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的反人道行徑：被人為制造的藏族孤兒

　　李盛明

　　今年年初，瑞士導演烏里•梅爾拍攝的一部名為《提比和他的母親們》的紀錄片在瑞士德語區公映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影片講述了一個叫提比的藏族男子在瑞士被收養了近40年后回到印度尋親的故事。故事因為真實而格外觸動人心，一個被瑞士家庭收養的藏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苦痛完全是被人為制造的。這不得不讓人深思，誰該為這場被人道主義理想和政治所裹挾的鬧劇負責?

　　提比是于1963年7歲時作為“孤兒”被一個瑞士家庭收養的。雖然有養父母的悉心照顧和瑞士優越的生活條件，但是背井離鄉的愁苦成為了他心中不能彌合的傷痕。其實，這個真實故事的硬傷在于，它開始于一個錯誤和謊言——提比并不是孤兒，卻被人為地制造、遴選成為了藏族孤兒。在糾結中成長的提比在成年后曾回過一次印度尋親，但已經在瑞士生活了多年的他那時就發現，他早就已經從心理層面失去了自己的親生父母，因為巨大的文化差異，他們無法交流思想，不能理解對方的喜怒哀樂。他的那些血肉至親最終被鑲嵌在了他永遠回不去的故土之上。在將近40年之后，提比和他的瑞士家庭一起再一次踏上了回印度尋親之路，影片就是這一過程的記錄。

　　9月11日，瑞士德語區影響力最大的《新蘇黎士報》專門撰文針對紀錄片提及的藏族孤兒問題進行了揭露，文章標題是《“藏孤”不孤——一份瑞士商人與達賴私下達成的收養協議引發質疑》。同時，該報還發表了“達賴的道歉極為重要——對紀錄片《提比和他的母親們》導演烏里•梅爾的專訪”。一石激起千層浪。

　　謊言的開場

　　其實，提比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據《新蘇黎士報》報道，像提比這樣當年被瑞士人收養的藏族“孤兒”共有200名，盡管他們中的大部分父母都還健在，這些藏族兒童還是根據一份私人協議被當作“孤兒”收養了。提比作為一個極端的案例，甚至是在未經其生母同意及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人搶走的。事實上，這200名被寄養到瑞士的藏族“孤兒”中，只有19人是真正的孤兒，其余的至少仍有單親，有的甚至父母雙全。而披露出這一重要真實信息的正是促成此事的瑞士商人查爾斯•埃西曼。

　　據報道，埃西曼是瑞士奧爾滕州的商人，他曾擔任阿特爾電力公司負責人長達30余年。自1960年起，經達賴同意，他先后認領過3名西藏孤兒。后來，基于在電力公司積累的廣泛人脈，他向達賴允諾，會幫助200名西藏孤兒寄養到瑞士家庭以及位于特羅根州的佩斯塔洛茲兒童村。其實，埃西曼是一個熱心人，他為了自己的人道主義理想，先后約談了近300對父母，就是為了審查領養藏族“孤兒”的家庭資質。他為了私人的領養行動盡心傾力，花了不少時間與瑞士聯邦政府和媒體互動交涉。

　　影片導演烏里•梅爾在接受《新蘇黎士報》采訪時說：“在影片攝制過程中，我的荒謬感越來越強。當年，提比是在父母不知情，也就是沒有得到他們許可的狀況下被帶到瑞士的。”導演梅爾在接受《新蘇黎士報》采訪中說，從達賴和埃西曼的通信中可以看出，達賴的愿望是讓這些孩子按照西方的標準接受教育，成為精英，而后回到西藏流亡政府中服務。這位西藏精神領袖在信中沒有談及與親生父母骨肉分離可能造成的心理不適。相反，卻多次提及“兒童交易”。對此，導演梅爾曾試圖采訪達賴，并向駐日內瓦的西藏流亡政府辦事處提出申請。不過，他說并沒有收到任何回復。

　　埃西曼兒童的悲慘命運

　　導演梅爾在報道中稱：“其實影片主人公提比的命運在所有的悲劇中算是比較幸運的。當然，肯定也有一些寄養兒童的結局不錯。但是，通過影片的拍攝，我也了解到太多悲慘的故事。有些人到了中年，仍然無法適應自童年時代起發生的命運轉變”。

　　值得關注的是，根據蘇黎士大學1982年的一項調查研究表明，在瑞士長大成人的西藏人中，唯有埃西曼兒童出現過自殺現象。這不難理解。商人埃西曼地個人愿望是收養流亡兒童，達賴的意圖則是通過輸送這些“孤兒”來培養未來的反華“精英”。但是，有沒有人考慮過“孤兒”的感受?似乎所有的人都能在這出鬧劇里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并洋洋自得，唯獨”孤兒“的感受被忽略了。這也是為何最終大家都沒有滿意的原因。

　　從情感上，與親人的分離注定是反人性和不人道的，這無需證明。從結局上看，所有的200名藏族“孤兒”，最后沒有一個按照當初的設想返回家鄉，加入分裂運動。報道中強調，約90%的埃西曼兒童在抵瑞幾年之后就忘掉了藏語，僅憑這點就加深了他們日后與親生父母交流的困難。而西藏文化的傳承在這里也就無從說起。在瑞士西藏流亡社區內部，這些埃西曼兒童也愈發成為邊緣人。與那些以家庭為單位安置在佩斯塔洛茲兒童村或其他正規的難民相比，他們因無法講或只會說幾句藏語而經常遭到周圍人的嘲笑。

　　瑞士學者的評論

　　光明日報記者就此專門采訪了瑞士洛桑大學的研究員奧托•科布，他說，藏族“孤兒”的收養計劃當時可能是為了培養未來藏族的“精英”，不過這一計劃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這些藏族孩子不得不與至親分離，而且許多是在沒有得到親屬同意的情況下就被帶走。很明顯，這些藏族“孤兒”在一定程度上被瑞士文化所同化，而他們的瑞士家長們，自然沒有傳承西藏文化的能力。在這種前提條件下，那些西藏“孤兒”們自然不會有意愿按計劃回去。

　　科布說，這些藏族孩子來瑞士時年齡尚小，很快就忘記藏語是不可避免的，這也讓他們與本身在瑞士的藏人社區難以溝通。小小的心靈，要跨越西藏和瑞士兩種文化間的巨大鴻溝，他們實際上承擔了不可能完成的希望。達賴自然不可能預見到這些困難。其實，不少藏人在印度生活悲慘，有些甚至被派去一線替印度參戰，比如提比的父親。而像提比的母親，則在做筑路的苦力。這樣一來，他們根本無法照顧孩子，所以才把孩子都放在了流亡政府的幼兒園。這本身是基于信仰和信任。當然，現在這些藏族“孤兒”的父母們可能已經不在了，或是因為各種原因不知所蹤。科布強調，很不幸的是這明顯只是一系列西方妄圖“幫助”西藏的失敗案例之一。其實，不少西方的做法正起到相反的作用。西方的研究人員應該把這一事件作為一個好的契機，好好反思這么多年來，西方在西藏問題上所起到的作用，而不是始終固執地抱著舊有觀念來看待問題。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0月17日《光明日報》)

　　鏈接一：瑞士紀錄片披露“藏族孤兒”

　　據新華社日內瓦10月16日電據瑞士《新蘇黎世報》近期披露，上世紀60年代，十四世達賴喇嘛與瑞士商人勾結，強行將近200名藏族兒童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稱其為“孤兒”，安排瑞士家庭領養，釀成多起人間悲劇。瑞士導演烏里•梅爾拍攝的紀錄片《提比和他的母親們》揭開了這段現代史上達賴曾扮演過重要角色的“黑幕”。

　　1959年，達賴從西藏出逃，數萬藏人追隨其抵達尼泊爾，并進入印度北部。達賴出于“藏獨”的政治目的，與瑞士商人查爾斯•埃西曼相勾結，制造了“藏族孤兒”事件。

　　埃西曼曾擔任過阿特爾電力公司要職長達30余年。自1960年起，經達賴同意，他先后領養過3名西藏兒童。作為報答，人脈廣闊的埃西曼向達賴允諾，幫助200名西藏兒童寄養到瑞士家庭以及位于特羅根州的佩斯塔洛茲兒童村。后來，他在一份報告中透露，這批孩子中其實只有19人是真正的孤兒，其余的至少擁有單親，有的甚至父母雙全。

　　紀錄片《提比和他的母親們》于今年年初上映，該片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現了一位曾經的藏族孤兒，現為瑞士社會教育工作者，57歲的主人公提比•倫珠次仁的命運。1963年，提比在未經其生母同意及不知情的狀態下被人搶走，等他再次見到母親時，業已成年。

　　為拍攝這部紀錄片，梅爾查閱了大量資料(均收錄于該片DVD加長版的附屬材料中)，清晰地反映出當年兩名當事人考量的不同：埃西曼個人極想收養一名難民兒童，達賴的意圖則是通過輸送這些兒童培養未來精英。

　　達賴原本計劃，讓這批孤兒長大成為工程師、建筑師、醫生和教師，然后返回印度，效力于“流亡政府”。但是，200名兒童中無一人返回。骨肉分離帶來的心靈創傷至今尚未愈合。

　　1959年8月，埃西曼在報紙上看到一篇報道，內容是達賴請求美國及其他國家，為數千名“未來將成為其民族領導者”的年輕藏人提供教育機會。這篇報道點燃了埃西曼與達賴接洽的熱情。

　　1960年8月達賴的兄弟在瑞士日內瓦聯合國總部逗留期間，埃西曼即通過他介紹了首名西藏兒童。兩個月后，按照與達賴的約定，一些所謂的西藏“孤兒”抵達瑞士。正如導演梅爾在紀錄片DVD加長版的附冊中記述的那樣：人們很快就明白了，這些“孤兒”往往來自有權有勢的貴族家庭，且大多數人的父母依然健在。此后，在埃西曼通過媒體呼吁下，近300戶瑞士家庭提出領養西藏難民兒童申請。1961年至1964年間，共有近200名兒童分批抵達瑞士。其中，約40人被安置在特羅根州的佩斯塔洛茲兒童村，158人被經埃西曼挑選的瑞士家庭領養。

　　盡管埃西曼憑借自己在電力行業的地位與瑞士聯邦政府關系緊密，但他的私人領養行動起初并未得到許可。直到1961年9月中旬，首批藏童抵瑞后，埃西曼才與瑞士聯邦警察部門展開決定性磋商。梅爾在聯邦檔案館查到的一份筆錄顯示，警察部門當時對該項目十分質疑。警方負責人在筆錄中曾注明，埃西曼及其周圍人其實都明白，這群兒童今后返回亞洲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許多藏族難民兒童長大后不愿與自己的親生父母相認，強烈的被拋棄感給他們的心靈造成了永久的創傷。約90%的“埃西曼兒童”在抵瑞幾年后忘掉了藏語。僅憑這點就加深了他們日后與親生父母交流的困難。在瑞士西藏流亡社區內部，這批“埃西曼兒童”也愈發成為邊緣人。與那些以家庭為單位安置在佩斯塔洛茲兒童村或其他正規的難民相比，他們因無法講或只能說幾句藏語而經常遭到周圍人的嘲笑。

　　(《環球視野》摘自2013年10月17日《北京日報》)

　　鏈接二：“被孤兒”事件：達賴集團豈止是“道德荒謬”

　　吳黎明 丁宜

　　一直以來，達賴集團給自己披上“和平主義”“慈善”等能迷惑西方世界的偽裝，但最近歐洲媒體披露的“被孤兒”事件則徹底揭開了達賴集團冷酷、偽善的真面目。

　　瑞士《新蘇黎世報》近期報道，上世紀60年代，達賴集團出于政治目的，強行拆散藏人家庭，假造“藏族孤兒”讓瑞士家庭領養，制造了令人發指的“被孤兒”事件。瑞士導演烏里•梅爾拍攝的紀錄片《提比和他的母親們》通過一個個親歷者的口述，敘述了100多名“藏族孤兒”的不幸遭遇。

　　“被孤兒”事件雖已過去半個世紀，如今聽來依然令人不寒而栗。真相雖浮出水面，人間慘劇業已釀成。所謂“覆水難收”，事件給那些“藏族孤兒”、給其家庭帶來的精神痛苦沒有盡頭。

　　毫無疑問，如此“領養”嚴重踐踏兒童權利，公然違背人倫道德，難怪瑞士《新蘇黎世報》稱之為“道德荒謬”。

　　但這豈止是“道德荒謬”!如此“領養”是人性泯滅，是喪盡天良!這在任何法治國家都是罪大惡極、不可饒恕的行為。

　　達賴集團為何這么做?這其中實際上隱藏了其精心策劃的政治交易。梅爾查閱大量資料發現，瑞士商人查爾斯•埃西曼的個人愿望是要收養流亡兒童，達賴集團的意圖則是通過輸送這些假孤兒“培養未來的民族精英”。從十四世達賴喇嘛本人與埃西曼的通信可以看出：達賴對骨肉分離毫無悲憫，而是多次提及“兒童交易”。換言之，領養是幌子，為“流亡政府”培養后備精英力量才是其真正目的。

　　達賴集團如何能做到呢?那就是操縱媒體，顛倒黑白。為掩蓋其罪惡之舉，為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達賴集團利用媒體大做文章，為這骯臟的行為披上領養的“慈善”畫皮，誤導瑞士公眾。制造“藏族孤兒”本已骯臟下作，卻還要故作圣人，披著真善美的畫皮，令人作嘔。

　　善良的人們萬萬沒有想到，一個個活生生的藏族兒童，一個個盡享天倫的家庭，在他們眼里竟只是政治工具和棋子，可以肆意讓骨肉分離。然熟悉達賴集團歷史的人深知，達賴集團屢屢欺世盜名，“被孤兒”事件絕不是孤例。

　　“被孤兒”帶來的惡果早已顯現，不可逆轉。據媒體報道，一方面這些“藏族孤兒”們忘記母語，難與生身父母溝通，不少人或放棄與父母相認;另一方面他們又沒能克服文化隔閡，無法融入當地社會。于是，往日的“藏族孤兒”淪為雙重“邊緣人”。這些人吸毒者有之，自殺者亦有之。

　　讓人憤慨的是，對于半個世紀前的悖天逆行，達賴集團至今裝聾作啞，毫無悔意。瑞士媒體一直呼吁達賴集團道歉。雖然道歉不能彌補“藏族孤兒”及其家庭的創傷，但達賴集團至今連起碼的姿態都沒有。況且，人的童年只有一次，一旦被毀，將是永久創傷。事已至此，再怎么道歉也無法救贖其對眾多“藏族孤兒”造成的巨大精神傷害。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被孤兒”事件是達賴集團對自己的藏胞犯下的不可饒恕的惡行，遠非“道德荒謬”能蔽之。達賴集團必須給世界，給藏胞一個交代。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86期，摘自2013年10月17日《北京日報》)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