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學校形塑人的靈魂，醫院醫治人的身體，警察醫治社會的肌體……人們設立公共機構目的在于為社會的良好運轉提供專業的公共服務，這些公共機構需要大批的公務員、教師、醫生等角色來作為公共服務的直接提供者。在大眾的期待中，公共服務人員應當積極地提供服務產品，然而，最近幾年在基層社會卻出現了公共機構服務人員消極行政、消極服務，社會“醫生”病倒并發生了社會護理危機。

　　作為一個后發國家，中國高速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就是要國內社會秩序良好。然而，稅費改革以來，基層治權弱化，民眾權利話語興起，輔之以輿論媒體和新自由主義思潮渲染和傳播，儼然一個民權時代的來臨。在基層，鄉村組織虛弱、治權弱化，中央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隔層越來越少，農民有事情盡量往上走，盡量擴大影響，以期獲得高層的關注、問題解決得更快更好更有效。所以，上訪越來越多、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在維穩壓力體制下，各級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采取政績考核上訪、群體事件一票否決制，不僅單位領導升遷無望而且單位部門內所有人工資福利全都受影響。所以，基層政府更多的實行“不出事”的自保邏輯。不做事、少做事、盡量不與農民打交道就成為基層政府明哲保身的好辦法。同樣，近幾年來頻繁發生的醫患糾紛及政府處理方式也使得各級衛生機構的醫生們膽戰心驚，躲避風險成為從醫的首要原則。下面以作者的鄉村調研材料為例，展現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這些公共服務部門如何以及為什么消極作為。

　　醫療機構的自保

　　2012年3月份，林鎮村民溫林玉在村衛生室接受注射之后意外身亡，溫某的家屬近百人圍堵林鎮衛生院大門停尸鬧喪，經過縣鄉各級政府機關調解三天三夜終于以賠償48萬元了結。由于溫林玉在事故前幾天曾在村衛生室接受過兩次注射，都沒有發生任何反應，54歲的村醫楊大民行醫二三十年，憑經驗認為不做皮試應該沒有關系，就直接為溫林玉做了注射。在藥物注射之后，溫林玉出現不適反應時，楊大民趕緊給予及時的救護。不曾料想，13歲的溫林玉竟然去世了，行醫幾十年的村醫楊大民也是“晚節不保”，接著就發生了林鎮衛生院的群體事件，這一事件給基層衛生院的醫生很大震動。

　　根據林鎮司法所調解材料顯示，2010至2012年三年來，鎮衛生院每年都有1—3起醫患糾紛。在基層醫生們中間流傳著一句話：老百姓“小病拖，大病捱，快死了就往醫院抬”。

　　林鎮衛生院醫患糾紛傳播很快，一方面，更多的人學會了鬧的方式解決問題;另一方面，附

　　近地區的鄉村衛生院、衛生室對于疑難雜癥患者和老少患者能推就推，絕不冒險。結果出現老人、兒童這些最需要關懷和幫助的人看病治療難的局面。這便是醫鬧的回聲。對于醫生，碰見一件醫療事故一輩子就完了，這無形中造成了醫生的巨大心理壓力甚至是“膽戰心驚”，一方面要治病救人行使白衣天使的職責，一方面又要養家糊口積極營業，同時還要防止任何一起可能影響自己一輩子的醫療事故，所以自保才是醫生最明智的無奈選擇。

　　行政機關的自保

　　民警執法中存在同樣的行為邏輯。林鎮派出所民警馮小兵因為強制帶離破壞公路的劉小波，反被劉小波以其“打人”、不文明執法為由多次上訪到市、區公安部門。為了息訪，派出所所長帶著馮小兵登門向劉小波道歉。民警對此意見很大，但派出所歸政府部門管理，必須按照政府的指示辦事，政府怕群眾上訪影響自己的政績，不得不委屈派出所民警構建和諧社會。

　　因此，不僅派出所做工作錄像，就連國土所也運用了這個技術。據沙河鎮國土所所長講，2012年土地整治在沙河鎮進行，土地整治中包括土地推平、水利改造等各項措施，周家灣與劉家灣為兩個相鄰的自然村(組)同屬于十里鋪行政村，周家村居于水利的上游劉家村居于下游，在是否做水利渠道方面兩個村莊發生了分歧。為了協調水利設施建設，國土所做了多次工作，充分尊重群眾意見，而且每次開群眾會都要錄音錄像，最后要求所有群眾簽字表決。國土所所長無奈的說：尊重群眾意見結果成了這樣，不尊重也不行，我們搞了錄音錄像還有簽字，可以為自己開脫責任，以免將來做替罪羊。

　　自保社會的興起

　　人們為了抵御風險而設置公共服務機構來護理社會，然而，如上所分析，由于社會惡習的傳染與公共服務機構抗擊能力衰弱，公共服務機構的人員為了自保從而出現嚴重消極怠工現象，造成了整個社會的運作成本大大增加。本文中的醫鬧與政府的自保取向互為因果、相互加強，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基層政府無原則地處理治理問題，正向激勵了群體沖突，反向激勵了公共服務。基層治權弱化使得鄉村干部為主體的基層矛盾糾紛化解機制逐漸弱化，人民政府為人民的政治承諾與權力有限而責任無限的基層政府形成悖論。群眾法治權利話語的興起更是基層民權運動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上訪成為一種合法的傾訴方式，也造成了嚴重的體制性矛盾——中央與地方之間、上下級機關之間、同級部門之間的沖突。為了使問題得到解決，群眾的生存策略和經驗使得他們選擇成本最小、效果最好的方式——“鬧”。“自保”的基層政府因為“怕出事”不得不迅速介入調解，法律被冷落一旁，由于無原則的處理方式使得敢于“以鬧求解”的社區精英嘗到了甜頭，“以鬧求解”的方式在基層社會不斷傳染與被模仿積蓄著更大的失序力量。

　　社會轉型時期，當法律還未能提供足夠的安全保障與合理預期，這個到處都有風險的社會使得每個人(組織)都選擇自保的生存策略。那么，誰來保衛社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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