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大戰爭

2008年01月25日  《招商周刊》

　　戰爭已經爆發？

　　首席記者  孫玉敏

　　美元貶值，美國人為什么不急？

　　美元貶值，美國人為什么不急？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要弄清楚這個，需要從一個叫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開始。

　　簡單來說，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是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通過一個固定的比價與美元掛鉤，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

　　在這一體系下，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匯率幾乎是高度穩定的，各國貿易和財政不存在嚴重失衡的問題，因為金融赤字的國家勢必流走真正的國家財富。

　　這一體系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它以一國貨幣(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資產，所以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因為只有美國長期貿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而長期的貿易逆差必然會影響人們對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機。

　　20世紀50年代后期，這種危機開始爆發。隨著美國經濟競爭力逐漸削弱，全球性“美元過剩”出現。各國紛紛拋出美元兌換黃金，美國黃金開始大量外流。1971年，美國的黃金儲備再也支撐不住，尼克松政府被迫于這年8月宣布放棄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兌換黃金的美元“金本位制”。這使黃金正式退出了貨幣體系。

　　最近的一本暢銷書《貨幣戰爭》認為，這正是國際銀行家們樂于看到的。因為在黃金間接本位的布雷頓體系下，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誠實和刻苦地工作來積累財富，嚴重的赤字根本無處藏身，他們手中的“貨幣發行權”也就無法成為巧妙掠奪世界各國人民財富的工具。

　　姑且不論這一說法是否成立。不可否認的是，在掙脫了黃金這一緊箍咒(金本位時代，每印刷一定量的紙幣，必須對應一定量的黃金儲備)之后，以美聯儲為首的西方工業國信貸擴張明顯加快，“貨幣發行已達到毫無節制隨心所欲的程度”，到 2006年為止，美國的政府、公司和私人欠債總額已經高達44萬億美元，如果按照5%的最低利息估算，每年僅償還利息就高達 2萬2000億美元。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元貶值表面上看似乎沖擊了美國的經濟，實際上卻讓美國獲益了。因為隨著美元貶值，美國的外債同時也在縮水。

　　美元與石油的“蹺蹺板效應”

　　在一國國內，貨幣發行權的濫用會導致通貨膨脹；在國際貿易中，一國濫用貨幣發行權就會導致本國貨幣被市場拋棄。

　　既然如此，“貨幣發行已達到毫無節制隨心所欲的程度”的美元為什么沒有被拋棄？有專家分析說，這其中存在一個例外，那就是濫發的貨幣是世界基準貨幣，無法被使用者所淘汰。

　　按說，布雷頓體系解體之后，美元已不再是世界基準貨幣，它是如何讓各國無法淘汰它的？這就需要被人稱為“黑金”的石油出場了。

　　布雷頓體系解體之后，失去黃金支撐的美元隨之迅速貶值。為了重建世界對美元的信心，美國必須找到一種能有效影響價格的實物。1973年底，石油危機爆發，油價飛漲，這給了美國找到可以替代黃金的硬通貨的機會。到1975年，美國與海灣國家相繼簽訂協議，協議的主要內容只有一個：這些國家只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

　　這樣一來，全世界需要進口石油的國家首先需要持有美元，而油價上漲，進口國就需要持有美元更多，失去黃金支撐的美元又一次找到了依靠。

　　從那以后，“美元與石油”結成了類似“美元與黃金”的參照物關系。通過石油這種全球工業的糧食，美元再一次成為世界基準貨幣。美聯儲也得以繼續大量印刷綠色鈔票而不引起貶值。

　　如今，又到了“油價飛漲”的時候。2008年1月2日，國際原油期貨價格首次突破100美元關口。

　　有人分析，此番油價飛漲，雖然與全球經濟迅速發展，對石油的需求大增有關，但主要的罪魁禍首卻是美元。

　　因為身陷次級貸風波，讓美國經濟衰退的預期愈加強烈，美元幾乎對所有貨幣都出現了迅速的貶值。

　　由于原油價格是以美元計價，所以美元和原油就像是在玩蹺蹺板，一端下沉就會引起另一端高高翹起。由此，美元貶值，油價自然地會出現上漲。

　　豬肉漲價，都是石油惹的禍？

　　由于石油目前是全球工業的糧食，油價上漲必然引起連鎖反應。對于石油進口國而言，這意味著發展成本的不斷增加。

　　為了緩解壓力，各國使出了渾身解數。美國這一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則祭出了“生物能源”的妙招。2005年8月，布什政府推出《新能源法案》。該法案規定：到2022年，美國年產生物能源將達到360億加侖；到2015年，多達一半的新車必須能使用生物油料比例達85%的混合汽油。

　　對此，《三聯生活周刊》這樣分析：布什政府從來對環境問題無動于衷，甫一上任便退出了《京都議定書》，卻在石油價格步步上漲時推出了《新能源法案》，大張旗鼓地鼓勵機器與人類爭奪糧食，用玉米提煉乙醇。這背后一定藏著陰謀，一個借糧食再次掠奪發展中國家財富的陰謀。

　　這一說法無疑有其道理。美國玉米產量占世界總產量40%，出口量占到世界玉米總貿易量70%(世界糧食出口總量的1/4)，在世界糧食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美國已把20%的玉米用于提煉生物能源。這必然減少其玉米年出口量，進而引起國際市場玉米期貨價格的大幅波動。

　　玉米恰恰是家禽家畜飼料的主要原料，其價格上漲不僅會影響其他糧食作物價格，還會對包括牛奶、雞蛋、奶酪、黃油、家禽、豬肉、牛肉、酸奶以及冰淇淋等與玉米緊密相關的食品造成影響。

　　這就是去年以來，中國豬肉等食品價格上漲的深層次原因。

　　食品價格上漲使我們的CPI攀高，進而影響利率預期。正當人民幣升值呼聲高漲的時候，高企的CPI等于幫助西方推高人民幣銀行利率，逼迫人民幣升值。

　　在人民幣繼續升值的預期下，大量海外資金流入，通貨膨脹壓力繼續增大。

　　由此，《三聯生活周刊》認為：一輪類似于當年日本房地產泡沫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氛圍在我國周邊形成。

　　如果事實果真如此，中國該如何打贏這場石油、金融、糧食和住房等多手段并用的殘酷戰爭？

滾燙的石油
2008年01月25日

　　本刊記者 孫婧

　　從2007年11月5日起，在青島市坐出租車又要額外多掏1元錢了。乘客多交的1元錢，換來一張小方片紙，上面寫著“燃油附加費”幾個字。青島市規定，當90號汽油的零售價漲到4.52元至5.52每升時，出租車就可收每客運車次1元的燃油附加費。

　　2006年，中國曾兩次提高成品由價格。為疏導油價波動給出租車行業造成的影響，青島曾于2006年7月第一次加收燃油附加費。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自2005年以來出現的“油荒”。2008年1月2日，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在新年的第一個交易日里首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刷新了去年11月創出的每桶99.29美元的最高紀錄。油價的瘋狂飆升，讓這個新年一開局就有股火藥的焦糊味道。

　　1元錢能解決的問題十分有限。青島的出租車司機都不愿意跑長途了，高峰時間去繁華路段45分鐘打不到一輛的士的事常有。大多數人也逐漸意識到，油價上漲，從荷包里多掏的不僅是1塊錢的燃油費，許多跟石油有著遠親關系的產品都跟著漲價，甚至今冬食用油、糧食的大牛市，都與高漲的油價有著紐帶關系。全世界都在承受著著石油漲價帶來的困難，但這困難對中國而言，來勢尤其兇猛。似乎世界剛剛感受到美國經濟衰退的寒意，中國已經開始頭痛發燒了。

　　“黑金”支撐美元

　　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尼克松政府關閉黃金窗口，失去了黃金支撐的美元一度風雨飄搖，差點被全球投資者拋棄。為了重建世界對美元的信心，美國必須找到另一種能有效影響物價的實物。1973年底，石油危機爆發，油價暴漲，美國在危機中找到了代替黃金的硬通貨——石油。

　　在美國的威逼利誘下，沙特最先與其達成協議，用美元結算石油貿易。到1975年，歐佩克的部長們同意只用美元結算，世界貨幣體系由此正是進入了“石油本位”時代。油價暴漲導致了石油貿易結算對美元需求的暴漲，終于使美元在國際上重新獲得了有力支撐。

　　在此輪石油危機中，石油從每桶3美元漲到了12美元，上漲400%。美國清點著石油美元回流的鈔票，不僅一舉挽回了美元的頹勢，重奪金融戰場主動權，還順道痛剪拉美印尼等國的羊毛，可謂一石三鳥。

　　第一次石油危機如何使中東開戰、歐洲和日本衰退、印度等國幾十年的辛苦積累付之一炬，當年的中國都是坐壁觀戰，躲過了一劫。計劃經濟體制和自給自足的石油供給使中國遠離了石油危機的戰火。直到1993年，石油的戰火燒到中國家門口了。

　　1993年，中國石油進口首次超過出口，中國成了石油純進口國。目前，中國石油消費的對外依存度接近50%，在全球新增的石油需求中，1/3的增量來自中國。因為油價上漲，2005年我國為進口石油多支付了136億美元，相當于前一年GDP總量的0.9%，油價的上漲更讓中國人領教了“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高燒的油價可能讓中國當前物價指數上漲的趨勢繼續維持，對于油價飆升的原因，幾乎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另外一個因素，那就是美元。在各國看來，與其說是石油漲價，不如說是美元貶值。甚至歐佩克都“委屈”地說，現在近100美元的油價其實相當于2001年油價上漲前的47美元。

　　由于原油以美元計算，美元和石油的關系就像是玩蹺蹺板，一端下沉就會引起另一端上升。由美國開始蔓延的次貸危機，讓美國經濟衰退的預期愈加強烈，美元幾乎對所有貨幣都出現了迅速的貶值，美元兌歐元出現了歷史最低水平。因此，原油價格就自然地出現上漲。

　　國內有些激進的研究人員指出，如果沒有石油，美元只是一堆花花綠綠的紙片，早就被被國際市場拋棄了。按照經濟學家樊綱的說法：美元的貶值是“看不到頭的”。一年以來美元指數貶值幅度達到了20%左右，導致了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上漲。然而，無數次在危機中絕地反擊的美國，是真的無力挽救美元頹勢？

　　油價猛漲，中國最受傷　　 

　　多少年來，美國人習慣性的依靠美元在國際貿易中換回的大量國外廉價商品和勞動，維持著高標準的生活。從美元的資金流向看，主要集中在中國、日本等東亞國家和中東諸國。前者提供了更加優質而價格低廉的商品，而后者則提供了石油能源。賣出商品，換回美元，大量的美元被這些國家認真地“儲備”起來。

　　回顧第一次石油危機，西方國家出現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人民儲蓄被大規模洗劫，更倒霉的是發展中國家，幾十年工業化進程積累的財富幾乎被一掃而空，美國卻鞏固了“武林盟主”地位。難道歷史將要重演？

　　表面看來，美元貶值、石油漲價似乎在沖擊著美國經濟。但是美國利用美元作為世界基準貨幣的地位，卻可能幫助美國“禍水東引”，擺脫危機，這其中的奧秘就是“印鈔權”。在一個國家，濫發鈔票就會引起通貨膨脹，被濫發的鈔票亦會被世界市場拋棄。但有一種例外情況，就是被濫發的是世界基準貨幣。

　　美國政府兩年前的負債已達43萬億美元，這相當于每個美國人都背著14.5萬美元債務，美元有序貶值使美國順利的實現了逃債戰略。石油這一全球工業的糧食又是如何支撐著美元有序貶值的呢？

　　東亞國家無一例外的是石油進口國，在東亞、美國和歐佩克的三角關系中，東亞國家向歐佩克多支付的美元，最終以多種形式回流美國，幫助美國實現收支平衡。自從2001年石油價格上漲以來，OPEC國家從原油出口上多斬獲了3萬億美元，在這場石油的戰爭中，東亞是唯一的輸家。

　　對實行自由匯率的國家而言，美元貶值相當于本國貨幣升值，也能抵消石油漲價的壓力。人民幣尚未實現完全的自由兌換，所以人民幣升值對石油漲價的阻隔效應不會明顯。此輪石油漲價，中國可能是受傷最重的國家。一方面，中國辛辛苦苦積攢的外匯儲備面臨貶值風險，另一方面，高油價成為中國無法避免的剛性開支，中國拼命擠壓出口制成品利潤的同時，還要支付更高的能源價格。“辛辛苦苦幾十年，轉眼回到解放前”，這就是石油戰爭對中國財富和資源變相洗劫的最壞后果。

　　人類口糧與工業血液聯動

　　油價居高不下，美國使出更加絕妙的“七傷拳”——《新能源法案》。表面看來，美國主動削減汽油用量，致力于發展生物能源，而《新能源法案》最微妙的地方在于，美國在世界糧貿易中的地位，與歐佩克極為相似，糧食年出口量所占全球份額常年穩定在35%左右，國際糧價的制衡權基本掌握在美國手中。

　　布什政府對環境問題并不熱衷，甫一上任就退出了《京都議定書》，美國汽車的燃油經濟性指標也整整20年沒有調整過。但在石油價格步步推進的2005年，布什政府推出了《新能源法案》，用玉米提煉乙醇代替汽油，大張旗鼓的讓機器與人類爭口糧。

　　用純經濟指標衡量，植物燃料是虧損狀態，但美國政府給與農民補貼，并提出了2017年每年消費350億加侖替代燃料的目標。世界上40%的玉米由美國生產，美國政府卻用了20%來提煉乙醇，世界糧價很難不陷入混亂。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玉米出產國，去年以前除自給外還略有出口，玉米牛市與中國又有什么關系？去年的豬肉漲價使人深刻地理解了一個詞，“替代效應”，由于核心副食豬肉暴漲，能夠代替豬肉的雞蛋、羊肉等需求量猛增，價格跟著水漲船高。中國雖然不需要進口玉米，但在10年前就是大豆純進口國，2007年度大豆進口依存度高達63%。

　　在美國，玉米價格高漲抑制了大豆的種植，去年6月底美國農業部數據出臺，去年美國大豆種植面積為6408萬英畝，遠低于分析師預估，是1995年以來最低水準。玉米與大豆的此消彼漲，為大豆漲價大開綠燈。大豆價格從去年9月的5.4美元/蒲式耳一路漲到11月的11美元/蒲式耳。與此相對應，大連商品交易所的豆油期貨從前年的不到5000元/噸，漲到了前期的將近10000元/噸。

　　德國行業期刊《油世界》指出，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全球豆油產量為3952萬噸，將低于同期的消費量4002萬噸，但中國的進口量仍將繼續增加。在強勁的漲價預期之下，大豆期貨在12月26日再觸高位，大豆、玉米、小麥、白糖、棕櫚油等農產品期貨“手拉手往高走”再次上演。引用聯合國一位官員的觀點：農產品能源化，是對窮人所做的一個復雜的犯罪。

　　領教了《新能源法》的威力，似乎就不難解釋去年入冬以來中國食用油、食品的價格暴漲，食品價格上漲使我們的CPI再創新高。有分析機構預測，未來1至2年，中國老白姓依然要吃高價油。公平地說，中國能夠擁有如此數量的人口，首先是有足夠數量的糧食產量，由于植物一季一熟的特性，某幾年的歉收也容易克服。但在油價暴漲、發展中的中國對能源的依賴遠高于發達國家的背景下，《新能源法》給人類糧食賦予工業屬性，引起的國際糧價混亂，無疑使通脹中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難道不能壟斷某種世界必需品的定價權，發展中國家就只能等著血汗辛苦積累的財富被一掃而空？

　　去年12月相隔很近的兩條新聞引人浮想，中國的“石油反擊戰”已經無聲息地開始了：我國與沙特阿拉伯達成協議，2008年沙特對我國的石油出口量增加到每天72萬桶，相當于我國原油需求量的10%；中國石化與伊朗簽訂20億美元的亞達瓦蘭油田開發合同，亞達瓦藍油田是世界迄今為止最大的未開發油田之一，目前探明原油儲量達180億桶。

　　中國斥資20億美元投資伊朗油田

　　近日，中石油簽署了開發伊朗亞達瓦蘭(Yadavaran)油田的協議，這一協議經過了3年的磋商，旨在為中國提供穩定而安全的石油供給。目前，中國是伊朗亞達瓦蘭油田的唯一合作伙伴和投資商。中國石化擁有油田14.98%的股份，伊朗給與中國石化的補償年期將為4年。

　　亞達瓦蘭油田的開發工程將分兩個期，第一期將在4年內每天生產8.5萬桶石油；第二期將在3年內每天生產額外的10萬桶石油，使總產量達到每天18.5萬桶，油井的總數將達到137個。

　　數字顯示，伊朗是僅次于俄羅斯的世界第二大天然氣儲備國，據中國與伊朗2004年簽訂的初步協議，中國從2009年開始之后的25年內，每年可向伊朗購買1000萬噸液化天然氣。

　　分析人士認為，目前，伊朗因核計劃受到西方各國的壓力，在西方國家對伊朗、蘇丹、緬甸避之不及時，中國卻愿意和這些國家發展友好關系。這項協議標志著中伊長期戰略關系的發展：中國試圖為蓬勃發展的經濟提供燃料，而伊朗則依靠石油收入發展為中東的主導勢力。

錢的戰爭

　　馮侖說，錢是是非地，是是非人的是非物。圍繞著它故事不斷，較量不止。一切問題并非皆因錢生，但又好像一切都與錢相關。 　　
　　本刊記者 張韶天 　　

　　一則有關中國命運的寓言 　　

　　居民馬哈蒂爾找到小區片警格林斯潘報案，說家里東西被偷了，小偷可能是慣犯索羅斯。 　　

　　片警格林斯潘嘿嘿一笑，說：“也不能全怪小偷嘛，應該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誰讓你們家的鎖好撬呢？” 　　

　　居民馬哈蒂爾不滿地說：“那小偷怎么不去偷中國和印度呢？”  　　

　　片警格林斯潘嘆了一口氣，說：“中國和印度的院墻太高了，索羅斯爬進爬出的不方便，要是再摔下來出了人命，不還是我的事嗎？” 　　

　　小偷索羅斯在旁邊聽了之后，冷笑一聲：“在他們的院墻上掏幾個洞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片警格林斯潘趕緊看看四周，小聲說：“已經派保爾森去中國了，聽說2006年底就可以挖開幾個大窟窿。” 　　

　　小偷索羅斯聽了大喜，拿出手機就開始給同伴們發短信，“人傻，錢多，速去中國。” 　　

　　一則并非新近誕生的寓言，寓意是中國即將受到國際銀行家的一場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貨幣戰爭”打擊。 　　

　　2007年，一本新書剛剛上市短短三個月，就引爆了一個社會熱點。《貨幣戰爭》的作者從貨幣博弈論的角度，闡述了一個頗具有震撼力的觀點：一小撮國際銀行家已經將金融槍口對準了中國，圖謀著發動一場重創中國經濟的貨幣戰爭。 　　

　　又是金融大戰！ 　　

　　國際銀行家們發動的金融戰爭，先后在很多國家得手——1990年在日本，1995年在墨西哥，1997年在泰國。應對WTO承諾，中國金融市場全面放開一周年。面對“金融大鱷”那一張張可以想見的血盆大口，面對能力孱弱、國際資本運作經驗不足的中國金融體系，惡狠狠地下手，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的問題。 　　

　　新華社記者用“增速減緩、依然前行”形容當前美國經濟的增長形勢。此消彼長，到口的肥肉不像原先那樣油脂肥厚了。中國又不肯就范完全市場化的匯率政策，在強大的中美貿易逆差面前，潛生的不滿情緒必須找到發泄渠道。 　　

　　于是，面對這個并不好啃的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世界經濟利益既得者打擊中國金融體系，從中逐利的欲圖，無疑是日見鮮明。一場需要中國動用各種經濟手段參與衛道的金融防衛戰，已然在不見硝煙的戰場上拉開架勢。金融安全徹底上升為國家安全的最高境界。 　　

　　究竟是“世界誤讀了中國”還是“中國在誤讀世界”？“和平崛起”與“中國威脅論”的根本分歧源自利益之上的金錢流向，而且情況在變得越來越復雜。 　　

　　的確如宋鴻兵描述的那樣，到處充滿陰謀論的詭異？這個驚天陰謀的可信度暫不探討，但有些觀點還是值得玩味。 　　

　　梅耶.羅斯切爾德的名言是，“只要讓我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宋鴻兵認為，當外資銀行掌控的人民幣信貸總量超過國有商業銀行時，它們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控制中國貨幣發行權的能力，從而間接擁有了重創中國經濟的實力。首先是制造嚴重的中國資產泡沫，以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猛增，造成中國的信貸增發暴漲，引發流動性嚴重過剩。然后，高壓促使人民幣劇烈升值，或產生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從而誘導國際熱錢進入中國進行金融資產投機活動，進一步推高中國的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同時，借中國金融全面開放之機，外資銀行積極開拓中國金融市場，進行全面布局，通過對中國金融機構的參股、控股或收購，逐步滲透中國的金融網絡。然后，當中國經濟泡沫達到頂點時，他們就痛下殺手，實施“遠程非接觸式”的金融核打擊，將手里的人民幣全部兌換成美元，此時國際炒家們將賺取巨額差價，外資和國內資金四散奔逃，中國國家經濟將受致命重創，改革開放20年的積累瞬間灰飛煙滅。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這樣爆發的。 　　

　　一方是有備而來、全面部署、密切協調、志在必得；一方是金融國防意識薄弱，門戶洞開、防線松弛。宋鴻兵的盛世危言指出：“當務之急是明確貨幣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現實性與緊迫性。在金融門戶開放的情況下，必須首先假設外資銀行具有敵意或者說是某種意圖，加緊構筑金融防火墻。同時大幅增加黃金和白銀的戰略儲備，實現財富套現，實行藏金于民的戰略方針，鼓勵民間儲藏黃金白銀作為財富儲蓄手段之一。另外就是要洞察西方的金融戰略企圖，如環保貨幣化的危險趨勢，防止金融創新對中國的巧取豪奪等。”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有著同樣的擔心，亞洲金融危機10年后，現在亞洲經濟形勢非常好，所有東亞經濟體的貨幣都或多或少面臨著升值的壓力，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經濟再一次面臨著類似的挑戰和威脅。歷史不會沿著相同的道路重復，但不排除類似情況的存在。亞洲國家應該提高警惕。如果泡沫經濟確實存在，真正的危險是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后。屆時，如果居民要把部分存款變為美元，如果外國投資者要把利潤全部匯出，如果對沖基金對人民幣發起進攻，盡管我們有大量外匯儲備，亞洲金融危機重演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我們將再次成為投機基金和私募資本的獵物。 　　

　　一輪豬肉漲價引發的調控 　　

　　國內經濟和出口貿易空前紅火，股市、房地產行情連年暴漲，本國企業大批收購海外資產，國人的自信也達到了空前程度，超過美國似乎只是時間長短問題——這是對如今樂觀的中國經濟簡短、形象的描繪。 　　

　　這段情景與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太像了！ 　　

　　日本和中國一樣，都是老老實實努力創造物質財富的典型，對虛無縹緲的金融財富的理念向來持懷疑態度。當年，日本的邏輯很單純，自己生產的高中端產品質優價廉，在市場競爭中幾乎所向披靡，而銀行業當年曾是世界級別的巨無霸，挾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和債權國地位而傲視天下。 　　

　　與中國目前的人民幣升值一樣，針對日本的貨幣戰爭也是從日元升值開始的。從1985年的“廣場協議”簽訂時1美元兌250日元的匯率，在3個月內劇烈貶值到200日元左右，美元貶值高達20%。到1987年1美元貶值到 120日元，日元在短短3年中升值了一倍，這是日本金融業最重要的外在生態環境的巨變，結果已經表明，這樣的生態巨變，足以導致恐龍滅絕。美國的“金融大夫”們早就明白，強迫日元短時間內劇烈升值，必然造成日本經濟出現“金融系統內分泌”嚴重紊亂，終于在1990年1月12日，美國在紐約股票市場利用“日經指數認沽權證”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發動了對日本東京股市的“遠程非接觸式”戰略打擊。日本金融系統的心臟病經受不住這樣的強烈刺激，導致了日本經濟長達17年的偏癱。 　　

　　就在幾個月前，青島市消費者保護協會接到一條投訴。投訴者稱：島城一家著名西餅店在未經提前通知的情況下，“擅自”將3年來定價一直為1.0元的椰蓉面包提價為1.5元，漲幅達50%。后來，這個一度引人發笑的段子在方便面、豬肉、食用油的輪番上漲中，最終變成普通百姓對CPI的不堪承受之重。 　　

　　年關歲末，消息接二連三地蹦出。外匯儲備遠遠突破1萬億美元，CPI談虎色變，創出6.9%的年末新高，存款準備金率成倍上調，央行年內第六次上調存款利息，明顯的通貨膨脹已經逼近。年末中央經級會議之后，實施10年的貨幣政策從“穩健”轉為“從緊”，經濟增長由防止“偏快”轉為防止“過熱”，銀根緊縮全新登場。面對可以預見的美元貶值和國際形勢，宏觀調控大力展示“組合拳”的威力。 　　

　　錢的戰爭一旦開始，反應是連鎖的。尚未達到貼身肉搏的白熱階段，但硝煙四起的備戰狀態，已經開始動搖某些弱質企業的作戰軍心。 　　

　　企業界盛傳一種“準備過冬”的論調，回籠資金的目的，通過降價銷售的舉措，使得近幾年來一直狂飆突進的中國房地產業出現了鮮見的房價漲幅放緩、甚至是回落的跡象。不然還能怎樣？國家經濟風向標已經轉向！如果不能冷靜而理智地正視那些突然增長的龐大的貸款利息，缺乏后續資金支持的高歌猛進無異于慷慨赴死。“要么賣兒賣女，要么變成真正的強者。”地產大亨馮侖預言能夠逃過這輪宏觀調控的房地產企業，三五年后僅占目前的5%。雖然從行業集中的角度，弱肉強食符合自然選擇的生存法則，但是具體到某家企業、某個職員身上，“為宏觀經濟做出貢獻”的解釋，在倒閉、失業者耳中充滿諷刺。 　　

　　一個勝利者所應具備的眼界 　　

　　中國經濟正處于關鍵性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階段，全球化的生存環境迫使中國不得不變。遲來的中國金融大變革在迅速重構金融生態、改變中國經濟的同時，也在改變著每一個親歷者的生活。 　　

　　自2005年中國啟動金融改革以來，國有銀行的股份制改革上市、股權分置的改革、資本充足監管的嚴格實施、匯率和利率的市場化，都已成為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標志事件。有經濟專家聲稱，　  2005年以來金融領域改革的進展，似乎比過去10多年之間的金融改革進展的總和還要大。 　　

　　與金融開放的深度和廣度成正比的是，中國在金融安全領域的隱患日益高筑。其實，不妨“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向金融法規最完善的國家學習。 　　

　　美國的金融開放是以自我保護為前提，以維護國家利益和本國金融安全為條件的強勢的保護性金融開放。即在保持國內市場總體對外開放的前提下，同時依據國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的需要，制定專項法律法規進行約束，以特別設計的管理體系為手段，對外資銀行經營范圍和經營領域進行適度約束，在市場開放的同時實現對特定金融領域的局部性開放。 　　

　　貨幣政策必須既要考慮到中短期利益，更要考慮國際、長期利益，否則對手會利用中國的中短期走勢，逼迫破產。一旦國際各大國都進入減息周期，而只有中國自己加息，那么國際熱錢都來中國，要如何防范？美國政府的做法有力地證明，金融業作為支持現代社會運轉的關鍵產業，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既要開放，也需保護。 　　

　　開放不是抹煞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界限，保護也不能簡單等同于封閉，正確的做法是找到保護與開放之間的平衡點。這場關于錢的戰爭不是要致敵于死，而要跟對手做朋友，立足于自身金融素質的快速提升。尋找到與多方的心理預期相接近的，而且是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點。 　　

　　但，只有在技戰術水平相當的情況下，才有談一談的可能。否則，就正應了魯迅的那句話，倘僅僅是口任人宰割的豬，長那么肥又有什么好處呢？

房市鏖戰
　　本刊記者 孫鳳忠

　　從純經濟學的角度看，房價問題已催生了一種極其危險的“資產配置”方式：住房價值在家庭資產中的比例越來越大，整個家庭資產配置的結構性風險勢必也越來越大；房價問題還壓抑、扭曲著其他投資方式的擴展，比如，有很多人將股市賺到的利得去投資“樓市”，這無異于股市“抽血”推高樓市。而一旦未來股市調整，樓市變成了慌不擇路的資金之“避風港”。

　　這個意義上，“房事”爽與不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其實已成為危害中國投資渠道延展化、健全化的“最大敵人”，是一個危害國家經濟、制造社會不穩定因素的“腫瘤性問題”。它的后果之可怕已被日本及中國臺灣地區所證實，它亦為新加坡、瑞典等國家所高度警惕。

　　目前來看，房市鏖戰，戰得辛苦，而勝敗卻依然無法料定。

　　“猛藥”為何無猛效？

　　早在2003年宏調伊始，先有“國八條”大張旗鼓，后有建設部等七部委聯合出臺的《關于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隆重登場，針對“不規范的房地產市場”打出了一套又一套所謂的“組合拳”。彼時，曾有媒體贊曰：“國家頻下猛藥遏制房價”、“多個亮點溫暖百姓”，云云。

　　然而，“亮點”一閃而過，不足以持久溫暖人心；而包括后來陸續推出的一服服“猛藥”，亦從未產生“猛效”，房產市場頑疾久治不愈，至今依然如故。

　　所以如此，原因當然很多。但一個重要原因或許還在于，政策色彩過于溫和。時任建設部副部長的劉志峰，曾一再強調“旨在穩定房價、并非打壓房價”。“房產新政”的推出，先要考慮對房地產開發商以及俗稱“房販子”的投機炒房者之情緒進行安撫，其功效豈能不先行大打折扣？

　　后來的事實已充分證明，溫和的政策措施，從來就沒有讓房產商與“房販子”緊張過，反倒有恃無恐，愈加狂妄。

　　可以明確的是，投機行為的廣泛存在與不斷強化，始終是房市一應問題的核心與關鍵，而政策的過于溫和與地方政府的縱容，又有意無意地為之推波助瀾。

　　曾有人提出，將地方官的政績與調控房價的成效掛鉤，是使宏調見效的一個辦法。但問題是，以地方官的智商，會寧愿費心勞神調控房價換取些許“政績”，而放棄房價繼續上漲帶來的更具誘惑力的名和利嗎？地方官員的內在動力不足，又怎能奢望調控措施會得到逐一落實？

　　“猛藥”所以不能帶來猛效，說到底，就在于政策的溫和底色不改且左右搖擺、不能一貫而終，就在于諸多體制性的死結始終未解，而房產投機在政治信號敏感期內或許會短暫降溫，之后就受到鼓勵繼而卷土重來。

　　“穩定房價”的悖論

　　有些提法實在太過荒唐，比如有些人一直掛在嘴上的“穩定房價”。

　　依照房地產商與官方的理解，“穩定房價就是房價的上漲幅度保持穩定”。也就是說，在維持房價上漲這一根本事實不變的前提下，只不過是將漲幅稍微限制一下罷了，而不是像公眾“一廂情愿”想的那樣——“房價下跌”。

　　“穩定房價”之意義難道僅限于此？既然有關各方從來都未否認房價過高，難道將房價繼續“穩定”在這個高水平上，并“穩定”上漲，就是房產調控政策的主旨，而且需要反復申明、一再強調？怎么看，這都是悖論。

　　更令人困惑的是，當房產市場形勢不明、房價始終高居不下而百姓卻不識時務地出現觀望情緒的時候，就不斷有高層官員(比如，建設部總經濟師兼住宅與房地產業司司長謝家瑾)出面批判百姓的這種“觀望心態”，甚至諄諄告誡“不要指望房價會下跌”、“房價下跌的條件并不存在”、“房價下跌對百姓沒有好處”。潛臺詞依然是“穩定(房價)壓倒一切”。

　　事實上，所謂“穩定”，只可能是投機者的最大利好——只要房價繼續“穩定”在高水平上且繼續“穩定上漲”而非下跌，其就會有恃無恐，即便被“套牢”，尚可“轉售為租”，安心當房東。投機炒作行為吃了政府給的“定心丸”必然“東山再起”，甚或變本加厲。如此一來，“禁止或打擊炒作”，又怎能不淪為空談？房市調控又怎么可能有實效？

　　另外，要說房價繼續“穩定”在高水平上并“穩定上漲”(無論幅度大小)對百姓有好處，只能說明，其要么是腦袋有恙，要么是別有用心。

　　如此“穩定”，更讓大多數住房夢難圓的民眾，找不到可以容忍的理由。

　　“救市論”的險惡

　　當“有一打無一打”的房市宏觀調控進行到2005年中期的時候，“朝野上下”忽然之間就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自2005年6月1日起才開始實施的七部委“房市新政”，已經促成了該年度1到4月或1到5月的房價漲幅下跌，調控政策起到了“實質性”作用或“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商品房的成交量持續萎縮，房市已然進入“冷冬”。

　　而以全國工商聯住宅產業商會會長聶梅生為代表的業內人士認定：房子之所以賣不出去，是因為老百姓都在“持幣觀望”，而造成“觀望”的根本原因在于，百姓對“穩定房價”政策的“誤解”；因此，是到了“政府出手救市”或“重建市場信心”的時候了。為此，他們還專門擬定了一份主旨為“緩解房產市場頹勢”的萬言書，向國務院有關部門建言。

　　不過，有識之士卻從中嗅到了一股濃濃的搞笑意味。在知名評論人士華無疆看來，一段時間以內，房市的成交量萎縮雖是實情，但造成這一結果的根本原因絕不在于“有著購房自住需求”的普通百姓之“觀望”，而理應在于高企的房價巋然不動、“穩定上漲”。而百姓觀望時是不是“持幣”，不得而知，即便是，面對“高聳入云”的房價，其所持的“幣”并不足夠，恐怕才是根源。

　　經濟學上有一句名言：“只有賣不掉的價格，沒有賣不掉的商品”。由此可以明確，房產市場若果真“進入冷冬”，想來并非調控政策實施的必然結果，而根本還是在于房價離譜到讓人無法承受的地步。倘若將成交量萎縮、房子賣不動的怨恨，發到調控政策身上，對這些政策而言，未免太冤了。

　　話再說回來，成交量的萎縮，可能正說明，房產市場的繁榮單純依靠購房投機需求已不再有效。當其不得不面對市場真實需求時，售賣者報出的價格與購買者愿意并且能夠承受的價格，二者能碰到一起并實現均衡，交易才可能成功，成交量才能上升。而即便“救市”也只能通過這惟一的正途。

　　“救市論”的精心炮制并適時出爐，耐人尋味。某些強勢利益方及其利益代言人的用心之險惡、心思之縝密，著實令人嘆為觀止。

　　“經營城市”的偏離

　　從反思“經營城市”理念的角度上展開論述：在一些地方高官的眼中，“經營城市”一詞實在“太有學問”了。他們所謂的“經營城市”，大都是從“經營土地”開始：先是“土地儲備”，后是“堅持適度從緊的原則，對土地需求留有一定缺口”，再后是“招、拍、掛”，“拉動土地價格合理上升”，繼而“拆房子倒出更多的地皮”——亦即專家所謂的“地方政府慣用手段”——“強力拆遷以拉動房產被動需求”，最后的結果自然有目共睹：房價終于如風箏一般扶搖直上。而城市“經營”得好與壞，評判標準則非常簡單明了，就在于，是否帶來了滾滾財源，是否帶來了其個人在官場上“能官干吏”的顯赫聲名。

　　姜文華還指出，按照這樣一種理念，政府勢必時刻“以經濟效益為中心”，所關心的也就只可能是“經營的收益”，政府的角色也就由“市場秩序的監管者、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者”徹底蛻變成“商業利益的追逐者”。至于“國計民生為何物”，恐怕早就置之腦后了。

　　但姜也中肯地承認，單從字面意思上講，“經營城市”并無謬誤。問題的關鍵只在于，“經營”的方向是否偏離了“責任政府”的行為主旨與責任指向。畢竟，若“經營城市”是為了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環境、提高居民生活質量，非但無可厚非，反而應該褒揚。但遺憾的是，像“經營城市”這樣一項涉及百姓切身利益、關系到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關乎人心向背的大的施政指導思想，在現實中，太容易異化，太容易變質，太容易走樣。

　　姜文華進一步認為，也正是由于此，人們才不能再繼續回避類似青島這樣的城市曾經遭遇的痛楚、蒙受的損失以及當地百姓曾經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正是藉此，人們才更加確信，這決非某一座城市、某一個地區的個例，更是一個時代的敘事或隱喻。

　　而“今后青島一段時間內住房建設必須以改善民生、共享發展作為基本出發點和立足點，更注重住房供應的社會保障功能，注重住房政策的公共效應。”類似青島市長夏耕這一旨在使政府“角色歸位”的表述，在姜文華看來，實在是久違了。為此，姜樂觀地表示相信：接下來，政府所要做的工作，想必就是在“執政為民”的思想指導下，如何使“為民”的成效更顯著。

　　一種理念的終結往往意味著一種新理念的開始，全國民眾心里何嘗不是有著同樣的期待？

　　“增量沖擊”的迷茫

　　一場曠日持久的鏖戰，最終能否獲勝，必取決于戰役指揮者的頭腦是否清醒，是否得乎決勝于敵的要領。

　　問題于是隨之而來。

　　長期以來，有關方面似已認定，中國的房子空置率較高(房子已經夠住了)，因此，“當務之急是盤活存量”。抑或是，總認為增加中低價房供應，就要增加相應的廉價土地供應，這將引發新一輪的投資熱，進而造成鋼鐵、能源等的供應緊張并誘發連鎖反應——“投鼠忌器”的思想占了上風。其結局有目共睹：調控的箭矢頻發，可就是命不中靶心。

　　更令人遺憾的或許還在于，時至今日，究竟怎樣才能壓制住房的“投機屬性”，迫使房價跌落到合理的水平，始終沒有破題的跡象。

　　實際上，除了引入一種新的大量的“供應沖擊”，哪里還會有它法？換言之，要想真正控制住房價，必須使住房數量超過實際的有效需求非常多才有可能。而期望“盤活存量”：用加稅來促使賣家盡早出售樓盤、用控制房地產投資增速來迫使房地產公司推盤，以使市場需求與現有住房“正好吻合”，這明顯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道理在于：只要房價狂漲，房地產公司就不會愁資金來源，炒家就寧可惜售或稅收轉嫁。

　　現實已無情地宣布了“盤活存量”手段的“破產”。有識之士指出，中國的住房市場完全可以用一個多階段的單邊壟斷式的博弈模型來刻畫，即使住房的生產能夠同住房的需求(在實際數量上)相匹配，只要考慮到住房存在類似于股票那種“資產屬性”，那么，這種供求關系就仍然是傾斜的，也即住房的供應存在不足，住房價格勢必繼續飆升。

　　一個詭異的現象是：對待“股市泡沫”，有關部門一致表達要通過增加供給(IPO)的方式來予以平抑，但對“房市泡沫”，一些政策卻在客觀效果上壓縮土地供應、不能有效采取大幅度增加經適房的“供應沖擊性政策”，這著實讓人備感迷茫、費盡思量。

　　2007年初，國務院參事室任玉嶺參事曾提出了應為居民人口70%—80%的工薪階層提供經濟適用房的建議。他的意思是建立一個“雙軌制的住房市場”：遏制住房過度市場化帶來的弊病，降低市場化在配置住房上的過度性的統治地位。這顯然是一個正確的主意，同“增量沖擊型”思路是一致的。

　　哀莫大于心死VS哀兵必勝

　　現在儼然已到了沒人再相信專家預言的年代。

　　專家們所叫嚷的“房價下降的拐點”，至今尚無確鑿證據表明已經出現。

　　所謂“哀莫大于心死”，對于房價下降，確已到了這一最悲哀的境界。

　　早在2007年3月18日央行加息時，《新快報》刊發了一篇題為《央行加息是投鼠忌器的試探性舉措》的社論。這篇社論對決策層為什么不“啟動供應沖擊型政策來平抑房價”給出了解答。

　　該社論指出，“增加中低價房供應，往往意味著增加相應的廉價土地供應，不說視土地為生財利器的地方政府會心疼，就說考慮到增加土地供應將引發新一輪的投資熱，造成鋼鐵、能源等的供應緊張并誘發連鎖反應，從而使近幾年宏觀調控的成效就此化為烏有，有關方面恐怕就不能答應。另外，如果大量增加供應，使房產市場出現逆轉甚或急轉直下，巨大的投資損失以及金融風險或許就會與之俱來，這顯然更是高層不愿看到的局面。”

　　“不敢打壓房產市場，又不能大量增加供給，同時還想抑制房價上漲，既如此，抑制房產市場需求，權衡起來似乎就是惟一的良方。”

　　冷靜地看，2005、2006、2007年莫不如此，2008年乃至未來幾年內，即便貨幣政策再怎么“從緊”，恐怕同樣不會有什么實質性的改變。

　　既已悲哀到心死，同房價瘋漲作戰，莫非只能寄望于虛幻的“哀兵必勝”？

　　2007年11月份36個大中城市商品房均價公布

　　2007年12月25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公布了11月份36個大中城市商品房集中成交平均價格。其中，廣州市漲幅比上月上漲12.27%，位列36個大中城市之首，成交均價達到了16367元/平方米。上海、天津、重慶等城市也有不同幅度的上漲。北京本期商品房成交均價仍然是14411元/平方米，與上月持平。而深圳市本月商品房成交均價較前一個月下降了2.06%。

泰坦尼克號沒有沉沒

首席記者  唐志軍

　　觀賞經典大片不該是過眼煙云，包括人們熟知的《泰坦尼克號》、《后天》，甚至剛剛公映的《集結號》等，其中的思考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有些慘痛和教訓甚至要長期汲取。

　　泰坦尼克號沉沒大西洋的慘劇至今令人心痛，但它也是一個永遠的警示。有人就曾分析說，這樣的災難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不是一味的自信，不是一味的歌舞升平，而是提早對其路線環境有一清醒認識，就不會有撞擊冰山悲劇的發生。

　　即使是穿越時空，居安思危這句古訓依然新鮮，仍然放之四海而皆準。

　　在這一點上，筆者很欣賞海爾的張瑞敏和華為的任正非。這兩個現在已是中國標志性企業的老總們，其實早在企業的初創時期，就在思考如何成長的話題。他們懂得，成長需要面臨風險，需要付出代價，他們更清楚泰坦尼克號是怎么傾覆的。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張瑞敏那時的“戰戰兢兢”和“如履薄冰”，《海爾是海》怎么會成為一部經典的中國企業發展教科書；而如果沒有任正非的“十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華為又怎么會成為參天大樹。

　　中國的發展，自然需要像海爾、華為這樣具有全球化視野的警覺企業和企業家，但更需要每位有責任公民的警覺。畢竟，業已打響的帶有錯綜國際背景的石油、金融、住房“三大戰爭”，關乎每個人的利益，關乎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關乎國家的安全與安危。

　　以石油為例。筆者曾于1990年到過勝利油田的新戰區——孤東油區，那里轟轟烈烈的會戰場景，不讓人激動都不行。我甚至清楚記得勝利人的自豪話語：孤東讓我們更有信心成為第二個大慶，而未來整個黃河三角洲將成為取之不盡的石油寶地。很耐人尋味的是，這話沒過多久，美好的愿望就開始發生變化。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由石油帶來的發展和安全問題，越發顯得突出。盡管2007年中國進口的原油數量還未公布，但從2004年突破億噸大關后，相信這一數字會一直呈上升趨勢，有數據表明，2004年時的中國，每天石油需求為600萬桶左右，而到2020年將超過1000萬桶。當然，這兩年世界石油價格的不斷攀升，恰恰說明這種增長態勢具有全球特征。

　　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在各國凸現的石油戰略主導下，這場石油的世界大戰顯然要持續和激烈下去。有分析指出，每桶石油的價格相當于甚至低于一盒化妝品、一本書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在國際石油定價方面幾乎沒有發言權，這使得中國石油供應的“不安全系數”，在世界各大國中屬于較高的。好在中國政府和各大石油公司已有警覺并作出了相應的對策，比如制定科學發展計劃和有意識構建安全石油鏈。

　　再說金融。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實施浮動匯率制度，一場引發中國經濟大變局的匯率改革自此啟動。從那時起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走高，截至2007年12月14日，人民幣對 美元匯率中間價升至7.3589，比年初升值超過6%，匯改以來累計升值超過10%。有報道說，“匯率，正在成為中國產業和企業發展一個繞不開的關口，其導致的資本成本和收入變化，已經并將長期改變眾多產業的結構，賦予不同行業新的成長速度。 其中，房地產、航空、貿易、商業、汽車、化工等幾大產業因其與匯率變化關系密切，正身處匯率改革的漩渦之中。”

　　為什么會是這樣？深度思考同樣可以發現，比起浮在面上的石油戰爭，暗流涌動的金融之戰不僅從未消停，也更不能小視，尤其由個別國家蓄意操縱的金融政治戰略，其威脅和破壞力似乎更大。

　　中國人再熟悉不過的克里姆林宮塔尖上的紅旗早已墜落，盡管其中的原因很多，但由美國人導演的六個階段的“蘇聯·俄羅斯金融戰役”，可謂“功不可沒”。

　　值得深思的是，這場規模史無前例金融戰役的發起者，并未花費一分錢， 就合理合法把整個蘇聯的精華弄到手，并且使這個曾經富裕國家經濟倒退數十年，最為精妙的是，發動金融戰役的“彈藥”是對方提供的，而被這場公開的金融戰役打得血流成河的一方，竟絲毫沒有察覺。

　　為此有人深入剖析說，人民幣正遭遇來自不同方面的圍攻，試圖將中國30年經濟發展的成果逐步蠶食。接下來，生活必需品的漲幅將進一步加劇，市民的購買力進一步下降，國內市場進一步縮小，中國的產能將進一步過剩，還可能導致大量的中小企業破產……

　　而同樣的危機還有樓市。因為在大量泡沫的背后，也能清楚看到大量外資的身影。

　　當然，所有的戰爭、戰役與危機其實并不可怕，怕的是渾然不知，怕的是不知對手是誰，怕的是沒有防范措施。

　　而一切的一切，關鍵是要自己富強，才能避免被動挨打。

　　同志們，泰坦尼克號已經沒有假如了，而類似的悲劇最好別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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