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新楓橋經驗”體現了社會管理創新的時代要求，一套快速整合各種社會力量作出反應、促使民眾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解決矛盾的協同機制得以形成和完善。

　　“新楓橋經驗”體現了社會管理創新的時代要求，一套快速整合各種社會力量作出反應、促使民眾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解決矛盾的協同機制得以形成和完善。

　　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發揚優良作風，適應時代要求，創新群眾工作方法，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

　　50年前，即1963年11月20日，毛澤東同志在《對謝富治在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的發言稿的批語》中指出：“應提到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這里提到的“諸暨的好例子”，就是指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的“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工作機制，也就是“楓橋經驗”。此后，“楓橋經驗”不斷發展，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黨政動手，依靠群眾，預防糾紛，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促進發展”的“新楓橋經驗”。其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化解基層矛盾糾紛的原則，在實踐中發揮了引導性作用。

　　基層矛盾糾紛日益復雜

　　矛盾糾紛是一種社會現象，矛盾糾紛的解決為人類社會發展掃除前進障礙。隨著社會的進步，人類制定了法律，訴訟糾紛解決的模式得以出現。在訴訟程序中，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得到明確界定，他們之間的糾紛可以得到法律上最終的解決。

　　當前，我國基層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正處在巨大的轉型中，地緣的、人緣的因素受到市場經濟和人口大范圍流動的強烈沖擊。在這個變化急劇、各種利益都在分化和重組的年代，社會矛盾和沖突日益增多和復雜。傳統的行政主導型、道德主導型社會沖突解決方式面臨挑戰，對中國基層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應進行深入研究。

　　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發揮積極作用

　　在法治環境下，糾紛解決依賴于法院訴訟程序。以國家強制力為保障的訴訟程序具有極大的公正性，也確保了糾紛的終極解決。但是，所有糾紛一斷于法的觀念是不可取的。對一個具體案件，法院的解決方案是合法的，但未必是最佳的。因為社會的價值不僅只由法律評價，包括道德、倫理、習慣等各種社會規范都會對具體的人和事進行評價進而產生約束。從現實情況看，社會糾紛并不都是通過訴訟解決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楓橋經驗”就是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一個成功經驗，它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在維護社會秩序與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非訟機制并非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它早在文明之初就已存在。在當前，它是指訴訟制度以外的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方式或制度的總稱，比如和解、調解、仲裁等。非訟糾紛解決方式有諸多優越性。在實體上，它不受國家法律規范的剛性約束;在程序上，不拘形式、靈活多樣;在執行上，當事人的處分權和合意較之訴訟具有更重要的決定意義，合意一旦達成，當事人也愿意執行。這就使得非訟程序具有簡易性、代替性、當事人自主選擇性、靈活性和低成本性、糾紛解決過程和結果的非對抗性及自覺履行性等優點。

　　“新楓橋經驗”體現社會管理創新的時代要求

　　“楓橋經驗”在新的社會形勢下不斷發展，創造出“立足基層組織，整合力量資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新經驗，建立“治安聯防、矛盾聯調、問題聯治、事件聯處、平安聯創”的新機制，形成“黨政動手、依靠群眾，源頭預防、依法治理，減少矛盾、促進和諧”的新格局，“新楓橋經驗”逐步形成。

　　“新楓橋經驗”體現了社會管理創新的時代要求，一套快速整合各種社會力量作出反應、促使民眾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解決矛盾的協同機制得以形成和完善。這套機制中最核心的內容是“事前工作制”，包括機構設置、信息網絡組建、預防及調解手段等。比如，在機構設置方面，一個縱橫交織的網絡得以形成，成立“綜合治理工作委員會”，負責協調各部門的工作，下設窗口、調解委、信訪辦、維權辦、司法所、警務室等機構。群眾有矛盾糾紛找到這里，先由窗口接待，窗口按矛盾糾紛的性質進行分解，發放到各相應的調解部門處理。而村、組、企業，則設綜治工作組，負責治安、調解工作，村的綜治工作組下面還有一些延伸的隊伍，諸如調解辦公室、村護村隊、治保會、平安志愿者以及夜間巡防隊等。同時設立義務矛盾糾紛、信訪信息員，負責收集矛盾糾紛、信訪的苗頭，以及不穩定的因素，以便在第一時間組織人員介入，穩定事態發展。

　　從最初的“楓橋經驗”到新時期的“新楓橋經驗”，工作具體形式不斷創新和發展，但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基本工作原則沒有改變。從“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到“組織建設走在工作前，預測工作走在預防前，預防工作走在調解前，調解工作走在激化前”，“預警在先，苗頭問題早消化;教育在先，重點對象早轉化;控制在先，敏感時期早防范;調解在先，矛盾糾紛早處理”，其實都是在群眾路線基本方針指引下與時俱進的成果。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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