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今天頭版頭條介紹50年前浙江諸暨“楓橋經驗”。《人民日報》稱，50年前，楓橋鎮干部群眾在社會主義教育中創造的“依靠和發動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的做法，得到了毛澤東同志肯定。今天，在社會轉型矛盾多發的新形勢下，“楓橋經驗”仍然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

　　今天，中央政法委、中央綜治委和浙江省委將聯合召開紀念毛澤東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新京報》為此刊發題為“‘楓橋經驗’再升溫：有矛盾在當地解決”的報道，從多方位解釋“楓橋經驗”如何被用來化解當地矛盾。浙江日報也專門刊文，詳細介紹“楓橋經驗的誕生、發展與創新”(見附文)。

　　繪有“調解”字樣的警車開進諸暨市楓橋鎮郭店村，調解員現場調解

　　以下為《人民日報》報道全文：

　　編者按：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深入開展之際，充滿時代內涵、煥發蓬勃生機的“楓橋經驗”，再次吸引了全國政法綜治戰線的黨員干部的目光，他們趕赴楓橋，實地探尋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實招與真經。以此為契機，我們推出“新形勢下如何做好群眾工作”系列述評，就如何創新群眾工作機制和方法，如何從源頭上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提高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與水平，進行了在廣泛調研基礎上的深入思考。敬請關注。

　　50年前，浙江諸暨楓橋鎮干部群眾在社會主義教育中創造的“依靠和發動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的做法，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肯定。從此，“楓橋經驗”走向全國，花開神州。

　　今天，在體制轉軌、社會轉型、利益多元、矛盾凸顯的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主客體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群眾工作對象及其利益訴求更加多樣，許多“單位人”變為“社會人”，群眾“隱私”理念和權利意識增強，一些黨員干部或多或少地存在不愿、不會、不敢做群眾工作的問題。

　　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服務群眾，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看家本領。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繼承和創新群眾工作，為建設平安中國、實現中國夢凝聚強大力量，是擺在全體黨員干部面前的新考卷。

　　老辦法呼喚新理念

　　“也希望有人向我們噓寒問暖，也希望有人了解我們的所思所想。”說這話的，名叫李蘭。她曾是一家國有企業的職工，2003年辭職來到北京，一邊做家政，一邊寫小說。如今，像李蘭一樣的新興職業人群越來越多。

　　網絡在帶給人們便利的同時，也滋生了淫穢色情、語言暴力、網絡詐騙等亂象。面對虛擬空間的現實危害，群眾工作又該有何擔當與作為?

　　隨著群眾“私人空間”意識的增強，“家訪”等行之有效的群眾工作方法遭遇了尷尬。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對“家訪”有個經典描寫：黨支部書記“家訪”陳景潤，看到陳景潤的宿舍沒電燈、沒桌子，立即找來工作人員現場解決。然而，這樣的群眾工作方法，今天很難用得上了。

　　生產和就業方式的改變帶來了群眾結構的改變，經濟基礎的變化帶來了群眾訴求的變化，價值多元帶來了群眾觀念的多樣化。對此，絕大多數黨員干部有著清醒的認識：越是矛盾突出，越是問題復雜，越要做好群眾工作;而要做好群眾工作，就必須轉變觀念，創新工作機制和工作方式。

　　既“面對面”又“鍵對鍵”

　　現代技術手段的普及和信息傳播渠道的便捷，為黨員干部聯系群眾提供了便利條件，為黨的群眾工作開辟了新領地。

　　把網絡空間看成群眾工作的新平臺，政府網站、政務微博、民生微信、民情QQ群等，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黨員干部把“腳板”與“鼠標”、“面對面”交流與“鍵對鍵”溝通有機結合，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積極回應網民的訴求，誠懇接受群眾的批評和監督，以平和的心態與網民交流，做到“拍磚”能接，“灌水”能導，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時代在變，方法要變，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服務群眾的精神實質始終不能變。

　　從重管理到重服務

　　針對少數黨員干部看待群眾的態度變淡，接觸群眾的時間變少等現實，結合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萬名干部進萬村入萬戶”、“百名書記下基層”等活動持續開展。

　　近年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工作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民生優先、服務為先、基層在先”成為現實。順應“流動時代”的新要求，居民小區業委會等社會組織蓬勃發展，釋放出強大活力。

　　以“事要解決”為目標，各級政府著力解決信訪突出問題，干部下訪、視頻接訪、網上信訪應運而生;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三調聯動，醫療糾紛、交通事故等專業調解組織蓬勃發展。

　　從“我說你聽重管理”到“以人為本重服務”，從“唱獨角戲”到“社會協同”，從“打情感牌”到“情法融合”……群眾工作的創新，從源頭上預防和化解了大量社會矛盾，提高了黨員干部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和水平。(杜飛進　溫紅彥　黃慶暢　彭波)

　　(原標題：人民日報介紹“楓橋經驗”：依靠和發動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

　　附：浙江日報：楓橋經驗的誕生、發展與創新

　　原標題：楓橋經驗的誕生、發展與創新

　　楓橋在哪里?

　　在中國的版圖上，楓橋只是一個普通的江南小鎮。但是，作為“楓橋經驗”的發源地，楓橋，一直沒有離開過人們的視線。

　　“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1963年，毛澤東同志在楓橋人創造的這一經驗材料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從此，“楓橋經驗”成為全國政法戰線一面高揚的旗幟，一直引領我國基層社會治理創新。

　　半個世紀后的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力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

　　在催人奮進的新號角吹響之際，回顧“楓橋經驗”的誕生與演進，我們可以發現，它依然是一面必須高舉的鮮明旗幟，一筆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

　　有了這面旗幟，將使我們更加堅定地走好“為了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路線，讓群眾真正成為維護社會穩定、促進平安和諧的中流砥柱。

　　有了這筆財富，將使我們更加有信心按照“一手拿經濟報表、一手拿平安報表”的要求，腳踏實地建設“兩富”浙江，同心協力共筑中國夢。

　　誕生記—— 可貴探索 寶貴經驗

　　楓橋經驗，起源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改造“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分子)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中央決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但許多地方在具體推行過程中，依然是定指標、“關一批”、“判一批”、“殺一批”的做法。

　　1963年6月19日，浙江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的精神，派省委書記處書記兼宣傳部長林乎加率領的省委工作隊到諸暨縣楓橋區，會同諸暨縣委在楓橋區7個公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

　　試點一開始，當地一些干部和群眾積極分子也提出了不少過激要求。針對這一情況，省委工作隊發動楓橋群眾開展“武斗好還是文斗好”的大討論，廣大干部和群眾形成“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敵人，擦亮社員眼睛”的一致看法。

　　試點的西疇大隊有一個原有1400多畝地的大地主，土改后一直拒絕參加勞動，留戀過去不勞而獲的地主生活，把現在自己居住的十多平方米房子比喻為僅容納一個膝蓋，還寫了一本署名“容膝齋”的反動詩抄。先后斗了他20多次，都沒有制服，群眾稱他為“橡皮碉堡”。這次運動試點中，群眾同他進行充分說理，其他四類分子也揭發他在家偷偷寫反動詩。這個被稱作“橡皮碉堡”的地主分子，終于交待了制造謠言、記變天賬、寫反動詩等事實。群眾高興地說：“說理斗爭真是好，橡皮碉堡攻破了!”他自己也說：“這次評審，對我很有助益，我服了。”

　　試點中，7個公社有67名四類分子被列為重點對象，斗爭會上干部、群眾堅持擺事實、講道理，不打不罵，并且允許斗爭對象申辯，結果沒有捕一個人，就把全部四類分子說服了。

　　隨后，浙江省公安廳將楓橋區社教運動中創造的“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經驗，報告公安部。

　　1963年10月下旬，當時的公安部領導謝富治向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同志口頭匯報了這一做法。

　　毛澤東同志對楓橋“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采取說理斗爭的方式教育說服“四類分子”的做法很感興趣，當即指出：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

　　遵照毛澤東同志指示，1963年11月，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廳蹲點研究和討論總結，最終形成以浙江省委工作隊和諸暨縣委署名的《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

　　同年11月20日，毛澤東同志在公安部起草的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作“依靠廣大群眾，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反動勢力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為新人”的發言稿上批示：“此件看過，很好。講過后，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發到縣一級黨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字前面寫幾句介紹的話，作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應提到諸暨的例子，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

　　11月22日，毛澤東同志在和當時的公安部領導汪東興談話時說，公安部日常的具體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是如何做群眾工作，教育群眾，組織群眾，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從諸暨的經驗看，群眾起來之后，做得并不比你們差，并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眾。

　　至此，楓橋經驗宣告正式誕生。

　　演進史—— 風雨嬗變 歷久彌新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楓橋經驗主要是改造“四類分子”的經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楓橋經驗主要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經驗。

　　1964年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中央關于依靠群眾力量，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時轉發《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同年2月，第13次全國公安會議提出在全國推廣“楓橋經驗”。此后，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習、推廣“楓橋經驗”的高潮在全國形成。

　　1971年

　　文革期間，楓橋經驗受到沖擊并一度中斷。1971年春的第15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周恩來總理親自到會講話。會議以紀要的形式由中共中央轉發，再次肯定“楓橋經驗”是依靠群眾專政的好典型。

　　1973年

　　1973年，公安部派人到楓橋蹲點半年，形成《“楓橋經驗”在前進》調查報告，以及《對一般流竄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等8個典型材料。

　　1977年

　　1977年10月6日，公安部組成聯合調查組，在楓橋蹲點調查長達14個月，調查總結出普及楓橋經驗的6條標準：教育改造有違法犯罪行為的人，成效顯著;發案少，治安好，鞏固了集體經濟，促進了生產;等。

　　1979年

　　楓橋區干部群眾在全國率先給改造好的“四類分子”全部摘帽，為全國開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得到當時的公安部部長首肯。1979年2月5日，《人民日報》就此發表《摘掉一頂帽，調動幾代人》長篇通訊，全面介紹楓橋區給“四類分子”摘帽的經驗。

　　1980年至1990年

　　上世紀80年代，楓橋區率先提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口號，并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形成“打、防、教、管”融于一體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新經驗。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員會向全國推廣“楓橋經驗”。

　　1991年

　　199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提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針，是解決我國社會治安問題的根本出路。”1991年3月21日，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成立。

　　半個世紀過去，有多少紅極一時的典型、樣板，在歲月的滌蕩下銷聲匿跡。

　　“楓橋經驗”，卻一直與時俱進，在新時期展示出越來越強大的生命力，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時代價值。

　　薪火綿延的奧秘在哪?

　　在于，“楓橋經驗”不管處于哪個年代，“為了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這一根本始終沒變，“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這一目標始終沒變。

　　在于，浙江省歷屆黨委、政府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進程中，堅持不懈地拓展和豐富“楓橋經驗”的時代內涵，使其始終呈現鮮明的自身特色和時代特點，不斷煥發新的活力。

　　于是，我們看到，“楓橋經驗”的工作理念在逐步發展——

　　從“黨政動手，依靠群眾，立足預防，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促進發展”，到“靠富裕群眾減少矛盾，靠組織群眾預防矛盾，靠服務群眾化解矛盾”……

　　我們看到，新時期“楓橋經驗”的工作方法在不斷改進——

　　從“組織建設走在工作前，預測工作走在預防前，預防工作走在調解前，調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到“預警在先、矛盾問題早消化;教育在先、重點對象早轉化;控制在先，敏感時期早防范;工作在先，矛盾糾紛早處理”的“四先四早”工作機制，再到“治安聯防、矛盾聯調、問題聯治、事件聯處、平安聯創”的“五聯”社會管理模式……

　　我們看到，新時期“楓橋經驗”的創新做法在遍地開花——

　　從浦江的領導下訪，到普陀的“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從溫嶺的民主懇談，到武義的村務監督;從余杭的綜治中心到金華的應急聯動;從慈溪的和諧促進會，到江東的鄰里中心……

　　正如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浙江調研時指出，“楓橋經驗”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廣、不斷創新。

　　面對紛繁復雜的新形勢、新任務，我們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創新和發展“楓橋經驗”，不斷賦予“楓橋經驗”新的時代內涵，不斷形成新的實踐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論成果，使這個老傳統歷久彌新，讓這棵常青樹更添活力。

　　十大創新做法

　　民主懇談聚人心

　　溫嶺民主懇談會的雛形，是1999年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教育論壇”，其創意在于變“干部對群眾的說教”為“干部與群眾的對話”，是探索構建社會公眾廣泛參與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基層地方治理新模式。目前已在全省推廣，并于2004年獲得第二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

　　領導下訪解民憂

　　2003年9月18日，時任省委書記習近平率部分省領導和省直15個部門負責人到浦江縣下訪，開了全國省級領導干部下訪的先河。如今，領導下訪這一做法，不僅成了全省各級領導干部一以貫之的自覺行動，也已在全國推開。

　　綜治中心促穩定

　　2004年初，全國首家鄉鎮綜治中心在杭州市余杭區喬司鎮成立。中心集綜治辦、信訪辦、司法所、巡防隊、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等部門于一體。這是新形勢下如何做好社會穩定工作的一項創新做法。目前，全省所有鄉鎮(街道)均已建立綜治中心。

　　村務監督更陽光

　　2004年6月，武義縣率先開展村務監督委員會試點工作，在后陳村建立了全國第一個村級民主監督組織，由群眾選舉產生村務監督委員會，在村黨支部的領導下，實行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的村務監督特別是村級財務監督。目前，全省所有行政村都建立了村務監督委員會。

　　老鄉警察管老鄉

　　2004年8月，諸暨市公安局與江西省遵義縣等地公安局協商，遵義縣先后派出4名民警，與店口派出所建立本地民警和外來民警共同組成的外來人口管理警務組。“外警協管外口”模式，是我省外來人口管理的大膽探索和制度創新。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長周永康先后3次批示，要求在全國推廣。

　　法律服務一體化

　　2009年開始，省司法廳在國內率先建立公益、專業、便民的司法行政法律服務中心，為群眾提供窗口化一站式服務，并大力開展“法律服務進社區(村)”活動。目前，所有縣(市、區)均已建立法律服務中心，基本實現村居都有法律顧問，唱響了城鄉公共法律服務一體化的浙江“好聲音”。這一做法，已推向全國。

　　應急聯動保民安

　　2008年，金華市在國內率先成立應急聯動指揮中心，將原公安110、消防119、交警122、衛生120、工商12315、城管96310、供電95598等多個部門的報警接處平臺合并為新的110，構建了以應急聯動指揮中心為中樞、以政府各部門為骨干的應急大聯動工作體系。此舉在全省推廣，曾獲得全國管理科學創新獎。

　　鄰里中心激活力

　　2008年開始，寧波市江東區開始探索建立社區鄰里中心。有了鄰里中心后，不僅很多處于休眠狀態的社會組織活躍起來，還孵化出更多居民急需的社會組織。目前，江東58個城市社區都設有鄰里中心。這一做法已在全省推開，并獲得去年的“中國社會創新獎”。

　　網格管理強服務

　　2007年，“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社會管理服務新模式在舟山市普陀區桃花鎮誕生，全鎮被分成32個管理服務網格，所有居民被納入單元網格中，每個網格配備一支服務團隊，團隊里有鄉鎮干部、社工、民警、教師、醫生等。目前，已在全省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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