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期即將到來,全國各省普遍上漲大學學費的消息已成網絡上一個熱議的話題。這其實也是今日政府當局對高等教育體系進行進一步階層固化、精英化和產業化的圖謀。
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全國迄今已有山東、湖北、福建、貴州、廣西、天津、寧夏、浙江、江蘇等十多個省份明確會上調高校學費,還有一些省份仍在“聽證”和“計劃”而預備明年開始漲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中西部省份相當部分高校的學費漲幅達50%左右。
例如,寧夏回族自治區普通高校的學費漲價計劃是,文史類學生每人每學年由2600元調整到4000元,理工農類由2800元調整到4400元,醫學類由3000元調整到5300元,藝術類由6500元調整到8000元。學費平均漲幅高達62.2%,最高漲幅為86.7%。而2013年,寧夏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4566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599元,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貧困人口超過100萬。
這就意味著一個“標準”寧夏農村居民一年收入不吃不喝供不起一個“高大上”的藝術類學生的學費,即使讀“屌絲類”的理工農類專業,一家人的年收入應付一個大學生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是難以為繼。
2013年秋天,廣西壯族自治區調整的高校收費標準是,生均收費標準從3727元提價為5077元/學年,平均上漲幅度為36.2%。其中農學類專業學生,學費收費標準從2000元提高至3800元,漲幅比例達90%;藝術院校學費從最高不超過9000元提高至12000元,比例約為33%。2013年,廣西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30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6790元。普通家庭的負擔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其他省份的學費上漲也不遑讓。山東省各高校學費平均上漲20.96%,江蘇省50多所民辦高校從今年秋季新學年開始,學費普遍上漲一到兩千元,漲幅也在30%以上。
而且,同樣從2014年秋季學期起,全國所有新入學的研究生將不再享受公費,統一收取學費,每年碩士生學費不超過8000元、博士生不超過10000元。本來研究生的普通獎學金調整為國家助學金,在全國180萬研究生中,每年只有4.5萬名研究生可以獲得國家資助的助學金,而助學金金額也不過僅相當于學費。
根據《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顯示,對于高校上調學費,76.1%的受訪者明確表示反對。除了認為目前的學費已經較高,高學費的投入沒有換得同等的教育和教學質量,高投入換來的只是低回報等原因外,還對高校的財務公開情況不認可。這次各學費上漲被公眾稱為“報復性上漲”。
各地政府對于學費上漲的主要解釋往往是聲稱是因為自2000年以來,各省大學學費十幾年來都沒調整過。特別是2007年國家教育部曾發過“五年凍結令”,指令高等學校的收費標準除特別規定外,一律穩定在2006年秋季水平,學費、住宿費都不能調整。而經過這么多年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實際教育成本已經遠遠高于當年的標準。
還有的解釋就是,過去各地學校忙于“無大師而先有大樓”的迅速擴張,導致債務負擔沉重,如果不增加學費和學生負擔,則高等教育發展會受到嚴重制約。例如,2011年末,廣西全區高校銀行貸款余額高達59.19億元。2012年末,寧夏4所高校債務余額近5億元。廣東在2007年一次性清償近150億元高校債務后,校均貸款余額仍然達1億元。而吉林大學等一些高校瘋狂擴張,事實上已近破產,當下學校各種收入只能勉強應付貸款利息,不用說償付本金。
但事實上,山東和廣西等省區的本次費用上漲本身已經違反政府相關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擔機制的規定,根據中央政府的相關規定,大學學費占生均教育年培養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過25%,具體比例必須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和群眾承受能力調整到位。而廣西和山東新近調整的學費都達到乃至超過生均教育成本的30%以上。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政府當局從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推行的教育產業化政策本身就與共和國前30年推行的社會主義教育政策背道而馳,也嚴重違反了公平教育的基本原則。如以21世紀初全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與當時的大學學費相比較,當時一個城鎮居民的收入只夠勉強維持一個大學生一年的費用,而農村人口需要3個人不吃不喝才能供養得起一個大學生。
這一政策導致大量中下階層的家庭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負擔極重。中國大學學費在過去的20年增長了至少25倍。2001年、2002年,也就是全面推廣教育產業化階段,高校中貧困生比例達到25%,經過1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目前國內高校貧困生比例一直維持在20%左右。也就是說經過14年的經濟發展,雖然中下基層居民收入在絕對數上有所增長,但是這次學費上漲又再次利用經濟杠桿將相當部分中下階層家庭的子弟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
政府為了推行其教育產業化政策,近些年也在推廣學生貸款政策。但是目前的貸款標準最高限額是6000元,這只能應付漲價后的學費,對于貧困生和他們的家庭來說,學生的生活費用仍將是一筆龐大的開支。而且學生貸款本身就是一筆不菲的債務,在當前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的情況下,這也成為很多貧困學生的長期負擔。
此外,目前助學金的發放過程中也存在很多問題,作假現象便十分突出。不少地方基層,與地方官員關系好人脈深,假造相關資料,然后返校后討好同學,巴結輔導員,以達到獲得資助的目的。而真正需要資助的學生則可能無法得到資助。
高昂的高等教育費用一方面將在相當數量基層貧困青年排除在高等教育體系之外,特別是考慮到學費上漲后的“費效比”,進一步在民眾中宣傳“讀書無用論”的觀點。事實上考慮國內近20年來“讀書無用論”的宣傳都是與推行私有化經濟體系和瓦解原有的公共福利政策密切相關的。另一方面,中下階層子弟如果接受高等教育,也就意味著將使家庭和個人背負上沉重的經濟負擔,并且在選擇就讀學校、專業和就業時考慮到“投資回報”。既可以推動教育產業金融化使學生成為“債務奴隸”,又能進一步約束和奴化學生,使之成為資產階級教育的“意識奴隸”。事實上,今天的高等教育機構中,越是所謂優秀精英的教育機構中,來自農村和中下階層的學生已經比前三十年(公立教育完全免費階段)已經大幅減少,特別是在金融、藝術和醫學等“多金專業”中更是少的可憐。例如廣東中山大學所謂保障貧困生入校,提出的確保入學比例只有區區2%。
大學十四年沒有漲學費,所以就應該漲學費?共和國前三十年從小學到大學的學費上漲幅度又是多少?也許又要拿所謂國際慣例和歐美制度說事,但是問題在于在西方教育產業化和教育費用猛漲等恰恰就是最近三十年新自由主義經濟危機,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產物,高等教育學費的上漲將推動教育金融化,進一步將迫使廣大的學生成為“教育債務奴隸”。在歐美等國,很多中下層子弟在年屆三、四十歲之時,仍然背負著沉重的學生貸款。
而且這些野蠻消減公共支出的政策也一直遭到當地學生、教師、工會和左翼民眾的強烈抵制。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相對福利制度完善而民眾抵抗強烈的西北歐國家,仍然在推行相對普惠的免費公共教育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西歐工業大國德國,雖然從1990年代末開始逐步嘗試大學教育收費制度,但經過十數民眾的斗爭和抵制,德國國內大部分聯邦州都取消了大學收費制度,而今天僅存的兩個由執政黨基民盟執政的州也將在今年秋天取消大學學費。
古人教育青年人好學讀書才能有所前途,總是說“書中自有黃金屋”,但教育產業化和精英化的政策確實導致了“黃金屋中方有書”的結果。教育產業化將導致階層固化,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劇,將廣大中下子弟排斥在優質教育之外,堵塞貧苦子弟向上攀登的的階梯,或者給他們增加更多的負擔。
如今大吹大擂所謂國學的政府官員和校長們得意洋洋地穿上漢服給學生畢業證書,連地震救災都不忘給災民子弟循循善誘地教導《弟子規》,不知道他們是否還記得兩千年前孔丘講的“有教無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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