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水餃需要多少錢，一顆草莓又需要多少錢?
故事在這里，建議還未了解的朋友可以先用20分鐘去看望一下，一個已經離去的男孩：墨茶的故事
一個年輕的生命，因病致貧，又因貧致病，再因饑累病，最后帶著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否是堅強還是絕望的情緒，離開人間。
今天這則新聞再次讓人心理破防。
如果沒有B站的平臺，如果他不是一個愛好二次元、喜歡在公共平臺抒發心情的up主，可能連這樣的深山悲劇我們壓根都無從聽聞。
那么像這樣的孩子，還有多少?
1.
涼山，一個不久之前才宣布脫貧的地方，2015年8月時就成為過一次焦點：涼山彝族小學生木苦依伍木寫的作文《淚》在網上被瘋狂熱傳，被稱“最悲傷的作文”。
那個故事里的主角和今天的“墨茶”很相像，墨茶的父母外出務工拋棄了他和奶奶，后又搶奪了唯一的平房;而木苦依伍木的父母則是相繼病逝，讓木苦依伍木姐弟三人自幼就是孤兒。
五年多前那篇題目叫做《淚》的作文里，最刺痛億萬網友心扉的就是這一句：“飯做好，去叫媽媽，媽媽已經死了……課本上說，有個地方有個日月潭，那就是女兒想念母親流下的淚水。”
從90年代國家逐漸開始將市場作為“關鍵性的資源配置手段”以來，四川涼山等西部山區的勞動力逐步進行了成批次、有秩序的“外逃”，可謂不分男女老少地將勞動力推向了東部沿海，把整座大山留給了不具勞動作業能力的高齡老者和初生孩童。
也正是從90年代開始，涼山成為了毒品、艾滋病、賣淫、黑社會藏匿軍火的西部深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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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市場經濟、極端市場化思維大行其道的歲月里，拯救涼山的唯一出路就是用萬能的“市場”來解決問題，即：讓涼山的勞動力“匹配、接壤”東部沿海的發達經濟。
打工潮，就被主流輿論捧為改變命運的正確洪流。
然而，根據少部分良心記者和媒體過去深入東莞、廣州等地的調查，涼山打工人在東部的遭遇往往讓人無語凝噎……
在這種情況下，輿論領域的解釋手法依舊堂而皇之：“涼山彝族農民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是貧窮的根源，他們思想閉塞、不思進取、不重視教育，所以在大城市不適應，同時國家的幫扶徒增了他們的依賴性……”
這就是十年前南方系媒體給涼山人的定論。
甚至直到今天的墨茶事件，我依然看到了這樣的評語：
說的多好呀，最近四十年，先富起來的人教會了我們油頭傲氣地說這些話：
“窮生奸計，富長良心”
“窮山惡水出刁民”
“窮是因為窮人思維”
“窮是因為不勤勞”
“經濟實力決定修養氣質”
………
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曾這樣描述：“真正底層的人，甚至于都沒人愿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
鮑曼對此也曾過論述：
“沒人想要窮人，沒人需要窮人，窮人被人拋棄。哪里是窮人的歸宿呢？最簡單的答案是：消失。
首先，把窮人從大街和其他公共場所遷走，這些場所是消費社會的成員使用的；更好的情況是，如果他們手里的文件不夠完備，就可以剝奪他們所有的社會責任；如果沒有驅逐的理由，就把窮人監禁在偏遠的監獄或集中營里，最好的地方是亞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動的監獄里。
還要把窮人從社會群體和道德責任中驅逐出去。這可以用剝奪者和墮落者的語言改寫故事來完成。
把窮人描繪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標準。媒體樂意與警察合作，向喜歡看轟動新聞的公眾呈現駭人聽聞的圖片，充滿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亂、在破舊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護的不法分子。
向公眾們明確：貧窮問題就是犯罪問題，然后用對待罪犯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窮，就是原罪，你連解釋的機會和權力都沒有。
2.
在1956年黨中央完成社會主義改革之前，涼山彝族社會的基本秩序主要還是由各彝族大家族割據統治，多為競爭對立狀態，械斗沖突不斷。
同時，從整體架構來看，那樣的社會模型還是是充滿了原始味道的封建堡壘和奴隸主經濟形態，賣身賣女、舉家為佃為家常之事。
直到等來了共產黨，黨改變了一切。
早在1950年，黨中央就派出過規格甚高的中央民族訪問團進駐大涼山，著手對涼山地區的發展扶持工作。其中有一個學者是胡慶鈞，專做彝族社會調查;還有一個叫陳士林，做彝族的語言調查，他后來還創造了彝族的新彝文。
這些都足見以毛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對落后民族區域、特別是對農村貧困地區的重視。
根據涼山老農張望2005年的回憶：“他們那時候來，傳授新農技、加強農田基礎建設、植樹造林、開展生產組織合作化、實施救濟……等等。可熱鬧了！”
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從1956年開始在涼山山區進行民主改革試點，要把涼山作為“奴隸社會典型”進行改革，并制定了詳細的條例。
1956年，涼山正式成立合作社，兩年后擴大為涼山人民公社。在廢除了奴隸制度并平息了幾場彝族/藏族奴隸主的叛亂反撲(粟裕戰神親自掛帥)之后，涼山山民宣告走上了集體化道路。
事實證明，集體經濟的大規模生產協作和有組織的分工合作，都適應了涼山農業自身特點。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組織形式還保證兼顧了公平。
此外，在對資源的開發利用上，涼山集體經濟也顯示了組織化勞動和規模化管理的優勢。涼山當地至今大部分平壩耕地都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辟出來的。
涼山地區山體連綿，在山巒之間有一些面積很小的盆地，當地稱“壩子”。根據當地老人前幾年接受采訪的敘述，這些壩子曾經在舊社會時期都是爛泥巴，或是季節性被水淹著，不能種莊稼——直到50年代的新政府組織了涼山村民去挖溝、修渠、排水、整地，才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平壩耕地。
到今天，不少說話已非常吃力的涼山老人，都依然記得并能脫口而出當年生產隊的口號：“山上戴帽子，山腰拴帶子，山腳穿襪子”——“戴帽子”，指保護森林;“拴帶子”，指堰渠通水;“穿襪子”指土地改造，搞條地溝，把幾個大隊的溝連在一起。
集體化道路，這是一代涼山山民的信仰。正是集體化，讓他們戰勝了壟斷土地的舊彝族大家族和奴隸主，也正是集體化，讓他們親手喚醒了死寂了千年的涼山洼田。
根據2002年涼山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編撰委員會數據，到1978年，全州建穩產、高產農田35萬多畝，有效灌面38萬畝，噴灌6萬多畝。”
但是1979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如一把刀子，將中國的農村切開了一道口子，公社體制被瓦解的同時，是青壯年選擇逃離山區，徹底將包括四川涼山在內的一座座深山老林拋棄、淪為黑污之所。
3.
今天發生的事端，其實不久前也出現過，同樣是在B站，一張截圖三個月前曾火遍全網：貧困孩童吃洋芋，今日馬克啃牛排……
真乃魔幻現實主義。
在“算法為王”的當下，感謝視頻平臺為我們呈現了這么一出精準捏合、精準推送的智能滑稽劇。
赤裸裸的階級鴻溝，冷冰冰的階層隔斷，根本無需太多言語來描繪這種圖景，甚至這幅圖景還不足以勾勒出全貌，因為事實上連洋芋都吃不上的孩子都依然有，同時吃得豐盛于區區戰斧牛排的狗狗，也大量存在。
2019年，中國人均單只寵物的年消費金額約為5561元，相較于2018年的5016元增幅約10.9%。其中人均單只寵物狗的年消費金額約為6082元，寵物貓的年消費金額約為4755元。
即：在國內養一只狗平均花507元/月，且這是包含太多“平價養寵”的人在內，且這一數字還在迅速增長。
美團王興曾對中國消費市場做出論斷：少女>兒童>少婦>老人>狗>男人，然而就在去年雙十一，貓主糧已經超越嬰了幼兒奶粉成為新的“碎鈔機”。
于濆有吟《古宴曲》，恰如其味：
雉扇合蓬萊，朝車回紫陌。
重門集嘶馬，言宴金張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無力。
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只。
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色。
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
在資本的分層定義里，(窮)人不如(富人的)貓/狗。
《古宴曲》這首詩其高明之處就在于：雉扇朝車，嘶馬張宅，字里行間不見人影，卻又一筆一畫皆是達官顯貴;乃至用足足兩句來描摹婀娜多姿、披金戴銀的燕娥——不過一個服務員罷了——但是，這伺候賓客的服務員都如此華貴嬌熠，那么她所服侍這些賓客，其尊貴高居，僅憑畫外之音已足夠叫人領略。
同理，通過一條條30秒的寵物奢華吃播小視頻，觀眾看到的是主人的愛心嗎?是寵物的幸福嗎?都不是，而是小小屏幕背后的“雉扇朝車，嘶馬張宅”。
同理之同理，通過一條條墨茶的B站動態，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一個階級的“負薪”。
4.
不得不提一個許久不言的經濟概念：基尼指數。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通常最大為“1”，最小等于“0”。
基尼系數越接近0，表明該國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反之，數字越大、越接近于1，則表明該國的貧富差距越巨、階層分化越巨。
根據聯合國標準，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警戒線”。以黃金分割律，其準確值應為0.382。
今天美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52，非常恐怖。
美國上層政客擁著背后的資本，億萬級別地砸錢競選，還對外忽悠這是“美式民主”;下層的黑人兄弟則得提防著別在撿垃圾時被喝大酒的白人警察一槍斃命，還得承受“黑命貴運動”中搶了資本家幾雙破鞋就被資本控制的媒體侮辱為“零元購”。
軍委直屬新媒體賬號“鈞正平”，去年10月16日時曾發文《超級大國如今淪為超“疾”大國，罪魁禍首到底是誰?》，文中描寫道：
“隨著疫情的擴散變化，數以千萬的低收入群體和部分少數族裔正在疾病、貧困和漠視中艱難度日。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所謂的精英和富豪階層卻尤為得意。全美最富裕的50個人身家接近2萬億美元，較2020年初增加了3390億美元。一場疫情，再次使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與血腥暴露無遺。”
“政客們總是吹噓，他們有完善的公共醫療保險、最優秀的醫護人員和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設備。可悲的是，這樣的醫療體系卻是為精英而設計，高昂的費用往往令普通人望而生畏。在美國，窮人往往要面臨缺乏工作機會、負擔不起房租等悲慘境遇，貧困因素導致他們在醫療待遇上根本無法與富人相爭。正如《紐約時報》評論指出：‘在數百萬人苦苦掙扎的時候，美國的醫療系統變成了社會不平等的發動機，從窮人和工薪階層身上榨取價值，為已經盆滿缽滿的富人貢獻更多財富。’”
前車之鑒，后車之師。
批判美國、揭露美國背后的財閥統治實質，于我們而言最重要的從來就不是隔岸觀火地戲謔之圖，而應是警醒自我、審視自我，切莫走上大洋彼岸我們所撻伐的那條道路。
因而，說回基尼系數，那么中國呢？
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改開不到二十年的1995年，我國財產基尼系數為就已經達到0.45;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則顯示，2012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74，2013年為0.473，2014年為0.469，2015年為0.462，2016年為0.465。
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這是《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給出的結論。
還是通過國家統計局的數字，1949-1978年之前的中國基尼系數均值約為0.16。
5.
去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了《2020年全球社會性流動報告》，其中給出了“全球社會流動性排名表”。
所謂“流動性”，根據表單的一系列參考指標，可理解為社會階層躍升和降級的動態程度。
排名越靠后的國家，通常可理解為底層實現階層升級、成為“人上人”的難度越大，同時“人上人”們降落到底層的難度也越大。
排行榜顯示，北歐四國流動性最高，包攬了四強，美國排名第27，在發達國家中居于最后。
而中國則僅僅排名第45，很不幸地同兩個被休克療法和國資私有化忽悠瘸了的國家為伍——烏克蘭、智利。
這個報告最值得注目的就是給出了一個關鍵的說明：社會流動性與社會經濟增長無關。
即：哪怕全社會的經濟總量是快速增長的，但如果上層階級的財富累積速度明顯高于社會平均財富累積速度，那么社會流動性會下降，整個社會的階級生態會趨于沉寂、固化。
說白了，就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根據這個排行的一系列計分因素，中國能夠排到第45都得感謝一項指標：國民健康，中國達到了80.5分(百分制)，居于絕對的世界前列。
這不得不感嘆，當今中國的醫療行業，相比于金融、教育、部分能源和部分基建，恰恰是國家兜底程度比較高、私有化程度比較低的領域。
以去年抗擊新冠肺炎為例，國家醫保出手12.3億保障患者免費治、全力救、一經出現陽性則全城零元測核酸——這都是公有制醫療體系為全民健康鑄下的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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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其他領域，如教育，中國的教育公平性僅得63.3分，這體現了中國當今教育行業嚴重的不公。
報告言簡意賅，中國中心城市和偏遠地區的教育質量完全不是一個層次。
必須看到，教育是個人和個人背后的家庭實現階級躍升的最普遍渠道，這條道路一旦堵死，也就是說「知識」一旦成為一種父業子承的私有遺產，或是某一固定群體才能消費購買得起的“特權商品”，那么社會的流動性也就無從談起了。
以上海華二初中、上海蘭生復旦中學等為典型的貴族學校，日復一日地“勸退”上不起該校的所謂“低質量家庭”，恐怕正是中國教育僅得63.3分的緣由。
恩格斯曾在談英國工人階級的教育狀況時指出：資本打造的所謂“自由競爭”，實際是窮人吃虧。因為對窮人來說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
列寧導師在1917年揭露資產階級教育的實質時也曾點明：
“整個舊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只讓資產階級的子女學到知識……工農的年輕一代在這樣的學校里，與其說是受教育，倒不如說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
該報告關于教育還有一份數字：學校內的階級劃分。
也就是如果該國大學內所容納的階級越豐富，那么說明社會流動性越高。
很不幸，也很現實，中國在這一環僅得31.9分……
歷史總是真實的，報告并不夸張。
1980年時，北京8所高校進行錄取新生家庭調查，20%是農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專業技術人員;到了1990年，北京錄取新生1.7萬人，干部、軍人子女占比已經達到78%，工農占比僅占21%。
至于今天就更不必說了，單單一個「學區房制度」，就已然硬生生切開了一道階級劃分的龐然鴻溝，讓下游底層家庭根本連塔尖的一片灰塵都摸不到。
世界經濟論壇報告還包括了工資部分，中國的“工資公平”得分同樣低得嚇人：32分。
根據2012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數(即將數據由低至高排列，小于該數的數據占總體的比例達到時最終落到的數)：10%：3000元20%：5200元50%：20000元80%：41500元90%：50000元
簡單點說，如果你2012年時月收入4000元，你就已經差不多打敗全國90%的人了——是不是很震驚？然而這就是現實。
考慮到這是家庭收入，嚴謹到個人的話還得除以2、除以3。
比例大致如下：
年收入少于10000元：27.60%
年收入多于100000元：3.33%
這是2012年的報告，數據多為2011年的統計數據，十年前如此，那么今天呢?
有人可能會說，“GDP增長好幾倍，這個工資數據也得增長……”
話是不假，2011到2015年，我國GDP增長就達1.33倍，但是由于杠桿等一些壟斷企業的虹吸效應，事實的工資民態絕非如此。
舉個簡單的例子，2014、2015年左右，中國互聯網界涌入大批“創業者”，扎堆進入O2O行業，西裝革履、抱著PPT瘋狂融資。
然而僅2015一年，汽車、社區、旅游、教育等16個領域近300家O2O公司倒閉關門、近1300家P2P平臺消失跑路——這是成千上萬打工仔的噩夢，卻是圈地跑馬者一夜暴富的“黃金期”。
階級的固化、社會流動性的喪失，不僅僅是個道義問題，更是個生產層面的問題。如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均達到一定程度時(任你消費主義宣傳如何蠱惑，窮人也沒錢消費了)，定然發生經濟危機。
這和封建社會土地兼并達到臨界點、必會爆發農民起義，是一個道理。
6.
墨茶的悲劇，其另一個痛心點在于，從他依然留存的視頻作品、動態，可以看出這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小戰士”，他從心底信仰毛主席，從心底信仰人類共運事業，他的第一個大號“TEA黑茶”還因為宣傳共產主義被封號過。
他很窮，很窮很窮，窮到因為身體原因干不了體力活而做視頻和直播時也要靠網友贈與的簡陋設備，窮到病危至生命最后時刻都只能每天食用一包方便面，窮到從來沒有在冬至吃過一枚熱氣騰騰的水餃，窮到垂危之際連一顆心心念念的草莓都吃不上。
“特別特別想吃草莓，可惜草莓太貴了。”
那個時候，如果有人能夠給他一顆草莓，讓他嘗一嘗鮮甜的味道，我想，他應該是會笑出來吧。
我今天真的很難受，難受這則新聞的墨茶竟然一點點沒有“賣慘”，他竟然那樣樂觀，而且那樣禮貌，在動態里寫下自己的病痛時都要配一個俏皮的表情包;因為身體支撐不了、設備太過簡陋而中斷直播時，他甚至還會說抱歉;時不時還會自嘲“直播沒人看”“粉絲太少了”……
現在，他的粉絲很多了。可是他已經不在了。
我真的很久沒有像今天這樣難過。
一個禮拜前，我在紀念劉胡蘭的文章寫過：
董存瑞犧牲時年僅19歲，劉胡蘭犧牲時年僅15歲，池越忠犧牲時年僅15歲，賴寧犧牲時15歲，劉文學犧牲時14歲，王慧民犧牲時13歲，“小蘿卜頭”宋振中犧牲時8歲……
他們這樣的人，他們這些人，流血犧牲是為了建立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又是為了告別、再也不見到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這不該有疑問。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可是今天這個故事里的男孩，他什么訴求都沒有，他沒有渴求過廣廈千萬，他甚至會為漲了根本帶不來什么收益的一百個粉絲都能格外開心。
他唯一的一個念想，只是想吃一顆草莓，就一顆草莓……
跋.
“說來也是笑話，我讀過小學、中學，也當過兵，卻不曾看見過世界地圖，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省圖書館的墻壁土，掛有一張世界大地圖，我每天經過那里，總是站著看一看。
過去我認為湘潭縣大，湖南省更大，中國自古就稱為天下，當然大得了不得。但從這個地圖上看來，中國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縣在地圖上沒有看見，韶山當然更沒有影子了。世界原來有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別多。這樣多的人怎樣過生活，難道不值得我們注意嗎？從韶山沖的情形來看，那里的人大都過著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餓，就是挨凍。有無錢治病看著病死的；還有家庭里、鄉鄰間，為著大大小小的糾紛，吵嘴、打架，鬧得雞犬不寧，甚至弄得投塘、吊頸的；至于沒有書讀，做一世睜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沖里，我就沒有看見幾個生活過得快活的人。韶山沖的情形是這樣，全湘潭縣、全湖南省、全中國、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懷疑，人生在世間，難道都注定要過痛苦的生活嗎？決不！為什么會有這種現象呢？
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為世界上存在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數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是不應該永遠存在的，是應該徹底推翻、徹底改造的！總有一天，世界會起變化，一切痛苦的人，都會變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變化，不會自己發生，必須通過革命，通過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們青年的責任真是重大，我們應該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長。
從這時候起，我就決心要為全中國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貢獻自己全部的力量。”
—— 1951年，回憶在圖書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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