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愛國喉舌”胡錫進先生(想了一下，“先生”比“同志”更適合他)近日就住房問題又發表了一番高論，起因是一個網友在他的微博下面抱怨了幾句房價太高，就被胡先生揪出批判他“不愛國”。

　　言辭之意，大約為指責這名網友在祖國一片繁榮之際、新春佳節喜慶時分，居然輸出悲觀情緒，“消解愛國主義”……

　　只能說，胡先生真乃一介高位喉舌。

　　事實上，國家一直都知道要為降房價而努力，不論宏觀還是微觀。可這位主編先生倒是身先士卒、一副不容置疑的媚態，仿佛這火紅江山都是胡氏一個人的——這樣進行輿論工作，不怕適得其反嗎?

1.

　　先來瞅瞅胡先生這次都說了些什么：

　　不好意思，這番言論，我怎么越看越覺得眼熟……仿佛耳畔余音回響，曾有一位大佬也有過類似的發言：

　　“買不起房為什么不回農村?”

　　“為人民服務是錯的，為人服務才對。我沒有責任替窮人蓋房子，房地產開發商只替富人建房。”

　　“房地產就應該具有暴利!禁止炒房就是違xian行為。”

　　“和工資收入比，30年來房子等于沒漲價。”

　　“你們不要以為高爾夫球場害了農民，高爾夫球場創造的就業收入和產值比農民種糧高得多。”

　　“為最富的人服務，為最特殊的需求服務，才能創造最好的高科技和更高端服務業。老說為刀耕火種的農民服務，能創造出什么高端服務業來?”

　　…………

　　說上述這些話的那位大佬，現在正在秦城監獄思考人生。

　　不知道胡先生有沒有時間去向他再討教幾句關于住房問題的指點。

　　這種高論的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超一線城市有超一線的活法，三四線城市有三四線的生活，人與人本就是有階級壁壘的，不要想著打破和砸毀階級牢籠，要認命!覺得大城市苦?你可以滾回縣城或農村嘛，房價多低!」

　　對于超一線城市以外的年輕人而言，大都市意味著資源和晉升渠道的獲取可能，說得直白點就是實現階級躍升的希望。

　　但是高房價以及類似胡先生這樣為高房價鼓吹合理的場景，卻又在深度切割著城市與城市、城市與農村。

　　你要么留在大城市里成為一個過客、待到35歲時被驅趕出都市圈;要么就趁早熄滅自己的城市夢、滾回房價低的縣城里“快樂地愛國”。

　　配合著極其反動的、完全是加固著代際之間階級壁壘的「學區房制度」，胡先生的言論更顯冰冷。

2.

　　馬克思導師認為：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

　　這就為資本的市場收割創造了必要條件。

　　其后果，馬導師同樣指出：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里。”

　　這就是特大城市與特大財閥在資本主義運行到一定階段時，必然會產生寡頭的原因。

　　晚近四十年，隨著空前規模的城鎮化、人口與資源向城市中心移動，農村地區的“被拋棄感”遠遠要大于前三十年。

　　建國后前三十年，不論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還是“赤腳醫生”這樣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產物，優質資源反哺農村、堅決不拋棄農村，這是毛主席時代的經略國策之一。

　　只是后來隨著對資本集聚的強烈需求，改開時代已聞不到多么濃烈的“擁抱農村”的味道，更多的是驅離和唾棄。

　　與之相伴的，就是一座座浮華奢麗的城市森林的陰暗面：各種農村問題的頻現——留守兒童問題，拐賣婦女兒童問題，死灰復燃的黃賭毒、童養媳與黑社會問題……都纏繞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國的許多基層鄉鎮地帶。

　　只要你拋棄了集體制與公有制，在一個國家共同體的境內，「經濟寡頭」的應運而生根本就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這其中，房產寡頭更是成了中國改開以來的現象級時代產物。

　　2003年，《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被正式下發，明確了“房地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這就讓房產業的巨賈們搖身一變、從土改中的被專政對象“翻身”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提供了強力的法統支撐。

　　量化國民經濟的唯一指標當然就是GDP了，所以完全可以說：GDP綁架了房地產，也讓新時代的房產寡頭們一躍而成國家各處的座上賓。

　　那么這些握有巨量財富和跨境資源的寡頭，其體量達到一定程度后，愿景又是什么呢?

　　馬克思亦給出過答案：

　　“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尾大不掉、大而不倒，地產財閥們今天已經是一株株有恃無恐的參天大樹。

　　去年9月底，被超高負債壓的喘不過來氣的恒大集團就爆發了“逼宮粵府風波”。

　　盡管隨后以光速“辟謠”，但是熟悉“挾產業以令政府”的朋友都可意會，會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而許老板是真的餓了。

　　根據2019年恒大財報數據顯示，集團年末凈借貸比率高達159.3%，高于2018年的151.9%;至9月，集團總負債達1200億美元，合計8355億人民幣。

　　這是當今全球負債最高的公司。

　　根據合約，恒大必須在今年1月31號之前，償還投資者1300億到期債務，并支付137億元分紅。

　　而后來的結局都看到了，似乎沒有什么能夠扳動打著“福澤幾十萬員工與幾十家下游企業”旗號的地產商。

　　令人異常無語的是，以深圳這個晚近四十年的典型城市為例，二手房房價曾連漲30個月，全國租售比榜單倒數第二，導致企業經營困難、打工群體生活艱辛難，寶安區廠房租金一度超過30元/m²/天。

　　連科技巨頭華為都被迫逃到東莞。

　　放眼望去，今天中國財富榜上還有幾位富豪是做科技與實業的?華為被趕出深圳的側面，是呼嘯風云的電商財閥與地產巨鱷們壟斷著福布斯排行榜，稱為創業者和精神資本家的“偶像”。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形象城市，2019年的工業投資已是負增長……不說遠的西方，就說近的香港，從發達工業化到產業空心化，只需一代人而已。

3.

　　回到開篇，胡先生用國際指標來為中國的高房價“開罪”，意圖表達一種“眾生皆苦，你又何苦?”的價值判斷。

　　但這同樣站不住腳。

　　且不說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去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房價比較這有多么荒謬和諷刺，就說房價本身的對比，胡先生的論據也絲毫不匹實際。

　　2016年時，英國非營利機構“全球城市商業聯盟”對全球15個城市做出了一份調查報告，中國首都北京市的房租工資比，排名全球首位，其平均房租是平均工資的1.2倍以上!

　　京城房租之高，幾乎是排名第二的阿布扎比的兩倍。

　　2018年7月，北京市的平均房租已超過5000元，同比上一年增長21%;各大二線以上城市的房租也比上一年增長10-30%不等。

　　房租的飛速上漲，根本原因是彼時金融資本強勢進入了租房市場——用今天官方的定性回顧，叫做“資本的無需擴張”。

　　首當其沖的，就是三個月前爆雷的蛋殼。

　　需要看到，高房租和城市發展的不均衡，也延長了那些在固定場所上班的服務業打工人的通勤時間：北京工作人口平均往返通勤時間為104分鐘，僅次于墨西哥城，位居全球第二位。

　　地租，可以表述為“土地服務”的價格，土地總量就是指地球可利用的土地總量。以現在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和城市開發程度而言，土地供應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一個固定值，這是無法變動的。

　　這就意味著隨著需求的增加(大城市不斷擴張、聚集人口)，地租包括土地價格注定水漲船高。

　　大衛·哈維在著作《社會正義與城市》中，曾將土地看作“純粹的金融資產”，而不是再像馬克思那樣強調“土地作為生產資料或生產條件”的地位與作用。

　　哈維的觀點一針見血：

　　“土地一旦被視為金融資產，便與股票、政府債券等投資對象一樣，成了虛擬資本的一種形式。”

　　在中國樓市的瘋長中，“杠桿資金、場外配資”這一帶有野蠻人氣息的字眼早就一次次出現：鏈家約有2100億元使用了杠桿成交，房天下大約2000億元，我愛我家大約也有800億元。

　　整個房產中介行業，通過“場外配資”實現購房成交金額早已超過1萬億元，實際背后卻是滂沱的信貸透支在支撐著打工人們一間間看似溫馨的小屋。

　　大都市里溫馨靜謐的背后，都是滴著血的資本獠牙在時刻驅逐著異鄉人。

　　此時，還要求年輕一代的打工人們去漠視房產資本的高壓而封住嘴巴，這就是胡先生心目中理想的愛國主義教育方式嗎?

4.

　　以蛋殼為例，在蛋殼與租客簽訂的合同里，有這樣一則規定：“共同租住人中有年齡低于6周歲，或高于55周歲的，乙方(租客)有權單方面解除合同。”

　　打造優雅環境，誘惑租客，從硬件來看，蛋殼從源頭即杜絕了鄰家孩童吵鬧和一些古舊的生活習慣的侵犯。

　　不得不承認，蛋殼背后的資本非常擅于抓住大城市里年輕打工人的心理訴求。

　　95后的打工人們需要安靜，更需要體面。

　　一間不足10平米的臥室中，“蛋殼小屋”應有盡有：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把座椅，一個白凈帶半身鏡衣柜的標配，潔白的、粉刷過的墻，讓房間看起來足夠明亮，宜家風的家居風格……這就給予了每位漂泊者足夠的體面。

　　2019年上半年，蛋殼公寓CEO高婧接受媒體采訪提到了初心：

　　“讓年輕人有尊嚴地生活在城市。”

　　自如CEO熊林也動情地表示：

　　“房子是租來的，但生活不是。”

　　可以說，將洗腦術視為割韭利器的資本已然是為你把一切生活要素都考慮好了——乃至包括你用來“維持體面”的借貸。體面消費，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孤獨消費”。

　　脈脈數據研究院曾對上萬名大都市里的職場人進行“孤獨感”調查，有近61.47%的人平時會感到孤獨。

　　這樣一批單身且獨自居住(租房)的年輕人，被稱為“空巢青年”。

　　他們孤身一人在北上廣深這樣的超級大城市打拼，其強烈的情感寄托和生活便利需求所衍生的經濟產業鏈，就是「孤獨經濟」。

　　根據百度指數的數據顯示，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伴隨著房價的不斷走高、股市的持續低迷等因素，以“孤獨”為關鍵詞的搜索量達到高峰，而搜索人群超過六成就是80后、90后兩大年齡群。

　　這樣的群體情緒，或許都是官媒喉舌們筆下“消解愛國主義”的失序群眾吧。

　　去年年末，韓國年輕人生育欲望持續下降的調查新聞曾上了熱搜，其暴露的韓國社會壓抑的階層分化和狹窄到極致的工作上升通道，都是韓國80/90后不愿結婚、甚至抵觸戀愛的原因。

　　這則新聞當時也引發了中國網民的共鳴。

　　根據民政部發布的《2018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國內的單身成年人規模已超過2億，其中有超過7700萬獨居成年人，預計到2021年會上升到9200萬人。

　　由于高房價、高物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等一座座大山的橫亙，中國國內結婚率、出生率不斷下降的事實一樣是無法回避。

　　這也讓今年春晚那則催婚為主題的小品顯得分外尷尬，堪稱一幅大型家庭群尬景觀。

　　21世紀蜂擁涌入大城市的90/95后們，看似享受著遠比幾十年前的人們更豐沛的信息儲量、視界范圍和某些奮斗B口中的“廣闊晉升通道”。

　　但現實卻是：在階級固化的壁壘面前，躋身都市的打工人群體不但獲取不了階級躍升的渠途，甚至還會被壓榨得分毫不剩。

　　這就是馬克思說的：

　　“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小資產者也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而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并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

　　當蛋殼雙手奉上的精致公寓——這種被資本用虛構和廉價的裝飾所打造出的“偽體面”，在資本暴露嗜血本原面目時，也就頃刻間碎的連渣都不剩。

　　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就曾揭露：

　　“盡管中產階級化可以帶來城市經濟的復興，但其實這僅僅是將窮人驅逐或者分離的結果罷了。”

　　去年入冬以來，北上廣深太多年紀輕輕的蛋殼租戶們，踟躕于破碎一地的體面和冰冷如霜的街頭，望著繁華的大都市，不禁自問：自己到底是所謂優雅時尚的白領中產，還是一個真正意義、被自我粉飾的窮人?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們曾精準總結了“新型小資產階級”的特點：

　　“他們有著相對好的家庭條件，無憂無慮的童年，接受過高等教育，然后大批地涌入了激烈競爭的就業市場，從事一些基層的腦力勞動。在受消費主義的影響上，新型小資產階級的表現出奇地一致：無比沉迷于偽裝、表象、自我的生活方式及無止境的新體驗。”

　　這一課，作為反面教員的資本——那些租房金融投機客和地產財閥們，真的給打工人們上得太生動了。

5.

　　打擊“投機倒把”，曾是新中國重要的立國之戰，它曾經直接決定了建國建政的平穩實現。

　　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當時不到一年時間全國即發生了四次物價暴漲，其中上海物價上漲20倍，尤為暴動。

　　上海市人民政府其時規定以人民幣為唯一貨幣，禁止黃金、銀元、美鈔流通買賣，但資產階級反動派無視法令而狂稱：“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拒用人民幣，并進行黃金、銀元投機倒把活動。

　　十天內，上海金銀價上漲兩倍左右，嚴重影響了市場物價和人民幣的地位。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陳云的領導下，火速查封了從事投機活動的證券交易大樓、逮捕法辦了金銀投機倒把分子。

　　這就是著名的“上海銀元之戰”，也是陳云個人最功勛卓著的財政戰績之一，奠定了其建國后在黨內的地位。

　　“銀元之戰”結束后，反動派又進行了糧食、棉紗、煤炭等民生物資的投機倒把活動，大肆囤積居奇、哄抬物價。

　　國民黨特務曾說：

　　“只要控制了‘兩白一黑’(米面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彼時，黨中央將此視為兩個階級之間的一場“米棉炭之戰”，統一部署從各地調運大量糧食、棉布、棉紗、煤炭等物資，于1949年11月25日大量拋售，使漲風幾天內迅速平息。

　　到1950年夏，全國物價趨于穩定，結束了連續十多年物價暴漲的局面。人民政府一舉贏得全國民眾的信任。

　　當時的那場斗爭，毛主席曾評價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

　　然而近半個世紀后，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洗禮下，1997年，《刑法》正式取消了“投機倒把罪”，十一年后“投機倒把”條例也被取消。

　　投機倒把罪的被抹去，促成了各行各業的“自由”——而自由，往往就意味了差距的擴大與寡頭的誕生。

　　這其中，房地產行業尤為“獲益”。

　　大衛·哈維在2017年的演講中也點明過：

　　“房地產成了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從1980年以來，中國的房產量增長了300%。從2012年以來，中國生產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經超過了美國自1900年以來的生產量……最近30年，房屋已經成為一種投機手段和投機目標，中國越來越趨向于采用資本運作模式。金融危機之時，中國政府向市場投入大量貨幣救市，在2008-2009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中國出口部門大約損失了近3000萬個工作崗位。但是中國政府在2008-2010年創造出大約3400萬個工作崗位，不過消費市場并沒有因此而活躍，房地產市場反而越來越容易出現投機熱潮和資產泡沫。”

　　早在1988年，全國增發貨幣679.6億，與1987年比多增443億，成為建國以來貨幣發行量最大一年;同時零售物價猛漲，比1987年上升18.5%，成為改開以來物價上升最快的一年。

　　官dao和壓不下來的物價，已是弄得民不聊生。但真正被載入1988年的史冊并影響至今的，則是另一項發明創造。

　　那一年的2月25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在全國城鎮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實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第一次明確了“使住房這個大商品進入消費品市場”的改革發展趨勢，第一次公開了“開發房地產市場，發展房地產金融和房地產業，促進房地產業、建筑業和建材工業發展”的全新構想。

　　這在當時對已經習慣了統一分配住房、并在交納極為低廉的租金后即可享受房屋使用權的億萬中國人來說，既陌生好奇，又在西方勁風的吹拂中感到一絲對自己“可能擁有私產”的興奮。

　　可是三十多年之后，當今天的中國人為自己“房奴”的身份、為自己在大城市中蝸居租房而生感到苦惱，為一群群拔地而起的地產財閥大佬頤指氣使的現狀感到無語時，不知道還會否有人能夠想起那個亦黑亦白的1988。

　　從1988年的商品房出爐，到1997年取消“投機倒把罪”，再到1998年的國企大甩賣、工人大下崗……

　　歷史的演進，是一條完整的粗線。

跋.

　　恩格斯在其著作《論住宅問題》中曾指出：

　　“一切歷史時代的被剝削者，幾乎都無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脅。在資本主義時代，工人階級本來已經處在很惡劣的居住條件，又因人口大量涌進城市而更加惡化。不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難于找到住所。”

　　在《共產黨宣言》里描述得則更加精準具體：

　　“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

　　十年前，買一套房子，壓垮一個中產階級;

　　十年后，租一間小屋，就足以消滅一個打工人。

　　然而，乏走狗們卻還要提溜著他們的腦袋，教育他們不準抱怨、不準訴苦，否則就是“消解愛國主義”、是給國家輿論秩序添亂的“帶節奏者”……

　　只能說，無產者，真的很苦，很苦很苦。

　　同志們，請記住列寧導師1917年5月在全俄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如果黨的勸告同人民自身的生活經驗所教給他們的東西不相一致的話，千百萬人是決不會聽從這種勸告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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