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審視中國目前和今后數十年的人口形勢，在這個基礎上提出的先控后減的“新人口策論”，論證了“一胎化”取向的人口與資源及生態環境相協調的科學發展戰略，并回應了十點質疑。它們是“人口人手”說、“生育權利”說、“人口密度”說、“人口老化”說、“性別失衡”說、“高質二胎”說、“頭胎較憨”說、“兵源風險”說、“大國空巢”說和“獨子性格”說。
【關鍵詞】新人口策論 人口發展戰略 中國計劃生育政策 一胎化 放開二胎
On the New Population Policy：First Control and Then Reduce
——Response to 10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Cheng Enfu Wang Xinjian
【Abstract】 This paper, utilizing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 exam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as well as the tendency for the next few decades, based on which it puts forward the "new population policy" of "First control and then reduce", demonstrates the "one-child policy" oriente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chiev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responds to ten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i.e. "population means manpower", "reproductive rights", "population density", "aging of population", "gender imbalance", "allowing high-quality people to have the second child", "silliness of the first child", "risk of inadequate sources of soldiers", "A Big Country in an Empty Nest", and "personality defect of the only child".
【Key words】 new population polic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one-child policy ; releasing restrictions on the second child
1導言：“新人口策論”的十個要點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生產一方面是物質(含生態環境)和精神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兩種生產互為前提，相互依存，共同對社會發展起著制約作用。盡管現代社會的人口變動不是社會發展的最主要力量，但人口變動仍然對社會發展有促進或延緩的作用。“兩種生產”的理論是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揭示了兩種生產的對立和統一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口現象和人口問題是由自然狀況和社會發展方式決定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一定空間內的社會條件和自然條件，尤其是生產力發展、生活水平以及相關社會制度和政策，客觀上制約著人口規模和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換。
馬克思主義認為，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口數量和質量應當有計劃地發展和調節，使人口和勞動力的發展同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生活水平提高相適應。
因此，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是與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密切相關的，那種以為主張計劃生育就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馬爾薩斯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在中國近代史上，由于現實可利用的生產資料同人口和勞動力的數量比例失調，是導致相對貧窮落后的原因之一。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或實行不力，是導致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潛力未能充分發揮的原因之一(所謂“錯批馬寅初一人，多生2億多人”)。改革以來的30年，為了減緩人口規模的過快膨脹，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計劃生育工作，使人口再生產類型在社會生產力尚不發達的情況下，實現了歷史性轉變，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降至現在的1.8左右，到2005年全國累計少生4億多人[1]，資源和環境壓力得到有效緩解，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可以說，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成功轉型，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繁榮、生活水平較快提高和現代化建設，以及全球人口控制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伴隨30年實行較嚴格計劃生育政策，一直存在要不要放寬的歧見，近年又出現了大爭鳴。在今后的數十年內，是繼續嚴格實行一胎政策，還是逐步“放開二胎”政策，漸成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以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精神來審視我國目前的人口形勢，理性縝密地考量我國人口發展戰略和政策選擇，我們倡導的“先控后減的‘新人口策論’”要點如下：
(1)不斷增加的中國人口總量，正在逼近國內主要資源所能承載的極限。2008年底中國人口為13.28億，在今后較長時期內每年還將新增人口700萬左右，人口總規模在較低生育率的基礎上繼續大量擴張，而且國內主要資源短缺嚴重，其向現有可高效利用資源的人口極限規模推進。
(2)不斷增加的中國人口總量，正在逼近國內生態安全所能承載的極限。我國多數江河湖泊和近海受到嚴重污染，有的著名河流和湖泊萎縮干涸，草原退化，濕地減少，荒漠擴大，多種野生動物瀕臨滅絕，排放有害物質總量增加等等，這些問題均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間接與人多相關。
(3)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們持少生育或不生育的現代生育文化觀，需要國家不斷加大獎勵生育的措施來維持人口的再生產。而我國在人們尚未自覺改變傳統生育觀和人口尚未收縮到適度規模(5億人左右)以前，則應堅持不懈地推行“城鄉一胎、特殊二胎、嚴禁三胎、獎勵無胎”的“一胎化”新政。將少數民族、難醫治不良頭胎等列入特殊情況。實行免費和獎勵婚前體檢，嚴懲胎兒性別查墮行為。
(4)在尚未改變傳統偏好男孩的習俗以前，實行一種有差別的變罰為獎的社會保障配套措施，“無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不保”，即對于不生育的家庭實行高保，生一個女孩的家庭實行中保，生一個男孩的家庭實行低保或基保(社會普遍的基本或基礎保障)，違紀超生的家庭不保。盡快變處罰為獎勵，促進生育和諧和計劃生育工作和諧。
(5)只有嚴格實行“先控后減”的人口調控政策(總人口先控制在15億左右，后逐漸減至5億左右)，才能有效緩解我國社會主要經濟矛盾和巨大就業的壓力。單靠發展生產和粗放式發展方式，已難以滿足不斷膨脹的巨大人口規模所引起的社會需要擴張，必須倚靠人口規模的嚴格控制和縮減，才能使主要矛盾和就業壓力不因人口總量過快增長而加劇。
(6)只有嚴格實行“先控后減”的人口調控政策，才能實現人口素質的較快提升，更好地促進人口同資源和生態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從而盡快趕上歐美日韓等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真正實現高標準的共同富裕和科學發展目標，最終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較中獲得完全的優勢。
(7)樹立全國“一盤棋”的統籌城鄉人口方針，為了使眾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農民工較快成為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正式市民，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獨生子女結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確保因嚴格計劃生育所節省的經費用到改善老年人口的生活方面去。
(8)國家一方面要把嚴格計劃生育所節約的各種經費及時投入到老齡人口的生活和工作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鑒日本等發達國家經驗，隨著人的壽命提高而適當提高退休年齡，消除讓勞動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實際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業的不良局面。隨著人的壽命和退休年齡的提高，應相應提高老齡人年齡的統計標準。
(9)國家應對包括兵役逝世或傷殘在內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勞動能力的不同情況，給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補貼或保障，以激勵人們從事高風險的工作，并高水準地解決其家庭生活的后顧之憂。
(10)與“(經濟)資源節約增效型社會”、“(生態)環境保護改善型社會”相匹配的應是“人口控減提質型社會”。這“三型社會”完整地體現了科學的可持續發展觀，從而為根本轉變對內對外發展方式，緩減內外“資源戰”、“環境戰”、“生態戰”、“貿易戰”和“移民戰”等奠定基礎。要像1980年中央決定實行“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那樣，廣泛通過立法、政策、宣傳、教育等配套措施，盡快大力推行先控后減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新政，積極倡導“人口控減提質型社會”(至于如何全面提高人口素質，需另文闡述)。
對于筆者提出的上述“新人口策論”，可以產生10點質疑，本文一一進行回應，以便深化討論，逐步形成科學共識。
2回應十個不同觀點
2．1 回應“人口人手”說
“人口人手”說，是計生政策諸多質疑中較為典型的一種。人們不會忘記20世紀50年代的“人口論”與“人手論”之爭，也不會忘記被錯誤批判的所謂不識時務的馬寅初，說他竟然用資產階級的“人口論”反對無產階級的“人手論”;以及新中國廣泛宣傳的為了國家繁榮昌盛大量生育后代的蘇聯“母親英雄”。持“人口人手”說觀點的論者認為：中國人將人的數量問題稱為“人口”問題，強制計劃生育又極大地強化了這種把人看成是“人口”而非“人手”的觀念。將人看成“人口”，何以與“牲口”區別?近期更有論者指出，“要打倒中國的‘人口’學，建立中國的‘人手’學”。因為“人手”安排好了，“人口”就不是負擔而是動力。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將來，即使人一生的大部分時間用于全日制學習和休閑，他(她)生產的價值仍然可能遠遠大于他消費的價值[2]。
這種質疑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第一，“人口”豈能無條件地變成“人手”?“人口”要成為社會財富的有效創造者，成為論者所說的“人手”，是有條件的，其條件還應該是當下的，是難以推給“將來”的。從“時間在先”的意義上說，人的數量問題無論如何首先都是“人口”問題。人不得不在一定的時間(成年前和老年)不同程度地失去其“人手”的屬性。據測算，即使按1998年的消費模式和物價水平，我國撫養一個孩子從母親懷孕始至16周歲止，全國平均所需支付的總撫養費最低為5.8萬元，最高為6.7萬元。現在，人的壽命越來越長，在老年階段的時間也越來越長，這也需要家庭和社會負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婦幼保健、社會教育、老年醫療等投資將不斷升高，家庭和國家為撫養每個人非勞動階段的所支付的總撫養費也將大幅上升。這樣，由于“放開二胎”而多生的幾億人口，將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第二，即使人到了勞動年齡階段，能否就業則不一定;就業后從個別單位計算能否提供微觀剩余勞動也不一定;就業后即使從個別單位計算有剩余勞動，但納入社會資源和生態環境等外部因素，能否真正提供社會剩余勞動則更不一定。這表明，有勞動能力的人要轉化為現實從事勞動的人，以及能為單位和社會都提供該部門平均或超過平均的剩余勞動，是需要現實可利用的生產資料和科技水平的。
第三，“人口人手”說反映的是一種無需積極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落后生育觀念。“從農業角度看，這無非是將本來可以由一個人耕種的土地由兩個人來耕種，或者將本可以由機器代替人力來耕種的土地繼續交給更多的人來耕種而已。從工業角度看，無非是將三個人的活由五個人來干，或將可由機器干的活換成人來干而已。從商業角度看，無非是將一個人所賣出的東西由兩個人來賣，用更多的小攤販替代大型商場和超市而已。不僅如此，過度生育的另一個功能就是將本可以作為森林、草原、濕地、湖泊等創造幽雅生存環境的大自然的天然生態，不斷地變成農業耕地，以將本可應有的美學生活和生態環境逐步破壞到生態危機的地步來養活一個低水平生存的龐大人口群而已。”[3]不難看出，漠視“人口”而僅抽象突出“人手”，以此為放開生育政策的主張辯解，實質上是一種不思進取的農業社會的古老生育觀念。不擯棄這種落后的生育觀，談何實現類似發達國家的動態現代化和人均高質量生活水平?我們再不能醉心于“世界加工廠”、“廉價勞動力”等“美譽”。與其說是“美譽”，不如說是無奈。在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中，只有控減人口數量，才能更快地提高人口質量。
第四，我們不否定“科技高度發達后，一個人生產的價值遠遠大于他消費的價值”的觀點，但在“科技高度發達”之前怎么辦?是否每個人都能在高科技單位從事生產?持“人口人手”說的論者還認為：一個社會如果能建立一種各盡所能的制度，吃飯的問題還解決不了嗎?這當然只能是“如果”，因為“各盡所能的制度”實現，必須要有各盡所能的工作條件，要有企事業等就業需求。就業需求問題不解決，遑論“各盡所能”?況且，原始社會末期人就可能提供剩余產品，但人需要逐步實現自由和全面的發展，需要不斷提高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質量，而絕不僅僅是一個吃飯或溫飽問題。
2．2 回應“生育權利”說
有論者指出，公民個人有自由生育的權利，這種個人權利是神圣的，不受侵犯的，國家沒有理由限制公民個人的生育自由。因為1966年聯大《關于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決議》也指出，每個家庭有權自由決定家庭規模;1968年5月聯合國世界人權會議通過的《德黑蘭宣言》第16條規定，父母享有自由負責地決定子女及其出生間隔的基本人權。也有論者認為，“生育權首先是私權，然后是公權。”[4]
“生育權利”說是絕對生育權觀念的反映，是一種片面的、抽象的、自私的權利觀。
首先，“生育權利”說僅僅片面地、孤立地抓住“自由決定”的字眼，割裂了權利和義務的關系。聯合國文件中第一次論及生育權問題，是1966年聯大通過的《關于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決議》。《決議》首次將夫婦的生育權利作為一項基本的人權。隨著世界人口快速增長和人口資源環境等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日益凸顯和尖銳，聯合國有關文件在生育權的表述上是逐漸完善的。我們應該全面了解聯合國有關生育權利和生育義務的一些基本觀點。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會議《行動計劃》對生育義務的定義是：夫婦和個人在行使這種(生育)權利時，有責任考慮他們現有子女和將來子女的需要以及他們對社會的責任。這一標準性表述，被廣泛地應用于各種國際性文件中，并被各國政府所接受。較之傳統文化和宗教中的生育義務，《行動計劃》中的義務強調對子女負責——要考慮子女的教育和生活水準等;強調對社會的責任——要考慮自己的生育決定對其所生活的社區和社會的平衡發展的影響，個人的生殖行為應當與社會的需要和愿望相適應。一些有識之士指出，這種考慮到后代的需要和權利的概念，正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5]。《國際人發大會行動綱領》在把生育權納入人權范疇的同時也強調指出：生育不僅是自由的，也是有義務的和負責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17條也指出：公民有生育的權利，也有依法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其次，“生育權利”說漠視中國的具體國情，缺乏科學、客觀的公正立場。馬克思指出，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6]。馬克思主義一向反對把人權(包括生育權利等)問題絕對化和抽象化，主張人權的歷史性和相對性，強調人權觀和人權標準必須與各國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相結合。毋庸置疑，馬克思主義的人權理論也是中國人權和生育權利理論研究的堅實基礎。中國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主要基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尖銳矛盾，看到人口的自由增長嚴重制約了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黨的歷屆領導人論述人口問題，都是以人口多、底子薄這一最基本的國情為出發點的，是建立在對基本國情的科學判斷和把握上的。對于一個13億之眾的大國，國家人口政策首先要考慮的，只能是全體人民的生存發展和福祉的提升，而難以顧及脫離現實的所謂“自由生育”。中國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采取不得已而為之的嚴格生育政策，正是優先考慮到全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倘若按照“自由生育”說滿足每個個體生育孩子的數量要求(如主張“有兒有女并不是一個落后的理想，而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愿望，或者說是一個比較美好的愿望”[7])，而不考慮在資源和生態環境約束下，其子女未來的衣食住行和教育福祉的提高，這樣必將影響到后代們又好又快的發展權和教育權。于是，“私權”只是淺層次地得到滿足，實際上“私權”和“公權”均未圓滿實現。
再之，“生育權利”說割裂了個人利益同社會利益和全球利益的關系。國際上最早對生育權進行系統研究的瑞典隆德大學丹麥籍著名人權專家卡塔琳娜·托馬瑟夫斯基撰寫的《人口政策中的人權問題》一書，從人權角度分析了各種人口政策以確定與人口政策有關的人權標準的實際意義，并根據這些標準規定了政府在人口政策領域所應承擔的義務。該書認為，政府為影響人們的生育行為而進行的干預并不一定都是與人權標準相違背的。人權標準要求將個人權利與整個國家的福利相平衡。如果高生育率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有害作用，或者父母的生育行為會對其子女產生不良影響，那么政府就有權干涉[8]。美國東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研究員凱倫·梅森的《人口方案侵犯婦女人權嗎》指出：一些國家人口迅速增長，而資源十分短缺，孩子生多了就會影響到社會目前和未來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防止生育失控而影響整體利益，政府限制個人的生育自由是完全正當的[9]。加拿大生殖健康權利研究專家呂貝卡·庫克在《生殖健康與人權》一書中指出，發展中國家的人們特別是婦女缺乏調節和控制生育能力，不僅會影響到他們家人的健康，還會影響到全球的穩定，影響人口與自然資源、人與環境之間的平衡，成為對婦女人權的侵犯[10]。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還明確規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和自由處置其天然財富和資源的權利，這是民族之生計，不容剝奪。這就突破了西方僅將人權理解為個人權利的片面觀點，第一次在國際人權中確認了國家(集體或民族)人權，并使之成為基本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社會對生育權利的研究表明，盡管“家庭和夫婦在生育問題上應該有自主自決的權利”[11]，盡管生育是一種現實的具體的個人可行使的權利，但對于人口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通過制定人口政策限制個體自由生育權，是完全必要的和科學的。個體生育權的無節制自由行使，必然危害國家整體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而國家和民族的生存權、發展權的進步，也將為個體生育權和發展權提供更為和諧有利的環境和條件。私權和公權，兩者應該合乎國情和世情地有機統一起來。
近代西方思想家盧梭指出，個人利益服從公共利益，只不過是社會成員服從自己的理由而已;國家和全體社會成員強迫個別社會成員服從公共利益，只是強迫他服從自己的利益，因為社會成員并不總是能看清自己的理由。這種統一性，是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矛盾得以存在的基礎之一，也是人類社會、國家和法得以存在的基礎之一[12]。這說明，在國家、民族整體利益受到嚴峻挑戰時，犧牲部分個人與部分家庭的一些利益和愿望，也是應該的、必須的和不得已的。
最后應該指出，主張自由生育權利的論著，大多是出于對公民個人私權的偏愛或“體恤”。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其中反映了某種秘而不宣的心態：關于人類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以及提高整個民族的現代化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那都是大家的事、將來的事、可望而暫時不可及的事;至于“放開二胎”等計生限制，則是自己和自己家族的事，是眼前的事，是可望且即刻又可及的事。
2．3 回應“人口密度”說
有論者認為，從人口密度來說，英國、意大利、德國、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都比中國要高，但這些國家并沒有控制人口規模和限制生育，因而中國限制生育自然是錯誤的;認為人口密度優勢和規模優勢是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
首先，不能單純以人口密度概念來衡量人口規模的合理性問題。人口密度僅考慮到地理面積，未顧及這一空間的資源和生態環境以及是否利用其他空間的資源等狀況。例如，我國江蘇人口的平均密度約為600～700人/KM2，而西藏卻不及2人。僅從數字上會看到西藏人口稀少而江蘇人口過密，同時也覺得西藏土地在供養人口方面還有巨大潛力。其實并非如此。西藏地區是海拔平均4000米的高原山地，實際耕地面積只限于狹窄的南部河谷等地區，高原干寒草場的產草量也較低，單位面積的載畜量有限。而位于長江入海處的江蘇，其長江三角洲平原上的水網農田生產力較高，有效耕地面積自然遠超西藏。因此，要綜合考量各國家、各地區人口密度同該國該地區的內外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利用關系，才能衡量某種人口密度和人口規模是否具有合理性和高效性。
其次，不能把人口密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簡單化。人口密度的提高可能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并非任何條件下人口數量及其密度與經濟發展都相互促進并成正比例或正向相關。在一定條件下，人口數量及其密度過大又會對經濟發展產生阻礙作用。同樣，當人口數量及其密度達到一定高度和經濟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經濟發展對人口數量增長和人口密度提高的促進作用也會趨于緩和，而不再那么明顯和突出。
在人口密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方面，有許多實證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簡單觀察人口密度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往往并不能看到明顯的相關關系。對1999年世界上130多個國家的人均GDP與人口密度進行等級相關分析，得出的相關系數不夠顯著，僅為0.194。亦即在把許多自然資源條件等因素截然不同的國家放到一起時，我們很難得到一般性的判斷，說GDP與人口密度之間存在或不存在某種相關關系。對中國的實證分析也表明，人口增長和人口密度對經濟發展有復雜多變的關系。從一定的意義上看，過快的人口增長意味著新增人口急劇膨脹，經濟發展的成果將有相當一部分為新增人口所消耗，不利于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著消費需求逐漸擴大，相應人口投資將大量增加，因而總投資中的生產性投資份額相應減少;意味著為經濟發展帶來就業壓力;意味著對教育投資造成影響，不利于人力資源的素質提高和經濟的長期發展[13]。
再者，不能把“人多好辦事”、“韓信點兵，多多益善”，看作人口促進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表述。如有論者說，美國之所以成為超級大國正因為它是一個人口大國。那么請問，美國等發達國家哪一個是因為人口多才強盛的?印度比哪個發達國家人口都多得多，為何數十年都發達不起來?韓國等人口不多，為何能較快地強盛起來?
從人口密度居世界前列的10個國家(摩納哥、新加坡、梵蒂岡、馬耳他、巴林、孟加拉國、馬爾代夫、巴巴多斯、毛里求斯、瑙魯)和上面所提及的一些人口密度較大的國度或地區來看，其較大的人口密度，不能成為中國人口密度相對較小而不應該控制人口規模的理由。它們的較大人口密度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并不存在正相關關系。一是上述國度或地區的較大人口密度，大多因國土面積較小。如世界上10個面積較小的國家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占了一多半;二是從地理位置來看，它們大多數為島國或群島國，地理位置十分優越;三是從發展程度、發展手段、發展方向上看，這些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差異也很大。有的是依托獨特的資源優勢，如瑙魯的磷酸鹽礦產資源，馬爾代夫比較發達的漁業和航運業，巴林舉世聞名的采珠業和國際金融中心;有的幾近完全依賴別國資源，如新加坡利用轉口貿易的優勢，進而發展出口加工業、航運業、金融業，成為亞洲屈指可數的發達國家。日本更是依賴別國資源發展的國家。
2．4 回應“人口老化”說
近年來，中國的老齡人口問題和老齡化趨勢，引起了公眾的擔憂，“人口老化”說也成為一些人質疑現行計生政策的主要說辭。然而，這一質疑是盲目的，中國人口的主要問題在于“太多”而非“太老”。
(1)老齡人口問題并非等同于人口老齡化問題。老齡人口問題是指老齡人口這一特殊群體的養老保障問題，而人口老齡化問題指的是老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斷升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重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主要表現在這一過程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一般意義上的老齡人口問題，但卻不一定存在人口老齡化問題，而老齡化問題則內在地包含著老齡人口問題[14]。
中國老齡人口多，并非像“人口老化”說所主張的完全是由低生育率帶來的，而首先是由中國“人口眾多”這一突出國情所決定的。與不少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老齡人口規模雖大，但目前老齡人口比例卻較低。況且中國老齡人口規模大主要表現為低齡老人(60～65歲)比例大。這一老齡人口的特點說明，中國現階段主要存在的是一般意義上的老齡人口問題，而非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既然如此，“人口老化”說拿人口老齡化趨勢來詬病現行計劃生育政策，便是片面的。
(2)人口老齡化不等于人口老齡危機。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人口統計學概念，表示某個人口群體中老齡人口所占比重逐漸上升的一種趨勢。其正面或負面影響有多大，需要客觀分析。人口老齡危機則是一個人口經濟學概念，反映的是由于人口老齡化而導致了勞動力的供給小于其真實需求，從而造成一種不利于經濟發展，甚至使人均國民收入或人均國民財富難以繼續增長的結果[15]。換言之，如果人口老齡化并沒有導致勞動力供給的短缺，那么就不存在所謂的人口老齡危機。
以中國為例，舉世公認的是，中國城鄉將長期存在大量顯性和隱性的勞動力過剩。因收入和勞動狀況的機會成本變動而導致個別地區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并不能掩蓋和否定這一基本事實。據預測，到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9.73億，16—64歲人口2016年將達到9.9億人峰值，2050年為8.7億人，高于目前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16]，而經濟資源和國民生產總值卻比發達國家少得多。就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推動資本對勞動力的潛在替代能力來看，中國沒有任何理由擔憂老齡化趨勢。比照發達國家，中國在未來一個世紀內也不會出現勞動力的供給小于勞動力的真實需求的情況，于是也就不存在人口老齡危機的問題。
(3)不能以某些城市和地區的老齡化數據替代動態的老齡人口分布和地區差異。在看待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問題上，“人口老化”說之所以表現出“憂心忡忡”，還在于忽略了中國老齡人口地區差異大和農民工流動人口等因素。整體上看，全國各地區人口年齡老化的速度和現狀是有很大差別的，這種巨大差異是中國不同于一些小國(如以色列)以及其本身的同質性較高的國家(如英國、法國)的一個顯著特征。這正是中國在平衡地區老齡化的矛盾差異時可以利用的一個“優勢”。據國家統計局對中國31個省、857個縣、7100個村68000個農村住戶進行的的大規模抽樣調查顯示，截至2008年底，中國農民工總數為2.25億人。其中1.4億人在本鄉鎮以外就業，占總數的62.3%。如果考慮到這1.4億農民工的流動和遷移，我國老齡化的整體程度自然是大大緩解的。北京、上海等每年始終保持數百萬年輕的農民工及其家屬，大量的職工又提前離職或退休，如果客觀統計，這些城市還存在老齡危機嗎?眾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農民工都急于轉移到北京、上海等城市，這些城市有什么理由用市民兩個獨生子女結婚生二胎來延緩這一轉移呢?這說明，不能僅僅看到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總體趨勢，混淆一般意義上的老齡人口問題和老齡化問題，以某些城市和地區的老齡化數據替代動態的老齡人口分布和地區差異。否則，可能構成對正常思維和政策的誤導。
(4)在老齡化問題上，不能使用互相矛盾的論證邏輯。持“人口老化”說的論者中，有人一方面宣稱“人口爆炸”必致“科技和資源爆炸”——計劃生育減少的數億人口中的少數人的科技成果，不但足以養活他們這個群體，還能使得全人類受益[17];說什么“要從全球化角度看待資源，即使中國一個孩子都不生，民族自殺，留著資源給其他國家，也不過多用幾十年。因此，人類要存在和發展只有一條路可走：依賴于科技進步開發新資源”等，可另一方面又呼喊未來的社會“老有所養，誰來養?怎么養?”[18]，這是混亂的邏輯矛盾。我們要追問的是：既然能養活絕對的、更多的人口，既然“科技進步開發新資源”那么容易，請問，為什么就不能養活相對更多的老人呢?
(5)以個別國家所謂“養老金的短缺”問題來論證，也是站不住腳的。假如一個人口逐漸老齡化的國家并沒有出現勞動力的真實短缺，而且人口總量的減少加速提高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水平，那么所謂養老金的短缺問題，不過是社會分配政策方面的不合理所致，完全可以通過調整社會分配而解決之。假設現在有兩個人口數量和經濟規模一模一樣的“中國”，一個在100年內始終保持在13億人口，另一個在100年后降低到5億，無疑后者老齡化程度大大高于前者，但哪個“中國”將具有更高的人均養老收入和更好的老齡生活環境?結論不言自明[19]。
(6)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含老齡人口問題)取決于人均勞動生產率而非撫養比。“人口老化”說經常用勞動人口對老年人口的撫養比之提高趨勢，來表示老齡化將使勞動力養老負擔不堪重負，甚至認為“存錢不如存人!多養育一個孩子等于買一份最好的養老保險。”[20]這種觀點，沒有看到中國勞動力大量過剩的事實，以及仍將長期潛在過剩的趨勢和資本對勞動替代的潛能，沒有認識到一個社會提供養老金的能力主要取決于人均勞動生產率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而非勞動力的人頭數。現代化的最基本涵義，就是以更多的機械與自動化設備代替人力來生產財富。故而有論者提出：美國為什么能夠用3億人口生產出遠高于中國13億人口所生產的GDP?說到底，就是美國科學技術的發達使得它得以用資本技術密集型生產方式來創造財富。一個人均GDP4萬美元而老齡人口比例為40%的國家，比一個人均GDP5千美元而老齡人口為20%的國家，哪個更有利于老年人的養老保障?答案顯然是不言而喻的[21]。
(7)依據上述分析精神，可以認識到另一個重要問題，即對嚴格“一胎化”所容易形成的某種“四二一”人口結構的家庭，要有正確的評價。一方面，這只是一部分家庭的人口結構而非全部，另一方面，若采取提高退休年齡，以消除讓勞動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實際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業的不良局面，又把嚴格計劃生育所節約的各種經費及時投入到老齡人口的生活和工作改善方面，那么，即使屬于“四二一”人口結構的家庭，其社會生活總水平不僅不會低于“放開二胎”的狀況，反而能減少現階段大量的“啃老族”現象。
(8)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千美元的中國，已形成大量老齡人口，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好事而非壞事。聯合國確認的“人文發展指數”三大指標之一是人均壽命。人的平均壽命不斷延長，這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正效應。隨著我國人均壽命的逐漸提高，應像日本等國一樣，相應提高退休年齡和老齡人起點年齡的標準。
2．5 回應“性別失衡”說
“性別失衡”說既是國內一些論者主張“放開二胎”的主要論據，也是西方少數人利用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來批評中國計生政策的主要說辭。在對待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問題上，悲觀派認為是“一個無解的難題”，樂觀派則認為“微不足道”;有論者認為未來4千萬至5千萬男性公民將要面對終生的“無妻徒刑”，而其反對者卻指出這是嚴重地夸大其辭;一些人認為這將在未來產生諸多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另一些人則批評這種推斷是想當然……可謂莫衷一是，“迷霧重重”。
然而，在綜合考察了各種觀點以后，我們認為，第一，截至目前，在對偏差程度的認識、偏差原因的解讀和偏差后果的前瞻等方面，馬瀛通所帶領的研究團隊歷經十年心血撰著的《出生性別比新理論與應用》[22]，澄清了錯謬，撥開了迷霧。該專著針對出生性別比問題上的是非而做的有根有據的實證研究，主要提出了出生性別比屬于條件隨機事件而非獨立隨機事件的嶄新觀點。即性別比隨胎次上升而升高具有普遍性，從而一、二孩比例的增加不但不會使性別比增高，反而會使之下降。因而把中國80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日益增高歸結為性別偏好日益強化的結果，或歸結為出生人口中的第一、二孩比例升高與多孩比例下降所導致等觀點，都是只看表面現象、誤用相關分析方法而產生的誤解。性別偏好與出生性別比沒有直接的互為因果關系。只有當生男偏好付諸于人為影響受孕胎兒性別，如實施胎兒性別選擇性人工流產，才能導致出生性別比異常變動;中國第一、二孩比例提高與多孩比例的下降，不僅不會導致出生性別比升高，反而致使其下降。此外該書還指出，出生性別比相應于未來婚配時的性別比(簡稱婚配性別比)，絕不是簡單的隨時間推移的隊列匹配關系;出生性別比根本不同于未來的相應婚配性別比。因此，不可將其等量齊觀，或將其簡單化了。
第二，以“性別失衡”說而主張全面或基本“放開二胎”的論者，“有必要論證，其“放開二胎”的方案會更有助于消除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23]僅簡單重復類似“放開二胎”有利于緩解目前嚴重的出生嬰兒性別比偏高[24]等說辭，是沒有說服力的。由《出生性別比新理論與應用》研究可知，“放開二胎”的方案不僅不能消除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反而會促使這種偏高程度增加。同樣，“性別失衡”說也沒有充分的論據，足以證明我國近30年來的生育控制對總人口性別比產生了具有因果關系的影響。那么，也就沒有什么理由把出生性別比的失衡“安置”在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頭上。
第三，在如何看待和治理現在偏高的出生性別比包括總體性別比問題上，持“微不足道”觀點的學者也給了我們一些啟發。常識告訴我們，男性從事的許多高風險的社會職業角色(如當兵、下井、建筑等)，以及其生理特點和后天的許多習慣(如吸煙、酗酒等)所導致的相對較高的死亡率，客觀上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相對較高的出生性別比。即便實行普遍二胎會有助于出生性別比有所降低，但對于因人口的龐大基數及其巨量增長而導致了如此眾多社會經濟問題的大國來說，為此付出使人口多出數以億計的代價，并非理性選擇，甚至有些舍本求末[25]。
第四，男女出生性別比的偏差，不能歸咎于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按照出生概率，無論是只生一胎，還是頭胎生女孩的可再生二胎，男女出生性別比應大體相同。事實上，造成出生性別比偏差的主要原因，在于養老保障制度的缺陷、觀念上的重男輕女、技術上的胎兒性別鑒定、社會上的一些不合理狀態(如女性就業歧視)等，并非因計劃生育政策而來，也不能因取消計劃生育政策而去。性別失衡的現狀必須扭轉，只能靠綜合治理。尤其要在建立一種有差別的變罰為獎的社會保障措施(“無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即低保、超胎不保”)、嚴懲胎兒性別查墮行為、消除女性就業歧視、延長男性壽命這四個方面加以努力，才能為糾正出生性別比、人口性別比和婚配性別比的失衡掃清障礙。
2．6 回應“高質生二”說
有的論著指出了一種怪圈：“特殊人群允許生(指生二胎。下同)，貧困人群躲著生，暴富人群交錢生，高質人群不能生。”認為這種“生育逆淘汰”或“人口素質逆淘汰”現象已有蔓延之勢，如長此下去，將導致國民素質的整體下降，應允許高質群體生育二胎，如允許院士、教授、高科技人員(乃至企業家、白領階層、研究生以上學歷或有較高收入者)生育二胎。也有人認為，計劃生育實行30多年來，“有錢的罰著生，沒錢的偷著生”，真正被限制的僅是公職人員。現在農村夫婦和城市無業人員大都生育了二胎，而1.5億公職人員多是一胎。按1.5億中處于生育年齡階段公職人員來看，最多只是控制了近7千萬的出生數。而這少生的7千萬卻是素質較好的一群人，從經濟條件、學習環境、培養能力等方面看，他們是占優勢的。論者認為，提出這一觀點或建議“會引起爭議，但是還是覺得有必要提出這個建議”，“不管結果怎么樣，至少是一種提醒，一種思路。”[26]
我們認為，“提醒”本身具有積極作用，其著眼于提高人口素質的出發點，將引發人們對“人口素質逆淘汰”現象的思考。但這也只能是一種“思路”，不僅因沒有可操作性而難以實施，在實際上也是弊大于利的，是得不償失的。
(1)沒有數據證明高學歷、高職務父母的子女智力和素質就高。首先，從遺傳學角度看，父母智商與子女智商具有不確定性。政界高干、學界高知和商界高管的孩子或其他孩子的智商均不具有同質性，其身體素質、智商水平和行為能力的差別實際很大。因為一個人的各種智商和能力主要不是天生出來的，而是通過教化和鍛煉等各種社會化途徑自我砥礪出來的。高學歷、高職務的父母與其后代的“人口素質”沒有簡單的因果關系。
其次，一個民主社會應該堅決反對“血統論”傾向。“高質二胎”說普遍被社會輿論斥責為“龍生龍、鳳生鳳”的陳腐血統論，就像古代等級制和現代“種族論”一樣，孩子一出生就會被打上一種等級烙印。社會成員的分工和分層是客觀存在的，但所謂社會“精英”與大眾的的生育關系應當平等，否則，就可能漠視和否定人生的勤奮和后天的努力，褻瀆人類數千年來追求的平等。要通過少生來優生，而不是通過“精英”多生來優生。與“少生快富”的口號一樣，“少生優生”、“少生先富”的原則和精神應當普及。
(2)“重生不重教”或“生了不能教”的觀點是沒有說服力的。有論者指出，低素質人口只注重生育而不注重教育，或不能更好地教育，應該嚴格控制其生育二胎，相應放開高質人口生育二胎，這樣才是著眼于全民素質的提高。對此，首先我們應該承認，“重生不重教”或“生了不能教”，確有部分事實支撐，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關鍵在于，只有建立不斷提高的農民社會養老保險，才可能逐漸消除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許多中低收入家庭“養兒防老”等陳腐觀念和生二三胎的行為。穩定低生育水平和縮減年均人口新增規模的重要方法，是法律賦予農民承擔計劃生育義務的社會各項保障，這類社保開支等是國家財政參與人口控制及其減少的經濟手段。如果在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內，再允許“高質生二胎”，并對農民等加強控制，不僅會導致出生率的升高，還可能引起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成為一部分群體歧視另一部分群體的口實，給社會帶來不和諧因素。
其次，提高國民素質，不能僅倚靠那些所謂處于人口數量金字塔頂的高質人群。國家人口素質的全面提高也非如此可一蹴而就。況且，在目前的中國，整個民族素質的提高，同人口總量的“先控后減”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中國人口的最大問題是規模問題，這絕對是首要的問題。規模龐大的人口總量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始終不該規避也難以規避的障礙，任何重要的、與人口或勞動力有關的政策出臺，都只能把規模問題放在首位來考慮。高質群體多生孩子無疑會進一步增加人口，這不僅有悖于人口總量的減少，對于提高高質群體的比例也是杯水車薪。尤其是在未來10年生育水平處于回升狀態和生育小高峰期間(張維慶語)，更應倍加重視。
第三，從國家范圍來說，少生可以使每個人得到更多的教育等公共資源。而對于絕大多數家庭來說，幾乎誰都知道培養一個子女的困難比兩個三個要小，且下一代獲得的教育也會更好。允許“高質生二”，表面上看也許達到了某種“平衡”，但實際上整個國家的教育等公共資源，相對每一個個體來說卻并沒有相應增加。就中國各種資源人均擁有量看，保持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并不斷提高其家庭的就業和福利水平，已是夠緊張的。那么，在資源有限和不足的情況下，保證農民等所謂“低素質”家庭的一個子女能夠有良好的受教育和就業機會，便是提高整個民族素質的要義之一[27]。
2．7 回應“頭胎較憨”說
中國民間有一個說法：“老大憨，老二精，老三最聰敏。”這一“俗語”也被一些主張“放開二胎”的論者拿來作為論據。其實，這個論據實在不怎么有力。
(1)“憨”為何義?老大為什么“憨”?首先要指出，這一說法可能算不上一個俗語，倒似順口溜。所謂俗語，一般反映出某些人群的生活經驗。那么，“老大憨”的說法真的反映了人們的普遍生活經驗?事實上，這種好似經驗總結的“老大憨”，不過是一種假象而已。
其一，第一個孩子出生了，初為父母者少有生養和教育的經驗，一般只能在摸索中養育。孩子在這樣的情況下長大，好像有些“憨”了。到第二個第三個孩子時，父母有些養育的經驗了，孩子會比第一個孩子教育得好一些。這樣解釋為什么“老大憨”，可能又給了主張“放開二胎”的論者以口實：既然如此，那就應該生第二個、第三個孩子呀?
其二，請注意，在這里說的是“好像有些‘憨’”。更主要的原因也許在于以下俗語，如“要得好，大讓小”;再如“天下爺娘疼小兒”。頭胎孩子即老大，在父母和社會上“大讓小”的灌輸下，自然養成了老實、忍讓、吃虧是福，愛護弟弟關心妹妹的品性;老大，在父母生下“老三兒”時，已經長“大”了，能夠自己照顧自己了，或說不需要父母特別關照了，因而“天下爺娘疼小兒”。不要以為這樣解釋牽強，因為還有一個理由：作為老大，總要擔負起照看弟妹的任務，有所謂“半個爹媽”的傳統做法，有時扮演著兄弟姐妹中的“帶頭人”和“監護人”角色。
其三，人類社會總是不會停止它前進的腳步，后出生的老二老三們，總是能夠得到比老大多得多的社會刺激、文化信息、生活啟迪。換句話說，老二老三們的世界往往比老大們的世界精彩。于是，老大顯得憨了點兒。
(2)“老大憨”的說法，在制定“只生一個”的政策時，已得到了慎重的討論和考量。1980年3月開始，國家有關部門專門召開了五次會議，據曾參加過這些座談會的人口學專家田雪原先生回憶說，討論“只生一個”這一政策是否可行時，就有人提出民間的這一說法，頭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會不會導致國人的智力水準下降?當時專家查找了資料，發現美國飛行員中有40﹪都是“老大”，這意味著第一個孩子照樣有足夠的智力和能力進行復雜的工作。于是，這一說法便被否定了。
(3)個案不能成為“頭胎較憨”說的論據。不可否認，在現實生活中作為頭胎的老大，有的是有些智力障礙或先天不足。但這怎么也不能歸咎于生育胎次，更不能因此而以偏概全。中國目前一些特殊情況下允許生育二胎的現象，由于科技、醫療、優生優育的原因，二胎避免了頭胎孩子的一些先天不足，這豈能生拉硬扯過來作為“頭胎較憨”說的普遍論據?
2．8 回應“兵源風險”說
有論者認為，基于獨生子女的成長風險，國家一旦遭受戰爭，如果獨生子女比例過高，對兵源和士氣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兵源逐漸短缺，可挑兵員越來越少。一旦發生戰事或需要獨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獻時，國防風險也就隨之存在[28]。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可以相對合理解決的問題。
首先，從絕對量上說，中國在整個21世紀不會存在兵源不足問題。即使2100年之后中國人口絕對數量只有新中國建國前的水平，也不會存在什么兵源總量“風險”問題。難道3億、4億人口以下的眾多國家和獨生子女較多的發達國家就不存在所謂“風險”?況且，現代戰爭的勝負主要不取決于軍隊的人數。
其次，不論在現實正常生活中，還是在征兵和戰場上，我們都不能把“獨生子女”的生命權凌駕于“多子女”之上。因為人的平等關鍵在于憲法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的平等。當今世界各國的憲法，比較普遍地規定了公民服兵役的基本義務，這是民族國家抵御外侮、戡定內亂的客觀要求(日本屬于例外)[29]。《希臘共和國憲法》第13條第4款還規定：任何人均不得以其宗教信仰為理由，拒絕履行對國家的義務或不遵守法律。這里面“對國家的義務”，當然包括服兵役的義務。我國兵役法第3條一般性地規定了公民平等服兵役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種族、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有義務依照本法的規定服兵役。
可見，中國不存在缺少兵源的問題，中國也不必擔心“國防已開始由‘小皇帝’們來守衛了”的問題[30]。獨生子女兵與非獨生子女兵不存在性格、能力、人格貴賤等區別。所謂“國防風險”等說法，不應成為反對“一胎化”的理由。不過，國家應對包括兵役逝世或傷殘在內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勞動能力的不同情況，立法給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補貼或保障。
2．9 回應“大國空巢”說
在主張放開生育政策的論者中，有一個駭人聽聞的“大國空巢”說。論者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導致了大國空巢、勞力短缺、學校破產;篤信“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和“人口大國優勢論”、“生育文化決定論(各民族的博弈歸根到底是生育文化的博弈)”、“人口多多益善論”，“中國的人口過多只是一個流傳很廣的謊言”;主張“全球環境污染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嚴重”，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中國走入歧途的計劃生育惹的禍”等等[31]。限于篇幅，以下只分析其若干謬誤。
(1)“大國空巢”說一向不以中國國情作為觀察和述說的出發點。溫家寶總理2003年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指出：“人多，不發達，這是中國的兩大國情。中國有13億人口，不管多么小的問題，只要乘以13億，那就成為很大很大的問題;不管多么可觀的財力、物力，只要除以13億，那就成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這是中國領導人任何時候都必須牢牢記住的。”[32]
其一，論者對中國人口總量的壓力是漠視的。截至2007年末，中國總人口為13.21萬人，2008年底達13.28億人[33]，盡管自然增長率已處于低位，但是在未來的近40年內還將有3億人口的增幅。僅據學界中位方案預測，2045年將達峰值規模15.34億人[34]。人口壓力有增無減。“大國空巢”說漠視中國“最大的實際”——初級階段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國情，對中國人口仍在繼續增長、生育率仍存在反彈(甚至“一放即發”)的可能性視而不見(希望生兩個及以上孩子的婦女比例達70.7﹪[35])，而對中國控制人口的負面影響卻夸大其辭，以至于認為當初馬寅初和中央倡導計劃生育本來就是錯誤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決定》認為，雖然已經進入低生育水平階段，但“人口過多仍是我國首要的問題”，人口數量問題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仍將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首要制約因素[36]。
中國的人多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當今，許多關乎中國國家大事的問題，歸根結底往往都是因人口的規模過大。資源、環境、就業、住房、教育、交通、治安、分配、外貿等等問題，有哪一個與人口過多無關?簡言之，人口總量制約著我國一切政策的制定和調整，這是中國最大的實際。
其二，論者對中國就業方面的巨大壓力是麻木的。據多數學者的研究和預測，在目前生育率不變的前提下，中國未來幾十年內將會面臨一個來勢洶猛的就業高峰，承擔前所未有的失業壓力。如按袁守啟的預測，今后20年內，勞動力將始終處于供大于求的嚴重失衡狀態。2000年勞動力供給為7.14億，2010年上升為7.82億，2020年為7.75億，而2010年勞動力的最大需求為7.4億，2020年仍為7.4億。2010年和2020年的失業率分別為5.18%和4.42%，失業人口分別為4000萬和3400萬[37]。按另一種算法，以女16～54歲和男16～59歲為勞動年齡人口進行預測，2010—2030年將持續在9億左右，比重約為64﹪，本世紀前50年勞動年齡人口增幅將持續快于總人口增幅，每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1100多萬。與此同時，本世紀頭30年隨著非農化速度的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約保持在2億。這些研究的具體預測結果雖有差異，但結論卻是共同的，即中國未來的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勞動力將長期處于相對過剩狀況。在穩定目前低生育水平的條件下，未來勞動力供給都已經過剩。如果還要“放開二胎”生育，其結果只能是加劇這種過剩狀態，增加顯性和隱性失業人口的數量。目前就業問題，還因大量下崗待業、提前退休、買斷工齡等變相失業和潛在失業人口而更趨復雜，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沉重負擔。解決城鄉勞動就業問題，早已并將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難題。
(2)“大國空巢”說以聳人聽聞的推論反對“一胎化”政策是錯誤的。按“大國空巢”說，因為計劃生育，“中國作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人口大國，有在短時間淪為空巢大國的危險，有失去人口大國優勢的危險，有民族自殺、亡國滅種的危險……”其論說方式如下：“現在不少人口學家聲稱要將中國人口降低到7億、5億或者3億。2005年中國人口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7億，1978年以后出生的5億，1988年以后出生的3億。現在一個孩子都不生，今后平均壽命為76歲的話，中國人口也要到2046年、2054年、2064年才能分別降低到7億、5億、3億，但那個時候最年輕的婦女也已經有41歲、49歲、59歲了，基本都喪失生育能力了，然后在2085年左右中華民族基本滅絕。”“而1.3的生育率意味著持續的老化，這數千萬人口到時將以中老年人為主，年輕勞力少得可憐，由于人口的持續老化，社會將難以發展。可見，不要說我國有13億人口，就算是有130億人口，如果不保持合理的生育率，也很容易下降到幾千萬甚至滅亡。天不老地不荒，人生卻是如此的短暫，倘若徹底停止生育，即使現在中國有130億人口，但一個世紀之后也該都進了黃土，到2100年中國也該亡國滅種了。”[38]請看，先說持續老化，再是下降到幾千萬，最后亡國滅種，而論者強加的虛妄條件卻在不斷改變：先是生育率1.3，再是不保持合理的生育率，最后是徹底停止生育、一個孩子都不生。這樣，中國的“計劃生育”便搖身一變，成了“亡國滅種”。這里的危言聳聽和雙重標準(一邊認為“中國的人口過多只是一個流傳很廣的謊言”，一邊卻又主張“中國成為第一人口大國是古代精英精心策劃的結果”[39])，是非常明顯的。
中國現有可利用的經濟資源和人口容量比美國少得多，而只有3億人口的美國對比13億之眾的中國，在人均國力和綜合國力等方面都要大得多，也未見美國說人口總量不足。在目前的資源、環境、技術和管理條件下，人口少一些要比人口多一些能使中國的發展困難少些，發展質量高些，人民得到的實惠更多些。因此，與美國人口總量和經濟總量相比，即使中國推行“一胎化”計劃生育措施，至少在未來一個世紀左右，也根本不必擔心人口過少。美國人口只有2億多的時候，并沒有妨礙它成為超級經濟強國。中國要較快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也沒必要具備8億或15億人的前提條件。如果要確立中國人口發展的長遠戰略目標，我們傾向于采取立法、經濟、教育和宣傳等綜合方法，通過“一胎化”為主的長期政策，讓中國總人口的大規模增長先得到有效控制，再逐步較快地減少，比讓中國總人口靜止在15億或8億上更有利于現在和未來的又好又快發展。相比澳大利亞7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而人口僅2千萬尚且不偏好移民，我們這個每3年接近凈增一個澳大利亞人口的國度，還有必要擔心未來勞動力的短缺嗎?
(3)“大國空巢“說認為，為了拉動內需就要鼓勵生育。國家人口和計生委主任李斌在改革開放與人口發展論壇上介紹，2007年全國人均GDP達到2400美元，而據測算，如不實行計劃生育，只有1800多美元。撇開投資和外貿不談，即使從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來分析，我們應當提高現存人口的消費水平和生活質量，而不是再新增幾億人來拉動內需。不能認為一旦人口減少，內需就會萎縮。論者從事醫學工作，似乎不明白一個經濟學常識：15億人每人消費1萬元與5億人每人消費3萬元，內需總量是一樣的。
2．10 回應“獨子性格”說
“獨子性格”說，是主張“放開二胎”論者的又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據。然而，一旦全面審視學界有關中國獨生子女的研究歷程和結論便可看出，獨子性格說遠不能成為一個事實上的論據。
第一，認為獨生子女有性格缺陷的研究成果在減少，認為獨生子女具有積極性格特征或與非獨生子女沒有性格傾向方面差異的研究成果在增多。
如果以1986年《光明日報》為時半年之久的全國性獨生子女教育大討論為界，我們可以把30年來有關中國獨生子女的研究階段一分為二。在前后兩個階段的研究中，關于獨生子女是否具有性格缺陷等消極方面的爭論，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差異性和各自的傾向性。
前一階段的研究大多認為獨生子女在性格特征上有不同程度的問題傾向，甚或有的斷定獨生子女就是“問題兒童”。作為《光明日報》討論的最后總結，專家指出了那時獨生子女教育的問題：一是營養過剩，造成發育不良;二是智力投資過剩，品德教育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在前一階段研究中，代表我國學術水平的《心理學報》、《中國心理衛生雜志》、《教育學》等雜志所發表的成果，采用心理統計數據作出了質和量上的判斷，比研究初期多以觀察、個案推斷等手段有較強的科學性，其結論也十分明確：普遍認為獨生子女性格缺陷等特征在總體上并不存在。
而后一階段的研究成果，則大多明確肯定了獨生子女在某些方面較非獨生子女具有積極的性格特征。尤其是近年來在獨生子女長大成人、獨生子女數量逐漸增多及其背景下研究成果不斷豐富的基礎上，學界在對研究成果進行綜合比較后發現，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之間的差異是一種隨獨生子女的年齡變化而變化的現象，并且這種變化的總趨勢是二者之間的差異在逐漸縮小[40]。
如果我們再把30年的研究歷程進行綜合剖析，可以看到以下研究趨向：即隨著研究力量的壯大、研究手段和方法的科學性增強、研究的學科性質凸顯等，認為獨生子女有性格缺陷的結論逐漸減少，認為獨生子女具有積極性格特征或與非獨生子女沒有性格傾向方面差異的成果逐漸增多。
第二，少數個案不能拿來作為獨生子女整體定性的依據。社會上乃至學界一些夸張之辭如“小皇帝”、“問題兒童”等究竟是怎么流傳的?他們在什么意義上才具有其合理性?對問題甄審后的回答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在人們的談資甚至“研究”中，一般充斥的是一些非常態的、少見的事物或現象，人們對之多有興致;而習常的、應該的和多見的事物或現象卻是沒有多少位置的，既為司空見慣，故而熟視無睹。當人們在談論個別或少數獨生子女的任性、自私等傾向時，他們實際上忽視了更多發生在他們身邊的、行為表現都十分正常的獨生子女[41]。而所談個例，由于其個別和特殊，不免人云亦云，于是給人們留下了有關獨生子女整體的印象，促使個例變成了“整體”，個別走上了“一般”。
如1983年9月《美國新聞周刊》發表的《一大群“小皇帝”》一文，認為中國的父母今天都跪倒在自己的獨生子女面前;1986年，北京《中國作家》便刊登了報告文學《中國“小皇帝”》，作者哀嘆：今天的父母看來只是撫育孩子成長，事實上卻在創造歷史。這些年來我們看到，有人提出獨生子女容易得“四二一綜合癥”，于是這種癥狀便“三人成虎”，連“四二一家庭”好似也成了中國走向衰敗的說辭;有人寫了個《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愛人》，于是便出現了各種版本的“拿什么拯救你，獨生子女們”。1980年上海市幼兒教育研究室等單位進行了“四歲至六歲獨生子女的行為特點與品德教育”的調查。調查以70名獨生子女和30名非獨生子女為對象，得出獨生子女“挑食、挑衣、不尊敬長輩、不愛惜用品和玩具、愛發脾氣、無理取鬧、比較自私、不懂關心別人、膽小、生活上自理能力差”等結論。盡管調查也指出了非獨生子女身上也有類似的問題，但由于是中國最早的獨生子女問題研究之一，以致其結論至今還經常被引用[42]，甚至夸大和“傳抄”。
第三，部分獨生子女的部分不良傾向，完全可以在其社會化的過程中，通過教化、體制機制調整和社會交往實踐等措施予以糾正，就像非獨生子女的部分不良傾向也是這樣糾正的一樣。一個社會大多數人的性格和言行往往與該社會的各種制度、教育等密切相關。我們剛剛看到，“80后”、“90后”甚至不到10歲的“2000后”一些“新新人類”，是怎樣在“5·12汶川大地震”后成為社會的道德楷模，現實生活中他們又怎樣以實際行動顛覆自己“被毀掉”的形象。所謂的獨生子女問題，本質上是社會制度環境以及家庭、學校和社會教化方式的問題，是“社會化因素的影響和作用”問題[43]。學界有關“差異是一種隨獨生子女的年齡變化而變化并逐漸縮小”等研究成果，為我們提供了充分的佐證。不同社會化因素(如不同的年齡階段、家庭、學校和社會等因素)的作用和影響隨著獨生子女的年齡變化而發生變化。年齡越小，父母、家庭對獨生子女社會化的影響和作用越大。比如年齡越小的兒童越不喜歡他人與自己分享一些玩具、食品。因為是獨生，于是習慣了“獨占”。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更多地受到學校和社會大家庭的感染或制約，開始與父母疏離并向同齡群體靠攏。而且孩子各自所面對的父母和家庭的差別相對要大一些，而他們所面對的學校、同齡群體、大眾傳媒等則是相同或相似的。這種相同性或相似性，成為使差異逐漸趨同的重要機制[44]。所以，兒童也并非只能在通過與兄弟姐妹相處中才能社會化;“獨子難教”、“兄弟姐妹為朋友之本”[45]等觀念并非具有絕對意義。
第四，某些研究成果缺乏科學分析方法。學界所揭示的研究中存在的某些問題，至今依然是人們難以客觀公正地看待獨生子女這一群體的主要障礙。如理論性研究的主觀化、個別化傾向，普遍存在著的無經驗數據支持的空洞的、泛泛的、心得體會式的主觀議論;經驗性研究中缺乏科學性，方法上存在研究設計的簡單化，資料分析的表面化傾向，有不少的研究結果是在對象選擇、樣本抽取、概念操作化、變量測量、統計分析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的情況下得到的，且單純描述現象較多，著重于現象間的內在關系的探討較少;研究對象以學齡前幼兒、學齡兒童為主，對青年期普通獨生子女的研究不夠;在對大學生獨生子女的研究中，將實際上屬于城鄉變量或家庭背景變量所造成的差異，誤以為是獨生與非獨生所造成的差異;對于與一代獨生子女的成長和未來密切相關的社會性、宏觀性、潛在性和未來性問題的探討相對薄弱;在看待獨生子女的成長與發展狀況時，忘卻與他們共同成長的中國社會大變化[46]。可見，撇開資本主義發達或不發達國家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性格傾向的多種組合狀態不談，目前許多被認為是中國獨生子女的特征、現象和問題，實際上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與我國社會巨大變革一起成長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體特征和共同問題。我們在生活中所看到的種種差異和不同，可能是兩代人(50—70年代出生的人與在計劃生育和改革開放大潮中出生的人)之間的差別，而非兩類人(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的差別[47]。因此，“現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難題”和“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長搞得那么難”[48]等批評，并沒有認清社會所影響或賦予的兩代人之間的性格傾向和差別。
全文發表于程恩富主編：《激辯“新人口策論”》一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摘發于《人口研究》2010年第6期和《綠葉》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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