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讀校車悲劇?

2000年剛到法國的時候，對兩樣東西最為驚羨：一是高鐵，二是校車。在當時手機都不普及、尚是奢侈品的中國來講，這兩樣東西實在是遙不可及。當然，法國的高鐵也會出軌，也會與違規的車輛相撞，甚至有人專門到高鐵上去臥軌。但絲毫不減法國人對高鐵的自豪，絲毫不影響高鐵在法國社會不可替代的作用（還有國際上的軟實力效應）。校車與公交、旅游公司相比，雖然明顯老舊，但畢竟也反映了法國的物質文明水平。當時包括自己在內的留法同學都在想：什么時候中國也有高鐵，也有校車。所以，當突然得知甘肅，這個中國最為落后的省份之一（GDP總量全國倒數第五，人均GDP全國倒數第二，不足三千美元）居然發生了校車相撞事件，不由十分的訝然：甘肅，什么時候也有了校車？這種驚訝程度不亞于忽然聽說索馬里發射衛星失敗一樣。

悲劇本身令人觸目驚心和憤怒萬分：一輛核載9人的面包車竟然實載64人！事故發生時路面有霧，載有學生的面包車與相撞的貨車會車時，雙方車速都快，而且面包車居然逆行，從而導致慘劇發生，21名學生死亡！

殘酷的事實、冰冷的數字背后卻有著復雜的社會內涵。我們可以指責司機喪心病狂----大霧中超載且高速、逆行，但是一個連自己生命都不珍惜的人，怎么可能珍惜他人的生命？如此不合理性的舉動，放到挪威，結論一定是精神病（政治色彩極為濃厚、精心策劃中央政府爆炸案、槍殺77名年青人的挪威悲劇兇手布雷維克已被專家定為精神分裂癥）。

當然更令人反思的是，何以這個長期存在的現象，竟然得不到交警的有效制止？這個民辦學校何以得不到主管部門的有效監督和制約？雖然教育部門聲稱悲劇三天前就已經發現問題并令學校整改，但何以沒有跟進落實？應該說，甘肅當地相關部門存在失職現象是不爭的事實，其整體管理水平也遠遠跟不上時代的發展。這也是為什么，悲劇發生之后，涉及此次事故的正寧縣兩位副縣長（一位是常委、常務副縣長）、教育局長、交警隊隊長已被停職。

如果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悲劇的根源還是在于貧窮（貧窮是萬惡之源，此言不虛）。甘肅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只是剛剛到了擁有校車的程度，但卻又處于極低的水平。于是才出現這種驚人超載的現象。其實這種現實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剛起飛時也出現過。大家還記得北京剛使用出租車時的景象嗎？車況不佳的黃面的到處都是。后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將之淘汰。可以說，從根本上解決校車悲劇，還是要靠經濟的發展。

這起悲劇另一個十分重要的主角：民營小博士幼兒園，不知何故并沒有成為媒體指責的焦點，而且對它民營的身份，似乎也刻意回避。客觀來講，如果說政府有關部門是失職，這所民營的幼兒園則是第一責任人。雇用一個毫無職業底線的司機、使用小型面包長期超載、拒不執行有關部門的整改要求，都是其所為，是21條尚未開放就凋零的生命的元兇。但不知何故，媒體對之卻輕輕放過，但把幾乎所有的矛頭指向了政府（看看人家挪威，看看人家英國，媒體都是怎樣表現的？究竟哪個國家的媒體才是真正獨立的？英國公務員舉行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大罷工，BBC電視主播克拉克森竟然表示，參加罷工的公共部門員工應該當著其親人的面被槍殺，首相卡梅倫形容罷工為“徒勞的嘗試”）。

說來也簡單，這和媒體一直關注的所謂的國進民退有關。民營資本由于其逐利性，決定了其在資源配置上的高效率。但也正是由于其逐利性，缺乏道義，許多行業并不適合民營資本進入。比如軍隊和監獄，全球共性都是國家投資，國家運營。民營資本另一個特性或者不足則是對高投入、回報期長的項目不愿介入。特別是出現經濟危機時，它們往往第一個收縮，歸避風險。這個時候，擔當責任的只有國家控制的資本。中國在全球經濟危機表現如此出色，和控制有一定比重的國有企業密切相關。所以，經濟危機這一特定環境下，國有資本擴張是正常的。實際上放眼全球，西方各國也無不如此。但在中國，由于把“國進民退”政治化，意識形態化，極端者如美國華人學者陳志武甚至認為國有企業存在都不可能建立法治社會----考慮到所有的法學詞典都把法治社會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捆綁在一起，這就等于是說，只要有國有企業，國進民退，就不可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這恐怕才是媒體對這起校車悲劇的始作俑者格外開恩的原因吧。

應該承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私營資本在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提高民眾生活方面都發揮了極大的正面作用。但同樣也要承認的是，今天社會幾乎所有的問題也大都來自私營領域：礦難、食品衛生、地溝油、假冒偽劣產品。在中國跨越短缺階段的今天，私營資本帶來的問題已成為經濟發展中最需要關注和解決的焦點。更令中國以至全球不滿的是，當私營資本制造問題的時候，為之買單的卻是政府和所有的納稅人。這一次校車悲劇發生后，救治、高額補償都由政府來承擔，已經無法經營的肇事幼兒園也只能被政府接管。只是中國民間對民營資本的不滿并沒有在媒體上得到表現，但這種不滿在美國就發展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

而解決的辦法除了加強監管，國進民退也是辦法之一。比如這一次面對校車悲劇，政府提出建立更多的國有幼兒園就是一例。不過比較奇怪的是，面對這一次國進民退，媒體似乎予以默認，顯然在它們看來，幼兒園這個領域也不適合私營資本進入吧。不過我可以告訴他們，英國94%的幼兒園是公立，法國也同樣。

平心而論，任何國家都會發生問題。但問題發生后，是否能夠得到有效解決卻是衡量一個國家制度優劣的標準。這次校車悲劇發生后，中國各級政府做了高效及時妥當的回應：救治、補償、處理責任官員、逮捕幼兒園董事長、接收事發幼兒園繼續運營、當地政府立即把更新公車的費用用于購買校車、承諾建設更多的國有幼兒園、教育部工作組前往甘肅、全國整頓校車安全、溫總理責成有關部門一個月內制訂出《校車管安全條例》。自由派經常批評在中國權力不受制約，胡作非為。可是有這樣不受制約的權力如此積極高效的回應出現的問題嗎？反觀西方，經濟危機這樣大的事件可有一人為此負責？挪威中央府爆炸案、在執政黨組織的青年團活動發生死亡數十人的悲劇，到今天可有一人為此負責？（假設是中國共青團組織活動發生類似悲劇呢？）倫敦、進而席卷全英的騷亂發生后，英國政府和媒體除了眾口一詞指責肇事者是暴徒，大肆抓捕，可有一人為此負責？席卷全美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可令美國政府反思？可令美國政府處理責任人？不但沒有，我們看到的卻是強行清場和大規模抓捕。難道這就是自由派心儀的、權力受到制約的模式嗎？

中國有句古話：亡羊補牢。當然我們也可以唱唱道德高調，比如為什么不能未雨綢繆，防范未然？但是放眼人類歷史，可有幾人、幾國能夠做的到？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歐洲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才吸取教訓，認識到和平的可貴，才走向歐洲團結。當年的艾森豪威爾在朝鮮戰爭之后發誓美國絕不介入亞洲的戰爭，結果他一下臺，美國又立即跳進越南戰爭的深淵。美國每年有數萬人死于槍擊案，但世人早已麻木，習以為常，這已成為美國社會無法解決的痼疾了。也難怪CNN著名主持人《后美國世界》的作者扎卡利亞這樣評論：只有危機才能推動華盛頓！

如果你對這種解釋還不滿意，不妨看看陳志武先生怎樣為美國的經濟危機辯護的。當《21世紀經濟導報》記者采訪他并詢問從一個學者角度怎么解讀美國的金融危機和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他有如下精彩的回答：“首先我要強調一下，在美國過去兩百多年里，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會出現一次金融危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次發生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的經濟危機，我覺得沒有什么可吃一驚的。有的人早就預期美國的這種金融支持消費，消費帶動增長的模式最終會出現金融危機的。要我去預測的話，我也可以這樣預測，這次金融危機之后美國還會再發生金融危機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說我個人有什么特殊的本事，而是因為人類的發展歷來就是這樣子，需要很多的人去做技術創新，在金融領域里面也要允許很多金融創新。在這些金融創新的品種和形式變成我們的常識之前，期間肯定要經過很多發展和出問題的過程，也會出現一些危機。”所以他的結論就是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且通過危機積累一個正確發展的道路和方式，他還上升到如下高度：“人類社會的發展本身就是這樣一個不斷試錯、糾錯的過程”。

從陳先生的邏輯出發，美國人民不但不能發動占領華爾街運動，還應該感謝華爾街的巨頭們，要知道他們是在為美國積累一個正確發展的道路和方式啊！只是做為一個中國人（不是外籍華人），我還是希望這種每十年就發生一次金融危機的制度不要搬到中國來為好。只是本人還有一問：既然“有的人早就預期美國的這種金融支持消費，消費帶動增長的模式最終會出現金融危機的”，何以就無法避免呢？

關于校車悲劇，我還可以提供一個角度。事發之后，我遇到一位法國朋友，隨口問我中國正在關注什么事。我回道：“正在關注一起校車車禍，由于違章、超載，21名兒童喪生。”這位朋友嘆道：“真是一個大悲劇。不過車禍全球每天都發生無數起，這樣的事也能成為你們關注的焦點，真有點羨慕你們。你也知道，法國都在關注什么。歐債危機，金融危機，歐元的命運，經濟衰退。如果你們這樣的事現在在法國發生，絕不會成為我們關注的話題。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法國社會也有可能只關注此類事件啊”。我沉默沒有回應，其實十一年前，當我出國時，法國就曾經如此。當時全法國都在關注瘋牛病，不計其數的牛被屠殺，政府支付了大量的補償金。而整個瘋牛病造成的死亡人數不過三到五人！這對剛踏上法蘭西這塊土地的我來講是如此的不可思議。而當時的中國，正處于國有企業攻堅特定階段，整個社會討論的是龐大的下崗工人，上升的失業率。為此有人大代表竟然寫出讓婦女回家的提案。顯然哪個時候，中國不可能去關注一個類似瘋牛病的問題。不過，從此之后我就感覺到法國的停滯和下滑，直到今天讓這位法國朋友發出這樣的感嘆。只是，法國未來是否還有這樣一天，我深表懷疑。

最后，還有一件事不得不談。在甘肅校車悲劇發生后不久，中國捐給馬其頓共和國23輛校車，引發舉國強烈爭議。應該說，捐助本身并沒有不妥。之所以引發社會反彈，是和校車悲劇的背景有關。特別是做為網民，發出一些激烈的聲音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人民大學張鳴教授的觀點則顯然不屬此類。他在微博聲稱：“即使馬其頓的人均收入比中國低，在自己國家的孩子還60人擠一輛小面包的情況下，也不應援助馬其頓。中國政府是中國納稅人養的，不是馬其頓人養的”。

如此民粹的話語發自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還是令人震驚。眾所周知，國際間的捐贈要么是商業行為、要么是政治行為（也包括人道行為）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這和國與國之間的收入水平高低無關。日本發生大地震，中國不可能以還有多少貧困人口為由拒絕捐贈。同樣的，歐盟也不會因為中國人均GDP僅是其十分之一而不向中國求助。具體到這次對馬其頓的捐贈，對中國來說則既是商業行為也是政治行為。中國宇通公司承攬了馬其頓政府的公交車項目，所以由它再生產校車捐贈給馬國政府，這自然有其商業目的。像2008年中國汶川發生地震，中法關系雖然正處于最低點，但空客公司仍然包機把各界以及它捐贈的物品送往中國。因為中國是空客最大的采購商之一。政治行為則是，馬其頓獨立后曾和臺灣建交，為此臺灣支付了1億5千萬美元的代價（能買多少校車？）。后來馬其頓轉而和大陸建交，這背后自然少不了交易。這次由中國政府出面主導這次捐贈，也有這一層原因。更何況放眼全球，英國自己的百姓還在騷亂，還需要救濟，法國的失業率高居不下、經濟停滯，不也還是打著國際人道主義的名義發動了利比亞戰爭嗎？這個時候張鳴先生為何不質疑“英國和法國政府是英國和法國納稅人養的，不是利比亞人養的”？我很難相信做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教授的張鳴先生連這個道理都不明白。如果挑白了，無非是借此事以民粹式的手法煽動不滿罷了。只是張鳴先生要明白，民主最大的敵人往往是民粹，如果以這種飲鴆止渴的方式去推動民主，恐怕是南轅北轍。（當然，現在如張鳴先生般的人物也還不少。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就曾有這樣的高論：中國政府是把改善本國百姓醫療的錢，借給美國去改善百姓醫療了。完全一幅得了便宜還賣乖的模樣。他怎么不說中國政府把三公消費的錢借給美國投到阿富汗戰爭的無底洞了呢？堂堂美國的大使如此水準，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還是回到校車悲劇做個結尾吧。這起悲劇，暴露了西部地區的落后狀態、政府管治水平低下、民營資本極端逐利導致的喪心病狂，但同樣也反映了即使中國的落后地區所達到的經濟水平、中國各級政府對待問題的嚴肅態度和解決問題的高效。一個校車悲劇否定不了中國模式，反而印證了中國模式的糾錯能力、反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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