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村”華西村至今還不破產，可急壞了一大幫子家伙。

　　鳳凰網旗下的“風暴眼”對著自己東家涉嫌上百億金融詐騙、無數韭菜幾年來求告無門的天大丑聞置若罔聞，卻再次關心起華西村，炮制出一篇標題聳人聽聞的報道《后華西村時代：工作三十年，賬面上百萬財富一夜清零》。

　　“每戶家庭登記在村賬簿上的幾百萬資金無法兌付”，“有村民三十年的老別墅遲遲得不到修復，雨天漏水、墻壁長白斑”，“有村民排隊換不到新別墅，新蓋的不到20棟豪華別墅，大部分分給了廠長級別的領導”，“50歲跳出‘體制’外進入市場，發現自己成了‘溫室的花朵’”……

　　“風暴眼”的這篇報道的確可能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但搞出“工作三十年，賬面上百萬財富一夜清零”這樣聳人聽聞的標題，就是扭曲基本事實，誤導讀者了——一些大聰明就著這篇報道又在渲染“集體經濟行不通，個體經濟、民營經濟才是未來”。

　　然而，一位網友在鳳凰網的評論區調侃說：“點開之前：讓我看看他們窮成什么樣兒了。點開之后：村民在村里打工，并把孩子送到國外深造。我：打擾了，是我不配。”

　　按照“風暴眼”的說法，似乎華西村村民以前撫養老人、送子女出國深造的錢就不是“財富”？以前用存在村賬簿上的資金兌現的大別墅、小汽車，那就不是“財富”，只有現在存的資金才叫“財富”？

　　筆者并不否認華西村現在出問題了，而且出了很大的問題，但這否定不了華西村村民“曾經闊過”的事實。即便是面對目前的窘境，華西村普通村民的狀況也遠好過全國絕大部分普通村民的狀況，甚至好過江蘇本省絕大部分普通村民的狀況——江浙是富庶之地，但兩極分化同樣嚴重。

　　弄清楚曾經戶均存款600萬的華西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這才是有社會調查與采訪權限的媒體應該負起的責任。遺憾的是，這幫媒體只盼著華西村早日破產，然后狠狠踏上一只腳，拿華西村的“慘狀”編織一個“信息繭房”，欺騙大眾“集體經濟行不通”。

　　那么，華西村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2023年7月20日晚間，華西股份發布公告，華西村委會擬將其持有的江蘇華西集團有限公司80%股權轉讓給江陰國資辦旗下的聯華基金，股權轉讓價格為人民幣1元。

　　公告指出，“此次權益變動的目的在于支持江陰市重點企業紓困，推動化解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債務危機”。

　　早在2021年2月，網絡上就已經傳出華西村某廣場人群冒雨排長隊疑似“擠兌”入股資金的消息，原因是華西村的入股分紅突然從承諾的30%變為0.5%，坊間傳言華西村“瀕臨破產”，引起了周邊投資村民“擠兌”，并且當時關于“國資委已經接手”的說法被有鼻子有眼兒地傳播。

　　直到兩年半之后，傳言才變成了事實。

　　雖然兩年多前，華西村還沒有走到資不抵債的地步，但是，近兩年來華西村凈利潤的持續下滑，終于還是導致華西村被華陰國資委接手。

　　2022年，華西股份實現營業收入29.27億元，盡管營收同比增長了21.07%，但是凈利潤卻同比減少38.83%，為2.49億元；2023年中報業績預告，預計實現凈利潤3949萬元～5430萬元，同比下降45%～60%。

　　華西股份的公告顯示，對于利潤下滑的原因，華西股份表示，今年上半年，化纖業務產品毛利率下降，交易性金融資產的長期股權投資收益同比減少。生產過剩危機導致工業企業平均利潤普遍萎縮、金融市場更是一片慘淡，這是目前整體市場面臨的處境，而作為市場主體的華西村，也逃不開這個困局。

　　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著華西村已經“資不抵債”——據此前媒體報道，華西村“總資產542億、負債389億”，以此來計算負債率，是已經高達71.8%；在凈利潤持續下滑的局面下，華西村的確會面臨短期兌付危機。

　　然而，放在全國來看，華西村的負債率不過是目前國內企業平均負債水平，“債臺高筑”是目前國內外企業主體面臨的普遍狀況，全球500強企業負債率普遍在70%以上。以債務“創造財富”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以后的“通病”。

　　華西村走上了這條道路，是對社會主義的背離。但鼓吹私有化的媒體不應該搞“雙標”，對普遍存在的事物和狀況視而不見，唯獨盯著華西村這樣的農村集體經濟的“活化石”，動輒炒作華西村“瀕臨破產”；不去反思走入窮途末路的金融資本主義，卻總想著反思已經成為歷史的公有制和集體經濟。

　　眾所周知，華西村的起步，與毛主席辦“社隊企業”的偉大構想密不可分。

　　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展起來不久，毛主席就將《人民日報》介紹安徽兩個合作小社為解決多余勞動力出路而開辦工廠的做法收錄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并把題目改為《多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還親自寫了300多字的批語。

　　1956年4月，在講述十大關系時，毛主席進一步明確地指出組織農民“發展農業和副業相結合的互助”，要幫助農民成立“各種副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合作社”的問題。

　　從1958年起，毛主席把發展農村工業從增加農民福利上升到消滅所有制差別和工農差別，實現公社化和農村工業化，鞏固工農聯盟，推進國家工業化的高度上來認識。毛主席的社隊企業構想逐步成型，成為一種系統化科學化的構想。

　　而華西村的帶頭人吳仁寶正是在毛主席的這一指示精神下，從60年代初就開始創辦“隊辦企業”的，農民搞起了小五金。

　　1965年，毛主席在介紹華西社隊企業的材料上批示：“這是農村偉大光明燦爛的希望”，在將艱苦奮斗、改天換地的大寨樹立為農業合作化的一面旗幟之后，毛主席又將華西村樹立為了發展社隊企業、壯大集體經濟、“公社工化”的典型。

　　從大寨到華西，實際上驗證了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兩步走”的接力：第一步是通過農業合作化打下地基，農業支援工業、快速實現工業化；第二步是工業反哺農業，農村辦工廠實現農村地區的現代化。

　　遺憾的是，在分田單干的大環境下，作為合作化旗幟的大寨已經與“時代背景”格格不入，遭到了徹底的否定和污名化；而地基之上騰飛的華西村卻“如魚得水”，成為參與書寫80年代鄉鎮企業“奇跡”的一顆新星，那個年代眾多的鄉鎮企業正是來源于毛主席時代創辦起來的“社隊企業”。

　　吳仁寶的偉大之處在于，在鄉鎮企業逐漸被私有化、集體資產變成個人資產的大潮下，吳仁寶卻將華西村的集體經濟堅持了下來。然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華西村集體經濟已經算不上真正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經濟，而演變為“小部分人的資本的集合體”（張文茂老師語）。

　　毛主席設想的是農村集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逐漸發展壯大走向更高級的集體所有制，然后過渡到全面所有制，大環境的變化已經徹底逆轉了這樣的進程。

　　新世紀以來，華西村經歷了從小華西到大華西的轉變，陸續兼并了周邊的二十多個村，這樣的兼并以類似資本入股的形式進行，新并入村的村民待遇與原華西村村民有著很大的差距，貧富差距在大華西內部已經逐步顯現；另外，華西村雇傭了2萬外來人口，與一般的資本企業的雇傭勞動制并無二致。

　　真正“要命”的是，市場和私有制的大環境不斷向華西村這樣的集體村村民傳遞著“精神污染”，集體經濟組織下原本就會存在的貪污腐敗、官僚主義以及個人的“多吃多占”在毛時代社會主義大環境下原本還可以得到抑制，而在市場環境下卻又被不斷激發和放大。

　　畢竟像吳仁寶那樣的能通過個人覺悟真正做到大公無私的人是鳳毛麟角，“化公為私”的內部斗爭異常激烈，隨時面臨蛻化、變質的危險。華西村的維系只能靠外界戴著有色眼鏡和異樣眼光所抨擊的“家族統治”。

　　而在具體經濟形式上，原先的農村集體經濟以及與之匹配的農村基層政權運行模式亦被逐漸虛化。政社分設、社企分離不僅發生在了絕大部分已經單干的農村，華西、南街為代表的極少數保留集體經濟的農村同樣面臨這樣的轉變。

　　隨后又是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無論是否自愿，一律要求股份化（例如南街村就曾經抵制過，但沒成功），村民成了沒有實際權力的“股東”，村委會或者是吳氏家族變身職業經理人。

　　在吳仁寶老書記還在世的時候，他還能扮演“執劍人”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威懾那些有私心的干部；老書記一走，這樣的威懾就不復存在了，這才有了“風暴眼”的報道里提到的“新蓋的別墅大部分分給了廠長級別的領導”現象，而這只是冰山一角。

　　面對市場的殘酷競爭以及壟斷化的大趨勢，“農民辦工業”的華西村相比那些資本巨頭，原本就不具備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優勢。在合并了周邊二十多個村以后，華西村就停止在村莊規模上的擴張，轉而學習一般的資本企業，開始了產業方面的轉型和擴張，甚至涉足金融領域和地方銀行。

　　華西村的“高負債”正是在產業擴張的過程中逐步累積起來的。在資本擴張期，債務問題還不明顯；而隨著全社會生產過剩的加劇、資本利潤率的不斷下降，債務問題所引發的各種矛盾也就逐漸凸顯了出來。華西村所遭遇的困境，正是一般資本企業今天所遭遇的困境，跟“社會主義”沒有一毛錢關系。

　　即便如此，華西村的正面價值仍然是不容否定的：它至少實現了3.5萬農民的共同富裕、讓他們在過去四五十年間免受了資本剝削之苦（國資委接手以后已經開始與村民商量去留事宜）；華西村在歷史上的輝煌存在更是為中國廣大農村指明一條可能的出路；華西村所留下的種種教訓，對于一切向往共產主義的人們今后的斗爭實踐，同樣是一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有必要認真總結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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