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籽/圖)
【按：此文看似公允，但著墨多講懂轉基因的“內行”院士遭到“外行”民眾的質疑下的“謹慎”，什么“原本是有利好消息的”，但“但這場90天的試驗連帶61名院士的聯名信，仍舊一出世，便陷入輿論的汪洋中”，很少提及到國內眾多的反轉活動，國外民眾反轉、尤其國外眾多科學人士反轉情況只字未提，僅選擇性地提及“49位海外生物醫藥學者上書國家領導，呼吁推動轉基因商業化，稱再延誤就是誤國"”。此文更多地從轉基因問題的純技術方面來看待轉基因問題，但大量有關轉基因的風險知識沒有介紹，讀者需要注意。】
61名院士聯名上書，呼吁國家支持轉基因作物產業化，引發熱議。但事發一月有余，沒有院士愿意談及此信，信的內容也始終是謎。
信息未明，對峙已出，這一直是轉基因爭議中的惡性循環，院士閉門上書，民間口誅筆伐，始終缺乏良性透明的交流氛圍。這正是南方周末去執意尋找聯名信的初衷。
“今天不談信”
談“信”色變。
“你問我有沒有在聯名信上簽名，還問哪些院士簽了名，就像組織部門來調查一樣。”一位院士拒絕談信。
“今天不談信!”南方周末記者數日來聯系了十幾名研究領域與轉基因相關的院士，幾乎都遭謹慎拒絕。
這是一封由61名院士聯署簽名寫給國家領導的信，最早曝光于2013年10月19日舉辦的“全國首屆黃金大米品嘗會”上，中科院院士、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院長張啟發當時透露，信中呼吁國家支持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
院士上書時常有，61位聯名卻罕見。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廣泛關注。水稻是中國的主糧，圍繞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的爭議，更是持續多年。
一貫主張謹慎推動轉基因技術商業化的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佟屏亞為此在博客里發文《忠言敬告張啟發——兼致上書的另60位院士》。他認為轉基因水稻安全性的論證是嚴肅的科學問題，“若采取興師動眾群體上書方式造聲勢玩噱頭達到此目的，這就成為一種群體性要挾的‘政治行為’了”。
反轉陣營針對聯名院士們的“口誅筆伐”已經白熱化。“轉基因已經上升為政治問題了。張啟發因為支持轉基因，而被人罵為賣國賊。所以大家都很謹慎。”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玉米遺傳育種專家戴景瑞解釋。
中國工程院院士吳孔明建議南方周末記者聯系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但南方周末記者向農業部提交采訪函近一月，仍無回復。另一名中國工程院院士朱英國回復稱，轉基因最近炒作過火，建議冷靜下來。
張啟發也最終選擇了沉默，他的秘書說，“該說的都已經說了。如果要發布新的內容，也要通過華中農業大學的宣傳部門來發布。”
這位科學家的悲觀和急切在最近的一次受訪時袒露無遺：“2009年5月，在11年的爭取之后，我們研究的兩種轉基因水稻，華恢1號與Bt汕優63取得了國家所頒發的安全證書，當時我比較樂觀，但現在4年過去了，這兩張證書也將在明年失效，但轉基因水稻商業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遙遠了。”
原本是有利好消息的。就在聯名信曝光的第三天，10月21日，由農業部委托中國農業大學所作的轉基因大米的小型豬90天喂養試驗完成，中國農業大學一名教授宣布，轉BT基因抗蟲水稻與非轉基因大米對豬具有同樣的營養和安全性。次日，有媒體亦從農業部獲悉，農業部下一步將加大科普宣傳，為我國轉基因生物技術產業化應用營造良好輿論環境。
但這場90天的試驗連帶61名院士的聯名信，仍舊一出世，便陷入輿論的汪洋中。
并非專門針對水稻
聯名信寫于2013年7月，但至今沒有一位受訪的院士愿意提供信的文本。寥寥內容均來自張啟發院士當時的轉述：“61名院士在建議書中寫道，‘推動轉基因水稻種植產業化不能再等，再遲緩就是誤國’，院士們還指出農業部的不作為。”
“這是一封專門提議水稻商業化種植的聯名信嗎?”南方周末記者問詢其中一位院士。
“不是!”
“之前媒體報道稱，這封信長達17頁?還說了些什么?”
“沒記住多少頁。我看過內容。主要說轉基因很重要，是大勢所趨。全世界都在研究和應用，發展很快。”另一位院士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封信建議國家推動轉基因技術的商業化應用，當然也包含水稻。”
“為什么說，再遲緩就是誤國?”
“我不記得有這個說法。”這位院士說。當初這封信通過郵件方式發到他的信箱，他是網上簽名，“我不知道還有誰簽了名”。
事后看來，正是因為對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強調，而其他內容又鮮有披露，片面刺激了反對轉基因者的神經。因為即使在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生產接受程度很高的美國，因反對和試驗效果一般，至今主糧小麥仍沒有轉基因商業種植。
“下一步允許轉基因商業化種植的可能是間接食用作物。”戴稱，中國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生產路線圖是，第一步非食用的作物，如棉花、番木瓜等已轉基因商業化生產多年;第二步間接食用的作物，如玉米、大豆等;最后才是直接食用的，如水稻，小麥。
“(當初)沒人說要公開這封信。這封信是寫給國家領導的，不是公開信。要經雙方同意才能公開。”一位參與簽名的院士說，“現在這封信被人拿到媒體炒作，反而沖淡了信的作用，失去了意義。”
在他看來，科學家建言獻策本是情理之中，“院士從科學的角度提出建議，給國家做參考。但不會起決定作用”。
2013年12月1日，北京，人們在參觀并試吃轉基因食品。備受質疑之外，挺轉派行動在增加。 (CFP/圖)
今年上書尤其多
支持轉基因技術的院士們聯名上書，并非頭一遭。
早在2004年，就有16位院士和其他專家聯名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認可轉基因水稻安全性的建議，認為應迅速批準商品化生產。其中包括張啟發院士。
當年底，在農業部的一個會議上，“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五十余位科學家和農業部的官員，就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進行了討論。
中國政府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究十分重視，已建立了水稻、小麥、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農作物轉基因技術體系，而水稻基因組及重要功能基因克隆研究被認為居世界先進水平。
中國工程院院士范云六此前接受媒體采訪稱，能不能以科學理性的態度對待轉基因農產品的安全性，將決定我國在全球范圍內的轉基因技術競爭中的地位。
2009年是國家轉基因技術商業化應用最關鍵的一年。當年，農業部先后批準了三種轉基因農產品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包括兩個轉基因水稻品種。
科學家們受到很大鼓舞。當時，謝華安院士稱之為轉基因水稻邁向商業化第一步。但質疑也隨之掀起了高潮，絕育、致癌等各種傳言發酵。次年，兩院10名院士再度發表意見，稱轉基因技術是農業科技的發展方向。
院士們堅持在不同場合表達轉基因安全的觀點。在公開報道中，支持轉基因的院士至少有：方智遠、楊煥明、楊勝利、朱英國、謝華安、李振聲、許智宏、旭日干、范云六、袁隆平、李寧、陳君石、劉旭、吳常信、方榮祥等。而明確持反對意見的院士一直罕有。
這些院士們的普遍觀點是：轉基因本身沒有毒，它們同別的基因有什么相互作用也被研究得一清二楚。另外，轉基因研究應用對基因來源、操作方法和應用環境進行嚴格控制。目前，經過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獲得主管部門批準的轉基因生物可以放心使用或食用。
但即便源自院士群體的權威解釋也未能徹底消除人們的緊張，甚至會激起“群起而攻之”。
到了2013年，聯名上書事件更是頻發。和61位院士聯名信幾乎同一時間，7月份，49位海外生物醫藥學者上書國家領導，呼吁推動轉基因商業化，稱“再延誤就是誤國”。
戴景瑞看過這封聯名信的摘要，他說，這些學者都是美籍華人。
而此前6月份，中國工程院農業學部的32院士也聯名上書。信由戴景瑞等起草，聯名行動是在一個場合里，并非所有農業學部院士都在場。在場院士都簽了名。
戴稱，三封信內容相似，都是呼吁國家組織正面宣傳，不要被不實之詞左右。同時，建議國家主持好轉基因技術研究，加快推進轉基因技術產業化。
為何今年上書尤其多?在戴景瑞看來，“都是自發的。科學家有良知。社會反對太多，對國家發展不利”。
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也認為，“中國由于轉基因技術產業化太慢，甚至停滯，導致我們和國際差距越來越大。我們的糧食安全問題也越來越凸顯，每年進口大量糧食，都是轉基因糧食。所以，科學家們普遍有責任感，都很著急。”
“長期以來，我國在轉基因的產業化方面沒有動作，一些負責任的科學家很焦慮，不約而同地聯名，這是對新一屆的政府抱有期待。”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生物發育研究所研究員朱楨說。
而各種跡象表明，最近的爭論與張啟發院士的轉基因水稻關系甚大。張啟發團隊研究的兩個轉基因水稻品種安全證書將于2014年過期，但遲遲不獲商業種植許可。而2013年顯然是最后的關鍵一年了。
爭論之外，行動開始增多。2013年以來，挺轉派們舉辦多次轉基因食品試吃活動，不乏院士支持的身影。但此舉亦激起了更多的質疑，反轉派認為，轉基因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可能是長期的。對此，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陳曉亞稱，在知情情況下，可以鼓勵志愿者長期試吃。
有利益，“很正常”
“反轉人士大多數是關心國家，為國家好。咱們不是敵人。也可以召集反轉和挺轉的專家，開一個座談會。把問題當面說清楚，不要互相網上謾罵。”戴景瑞說，“但有的造謠，甚至說有利益驅動，那就不應該了。”
他說，農業部門口常有反轉基因的人士在抗議。農業部邀請他和幾位學者與抗議代表座談，“我們在一起喝茶，談笑風生。說完以后，還有人說，你說的我還不相信。有的人不吭聲了，相信了。挺好的。”
多年來，“反轉派”質疑“挺轉派”存在利益驅動：一是科研成果沒有實現產業化，因此科研經費“變相減少”;二是很多轉基因研究者都有雙重身份，既是國家機構的研究人員，又是種業公司的股東。
一貫反轉的NGO綠色和平曾對外稱，早在2005年初就調查發現，武漢、荊州境內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Bt汕優63”，并流入武漢、廣州市場。而“Bt汕優63”稻種來源于湖北松滋興農種子公司，該公司又受科尼公司委托制種，后者的CEO便是張啟發。
張啟發回應功利性的質疑時坦承：“我希望老百姓種植轉基因水稻，用更少農藥，獲得更高產量，使用更少勞動力，這是我最為重視的利益。對于種業公司，我希望它更掙錢，因為它掙錢才有更多資金投入科研。當然，我是做研發的，如果能從中獲得合法的收益，這是好的，但不是我有多需要錢。”
“研究人員同時在種業公司任職的情況確實有，這個很正常。干任何事情都是功利的。關鍵是看對國家有沒有利。”戴景瑞院士坦承。
“科學家還不至于壞到這種地步，為了自己的一點小錢，而不顧人類的安全。張啟發也不至于壞到這種地步。所以還是要講事實，講科學。做轉基因的人，也是做生命科學的人。”陳曉亞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
陳認為，唯一的辦法是做第三方安全評價，讓民眾打消顧慮。
對于科研經費減少的說法，戴景瑞認為，國家非常支持轉基因研究。“國家是加強了，不是減少了。所謂經費難了，是指把關嚴了，重復研究就不給錢了。”
院士們的轉基因態度
2013年的數次聯名上書，使得“挺轉”院士這個科學家群體更為清晰。但61名聯名院士中，也有一部分院士的研究領域并非與轉基因相關。“因為我國研究轉基因的院士沒有這么多。”戴景瑞說，中國工程院農業學部聯名上書的32名院士中約有10人是研究轉基因的。
相對于支持轉基因的院士陣容，“反轉派”要黯淡得多，以民眾和普通專家為主。所以有院士認為：反轉的大多是外行。
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部分院士，再度詳細解釋轉基因作物安全原理，并回應質疑，試圖正名。
陳曉亞解釋，目前，世界上應用的轉基因作物分為兩大類：抗除草劑轉基因作物和抗蟲害(Bt)轉基因作物。
而目前，中國主要應用的是抗蟲害(Bt)轉基因作物。Bt蛋白是從土壤中提取的一種細菌。黃大昉解釋，它必須與匹配的受體蛋白結合才能形成毒素，而人體沒有與之匹配的受體蛋白。因此它只對鱗翅目昆蟲有毒性，對人類是安全的。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它對人體健康存在威脅。”陳曉亞說。
經濟學家郎咸平曾稱，廣西大學生精子異常，是因為食用轉基因玉米。“毫無根據!”戴景瑞至今仍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顧問。2011年，他調查發現郎咸平所說的兩個玉米品種不是轉基因，“我年紀大了，否則我要在網上公開批判郎咸平。”
陳曉亞稱，在美國，雖然轉基因小麥沒有商業化，但玉米、大豆大多是轉基因的。“玉米主要做飼料，牛羊都吃。牛奶是美國人主要飲料，轉基因都直接或間接地進入美國人的食物鏈。”
除了質疑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外，轉基因對環境生態的影響，也是“反轉派”所擔憂的。如云南財經大學教授顧秀林稱，在美國，一種轉基因抗蟲棉種植六年后，害蟲出現進化。抗除草劑轉基因作物種植后，產生了超級雜草問題。
“大面積、長時間地種植抗蟲轉基因作物，蟲子有了適應機制，這是存在的。但不能因此就不推廣轉基因技術了。如果真的產生了，我們就換一種基因。至少中國種植轉基因抗蟲棉已經十幾年了，還沒有產生這個問題。”戴景瑞說。
此前，在中國，獲得生產證書的轉基因作物只有棉花、番木瓜。其中，轉基因抗蟲棉主要是抗棉鈴蟲。棉鈴蟲一直是棉花的主要害蟲。
“這兩年，盲蝽對棉花的危害越來越嚴重。但還沒到根本危害棉花生產的地步。這是世界各大種業公司都在關心的問題。兩個解決辦法，一是發展新的農藥，一是發展新的轉基因技術。”陳曉亞說。
市場最具說服力，黃大昉透露：國家曾規定新疆不準種抗蟲害轉基因棉，“但根本管不住，農民自己選擇要種，所以現在新疆也大種特種”。
陳曉亞還認為，超級雜草的出現也是可能的。不過，中國目前還沒有抗除草劑轉基因作物的大面積種植。
對于基因漂移的質疑，戴景瑞認為，無需控制，不必擔憂，每個生物都有保護自己基因的機制，天然拒絕外來物種遺傳物質進入“我的”生殖細胞里去，而轉基因是“人工焊接”。另外，國家相關部門在做安全評價時，也有涉及基因漂移的實驗。
“反對轉基因要有合理性。現在國家很重視，以前做植物科學、農業科學研究，國家根本不管。現在上面經常來檢查，不能隨便種植轉基因作物，做完了研究，還要焚燒掉，管理很嚴了。”陳曉亞說，“國家批準一個轉基因品種商業化生產是很慎重的，比如迄今水稻就還沒有批準商業化。將來其他轉基因作物可能走在前面。”
也有院士在支持的同時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謹慎。中國工程院院士楊勝利就曾認為，國家一方面要促進轉基因食品的發展，另一方面要用嚴格的規范來評價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對于爭議和質疑，不少院士認為，這是正常的。2010年，李振聲、許智宏等院士建議，中國政府依照法規對轉基因新品種研發各個環節進行嚴格有效的安全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希望相關主管部門能以適當的形式，盡快公布轉基因新品種研發過程中有關安全評價和管理的信息。
但至今我國沒有公布任何轉基因品種的安全評價過程。這或許是質疑難消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作為焦點人物，張啟發也曾對媒體稱：“因為外界一些反對聲音，農業部并沒有為其建立一套程序——一套如何評審轉基因水稻商業化推進的辦法，這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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