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大姐是筆者七年前參加本地網友紀念毛主席的活動時結識的。

　　H大姐當過紅小兵、進過機關、下過海，如今早已退休。這么多年過去了，她從未改變對毛主席的熱愛，反而因為經歷了時代的種種變遷，更加認識到毛主席的偉大。所以，退休之后的她也沒閑著，這幾年一直在做些聯系群眾、服務工農、宣傳毛主席的工作。

　　H大姐住在城東，筆者住在城西，這次，我們共同經歷了成都疫情封控。

　　“幸運”的是，筆者所在的小區暫時還沒有出現“陽性”，而H大姐所在的G小區卻在8月28日下午就出現了初篩“陽性”，先于成都全城臨時管控、“只進不出”；29日凌晨，初陽確診，小區正式被管控，一個樓棟被劃為高風險區、樓棟居民被要求足不出戶，其余區域被劃為中風險區，居民一律不出小區。

　　事發突然，G小區很多居民家里并沒有充分的食物準備，導致小區中庭的某生鮮商鋪人滿為患，存在聚集傳播的巨大風險。

　　面對此情此景，被毛澤東思想浸潤了幾十年、古道熱腸的H大姐當然不會置身事外，第一時間就聯合了幾名熱心居民，奔波于小區中庭的各條通道，勸散聚集的居民。

　　面對小區兩萬多人突然的集體封控所帶來的種種問題，特別是物業部分人員被隔絕在了小區外面、進入過封控樓棟的物業人員又因紅黃碼無法繼續工作，導致的人手嚴重不足，H大姐和幾個熱心居民經過交流、商議，就地發起、組建了志愿者群，并在小區社交群招募志愿者，一兩百名以年輕人為主的熱心居民熱烈響應，一個無任何報酬、無“上級”領導的群眾自組織迅速地組建了起來。

　　群眾自組織組建的第一時間，所面對的必然是混亂、無序，甚至是爭吵。哪怕是突然封控所引起的混亂，已經遠遠超出了習慣做拍照、留痕、報表的基層權力的工作能力所及，社區一開始也不看好這樣的群眾自組織，聲稱會有外面的第三方公司接管。

　　這時，H大姐又主動站了出來，靠著這么多年的社會工作經驗和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心得，在志愿者群里提出了一整套的工作機制與工作思路方案，很快地獲得了年輕人們的認可，被推舉為群眾抗疫的“臨時指揮長”。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組織架構方面，他們通過自愿報名、民主推選和協商的方式，按照工作分工將志愿者分成了樓棟組、廣播組和掃碼組，并選舉出組長（每棟樓一名樓棟組組長、每個單元不少于10名樓棟組組員）、成立“抗疫臨時服務中心”負責整體協調調度。

　　樓棟組的運送崗（后來因為工作量大、加入的人越來越多，單獨成立為轉運組）負責將抗原檢測盒、口罩、防護服等防疫物資以及居民網購的生活物資分發到各樓棟單元，再由分發崗通知住戶有序領取，避免聚集，此外，樓棟組還設置了核酸檢測秩序崗，負責各樓棟居民有序分批下樓核酸檢測，維護核酸檢測秩序，避免人群聚集，檢測結束后還要負責現場物資回收、環境消殺；

　　掃碼組負責配合醫生開展核酸檢測的掃碼工作；

　　廣播組負責用擴音器在小區巡回宣講，向群眾宣傳防疫知識，對封控產生了心理抑郁的居民進行心理疏導，耐心勸阻不戴口罩、隨地吐痰、室外聚集等不遵守防疫要求的居民。

　　抗疫臨時服務中心除臨時指揮長外，還設置了統籌協調崗、信息處理崗、物資管理崗，并從早到晚駐扎了小區中庭。臨時服務中心與社區、物業對接，接收居民網購的生活物資，協調各種必需的防疫資源進場，了解權力部門最新的防疫要求及動態；各組組長與臨時服務中心直接對接，隨時協調、解決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在組織機制上，這個臨時成立的群眾自組織完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來運作。志愿者面向居民群眾，及時了解群眾的需求和批評意見；志愿者群內部按照民主原則，開展平等的交流、批評與自我批評，積極改進各方面工作。

　　利用這樣的機會，H大姐還積極利用休息時間和空閑時間向這些年輕的志愿者們宣傳毛主席、宣傳毛澤東思想。他們中的一些人原本因為非毛化的宣傳對毛主席產生了極大的誤解。

　　但是，H大姐告訴大家：大家現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毛主席講的“為人民服務”，就是真正的“雷鋒精神”，就是毛主席當年號召年輕人做的事的一部分——“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大家現在的工作方法不同于以往基層權力的工作方法，而這個方法就是毛主席所領導的革命年代和建設年代的工作方法——這個方法簡單說就是群眾路線加民主集中制。

　　數天來的并肩戰斗，讓這一兩百名年輕人凝聚成了一個團結友愛的戰斗集體；在這樣的戰斗激情中，他們的自身也受到了教育，很多人有了極大的觸動和轉變，至少為重新認識毛主席打開了一扇窗口；毛澤東思想經由H大姐，傳導給了新一代的年輕人。

　　這樣的變化令H大姐興奮不已，徹夜難眠，趕快將這樣的情況講給了筆者聽，給筆者看了他們的工作文檔、年輕人制作的工作總結和宣傳視頻。

　　當然，正如H大姐自己所講，這一切并非她一己之力在幾天時間里能夠做到的。首先，能夠在兩萬多人面對共同的突發困難時，自發站出來的年輕人，本身就是有著足夠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的，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對毛主席的誤解只是緣于幾十年來的“非毛化”誤導；其次，這批年輕人中，有很多人的父輩、爺輩至今無比熱愛毛主席，本身存在家庭教育的基礎，只是在學習到工作的道路上，沒有遇到過父輩、爺輩說的那樣的人、那樣的群體。

　　而這群年輕人在G小區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一個最簡單的對比就是：盡管在密接篩查中，G小區又出現了陽性病例，另一棟樓也被封控，但在其后幾天至今，這個小區再沒有出現新的病例，明天就要按照成都市其他沒有病例的小區的管控方式管理，這個成績的取得與年輕人們的努力義務付出密不可分，與之同時，封控中的小區群眾，也沒有出現生活上的困難；由他們小區筆者想到了最近兩天被網絡關注的整棟樓被隔離轉運的C小區，G小區與C小區幾乎前后腳出現的陽性病例，而C小區一開始就有居民在網上反映買不到生活物資、垃圾清運不及時、沒有消殺……而后就是陽性病例數量的快速增長……

　　當然，筆者作這樣的對比絕無貶低C小區居民的意思。正如筆者之前的文章一再講的，面對這個流行病，防疫勝敗的關鍵就在于能否充分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否則最后即便勝也是“慘勝——”要以群眾的生產生活遭受巨大犧牲為代價。遺憾的是，以筆者這些年的觀察，群眾路線僅僅存在于紙面、存在于歷史的記述中，就像G小區的群眾志愿者，一開始遭遇的也是基層權力的不信任——這是一種怪誕的錯位，群眾恰恰主動做了本該基層權力出面做的事。

　　經過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教育，群眾中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傳統其實并不稀缺的，筆者所在的小區目前的主要防疫工作也是由一群自發參與的群眾志愿者無償在做。志愿者們都是社會底層的普通工薪階層，卻不是為個人謀利的，至少在災難面前已經拋棄了市場經濟浸染多年的“經濟人理性”。

　　筆者不喜歡去寫什么“抗疫觀察日記”。筆者看過各地很多“左邊”的、“右邊”的網友、作家的日記，明明身處其中，卻多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旁觀者姿態。這些日記對于“動態清零”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其實更多的是一種姿勢表達，其實對責權者產生不了太大的影響；哪怕是筆者自己以往批評“一刀切”、批評官僚主義的文章，其實也是陷入了這樣的尷尬。

　　經歷了這幾天筆者所在的小區的事以及聽聞了G小區的事，筆者在想一個問題，學習了毛澤東思想的左翼，在面對群眾的時候，究竟應該采取一個什么樣的態度和立場，究竟是站在一旁等著看“笑話”，證明自己的正確和先見之明，還是深切關心群眾遇到的具體困難，努力融入群眾，在解決群眾實際困難的基礎上去與群眾共同進步呢？當然，這個群眾并不限于小區的市民階層，困難也絕不限于疫情封控，這個群眾應該是各行各業的億萬勞動者。

　　毛主席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筆者以為，學習了毛澤東思想并且愿意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去身體力行的，才能被稱作“毛主席的學生”，而H大姐是已經夠格被稱作“毛主席的學生”的。

　　再過幾天就是毛主席逝世46周年的日子了，就以這篇有感而發的短文作為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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