聯手和開發商“站在一條船上”的媒體一起，代表開發商的利益，對高層的決策施加“輿論壓力”，以此來影響高層的決策。不是有的“專家”自稱有n篇文章登載在內參上而“得意忘形”嗎。
    但開發商在理論界最大的“秘密武器”，還不是那些只會在媒體上嚷嚷、不惜被罵為“人民公敵”的“槍手型專家”。開發商在學界最大的“核武器”，是那些躲在幕后的、平時絕不輕易聲張的、和高層“靠的很近”的“重量級實力派專家”。這些人猶如“風塵女”中的“高級暗娼”。他們有的本身就處在“中央的智囊機構”之中，在一些“高層論壇”中，時常可以見到他們的影子。但這些人在給高層的“研究報告”或“調查報告”中，究竟給高層說了一些什么，究竟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一般人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近幾年來我國的房地產和住房導向不斷的“右傾化”，并使之成為中國城市社會最大的不和諧因素，這些“幕后大碗級專家”可謂是“功不可沒”。

              

                巧布“無間道”，開發商“調遣專家”也有“兵法”
    雖然“附著”在開發商“牛皮”上的“學界之毛”層次多、分布廣、人員雜，但開發商對這些“御用專家”的調遣使用，卻頗有“章法”。
    根據日常的觀察，我們在這里不妨“戲說”一下開發商的“專家御用法”。
    要想操控輿論的導向，開發商僅僅“豢養”那些“赤膊上陣”的“短衫黨”肯定就遠遠不夠，還必須在其中“巧布棋子”，樹起一個“正面的形象”“打進人民內部”，關鍵時候“里應外合”，以期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在“短衫黨明星”的“選拔”上，首先是要有一種“一黑到底”的“大無畏精神”，其次還必須要有“竭盡瘋狂”的貪欲。有的人為了“名利”，一時“無恥”容易，但在萬眾的怒斥聲中，可以將“無恥和無賴”“堅持到底”的“超級厚黑”，畢竟還是人中稀物。當然這類“人才”的入選“門檻”，必須還要有“教授”的“馬甲”，最好還有“博導”的裝點。否則，本來開發商的“理論底氣”就不足，再不“端上”教授和博導的“身姿”，“御用專家”要“上陣玩刀弄斧”的，就更加沒了“主心骨”。由于這些“專家”往往在社會中扮演了反面的角色，我們就稱他們為“f”。
    和“f”們相比，那些作為開發商 “棋子”的社會“正面形象”“專家”（我們在這里以z為簡稱），則要顯得斯文得多，有時甚至還要表現出幾份“正氣”，否則無法獲取國人的信賴。有了這樣的“一正一反”，開發商通過“專家”操控起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就更加得心應手。
    在開發商“御用專家”這“正反”兩種角色中，“f”們是直接作為開發商的“專家級喉舌”。當以任志強為代表的開發商一說什么，他們的作用就是立刻以專家的姿態來“論證”“任總說的如何對。”比如，任志強一說房地產暴利無過，“f”們立刻就撰文“論證”房地產暴利不是宏觀調控的對象；再比如，開發商在暴利的驅使下拼命的囤積土地，以便為今后的發大財掌控更多的資源。但政府發現其囤地的陰謀后就減少了對他們的土地供應。這時為了幫助開發商搞到更多的土地，作為“御用專家”的“f”們就把房價高漲的帽子甩到了政府土地管理部門的頭上，聲稱正是因為土地供給的不足，才造成北京房價的高漲。事后國土部門拿出的數據表明，開發商吞進囤積的土地，至少還夠他們開發幾年。類似的情況，可以說是舉不勝舉，人們只要做一下簡單的搜索，就可發現每當任志強們要有什么動作，“f”們就會如何“緊跟照辦”。有人說，任志強和“f”們之間是一種“合謀的關系”，這實在是高抬了那些“f”們。其實，“f”們只是開發商“豢養”之物，而且也由于其在社會公眾中的形象實在是太臭，所用的“剩余價值”也已不多，已經越來越像開發商“喪了家的乏走狗”。
    這時，在社會輿論中扮演“正面形象”的“z”們的作用就顯現出來了。過去他們曾經因為說過“現在大多數老百姓買不起房”而贏得一片喝彩，很快樹起了“正面形象”（其實，類似的話任志強早就說過，這位地產大亨不是早就放言過“開發商只給富人蓋房”，兩者之間只不過說話的角度不同而已）。就在開發商操控的房地產市場如過街老鼠一般被社會一致喊打、中央即將出臺新的政策對房地產市場和房價進行調控的時候，唱紅臉“z”們發揮“關鍵作用”的時候到了。“z”們在這緊要關頭“挺身而出”、大聲疾呼“如果房價要降，中國的發展將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似乎感覺這還不足以恐嚇住國人，“z”們繼續拋出他們的“重磅炸彈”，說什么“如果房價驟跌老百姓將很少有人能幸免于難”。如果說，前面的文章主要是“要挾”中央的房地產新政的出臺，那么后面的則是威脅億萬百姓，妄圖逼使他們繼續“綁在”開發商的“戰車”上。可惜的是，就在數月后溫州老百姓自建房的小小實踐，就使這些自以為是的“經濟學家”的讕言不攻自破。溫州人的自建房不僅使房價降了一半，而且一沒害國家，二來造福于民，“受苦”的，只是平時“暴利”慣了的開發商，不知道為什么這些“經濟學家”一談到降房價，就故意把人引導到“國家銀行要如何受損，國民又要承擔多大的巨額負擔”之類的荒唐的思維中去。為什么就不能把開發商從房地產上非法攫取暴利“吐出來”進行“填倉”！世界上眾多的國家在其國有全民資源由于價格暴漲而使少數人受益的時候，通常對這些因為占用國民資源而暴富的“暴發戶”征以高額的“暴富稅”和“資源增值稅”等。中國為什么就不能叫開發商向國家、社會和國民交出不當暴利所得？！
    看到這里，人們終于可以明白，不管是“f”還是“z”，這些“正反角色”都是為開發商所服務，最后都還是要幫開發商說話。有人自稱“從沒從開發商手中拿過錢”，這未免也太低估經歷過形形色色反腐教育的人民的智慧。開發商一套房子給你“打個折”，“御用專家”們的獲利何止十幾萬？如果再以“科研經費”之名給“專家”們掛帥的“中心”撥款，那么其中又有多少白花花的銀子落到了“御用專家”的手里。
    以上的舉例，也許有人會感到“似曾相識”，但筆者在這里要強調的是，這一切還都是“戲說”。如果有人一定要“自動對號上門”，那只能說明其“入戲”太深。

      

            擲金數百萬，任志強為什么要和“中國經濟學諾貝爾獎”“攀親”？
    其實，以上這些“操作”，不管是層次也好，手法也罷，都還不是任志強等開發商打造其“理論武器”的“最高境界”。真正使任志強等開發商“最滿意”的，還是至今未被公開透露、發生在去年3月份的一件“大事”。
    對經濟學關心的人都知道，去年3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中國目前規格最高的經濟學獎項——中國經濟學獎的頒獎典禮，該獎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學的“諾貝爾獎”。4位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獲得了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每人獲獎金30萬元。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公眾中“名聲不佳”、甚至被視為“人民公敵”和“全國人民最想打的人”的任志強，竟然是此次“中國經濟學諾貝爾獎”“首屆頒獎典禮”的“主要捐資人”之一。據說他為此就擲金250萬元。
    平時對老百姓買房高喊“暴利有理”、拿著全民的土地資源卻置公眾居住權利于不顧的任志強，為什么對“中國經濟學諾貝爾獎”變得如此“大方”、不惜“一擲千金”呢？任志強在這次典禮的答謝晚宴上有個的致辭，盡管十分簡短，但頗能透露其中的“奧妙”。
    任志強的致辭很是“開門見山”。他說：“在座很多是我的老朋友，就因為幾年前我們是改革的戰斗者，幾年來我們組織了大量的經濟論壇和研究工作…，這個獎項的出現，說明我們開始越來越多的重視經濟學家對中國改革的貢獻，…如果沒有在座各位專家對中國改革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也許我們會走更多的彎路，會讓我們的改革不如現在更加順利，我們更關心的是中國政府開始從官本位向商本位轉移…”。
    細細“品味”任志強的“致辭”，人們至少知道，在當今中國一些高層經濟學者中，有不少人是被公眾視為“人民公敵”任志強（這兩詞放在google和百度搜索，“查詢結果”分別為6萬多和3萬多）的“老朋友”，而且兩者之間關系“相當密切”，幾年就組織了“大量的經濟論壇和研究工作”。“合作的結果”，使任志強這個平時對“道不合”的學者意見“充耳不聞”的人，也“開始越來越多的重視經濟學家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正如任志強所說，如果沒有某些專家的“寶貴意見”，“任志強們”的改革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在更加順利”。誰都知道，人民群眾和任志強們至今早已不是“我們”的關系。某些專家究竟什么樣的“寶貴意見”使任志強們“什么樣的改革”“更加順利”了呢？任志強在這里雖然沒明說，但對照當今中國房地產的現實，進行一下“實踐檢驗”，任志強們的改革究竟是什么樣的“貨色”就不難明了了。這就是開發商利益集團每年“更加順利”的攫取數千億的房地產暴利；這就是讓70％以上的老百姓“更加順利”的買不起房或改善不了基本的居住環境；這就是讓不得不買房的新的“中間階層”“更加順利”的成為開發商的“房奴”；這同樣也是“更加順利”的使開發商成為當今中國最大的行業特殊利益集團。這些都是任志強和他的“老朋友”“共同戰斗”的結果。但任志強似乎對此還不滿意，他在這次“致辭”中就公開呼吁“我們更關心的是中國政府開始從官本位向商本位轉移”。眾所周知，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2002年底上任伊始，治國理政的一個重要的核心就是“以民為本”。任志強要“中國政府”更多的向“商本位轉移”，目的無非是要使更多的“改革成果”繼續由開發商這樣的特殊利益集團“獨享”，繼續使普通的百姓承擔更多“商本位改革”的負擔和成本。而任志強們“愿意出更多的錢”，讓他的“老朋友”們為他們特殊利益集團的“商本位改革”“做出更多的貢獻”。
    據了解，像任志強這樣有“政治抱負”的房地產商還并不是少數。就拿這次“中國經濟學獎”的“主要捐資人”來說，5人之中至少有3個具有開發商的背景。其中香港商人羅康瑞就是陳良宇案發后第一承認通過銀行獲得15億社保貨款的開發商。
    不過，任志強們也許也太小瞧了中國頂級經濟學家“脊梁”。他們不可能為了一個大獎活動的“捐資人”的特殊利益而折腰。相反，正是在這次中國經濟學獎的頒獎典禮上，出席會議的兩位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的獲獎者再一次發出了使任志強們感覺“刺耳”的呼吁。劉國光先生在講話中就說道：“ 在中國這樣一個法治不完善的環境下建立的市場經濟，如果不強調社會主義，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鄧小平早就告誡我們，改革造成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他大聲呼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立場，勞動人民的立場，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立場，關注弱勢群體的立場，是正直的經濟學人應有的良心，是不能丟棄的”。吳敬璉先生在答辭中也借用溫家寶總理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的一段話，呼吁同行多多研究“窮人經濟學”。
    中國頂級的經濟學家的大聲疾呼，給那些和任志強們“共同戰斗的老朋友”敲響了警鐘。在當前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空前博弈的時代，學者究竟是要做有良心的、正直的經濟學人，還是為了“白花花的銀子”，成為特殊利益集團的合謀者、甚至奴婢和“乏走狗”？這不僅是做人的問題，而且更是做大學問的基礎。中國的知識分子要做大寫的人而不是什么“皮毛”，首先要從挺直自己的腰桿開始！

 

                                                沈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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