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才棟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

　　按：本文是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作，發表于李慎明、李捷主編的《還歷史的本原》一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

　　自從1979年8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一文以來，毛澤東長期被指責因為“錯批馬寅初”而導致中國“多生三億人”，這種說法至今仍然廣為流傳。但是，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就不斷有學者指出這種說法不科學。他們爭辯說，毛澤東不僅是計劃生育概念的提出者，而且是中國計劃生育國策的奠基人;“錯批馬寅初”的主要責任在康生、陳伯達，而不在毛澤東;“錯批馬寅初”對人口政策的影響不大;1957年至1979年間增加的3億多人不可能都是“錯批馬寅初”的結果;等等。這就使得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錯批馬寅初，多生三億人”這種說法到底有多大的真實性了。為此，本文將依次回答這樣一系列問題：一、如果從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的1957年開始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到“錯批馬寅初，多生三億人”開始流傳的1979年為止，中國到是否有可能少生三億人?或者說，“多生三億人”有多大的真實性?二、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否具有足夠的理論說服力，足以使中國自1957年開始就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三、毛澤東與“錯批馬寅初”有多大關系?四、毛澤東為什么在計劃生育決策上發生動搖?

　　“多生三億人”有多大的真實性？

　　“錯批馬寅初，多生三億人”有一個原始版本：“批了一個馬寅初，人口增長了六億”，見之于1979年7月23日北大黨委經北京市委送呈黨中央的《關于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報告》，其中寫道：“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完全是為了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為黨獻計獻策，不料他的憂國憂民的愛國之心，卻遭到陳伯達、康生之流的迫害，何罪之有?歷史的發展證明：中國批了一個馬寅初，人口增長了六億。”[①]這種說法因為距離事實太遠而夭折。

　　實際情況是，從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的1957年，到為馬寅初平反的1979年，中國人口只增長了3億多。1957年我國人口為64563萬人，1978年為96259萬人，1979年為97542萬人[②]，1978年、1979年分別比1957年增加31696萬人、32979萬人。這就是“多生三億人”的由來。

　　但是，由此斷言“多生三億人”，就等于說擁有6億多人口的中國在22年內只應增加不到3000萬人，這幾乎等于零增長。但是，這種設想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這是因為：

　　(一)由于建國初期我國人口增長迅速，并在1952年至1957年之間經歷了第一個人口增長高峰期，即使能從1958年開始就將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1上，我國人口仍將保持增長。

　　所謂總和生育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一般指15歲到44歲或49歲之間)平均生育子女的數量。更替水平，是指一位婦女生育的子女剛好可以替代她和她的伴侶。更替水平之所以是2.1，而不是2.0，是因為考慮到子女在進入育齡前的死亡問題。

　　為什么總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時人口仍有可能繼續增長呢?這是因為更替水平是就子女更替父母而言的，并不是說當年的出生人口更替當年的死亡人口(從這種意義上理解“更替”，無異于說每年應出生人數取決于死亡人數，是毫無道理的。人口生產不是物質生產，不能因為存貨沒有用完就停產或隨意減產)。由于不同年齡段上的人口數量是不一樣的，所以在總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上時，人口總量很少保持不變;某年總人口是增還是減，取決于這年出生人口數量與死亡人口數量的對比，但如果是事先預測的話，就應當將育齡人口數量與進入預期壽命終點的人口數量加以對比。

　　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戰亂結束、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特別是由于醫療衛生水平迅速提高，我國人口增長模式迅速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轉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并在1952年至1957年迎來了第一個增長高峰期，年自然增長率都在20‰以上。1950年至1957年8年間，我國累計出生約16709萬人。[③]這批新增人口將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陸續進入育齡。在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的情況下，他們的生育仍將帶動我國人口繼續增長，并且這個數字是可以大致估算出來的，應當不少于1億。具體計算為：1966年到1979年間我國每年死亡的人口在650萬左右，并且大多數年份都在650萬以下[④]，任意10年死亡總數不到6500萬;假定1950年到1957年這8年出生的16709萬人在這期間任意10年(比如1970年到1979年)完成更替生育(當時盛行早婚早育，且生育間隔短，這種假設是很合理的)，則10年出生應該不少于16709萬人，減去不到6500萬的死亡人數，人口總量的增加應該不會少于1億。因此，斷言“多生三億人”，就意味著要我國必須從1958年開始將總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就連馬寅初所主張的“生育兩人有獎，三人有稅”[⑤]也是不夠的。

　　(二)由于傳統生育文化和現實經濟社會條件的影響，要想迅速地把我國當時高達6.0左右的總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乃至更替水平以下，是不可能的。

　　在1949年到1957年間，我國的總和生育率一直在5.70到6.47[⑥]的情況下，要想一下子它降到2.1的更替水平，乃至更替水平以下，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其障礙不僅來自傳統生育文化，更來自現實的經濟社會條件。

　　在當時，人們在傳統經濟社會條件下形成的早婚早育、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等生育觀念不可能一下子就改變。在傳統的農業經濟條件下，經濟嚴重地依賴于勞動力，加上天災人禍不斷、醫療水平低下、社會保障嚴重缺乏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形成了以早生、多生、生男子為主要特征的生育文化。這種文化一經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并不因為經濟社會條件發生變化而馬上發生變化。

　　當時的經濟社會條件也在某種程度上起著鼓勵生育的作用。從生產方面來看，當時的工農業生產除了重工業部門是資本密集型產業以外，農業輕工業在很大程度上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經濟增長嚴重依賴于勞動力的追加投入。從就業和分配來看，就業在城市由統一安排，農村由集體統一安排，無失業之憂;分配則帶有一定程度的平均主義色彩，在城市實行八級工資制，在農村實行基本口糧和評工記分、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制度;這種就業和分配制度在當時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對于確保全體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卻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種鼓勵生育的效應：一方面就業無憂，另一方面勞動力越多，家庭可支配的工資、糧食等等就越多，因此多生孩子對于家庭來說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同時，實行這種就業和分配制度，加上人民的生活水平被壓得很低，也意味著計劃生育工作幾乎沒有經濟手段可用。

　　此外，當時絕大多數人是羞于談論性話題的，就連說服人們接受節育手術或采取避孕措施，都存在不小的麻煩;人口生產又不同于物質生產，在可以預見的歷史時期內必須以家庭為單位實現，不像物質生產可以通過國有化、集體化來克服自發性;因此，在當時要推行計劃生育，就不能不經過耐心細致的宣傳教育，就不能不經過一個較長的過渡期，立竿見影是不可能的事情。最有說服力的是，80年代以來，我國對計劃生育不可謂不高度重視，而且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行又多出了罰款等經濟手段，但整個80年代也沒將能總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降到更替水平是1990年的事情，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是1992年以后的事情。

　　(三)由于計劃生育工作已經于60年代初啟動，1957年至1979年人口只增長3億多，已經初步體現了計劃生育的成果，更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實際上沒有多大的發揮作用的余地。

　　許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因為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主張計劃生育的，所以批判“新人口論”就等于批判計劃生育。這種想法是很武斷的，似乎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壟斷了對計劃生育的解釋權。實際上，當時很多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文章都是主張節育的，而且往往指責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給節育潑了污水。他們主張節育的依據，主要是周恩來在八大上《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提到的“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養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⑦](當時，毛澤東1956年至1957年關于計劃生育的一系列談話沒有公開發表)自然，僅僅從保護婦幼健康的角度談節育，無疑會影響計劃生育的力度，但也足以說明對馬寅初的批判并沒有導致計劃生育政策的中斷。同樣能說明這一點的是，在馬寅初被批判的過程中，1958年國家還出版了《節制生育宣傳手冊》、《有計劃地生育子女》、《避孕常識》等宣傳節育、計劃生育的書籍。[⑧]1958年3月28日至4月2日，衛生部還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節育工作匯報會。

　　如果說前面所提到的還是務虛工作的話，那么國家對計劃生育工作的真抓實干從60年初就開始了。1962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被業內人士視為里程碑的《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文件開篇就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漸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既定的政策。”文件還強調：“決不能把我國提倡節制生育，同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混為一談。”[⑨]這后一句話是為了排除人口理論上的爭論對計劃生育政策的干擾。1965年9月，在城市計劃生育初見成效之后，中共中央在當時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指示：計劃生育的重點應當轉向農村。[⑩]

　　從計劃生育工作的實踐來看，六七十年代取得的主要進展有：(1)自上而下建立了專門的計劃生育工作機構，為計劃生育工作的全面開展提供了組織保證。1962年末，衛生部婦幼衛生司設立了計劃生育處。1964年1月，國務院成立了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兼任主任。1963-1964年，全國有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成立了計劃生育行政領導機構。(2)提出了人口增長的控制目標和相應的生育政策。周恩來提出要在20世紀內把我國的人口增長率降到1%以下，各省市也制定了相應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長率的近期和遠期目標。生育政策方面，1963年2月周恩來開始提出“一對夫婦生兩個就夠了”的想法，一些地方提出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和“晚、少、稀”的口號，這種口號在1973年12月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召開的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上被確立為全國的生育政策。(3)開展了較大規模的節育技術指導，明確了計劃生育經費的開支渠道;加強了避孕宣傳，改善了避孕藥具的供應，為計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技術條件。1964年4月，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財政部《關于計劃生育工作經費開支問題的規定》，將計劃生育費用列入國家和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計劃之內。(4)總和生育率從1964開始逐漸下降。1963年全國總和生育率創造了建國以來的最高紀錄，達到了7.50個，但1964年以后基本上呈逐年下降趨勢，1964年6.18個，1965年6.08個，1966年6.26個，1967年5.31個，1968年6.45個，1969年5.72個，1970年5.81個，1971年5.44個，1972年4.98個，1973年4.54個，1974年4.17個，1975年3.57個，1976年3.24個，1977年2.84個，1978年2.72個。[11]

　　就像海綿里的水一樣，只要去擠，總是會有的;但如果已經擠過了，以后再擠，可以擠出來的水就不會多了。對于從1957年起就執行更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假設，也應該這樣看。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有的人口學者批評“多生三億人”的說法是“違背人口學基本常識的最大笑話”。[12]還有人口學者以發達國家為參照指出，就是“多生兩億人”也根本不能成立。“1960年，中國的人口(66207萬人)和蘇、美、日、英、西德、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國家人口的總和(66357萬人)差不多(相差150萬人)。1977年中國人口(94974萬人)比這些國家人口(合計為78640萬人)多增加了16484萬人，1980年多增加了18183萬人。這就是說，經過20多年，中國比這些發達國家多增加的人口數不僅不是3憶人，就是2億人也遠未達到。何況這些國家經歷了上百年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到70年代中后期人口自然增長率降的很低很低，有些國家人口自然增長率接近零，個別國家甚至出現負增長。即使我們國家在50年代中后期開始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在短短的幾年時間也絕對達不到發達國家60 ~ 70年代的低出生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水平。”[13]

　　不過，正如一些反對“多生三億人”說法的人口學者、人口工作者也承認的，如果從1957年開始就認真抓計劃生育工作，我國的人口形勢肯定會比后來要好一些。

　　現在的問題是，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否有足夠的理論說服力，使我國從1957年開始就認真地抓計劃生育工作呢?

　　“新人口論”的理論說服力究竟如何？

　　首先應當注意的是，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而不僅僅是指他1957年發表的《新人口論》這本小冊子。“新人口論”不僅體現在《新人口論》這本小冊子中，而且體現在1959年發表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等文獻中。

　　不管誰強調控制人口，他心目中一定有一個理想人口或者適度人口，因為現實的人口規模或增長速度與心目中的適度人口相偏離，所以才要控制，而適度人口又是服務一定的經濟或政治目標的。那么馬寅初“新人口論”的目標是什么，其追求的適度人口又是什么呢?

　　強調提高勞動生產率、人均產出量、人民生活水平，是“新人口論”的目標。在《新人口論》中，馬寅初強調自己與馬爾薩斯立場的不同就在于：“馬爾薩斯從掩蓋資產階級政府的錯誤措施出發，我則從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農民的文化和物質生活水平出發。”[14]在《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中，他又指出，赫魯曉夫提出要在人均產量方面趕超美國，中國也應該在人均產量方面趕超英國，而不是糧食夠不夠吃的問題，“有人主張把中國的人口提高到九億、十億，食物還是夠吃的，講到食物夠吃不夠吃，那是回到馬爾薩斯的老路去了。我不講食物夠吃不夠吃，我講的是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證全國人民早些走進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門。”[15]在適度人口理論中，與勞動生產率、人均產出量、人民生活水平(這三者不是一回事，但其區別在適度人口理論分析中常常是忽略不計的)最大化相適應的人口，被稱作經濟適度人口。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實際上在追求一種經濟適度人口。

　　至于對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論述，“新人口論”主要是從以下幾點著手的：

　　(1)強調人口增長過快與資金積累的矛盾。這是《新人口論》這本小冊子的核心觀點。馬寅初指出：“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而資金積累得似乎太慢。”“因人口多，所以消費大，積累小。”“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來，使消費的比例降低，同時就可以把資金多積累一些。”他還指出，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必須加強技術裝備，因此還需要加速積累資金。甚至連加強科研、解決糧食問題也被歸結為資金積累：科研只有以服務工業化的需要為目標，并借助于工業化提供的技術裝備，才能迅速發展，而工業化的發展需要資金積累;農業的發展需要治理自然災害，需要修建三門峽水電站這樣的水利工程，因此也需要資金積累。[16]

　　(2)強調機械化、自動化的“減人”效應。在《新人口論》中，馬寅初以蘇聯援建的第一座大型機械化倉庫為例指出，機械化、自動化將大大提高節約勞動力，會讓原來95% 的人無事可干，只好多辦勞動生產率較低的中小企業來安排就業，而這與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應該搞大工業是相矛盾的。另外，當年增加的1300萬人，能安排在工業中的不過100萬人，其余的1200萬要安排在農村就業;受資金短缺制約，他們的勞動生產率短期內不能提高，而生活水平又要向城市看齊，長此以往，難免影響工農關系。[17]

　　(3)強調人口增長過快影響輕工業原料的供應。在《新人口論》中，馬寅初指出，輕工業需要農業提供原料，客觀上存在著糧食爭地的問題，兩者之間需要求得一個適當的平衡。若人口無限增殖，這一平衡將被破壞，因為糧食必須增產，經濟作物的面積就要縮小，直接影響到輕工業，間接影響到重工業。[18]

　　(4)強調人口增長過快影響生活水平提高。在1958年2月發表 《有計劃地生育和文化技術下鄉》中，馬寅初以四川省內江縣雙井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例，強調了人口增長過快影響糧食消費水平提高的事實，“社里糧食年年增產，可是有些社員糧食消費水平卻沒有相應提高，社員在討論中發現原來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十二人，需要消費糧食三萬一千多斤，要平均每畝多增產二十七斤才能夠吃。”[19]

　　(5)強調生產單位人員過多，會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弊端。在《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中，馬寅初援引淮南礦務局工人的大字報指出： “人多了造成五多：思想問題多，生活問題多，工作扯皮多，官僚主義多，窩工浪費多。”[20]

　　(6)強調現代科學技術對人口質量的要求，并強調人口數量無法替代先進裝備的作用。在《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中，馬寅初針對“人多可能生產更多，積累更多”的“人手論”觀點說，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要求勞動者具備相當的知識文化，“這些人不在乎再多，而在于精。”他援引蘇聯科學家的一篇文章說，計算機的效率高于計算員2萬倍，但這不等于說2萬名計算員可以替代計算機的工作，因為需要計算機處理的計算具有連續性，這樣的工作不能由2萬人同時動手，而只能交給一個計算員去做;同時需要計算機處理的問題往往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而一個計算員需要花上十年時間。由此他挖苦“人手論”者說，如果敵機帶著氫彈來了，不使用裝備計算機的雷達制導的導彈進行攔截，必然傷亡慘重，片面鼓吹人多的好處等于用戰爭消滅人口，這是變相的馬爾薩斯主義。[21]

　　應當說，“新人口論”從實現經濟適度人口的角度論述了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必要性，對于打破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人口問題的蘇聯教條、科學地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口問題，是有開創意義的。當時，我國在人口問題上的認識深受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影響，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口規律就是人口不斷地迅速增加，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得到合理而充分地利用。[22]在這種觀點的支配下，是不可能把實踐中遇到的人口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上升到理論層面的。雖然在《新人口論》誕生之前，節育已經成為黨和國家的決策，毛澤東更是于1956年底到1957年初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概念。但是正如上面已經提到的，當時人們談節育，考慮的主要是保護婦幼健康。毛澤東提出了計劃生育概念，但主要是一種經驗之談。他與大家一樣，對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可能發生的矛盾，沒有形成概念。“新人口論”則以一個不甚明確的經濟適度人口概念，確定無疑地告訴大家，社會主義社會并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人口問題，仍然可能發生不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人口過剩。這無疑具有思想解放的意義。

　　但是，馬寅初對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論述是初步的，很難說是成功的。

　　首先，《新人口論》的核心觀點——人口增長過快影響資金積累——是缺乏充分說服力的。固然，在人口規模超出一定限度之后可能出現生產補償不了消費、因而有害于資金積累的現象，但在此之前必定會出現資金積累隨著勞動力數量和人口規模增加而增加的現象，盡管與此同時會出現勞動生產率和人均產量下降的現象。因此，《新人口論》的核心觀點對計劃生育來說是不充分的，溫和“人手論”的批評是有力的，“人多就有可能生產得更多，積累得更多。”這個寫進了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所作的工作報告的觀點[23]，從實踐來看是不利于計劃生育的，但從理論來看，它在這個問題上與“新人口論”是平分秋色的。80年代以來流行的一種批評說，“人手論”者沒有看到，人口在成為勞動力之前和喪失勞動能力之后作為純粹消費者的一面。其實，在進行適度人口理論分析時，為簡便起見，人口與勞動力的差別通常是要忽略的，馬寅初也是這樣做的，這決不是“人手論”者的疏忽。更重要的是，指出前述事實傷不了溫和“人手論”一根毫毛：即使把一個人年幼、年老時期作為純粹消費者這一因素考慮進來，人多生產就多、積累就多的現象在一定限度內仍然是存在的，溫和“人手論”這種謹慎的表述仍然是正確的。當然，“人手論”還有一個極端版本，即認為人越多越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其權威出處是《紅旗》雜志1958年第9期題為《大踏步前進的九年》的社論。[24]極端“人手論”是錯誤的。在人口規模超過一定限度之后，即使不考慮一個人年幼、年老時期作為純粹消費者的一面，也會出現生產補償不了消費的情況。

　　其次，機械化、自動化的“減人效應”雖然是確定無疑的，但是人類的科技進步除了這種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以外，還有一種資源節約(及開發)型技術進步，比如提高糧食單產(節約耕地)的良種、化肥、農藥、水利建設等等。與前一種技術的“減人”效應不同的是，這種技術具有“增人”效應，它能夠在不增加耕地面積的情況下提高糧食產量，增加可供養的人口數量，并通過提高已有資源的利用效率或開發出新的資源，來增加社會就業容量。其實，這種技術馬寅初在《新人口論》里面也提及了。在《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以及1958年出版的《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中，他甚至對興修水利、發展化肥生產以及“農業八字憲法”[25]有過篇幅不短的專門論述。[26]但是，為了不影響控制人口的主張，他小心翼翼地避開了這種技術的“增人”效應，比如在《新人口論》中談到糧食問題時只說興修水利需要資金積累，或者在有關論述中干脆避開這種技術，比如在《新人口論》中談到輕工業原料問題時。如果在談到輕工業原料時提到水利、化肥等問題，經濟作物與糧食爭地的說法立即就成疑問了。

　　馬寅初對資源節約(及開發)型技術進步的這種含糊態度，不僅損害了他對計劃生育必要性所做論證的說服力，而且使得他對馬爾薩斯主義撇而不清。

　　馬爾薩斯人口論是以1798年英國傳教士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一書出版而聞名于世的。它將人口生產視為人的本能，并以所謂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為基礎，杜撰了人口增長必然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的兩個級數(比率)，“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卻僅僅以算術比率增加。”由此它斷言：貧困和罪惡是恢復人口同生活資料平衡的必要機制，濟貧不會增加食物，只會增加人口，反而會使貧困加劇;任何企圖通過社會改革、實現社會平等以解決失業和貧困的做法都是不能成功的。[27]馬爾薩斯人口論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將人口問題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提出，從而奠定了人口學的基礎;它所借用的土地肥力遞減規律在不發生資源節約(開發)型技術進步的條件下是正確的，并且這種技術進步的潛力終將受到地球的資源和環境的約束，因而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可能性在人類歷史上始終是存在的。但馬爾薩斯寫《人口原理》一書旨在反對法國革命及其在英國引發的社會改革思潮，馬爾薩斯人口論無視或者回避科學技術進步對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克服，將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可能性夸大為必然規律，以此掩蓋與資本積累相聯系的失業和貧困，以及其它種種矛盾，對抗革命和改良，因此是一種錯誤的、保守的甚至反動的理論，是社會進步的敵人。在當時中國，是學界避之唯恐不及的一盆污水。

　　《新人口論》之所以要以“新”命名，就是為了要劃清同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界限。馬寅初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批判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批判其動機，指出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目的在于為資本主義制度、資產階級及其政府辯護，推卸其社會責任。[28]二是指出兩個級數是錯誤的，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由于人們節育，人口增長并不是總是超過糧食增長。[29]三是批判以瘟疫、疾病、戰爭等殘酷的手段削減人口的主張。[30]但是，資源節約(及開發)型技術進步才是駁倒馬爾薩斯人口論的關鍵，馬寅初在這個問題上閃爍其詞，被潑馬爾薩斯主義的污水，并遭遇一系列誅心之論，不完全是批判者之過。這樣說是不是對馬寅初太苛刻了呢?不是的，因為被吹毛求疵本來就是先知的宿命。

　　第三，其它幾條控制人口的理由應該說比較勉強。雙井合作社那個人口增長過快影響糧食消費水平的例子，只反映了未成年人作為純粹消費者的影響，沒有通盤考慮這些人成長為勞動力之后的貢獻，是沒有多少說服力的。用生產單位的人浮于事論證控制人口，這個理論跨度未免過大，因為生產單位是否臃腫與人口總規模是否過大沒有必然聯系：在人口總規模不過剩的情況下，人浮于事的現象也比比皆是;相反，在人口總規模過剩的情況下，也可以通過多設生產單位或把閑人養起來，實現生產單位的精簡。現代科學技術要求高素質人才，人口數量無法替代先進裝備，這只是說明了提高人口素質的必要性，并沒有說明控制人口數量的必要性。

　　由此看來，“新人口論”是沒有足夠的理論說服力，足以使我國從1957年起就實行比六七十年代更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的。

　　毛澤東與“錯批馬寅初”有多大關系？

　　提到“錯批馬寅初”，人們不免要往毛澤東身上聯系，這很正常，因為毛澤東是當時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又在1958年說了一些不利于計劃生育的話。但是由于缺少毛澤東批判馬寅初，特別是授意發動批判馬寅初運動的證據，人們雖然心存懷疑，但一般只說毛澤東在計劃生育上的動搖給了康生、陳伯達可乘之機，是他們發動了對馬寅初的批判運動。但也有少數人比較例外，有人公開撰文，將馬寅初為計劃生育而奮斗的過程描述為與毛澤東相沖突的過程，并指稱是毛澤東授意批判馬寅初，這種說法不僅在互聯網上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且也被一些學者轉引。有人則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對馬寅初的批判既不是毛澤東授意的，也不是康生、陳伯達發動的，而是北京大學師生以及《光明日報》、《新建設》的自發行為。還有人強調，毛澤東本人沒有批判過馬寅初。下面我們看看有關論述是否有道理。

　　指稱毛澤東授意批判馬寅初的典型是這樣三篇內容基本雷同的文章：賀吉元：《馬寅初與毛澤東人口問題的一場論爭》，《中國檔案報》1998年10月15日;史實：《馬寅初與毛澤東的人口問題論爭》，《百姓》2003年第10期;賀吉元：《新中國一場人口問題的廷爭》，《檔案時空》(史料版)2005年第7期。現將其關鍵證據羅列如下(以第一篇文章為基礎，內容變動將在段尾加括號說明，非關鍵性文字變動忽略不計)：

　　(1)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后，馬寅初為人口調查四處奔走。1954年劉少奇召集節育問題座談會，“馬寅初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疾呼：人口問題，千萬千萬大意不得!現在不努力，將來后悔莫及。然而，毛澤東的觀點與馬寅初完全相悖，表現出不以為然的態度，說，中國人口就是增加十億又何妨?”毛澤東表態的結果是1955年7月馬寅初在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的提案遭到了康生、陳伯達的圍攻，“由于受到毛澤東對人口問題思想和態度的影響，更由于一些人的別有用心，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陳伯達等人的圍攻和批判”。(第二篇沒有提到馬寅初參加節育工作座談會)

　　(2)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馬寅初大聲疾呼計劃生育，“劉少奇、周恩來等當即表示贊同。毛澤東則輕蔑地一笑說：‘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的生產，可以進行研究和試驗嘛。言人之未言，試人之未試嘛!’”(第二篇、第三篇均未采用“輕蔑一笑”，第二篇為“毛澤東則笑一笑說”;第三篇為“毛澤東說”)

　　(3)1958年下半年，“馬寅初感到個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國家的前途命運事大。要求會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三位領導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這一懇請未被批準，沒有一個與他面談。只有毛澤東派人放出話來：‘馬寅初先生不服輸，不投降，可以繼續寫文章，向我們作戰嘛!他是個很好的反面教員嘛!’”

　　(4)馬寅初寫了《重述我的請求》之后，“后來毛澤東也看了《重述我的請求》，向秘書口授道：‘馬寅初向我們下戰表，堪稱孤膽英雄，獨樹一幟，也可以說是茅坑里的石頭，又臭又硬。馬爾薩斯姓馬，他也姓馬，有人要捍衛他的外國祖先到底，有什么辦法?看來，馬寅初不愿自己下馬，我們只好采取組織措施，請他下馬了。理論批判從嚴，生活給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軟。’”

　　第一段中所提到的馬寅初參加1954年12月節育工作座談會、并為計劃生育大聲疾呼一事，純屬子虛烏有。這次會議的參加單位是國務院第二(文教)辦公室、衛生部、輕工業部、商業部、中宣部、全國婦聯[31]，馬寅初不在此列，沒見過他本人提及此事(一屆人大二次會議浙江組討論會上的事情，在《新人口論》中明確提到了)，幾本馬寅初傳記也沒有提及過此事。毛澤東說“中國人口就是再增加十億又何妨”，應該說不完全是無中生有，不過是移花接木的結果，類似的話是毛澤東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的，“有人說：‘大國人多難辦事’，看什么辦法，只要辦法對頭，再有十億也好辦。我們的方法，反正是大鳴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年續二，1967年北京版，第60頁)至于馬寅初在一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遞交提案一事，隨便找本馬寅初傳記來翻翻，就知道真實的情況是：馬寅初在浙江組討論會上提交了《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的書面發言稿，征求代表們的意見，由于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就收回了，根本沒有作為提案提交給大會，此事與康生、陳伯達毫無關系。第二段中馬寅初主動呼吁計劃生育的說法是歪曲的，真實情況是馬寅初響應了毛澤東。毛澤東 “輕蔑一笑” 的說法就更不值得討論了，作者自己都不堅持了。第三段、第四段是毛澤東授意批判馬寅初的關鍵證據，但筆者查遍正式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文集》和非正式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北京版、1968年武漢版)，都沒有找到它們的痕跡。作者好像是有意逃避查證似的，既不交代事件的具體時間，也不交代見證人(“秘書”，哪位秘書?)，而且通篇文章沒有一個注釋，因此極有可能是杜撰的。然而，就是這樣的文章，卻可以以“史實”的署名，在帶有“檔案”、“史料”字樣的報刊上發表，并被一些學者所引用，不能不令人稱奇。

　　強調批判馬寅初是自發行為的主要是因在山西翼城試點“二胎”而聞名的梁中堂。他發在《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2011年第5期上的長文《馬寅初事件始末》，旨在還原馬寅初被過分渲染的孤膽英雄形象，其要點主要是(由于該文長達4萬字，且立論新穎，材料豐富，這里的介紹和引述不可避免地較長)：

　　(1)馬寅初從建國初期地位就很高，這“是理解馬寅初在新中國的歷史命運的樞紐”。馬寅初建國前后曾擔任政協籌備會成員、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第一屆全國全國人大代表和常委等要職，經常參加國家重要政治活動。在1955年的工資定級中，馬寅初被定為行政三級(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為行政二級)。在50年代初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馬寅初發揮了重要作用。

　　(2)馬寅初是在獲悉黨的領導人贊成節育后才提倡計劃生育的。從1953年8月起，鄧小平就一再指示衛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節育的政策。1954年2月，周恩來在一次政務院會議上說，此事可以內部提，不做決議。同年12月，劉少奇在節育工作座談會上明確表示“黨是贊成節育的”。在這種情況下，邵力子、馬寅初才先后在正式場合提出節育主張。一屆人大二次會議浙江組討論會發生爭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堅持節制生育的邵力子和馬寅初身處高層，應該說已經獲悉了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主張，而持反對意見的代表則相對處在國家機關較低一級的層次上，雙方的爭論實際上反映了中央政策尚未曾向下貫徹時的一種狀態。”

　　(3)1957年馬寅初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以及《新人口論》是毛澤東“講話”以后的產物。2月27日，毛澤東在會議上提出人口生產也要有計劃地進行，要設立專門機構，解決經費問題、技術問題，要做宣傳。3月1日下午，馬寅初在發言時的開場白是：“我聽了兩次毛主席的談話，他對中國人口問題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確的地方，他主張我們中國人口控制在六億左右。”

　　(4)在1958年的反保守、反浪費(簡稱“雙反”) 運動中，馬寅初因為“不諳事故，不服水土”，遭到了北大師生自發的批判，與康生、陳伯達沒有關系。5月4日，陳伯達在北大60周年校慶上的講話，當天新華社有報道，次日發表在人民日報第一版上，《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5月7日第一版、《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3期也陸續發表，三個版本的講話都不見馬寅初的名字(但是，后兩份點了馮友蘭、賀麟的名字)。“退一萬步，如果陳伯達在演說中確曾點了馬寅初的名，即使陳伯達審閱的稿件上沒有了，但校刊發表時是不敢取消的。”7月1日到北大作報告的不是康生，而是陳伯達，報告發表在《紅旗》半月刊第4期上，沒有點名批判馬寅初的內容。康生于7月16日到北京大學參觀過一些系的系辦工廠，沒有召集大會作報告。

　　(5)1958年《光明日報》對馬寅初的批判過程有人事因素摻雜其中，而且馬寅初本人并非被動受害者。當時的《光明日報》不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之一，而是“各民主黨派主辦而由我黨領導的國營的報紙”。1957年11月11日，《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和馬寅初舉行會議，正式撤銷“向黨猖狂進攻”的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的職務，任命楊明軒為社長，陳此生為副社長兼總編輯。“了解馬寅初參加《光明日報》這次改組會議很重要，因為知道這個細節，就可以知道馬寅初與《光明日報》的恩怨不僅僅是一般社會上理解的《光明日報》和一位被批判的讀者、作者之間的關系，在馬寅初那里還有具體負責這張報紙的楊明軒、陳此生——與他地位不差上下的、屬于他所活動的同一個圈子里的兩位民主人士。”《光明日報》的辦報方針是“以報道和討論文教工作為重點”，而“跟蹤報道北京大學的運動動態是《光明日報》的一個亮點”。4月19日、25日，《光明日報》刊登了北大哲學系講師韓佳辰等人批判馬寅初的大字報。“與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人不同的是，馬寅初很快寫出了回應和反駁韓佳辰的文章。可能因為半年前曾以領導者身份參加了《光明日報》的改組會議，也可能因為《光明日報》發表了批判自己的文章，所以，馬寅初把申辯和反批評的文章也送《光明日報》要求發表，”5月9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馬寅初的《再談我的平衡論中的“團團轉”理論》一文，在文中，馬寅初除了針對批判進行解釋和辯駁以外，也對批判和辯論表示了歡迎。《光明日報》所加的“編者按”也表示“歡迎學術界以及各界人士發表意見。”于是，批判文章接踵而至。其間，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點名批評馬寅初的文章(雖然將他與右派分子做了區分)，對批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1月29日，《光明日報》在署名為“本報編輯部”的文章中發出了休戰信號。

　　(6)1959年《新建設》和《光明日報》對馬寅初的批判，是因為馬寅初不肯休戰引發的。“1959年，從中央這個層面來看，對馬寅初的使用和安排與前些年沒有什么區別。如果暫且不說年底觸碰霉頭的話，這還是馬寅初頗為風光的一年。”在這一年，馬寅初當選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常委，多次參加高規格的外事活動，參加了毛澤東邀請的各民主黨派團體負責人會議，參加了國慶10周年招待會并在主席臺上就座。1959年，社會上對馬寅初的批判活動已經基本停下來。但是，馬寅初不愿休戰。他在《新建設》1959年11月號和《北京大學學報》第5期發表了《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 “一方面，作為當事人的馬寅初不僅始終是把《光明日報》當作民主黨派的報紙，而且具體在那里操作的楊明軒、陳此生都還是比自己資歷淺、地位低的民主人士。事實上，那次《光明日報》改組的會議，由楊明軒、陳此生分別取代章伯鈞、儲安平的職務，馬寅初和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出席會議本身就具有送他們走馬上任的含義，馬寅初和其他民主黨派負責人都有比他們較高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地位低微的楊明軒、陳此生組織批判了別人一陣子，然后寫了一篇自我感覺良好的文章，就此結束。但是，被批判的馬寅初豈甘罷休?另一方面，將近一年的事實表明，那個批判并沒有影響到自己的政治待遇，說明作為領導者的共產黨和毛澤東并沒有放棄馬寅初的跡象。所以，馬寅初要借《光明日報》一年前‘本報編輯部’的短文為由頭，向《光明日報》宣戰：‘據《光明日報》的意見，我的學術思想是資產階級的，那么(你們)應該寫幾篇富有無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文章’。”馬寅初撇開《光明日報》找《新建設》，不料《新建設》與《光明日報》站在了一起，馬寅初的挑戰引發了新一輪的批判。12月，馬寅初又向《新建設》遞交了《重申我的請求》一文。“在馬寅初看來，自己與共產黨的合作早在抗戰的初期階段，而后來的那些民主黨派大都是內戰時期，特別是在共產黨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才跑過來的。所以，馬寅初敢于表達對包括《新建設》雜志在內的所有批判者的蔑視，繼續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投遞戰書。不曾想，這一舉動卻又進一步促成了批判運動的升級。”《新建設》又聯手北大黨委，將戰火燒到了北京大學。在此期間，《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北京日報》以及許多省市黨委機關刊物基本上沒有參與批判。《新建設》與康生、陳伯達沒有關系，60年代曾頂住康生、陳伯達的壓力，不發表批判楊獻珍、孫冶方的文章。

　　(7)馬寅初最后偃旗息鼓，不是因為被剝奪發言權，而是因為被揭發了一系列經濟政治問題，心理壓力過大，因病退出。1960年1月11日下午，北京大學校辦秘書韓蘋卿揭發了馬寅初一系列經濟政治問題，主要有：持有股票88000元(這個股本足以在后海買下13所四合院)，收取定息;出租房屋，每月收取160元房租(相當于4名工人的月收入——彭才棟注);對政府在土改期間沒收他家的土地表示不滿;1957年上半年，說中國將出匈牙利事件，發生第二次革命;對史良批判章伯鈞、羅隆基表示不滿;說“章乃器是個高明的經濟學家，他說定息不是剝削是對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三人在1957年均被劃為右派分子)。馬寅初不敢回應這些問題，只是繼續講述自己的學術觀點。第二天，馬寅初血壓升至190，住院治療。3月28日，國務院免去馬寅初北京大學校長職務。其他職務一直沒有非正常變動。

　　(8)康生、陳伯達批判馬寅初的說法起源于1979年為馬寅初平反之時，當時中央已經否定了康生、陳伯達。但是，把康生插手批判馬寅初演變為康生指示當時的北京大學領導批判馬寅初，是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馬寅初傳記，傳記作者標示依據“北京大學歷史檔案”和“北京大學檔案室校史檔案”，但沒有具體名目和卷宗編號。作者委托人兩度向北大檔案館請求核實，但得到的答案是沒有。

　　(9)批判馬寅初的活動是北大師生、《光明日報》、《新建設》的自發行動。“像馬寅初這一類有政治身份的國家干部，如果在運動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干部管理的權限履行審批程序。被黨組織明確決定的批判活動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和有組織有領導的政治行為，批判前就有計劃要達到某種預定的結果，運動后期還要對批判對象做一定的政治結論和進行組織處理。馬寅初事件則不具有上述特征。”

　　我們認為：(1)本文對馬寅初被批判一事的論述頗有獨到之處，所涉及的具體事件的來龍去脈是清晰的，所引用的資料都有權威出處(注釋達172處)，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2)本文使被過分渲染的馬寅初的孤膽英雄形象、殉道者形象褪色不少，對于還原歷史本來面目是很有幫助的;但它在還原“錯批馬寅初”事件時在個人恩怨上著墨甚多，并且比較突出馬寅初的過失，而對雙方為真理而斗爭的一面交代甚少(真理不完全在馬寅初一邊)，似有劍走偏鋒之嫌。當然，考慮到本文是在闡述一個過去被忽視的視角，矯枉過正也許是在所難免的。(3)本文對“錯批馬寅初”事件的自發性的論述雖然不能充分讓人信服，但至少可以使人相信：即使康生、陳伯達煽動了對馬寅初的批判，他們也不是為所欲為的。本文從多方面證明康生、陳伯達與“錯批馬寅初”無關，但比較確定的其實只是他們沒有通過組織程序在北大發動批判。陳伯達在1958年5月4日的講話中敲打一下馬寅初，然后主動示意不要刊載，康生1958年7月16日到北大參觀時還有其它活動，這種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陳伯達主編的《紅旗》雜志不發表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并不代表他不在其它場合批判或組織批判。從《新建設》抵制批判楊獻珍、孫冶方，推斷它當年批判馬寅初不是受康生、陳伯達指示，也只是一種猜測。反過來講，傳說中的陳伯達點名批判不見諸文字，康生到北大低調行事，他們沒有通過組織程序在北大發動對馬寅初的批判，《紅旗》雜志不發表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后來《新建設》抵制批判楊獻珍、孫冶方，這些都說明康生、陳伯達辦事還是要講究規則的。(4)康生、陳伯達的表現，可以從側面證明了毛澤東沒有授意發動批判馬寅初的運動。同樣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本文提供的這樣的事實：其間馬寅初的政治待遇不變，事后沒有組織結論，特別是《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基本上按兵不動。

　　關于《人民日報》在批判馬寅初問題上不積極，在一些馬寅初傳記中也可以得到印證。比如，《馬寅初的最后33年》一書寫道：“1959年12月24日，康生召集理論界和有關報刊負責人大會，布置批判馬寅初。他說：‘對馬寅初過去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進行批判，沒有正規地搞，《人民日報》沒有搞，還沒有正規戰，只是游擊戰。現在他挑戰，應當應戰。”[32]《天地良知——馬寅初傳》也有這樣的一段話。[33]

　　強調毛澤東本人沒有批判馬寅初的主要是國家計生委前副主任楊魁孚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紀曉華。楊魁孚指出：“毛澤東沒有發動人們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也沒有發表批判馬寅初人口論的文章。當然，作為黨的領袖，沒有制止康生等人對馬寅初人口論的批判，這是有責任的。”[34]紀曉華指出：“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毛澤東直接批評或授意陳伯達、康生批評馬寅初的史料。”[35]

　　如果康生、陳伯達沒有組織批判馬寅初，或者僅僅是私自組織批判，這個領導責任就不好講了。畢竟毛澤東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不可能什么情況都掌握。況且在毛澤東那里，邵力子才是計劃生育的首席形象代言人。他在1956年10月12日會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曾提到：“我們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節育。”[36]1958年1月，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曾將計劃生育稱為“邵先生之道”。[37]但沒有聽說過他提出“馬先生之道”這樣的說法。

　　不過，毛澤東對馬寅初還是有過批評甚至批判的。劉少奇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工作報告有段話不點名地批評了馬寅初，這個報告是經過毛澤東審讀、修改的[38]，而且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作的報告，不能不說代表了毛澤東的看法，正如劉少奇在1954年節育工作座談會上關于“黨是贊成節育的”的表態也代表了毛澤東的態度一樣。這段話是：“某些學者甚至斷定，農業增長的速度還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他們認為，人口多了，消費就得多，積累就不能多。由此，他們對于我國農業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作了悲觀的結論。這種思想的本質是輕視我國組織起來了的革命的農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實的反駁。今年我國農業的生產建設的大躍進，不但徹底推翻了他們的農業發展快不了的論斷，而且徹底推翻了他們的人多了妨礙積累的論斷。他們只看到人是消費者，人多消費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產者，人多就有可能生產得更多，積累得更多。顯然，這是一種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39]

　　如前所述，這里所包含的溫和“人手論”觀點(“人多就有可能生產得更多，積累得更多”)是正確的，只不過所依據的事實是虛假的，這些都是不同觀點的表達;但“這種思想的本質”這句話是典型的誅心之論，最大的問題是：最后一句話說錯了，也說重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并沒有否定農業增長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的可能性，他們只是反對馬爾薩斯將這種可能性夸大為必然性、并用這種所謂必然性來掩蓋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

　　綜上所述，我們傾向于認為，在“大躍進”的背景下，主要是在1958年，毛澤東對馬寅初是所有批評或批判的，但他沒有授意發動批判馬寅初的運動。

　　毛澤東為什么在計劃生育問題上發生動搖？

　　毛澤東1958年在計劃生育問題上發生過動搖，是什么原因導致的呢?“錯批馬寅初，多生三億人”隱含的邏輯就是：毛澤東因為錯批了馬寅初，所以才在計劃生育問題上犯了錯誤。本文第一部分已經說明，對馬寅初的批判并沒有妨礙計劃生育在六七十年代的實行，因此毛澤東在計劃生育問題上的動搖與“錯批馬寅初”沒有邏輯上的聯系。梁中堂提出了另一種看法，即認為是“人是第一可寶貴的”人口思想的“完全復歸”導致了毛澤東在計劃生育問題上的倒退，并指出：“1958年春天之后，毛澤東幾乎再也沒有主動講過與經濟計劃相聯系的計劃生育。”[40]這種看法也是從理論層面解釋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決策，并且與事實有較大出入。

　　根據我們的觀察，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決策過程，基本上是受實踐經驗支配的，理論的影響很小，他在這個問題上的動搖也應該這樣解釋。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的決策，是他在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基礎上形成的。這一過程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一)作為起點的自由放任階段(1956年10月以前)

　　在這一階段，毛澤東主要致力于領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此過程中，出于同馬爾薩斯人口論論戰的需要，他強調了“人多是好事”的觀點，在人口政策上持一種自由放任的態度。

　　馬爾薩斯人口論從1880年開始傳入我國，在社會上造成了一種“人滿為患”的輿論氛圍，并被用作消解革命和改良的武器，因此遭到了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著名國民黨左派廖仲愷以及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批駁，特別是李大釗、陳獨秀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它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清算。[41]

　　毛澤東早年也曾受到了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某種影響，主要是對人滿為患的擔憂，這也是他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所闡述的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理由之一。[42]至于馬爾薩斯人口論對革命和改良的消解作用，沒見到他當時有所反應。

　　但是，到了全國解放前夕，當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等人利用馬爾薩斯人口論曲解中國革命的原因，并妄想人口問題拖垮中國共產黨時，身為領袖的他就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說：把發生革命的原因歸結為人口太多，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于零，古今中外發生革命包括美國的獨立戰爭都是剝削和壓迫引起的，而決不是因為人口太多;“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干干凈凈，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他針鋒相對地說：“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43]

　　在這里，毛澤東并沒有深入清算馬爾薩斯人口論，只是用事實批駁了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觀點。他在肯定人的能動作用、“人多是好事”的觀點的時候，也出現了將蘇聯經驗、根據地解放區經驗絕對化的偏差，對人在生產中的能動作用受到客觀條件限制的一面重視不夠。

　　當然，毛澤東強調人多是好事，也有備戰的考慮。1954年8月，他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時說：“誰要打仗，就反對他。我們沒有別的本錢，只有一樁，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們的兩樁本錢。”[44]

　　不過，論戰也好，備戰也罷，毛澤東雖然肯定了人多是好事的觀點，卻從未提出過鼓勵生育的主張。在這個問題上，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實際上持一種自由放任的態度。

　　在大規模經濟建設展開之后，人口增長過快與經濟建設、人民生活的矛盾開始暴露。在這種情況下，黨內外的鄧小平、鄧穎超、邵力子等人先后于1953年到1954年間，從有利于母嬰健康、緩解家庭困難、有利于國家經濟建設的角度提出了節育問題。1954年12月27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節育問題座談會，代表中共中央對節育表示了支持。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衛生部根據這次座談會精神寫成的報告，向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黨委發出了適當宣傳節育的指示。

　　這自然是經過毛澤東同意的。不過，他本人當時重點關注的是社會主義改造特別是農業合作化，所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1955年下半年，他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寫的按語中，針對當時人們對合作化會導致大批剩余勞動力出現的擔憂，多次根據手頭的材料指出：合作化為擴大生產規模、發展多種經營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不僅為剩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甚至還會帶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45]因此，當時他贊成節育帶有觀望的性質。

　　(二)初步提出計劃生育的階段(1956年10月到1957年年底)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澤東開始把主要精力放到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在初步認識了人口眾多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間的矛盾的情況下，他初步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思想。

　　1956年10月12日，他在會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首次提出了計劃生育問題。他提出每對夫婦都應該制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的家庭計劃，并與國家五年計劃相配合，使人類自身生產告別無政府狀態。他還提到了中國的人口每年凈增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百萬的事實和節育問題。[46]這也是新中國第一次明確提出計劃生育問題。

　　1957年2月14日，他在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一改往日只說人多是好事的做法，提出了“中國人多也好也壞”的觀點，并講到了人口眾多可能帶來的安排工業、安排小孩子、解決交通運輸等難題，甚至逛公園都要排隊。[47]

　　同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國務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明確地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概念，“要有計劃地生育”，人口生產不能無組織、無紀律，并談到了人口眾多帶來的就業、入學問題。3月1日，在馬寅初在會上發表“人口多使我們的致命傷”、不實行計劃生育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的一席話后，他對馬寅初表示了明確的支持。[48]次日，他在這次會議的結束語提出：應該在一個時期內把人口控制在六億，因為我們缺乏足夠的糧食、衣服、房子、教育機會等條件供養更多的人口;政府應該設一個機構研究這個問題。

　　同年3月20日，他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兩省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就糧食問題談到了人口多的弊端：1956年我國比1949年增產糧食1400億斤，但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糧食多，增加這1400億斤糧食就不見了，有時還覺得沒有糧食。[49]

　　同年4月30日，他在和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時又說：我國人口有六億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億畝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別辦法，國家恐怕不好搞。

　　如此頻繁地談論人口與計劃生育問題，反映出當時毛澤東在發現新問題之后的興奮。同樣能說明這種興奮的是把人口控制在六億的設想，這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急剎車方案。興奮往往意味著認識的不深刻、不穩定。當“大躍進”到來時，毛澤東迅速地轉變了立場。

　　(三)計劃生育的決策遭受挫折的階段(1958年1月到1959年4月)

　　在這一階段，由于“大躍進”造成了勞動力供不應求的局面，由于農業戰線的浮夸風造成了糧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毛澤東對我國人口形勢做出了不正確的估計，因而將計劃生育的工作一再推后。

　　還在“大躍進”的醞釀過程中，毛澤東已經開始聯系《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規定的三種地區糧食畝產分別達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高指標，重新評估我國的人口形勢。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做總結時說：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人均三畝地太多了，將來只要幾分地就夠吃。不過，這種人口形勢估計畢竟建立在遠未實現的糧食指標上，因此他并未動搖計劃生育的立場，而是提出計劃生育也要搞個十年計劃：三年宣傳，三年推廣，四年普及推行。(10月25日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專門加上了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的內容)。不過，在人口控制目標上卻發生了較大的松動，將六億悄悄地變成了八億，“不然人口達到八億，再搞就晚了。”

　　1957年冬、1958年春的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和積肥運動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這種群眾性生產運動造成了勞動力供應緊張的現象，同時那種熱火朝天的場面也給毛澤東留下了人多干勁大的印象，于是他開始傾向于把計劃生育向后推遲。1958年1月28日，他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現在還是人多好。農民有早婚的習慣，強迫他們節育又不行，等到七億人口就緊張起來了。邵先生之道大興之日，是七億人口到八億之時。不過，他又說，節育還是要盡量宣傳，工具也要制造。[50]4月15日，他在發表于《紅旗》雜志創刊號上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寫道：“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51]5月18日，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代表團團長會議上講話時又說：八億人口，十億也不怕，美國記者說，一百年后中國占一半，那時文化高，都是大學生，很自然會節育。

　　如果說這時毛澤東還因為顧慮糧食問題而有所保留的話，那么同年夏季在我國農村出現的虛報浮夸糧食產量的現象以及1958年糧食產量被嚴重高估(實際產量為4000億斤，被高估為8000-10000億斤，毛澤東一度也相信有7500億斤)，則打消了他的這種顧慮，使得他進一步傾向于把計劃生育往后推遲。8月17日，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人口的觀念要改變，過去我說搞八億，現在看來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同月24日，他又在會議上說：有人說：“大國人多事難辦”，看什么方法，只要方法對頭，再有十億人也好辦。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也說：“過去人們經常憂愁我們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產的事實，把這種論斷推翻了。只要認真推廣深耕細作、分層施肥、合理密植而獲得極其大量的高額豐產的經驗，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勞動力不足了。這將是一個極大的變化。”而這段話是經過毛澤東修改和補充的。[52]

　　(四)最終確立計劃生育決策的階段(1959年4月以后)

　　在對糧食與人口問題的認識回歸現實的情況下，毛澤東最終確立了計劃生育的決策。

　　對糧食與人口問題的認識回歸現實是毛澤東最終確立計劃生育決策的主要原因。1959年4月17日，他批閱了國務院秘書廳和中央救災委員會辦公室四月初提供的兩份材料，得知全國有15個省2157萬人缺糧，這給他以極大的震動，使他開始從1958年的樂觀情緒中猛然醒悟。4月29日，他在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干部的黨內通信中寫道：“經過十年八年的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5月6日，他甚至在接見蘇聯等十一國代表團和駐華使節時說：“中國人很多，要吃飯穿衣。這是很麻煩的問題。”[53]

　　1959至1961年我國經歷了三年嚴重困難，并出現了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現象，這首先應該歸咎于“大躍進”這種具體實踐。但從根本上來說，向重工業傾斜的產業政策制約農業的增長潛力，是當時糧食成為問題的根本原因。這一點在后來“三五”計劃由擬議中的“吃穿用計劃”變成“備戰計劃”時就更明顯了。這是毛澤東在確立計劃生育決策之后再未動搖的關鍵所在。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6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加強對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做好宣傳和技術指導，做好避孕藥品和用具的生產供應工作。

　　毛澤東本人也多次談到人口與計劃生育問題。1963年5月3日，毛澤東在會見幾內亞政府經濟代表團和婦女代表團時以很嚴重的語氣說：“我們的國家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人太多，這么多人要吃飯，要穿衣，所以現在還有不少困難”。[54]1965年1月9日，當埃德加•斯諾問他對中國計劃生育的進程是否滿意時，他說：“不滿意。在農村還沒有推廣。最好能制造一種簡便的口服避孕藥。”同年8月20日，他在接見衛生部負責人時又說：“天津計劃生育不要錢，看來國家出了錢，實際是劃得來的，國家出點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藥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們開展農村工作后，要搞節制生育。”1972年7月24日，他在一次談話又說：“關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門去，避孕藥物、器械這些東西，免費提供，挨家送，因為人家不好意思來領嘛。”[55]1974年2月22日，他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說：“中國人口太多。”[56]同年年底，他在聽取有關部門匯報1975年年度經濟計劃時又強調：“人口非控制不行。”[57]

　　因此，毛澤東關于計劃生育決策的過程，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這理論、那觀點只有與他對人口形勢的判斷相協調時才會被借用，而不會支配他對人口形勢的判斷，“人是第一可寶貴的”、溫和“人手論”都在此列。“摸著石頭過河”就不免發生一腳踩空的意外，1958年的這段波折就是如此。

　　綜上所述，即使我國從1957年就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1957年到1979年間我國人口增長3億多的局面也很難避免，同時馬寅初對計劃生育的論證是缺乏充分說服力的，因此，“錯批馬寅初”導致“多生三億人”的說法是不成立的。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主要是1958年，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有所批評甚至批判的，但他沒有授意發動批判馬寅初的運動，他在計劃生育決策上發生的動搖是由實踐經驗引發的，不是理論錯誤導致的，因此，用“錯批馬寅初，多生三億人”來指責他，是很牽強的。

　　[①] 轉引自陳棻德：《周林為馬寅初平反——中國批了一個馬寅初，人口增長六億》(《貴陽文史》2001年第3期。

　　[②] 《中國計劃生育全書》，彭珮云主編，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74頁。

　　[③]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司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頁。

　　[④]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司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頁。

　　[⑤] 《馬老在全校大會上談人口等問題》，《馬寅初全集》第十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3頁。

　　[⑥] 《中國計劃生育全書》，彭珮云主編，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74頁。

　　[⑦]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頁。

　　[⑧] 郭志儀：《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我國五六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

　　[⑨]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763頁。

　　[⑩] 《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史》，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編，中國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頁。

　　[11] 參看郭志儀：《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我國五六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史》，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編，中國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52-67頁;《中國計劃生育全書》，彭珮云主編，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874頁。

　　[12] 郭志儀：《毛澤東的人口思想與我國五六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反思》，《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

　　[13] 劉長茂：《略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人口與經濟》1987年第5期。

　　[14] 《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15] 《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頁。

　　[16] 《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2-13、15-19頁。

　　[17] 《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頁。

　　[18] 《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

　　[19] 田雪原編：《馬寅初人口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頁。

　　[20] 《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頁。

　　[21] 《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7、309頁。

　　[22] 《人口學百年》，查瑞傳主編，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頁。

　　[23]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頁。

　　[24] 《中國計劃生育全書》，彭珮云主編，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頁。

　　[25] “農業八字憲法”，是指毛澤東據我國農民群眾的實踐經驗和科學技術成果，于1958年提出來的農業八項增產技術措施。即：“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規劃;“肥”，合理施肥;“水”， 興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種”，培育和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田間管理;“工”，工具改革。

　　[26] 《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276、110-117頁。

　　[27]參看《人口學百年》，查瑞傳主編，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9頁;李宗正：《評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第一版》，《人口原理》(馬爾薩斯著)，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魯友章、李宗正主編：《經濟學說史》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7頁。

　　[28] 《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04頁

　　[29] 《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30] 《馬寅初全集》第十五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頁。

　　[31]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12頁。

　　[32] 《馬寅初的最后33年》，彭華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頁。

　　[33] 《天地良知——馬寅初傳》，徐斌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頁。

　　[34] 楊魁孚：《毛澤東人口思想初探》，《人口與計劃生育》2000年第2期。

　　[35] 紀曉華：《毛澤東與計劃生育》，《黨的文獻》2001年第1期。

　　[36]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頁。

　　[37] 《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史》，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編，中國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頁。

　　[3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158、221-225頁。

　　[39]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頁。

　　[40] 梁中堂：《毛澤東人口思想研究》，《蘭州商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

　　[41] 參看《人口學百年》，查瑞傳主編，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8頁;牛書成：《建國初期毛澤東人口思想的形成及其成因分析》，《中州學刊》2003年第5期。

　　[42] 《毛澤東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頁。

　　[43]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1512頁。

　　[44]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頁。

　　[45] 參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513、518、524、532頁。

　　[46]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頁。

　　[47] 《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史》，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編，中國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頁。

　　[48] 《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史》，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編，中國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頁;《馬寅初全傳》，彭華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頁。

　　[49] 《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史》，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編，中國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頁。

　　[50] 《中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史》，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編，中國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頁。

　　[5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頁。

　　[52]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609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71頁。

　　[5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36、248頁。

　　[54]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頁。

　　[55] 《中國計劃生育全書》，彭珮云主編，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132-133頁。

　　[5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頁。

　　[57] 《中國計劃生育全書》，彭珮云主編，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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