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事兒有三個地方很讓人抓狂：①彩禮;②貸;③為什么會有彩禮貸。
首先先說第③個，為什么會有這么個神奇的玩意兒?
很簡單：娶不起媳婦了唄!
前段時間，韓國年輕人生育欲望持續下降的調查新聞上了熱搜，其暴露的韓國社會壓抑的階層分化和狹窄到極致的工作上升通道，都是韓國80/90后不愿結婚、甚至抵觸戀愛的原因。
這則新聞當時也引發了中國網民的共鳴。由于高房價、高物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等一座座大山的橫亙，中國國內結婚率、出生率不斷下降的事實一樣是無法回避。
所以這時候，金融資本就聞著味來了，畢竟彩禮是結婚之“剛需”啊!
那么為什么彩禮會是剛需?就得好好嘮嘮這個彩禮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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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爭議，彩禮是不折不扣的封建糟粕。
其本質是男權社會下地主階級對女性勞動力的一種經濟置換，說白了就是賣女兒。
周禮制下，女性不為人而僅為牛馬，或侍夫或勞作或生育，活著的唯一作用就是為男性的生產“打補丁”，活著的唯一證明就是有男性可依附。
所以落實到婚姻，也同樣需要外物的價值以自證，比如昂貴精致的彩禮。因為女性自身被認為是不具備價值的，她只能借助那一份彩禮為自己提供一份卑微的“價值證明”，然后，就是所謂“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從此成了“婆家的人”。
封建制度與地主經濟的壓迫下，女性是沒有人權和自主能動性的，她要么是地主老爺家的人，要么是另一個地主老爺家的人。
不論你是大小姐還是丫鬟，除了吃喝穿戴有較大差異，在女權層面完全是共體，均為被壓迫者。
同時，也正是因為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人身壟斷和貧富差距，地主老財坐擁妻妾成群，而勞工苦力難言娶親。
彩禮制度，成了婚姻世界里一道橫亙在階級鴻溝面前的反動風俗。
這種吃人的封建婚姻禮教竟然能夠流傳至今，真的讓人為百年前的革命先烈們感到悲憫！
回想1920年的冬天，19歲的楊開慧與27歲的毛澤東結婚時，作為革命者的楊開慧就親手砸爛了反動落后、物化女性的彩禮制度：“我不做俗人之舉！”
嫁給毛澤東的那場婚禮，甚至稱不上什么禮，沒有彩禮沒有花轎，兩個人僅僅是換上了新裝，在親人摯友的見證下于湖南一師的教員宿舍里結為夫妻。
所謂的新房，沒有一件家具是新的。但是二人的婚禮卻在當時乘著新文化的風氣傳為佳話，成為全國進步青年、革命人士的楷模。
1950年，新中國頒布了第一部《婚姻法》，宣布實行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而彩禮制度被視作“買賣包辦婚姻”的封建產物，被第一次以明文形式徹底杜絕禁止，這在古今中外幾千年來的法律中是首次。
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社會主義福利保障體系(特別是集體養老制度的建立)更是從經濟層面幫助了文化風俗的進一步現代化，當過去的那些貧下中農再也不用為了生計賣女兒——另一方面，過去那些有財力“買小妾”的地主們也被改造和顛覆了階級性質，農村社會完全趨向平等。
在新中國前30年，青年人結婚如果非要說有什么“彩禮”“嫁妝”，那通常也就是幾本毛主席語錄或是一套馬列的著作。
需要看到，新中國給予了女性極高的政治地位和勞動權力，這都讓女性在家庭中的生產身位不再被父權和夫權壓迫，“彩禮”就更失去了市場。
1956年10月，毛主席在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談話時曾指出：“在中國，參加政府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的婦女畢竟是少數……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個中央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志僅僅占20%……”
他認為提高婦女政治地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提出：“將來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樣，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過了男同志，也沒有壞處！”
在毛主席的關懷下，中國婦女運動曾在50年代實現了縣縣都有女縣長，鄉鄉都有女鄉長，促成了50年代婦女政治參與的高潮。
中國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參與社會建設之深之廣，使西方國家的女權團體都羨慕不已。
但是進入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了一把刀子，將原本集體共生的農村社會再次切碎、逐回了小農經濟生態，隨之興起的就是封建性的男權壓迫文化再度于被城市拋棄的農村地帶死灰復燃。
彩禮制度，隨之再度出現。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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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這個貸。
沃日個神的，現在這資本真是貼心，你需要什么它就為你提供什么貸款業務，你甚至不需要什么它也會廣告轟炸、逼迫意識到你應該需要什么，繼而還是把你引入貸款。
昨天 #花唄借唄不得向大學生放款# 這個新聞還算讓人欣慰，只要我們還自詡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黃賭毒貸」這四個基層民間的黑戕之物都理應被徹底碾碎!
還記得四年前轟動全國、引爆輿論大戰的山東聊城辱母案嗎?當時攪動這個案子輿論走向的主力軍是南方系陣營，其以集群化作戰的規格，高度統一觀點口徑，“明批暗洗”地把焦點落在所謂的“孝兒護母”，而遮蓋了蘇銀霞一貫的黑吃黑+老賴、又反被高利貸團伙逼債的亂象。
南方系鼓吹“高利貸合法化”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2011年6月27日的《南方人物周刊》就刊登過《高利貸不能禁》，同時以茅X軾、陳X武、許X年等皆長年累月在南方系刊物上發表文章為高利貸洗白、聒噪施壓國家應放寬對民間金融的監管。
2011年溫州爆發的高利貸災難至今回想讓人心驚(聞名全國的江南皮革廠倒閉了…就出自那時)，當時多少老板跑路、跳樓、家破人亡。
根據2011年《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當年度溫州民間借貸規模約1100億元，月息達6分至7分，最高達1毛5。若借貸100萬，一年光利息就還72萬至180萬，且溫州市約89%的家庭和59%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
同時不為很多人注意的是，就在那年9月，茅X軾竟然大搖大擺地在金融時報中文版上，發表署名文章《消滅高利貸的方法是提倡高利貸》……
茅先生下筆的勇氣從何而來?
2011年溫州貸災中的施曉潔案曾捅出“大簍子”：據部分債主反映，這起集資案八成債主是當地有一定級別的公務員
2011年初溫州市龍灣公安局在偵查周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一案時，其實就已經發現債主名單中的人，均為當地司法機構公務員，牽涉的受害人資金從2000萬到8000萬不等。
三年之后，這位“高利貸金融專家”茅X軾先生，光榮入選了英國 Prospect 雜志“世界頂級思想家”(World Thinkers of 2014)的候選50人名單，他當時是唯一入選該雜志候選人名單的中國人……
從90年代以來，浙江已經爆發過三次超大規模的民間集資與高利貸風波——其歷史源頭在哪兒？和彩禮制度被恢復的階段一樣，都是80年代。
1984年9月，在得到了溫州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后，溫州市開辦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家私人錢莊——方興錢莊。
那是共產黨帶領工農階級建政35年周年的歷史性時日，結果竟然見證了民間借貸的死灰復燃…
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強有力的土改，中國的農村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毛主席強調要“把農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
在鏟除了一切私人高利貸和地主收租模式之后，國家投資被擺上臺面并付諸現實(《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有毛主席論述)。
長篇紀實文學《翻身》作者、美國人威廉·辛頓對此曾這樣評價：
“中共農村基層組織的創新，農業的分工協作、統一經營，特別是農村金融和集體積累機制的形成，這是農村接受并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基本前提和條件。如果不重視這一點，聽任掠奪性的資本大舉進入鄉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資源在內的農村剩余，必然會造成廣大農民淪為工業化‘先進生產力’的‘肥料’。”
但是到了今天，根據網貸之家統計，截至2018年末，經營網絡小貸業務的小貸公司共有249家，其中97家注冊地集中在廣東和重慶兩地，且財閥體量的借貸集團其虹吸規模竟然已經達到了一個尾大不掉、呈現出一種要把中國推向次貸危機的操作跡象。
正是在2018年，螞蟻金服旗下消費信貸產品“花唄”，宣布向銀行等金融機構開放……
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用什么辦法來克服危機呢？一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面奪取新的市場”
可是今天又不能搞血腥殖民的地理大發現了，經濟又滑坡，怎么奪取新市場呢?
還是老馬，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點出資本家的陰謀：“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于是，誘惑誘導、軟性逼迫你消費，花唄借唄不斷增加額度、購物狂歡日夜不停、廣告轟炸時時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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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資本家本人，則在對壘政府、明目張膽要求監管松綁的同時，還要幾億人口的楊白勞們，跟在他后面喊他“爸爸”!
屬實站著把爹當了。
去年，從螞蟻金服進階到風光無限的螞蟻集團，根據其招股說明書來看，截至2020年6月末，平臺促成的1.7萬億元信貸余額中，由金融機構合作伙伴進行實際放款或已實現“資產證券化”的比例，合計約達98%!
剩下的2%則才是自己旗下小貸公司螞蟻商誠與螞蟻小微發放——這種「貸」，不是一本萬利，而是無本萬利。
所以國家必須把它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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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從來都不僅僅是槍炮運動。
一場成功的革命運動一定同時是斬草除根、翻覆結構的經濟革命與文化革命。
同理，一場真正的女權運動也一定是嵌入于階級斗爭中。
抨批“彩禮貸”的前提，是先解放自己的思想。不解放思想，就無法解放肉體，比如你如果嫁給一個靠彩禮貸結婚的男人，嫁過去你還“依附”進他的還款生活、陪著他一起成為貸奴!
因而，彩禮貸真的會促進結婚率上升嗎？能夠促進結婚率和生育率上升的，永遠只有公平正義的分配、合理的社會生存成本與高期望的階層狀態。
其他的，都是資本的割韭游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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