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安徽淮南調研，意外發(fā)現(xiàn)村莊中心工作竟然是收水費，以及以此為基礎開展的農田灌溉合作?；茨系靥幓春恿饔?，地勢平坦，水網密布，既容易受旱，更容易受澇，因此水的治理就是大問題，排灌就對農業(yè)生產甚至農民生活有重大影響。水利排灌具有很強外部性，水利合作就有很高的必要性。調研鄉(xiāng)鎮(zhèn)各個行政村在當前時期仍然能堅持收水費，并以農田灌溉為基礎組織起來，對村級治理其他方面也形成了良好影響。

　　收水費之所以重要，關鍵在于通過收水費，村干部與村民之間建立起來血肉聯(lián)系。村干部收不起水費，農田灌溉出了問題，這個村的工作肯定就沒有搞好。群眾不信任，鄉(xiāng)鎮(zhèn)領導也不放心。要向一家一戶收水費，不僅要接觸一家一戶群眾，做到公平，而且必須回應一家一戶的問題，解決農戶提出的問題。村干部工作不扎實，不能解決農戶提出的問題（往往是水利以外的其他問題），缺少接觸群眾的能力，無法應對釘子戶的挑戰(zhàn)，水費是不可能順利收起來的。水費收不起來，村干部是很難當?shù)孟氯サ摹?/p>

　　也就是說，收水費本身雖然重要，也許更重要的是通過收水費，村干部與一家一戶群眾建立起來血肉聯(lián)系，村民借繳納水費向村干部提要求，村干部為收水費必須考慮村民生產生活狀況，必須回應村民生產生活中的問題，以及必須就如何分攤水費征求村民意見，達成村莊共識。水費可以順利收上來，農田灌溉問題解決了，就不只是解決了農田灌溉問題，而且也順便解決了村莊治理中的大部分問題。這樣一種治理模式，可以稱作通過農田灌溉的治理。

　　淮南農田水利之所以重要，不僅在于水利對農業(yè)生產很重要，更在于借水利這個對幾乎所有農戶都很重要的公共事業(yè)，將村干部與村民以及村民與村民聯(lián)結起來，形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意志可以集體行動的整體，從而可以回應和解決村莊治理中的其他生產生活事務。

　　村莊中通過一件公共性很強的事務來撬動村莊治理，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山東很多農村一直到前不久仍然存在土地調整。村民要調地的理由是“沒有土地今后靠什么生活”，因此是公平的邏輯。其實當前山東農民和中國絕大多數(shù)農戶家庭收入都不再來自土地而是進城務工經商收入。山東農民要求每隔幾年就按人口進行土地調整，有兩個深層邏輯：第一個是借土地調整解決土地細碎化的問題，第二個則是借土地調整，對村莊積累下來的各種矛盾集中清理，解決村級治理中的各種難題。土地調整涉及到千家萬戶，關系到農戶切身利益，農戶就一定會高度參與。調整土地必須要有村莊共識，反映村民公平觀。同時，土地調整一定會牽扯到村莊積累下來的各種矛盾。土地調整的過程就是回應和解決積累下來各種矛盾的過程，正是通過土地調整，村莊公正得以重申，村莊矛盾得以清理，干群關系得以確認，村級治理因此得以順暢。

　　前幾年全國農村土地確權，不再允許土地調整，其中重要原因是擔心土地調整會引起村莊矛盾甚至引發(fā)農民上訪。問題是，正是借助所有農戶都關心的事務才可能將村莊治理激活，也正是通過解決矛盾激活村莊，才可能帶動村莊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二、

　　除了以上通過農田灌溉的治理和通過土地調整的治理以外，還有很多類似通過某種事件的治理來帶動整個村莊治理的例子。比如之前收取稅費，修路架橋，社會治安等等。從國家對基層治理的方面講，也有一些重要的政策會對基層治理產生重要影響，如計劃生育、項目制、精準扶貧等等。下面再討論兩個相關的案例。

　　一個是成都的村莊公共服務資金（簡稱“村公資金”）案例。自2009年以來，成都市財政向每個行政村下?lián)?0萬元村公資金，規(guī)定村公資金只能用于村莊公共事業(yè)，并且必須經由村民議事會討論決定。結果，村公資金極大地提高了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積極性，村公資金也都用到了村民需求最強烈的地方。因為村公資金比較多且比較好用，在村公資金使用過程中就出現(xiàn)了各種不規(guī)范，甚至出現(xiàn)了村公資金的權力尋租。為規(guī)范村公資金使用，成都市制定了越來越多關于村公資金使用的規(guī)范，村公資金變得不好用了，也因此越來越變成村莊固定項目支出，主要是治安巡邏和保潔。之前的村公資金是活錢，村民議事會有很大決策權，現(xiàn)在村公資金變成了“死錢”，村民議事會議事變成村公資金規(guī)范使用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議事本身成了走過場。由此看來，村公資金畢竟還是國家的錢，靠國家的錢來真正撬動基層治理，還是有難度。

　　如果村集體有收入呢？村集體收入就是全村村民的收入，村民必然會關心村集體收入如何使用，使用是否公平，是否有效，從而就可以調動起村民對集體事業(yè)的關心。正是借村集體經濟收入，達到了通過集體經濟而來的村級治理有效。這也正是當前國家一再要求發(fā)展集體經濟的原因。

　　不過，當前發(fā)展面向市場的集體經濟，風險很大，往往是集體沒有賺錢，反而造成負債。一旦負債，任何一個村民都不愿擔責。即使僥幸賺錢，村支書也一定會認為主要是自己本事大，也就會變得驕傲自滿且自大起來。

　　集體經濟最靠譜的收入來自租金收入，包括出租土地和出租廠房的收入，這是當前中國仍然有集體經濟的關鍵。出租廠房只能在沿海工業(yè)化的農村，一般農村也就只能出租土地，或收集體土地的承包費?，F(xiàn)在的問題是，國家不允許集體收土地承包費，這樣就堵住了通過土地收租來進行有效治理的可能性。

　　當前國家似乎不再準備讓農民自己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了。甚至正在嘗試通過購買服務來解決農村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比如為村莊購買社工服務已經是全國很普遍的操作了。更不用說，現(xiàn)在國家項目下鄉(xiāng)，甚至連農民廁所改造也由國家來做，這個過程中，村干部主要工作不是組織農民自己建設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只是協(xié)助國家為農民建設美好生活。村干部主要功能不再是組織農民自治，而是完成上級安排的行政任務，村委會變成了村行政。這樣一來，村委會就不再是農民組織起來的載體，而是代表國家與千家萬戶農民打交道。農民再指望借農田灌溉、土地調整來提出要求，以及形成集體意志達成一致行動，也就很困難了。

　　2021年4月17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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