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的農業與農民——二十世紀故鄉農村的兩次質變

　　老田

　　【高中同學在班干部組織下，相約在元旦這天通過微信群“聚會”，老田被指派一個講座任務，因為微信講話的效果不好，就另行起草了一個書面的發言提要，供有興趣的同學參閱】

　　晚晴時期李鴻章說當時中國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天的中國，我們這一代，才是真正親歷了國家和社會的千年大變局。傳統的農業和農村，在我們耳聞目睹之中，不復存在了，新的世界和時代，正在到來。我們怎么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

　　2010年之后，基本上每年要回故鄉好幾次，也借機訪問了一些家鄉父老，逐步產生的一些感想。根據學習委員田光雄領導的布置，所以寫了這份作業，提交給有興趣的老同學批閱。

　　一、故鄉農村的第一次質變：土改、天下太平與集體農業

　　1、在天下太平之后，房子的建筑方法是不同的　　

　　在1949年之前，因為政權力量不足，各地土匪或者類似的武力組織不少，農民建房子第一要求是保證安全，典型的設計是整個村子的房子密集地建在一起，有許多天井。這種房子的好處是防御能力強，土匪不容易攻破，例如新街大隊的徐井塆。土改之前，通過共產黨工作隊領導群眾的組織和斗爭，形成一大批積極分子，共產黨政權形成與群眾的相互認同和支持的關系，實現了低成本和高執行力，由此，土匪絕跡。

　　據我的三叔回憶，解放前全村住房密集地建設在一起，內部空間極度擁擠，每一家的住房大約一間半的樣子，堂屋多數是公共的，用于堆放農具、燃料和安置牲畜，普通人家每戶單獨的空間只有一個小小的廚房和臥房，而各家的堂屋又必須是聯通的。全村數百人進出，只保留三兩個進出口，進出口附近的空間設計，通常是有利于堵塞和防御需要。房屋外墻通常建的非常厚實，而窗戶要盡可能小，稱之為“貓耳漏”(意思就是說只能夠讓貓子鉆進鉆出)，設計原則就是要不夠成年人鉆進來。如果考慮空間極其狹小，通風和透光也是最小化設計的，單位面積造價極高，因人畜混居其空氣質量之差也可想而知，這種住房建設方式簡直是與自己為難：造價高、面積小、臭氣熏天、住起來極其不舒服。但是，這種房屋的主要優點就是防御性能極佳，至今，福建永定仍然保留了許多那種以防御目的設計的土樓，外觀上看起來像是碉堡。

　　左圖的住房只是網上找到的原理圖片，現實中間已經找不到實物原型了。那種堡壘型村莊，因土改后土匪絕跡，安全隱患不再，舊建筑不幾年就遭到農民嫌棄，到了六七十年代就已經近乎絕跡了，農民追捧的主流建筑模式是“明三暗六”，右圖是本村最后一家還住人的土磚房。

　　2、集體農業和農村的主要變化：一是農田水利建設，二是不再依據傳統經驗種田

　　1952年成立互助組，經過初級社和高級社的過渡，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1961年回歸“三級所有隊為基礎”，1982年秋后分田到戶，1983年撤銷人民公社恢復鄉鎮設置。

　　集體農業時期與個體農業時代的區別：1956年的“農業四十條綱要”，學大寨、趕昔陽，糧食生產過綱要。1956年湖北省提出“五改”——旱改水、坡改梯、單改雙、稀改密、高改矮(還有的說法是：秈改粳)。1958年提出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

　　以水稻種植為例，蘄春縣種植方式的改革內容有：普遍種植綠肥，推廣雙季稻，密植(由“一尺掛兩頭”改為“三五寸”，畝均植株增加五倍半)，早稻推廣矮桿品種(廣六矮4號)，雜交水稻(1970年代末期)，通過這些改革之后，植物的光合作用對太陽能利用效率大為提高，到了1970年代末期化肥相對充裕之后，產量急劇提高，溫飽問題基本解決。

　　查閱《蘄春縣志》，通過對比縣內化肥的產銷量數字，發現蘄春農業增產特別是水稻增產最后是依靠化肥投入巨幅增加來實現的，而不是如大寨那種在前化肥時代通過改進耕作程序就實現了高產的模范單位。蘄春真正實現產量跨越性突破的是三個年份，都直接地與化肥使用量擴大有關：1970-1971年連續兩年水稻有20%左右的增產，這是很大的提升，縣志顯示1970年開始縣內化肥購銷量突破萬噸;另外一個年份是1979年水稻增產13%，前一年縣化肥廠完成了大幅度擴產。這三年合計的糧食增產總幅度達到60%。

　　蘄春縣水稻增產的順序是：種植方法和種子改良過程是先行完成的，化肥是最后一個具備的增產要素，分田之后沒有新的增產要素變化，因此，糧油棉主要品種最高產量，均出現于分田之前。蘄春縣是1982年秋后實現分田到戶、1983年開始單干的，據《蘄春縣志》統計的1949-1985年資料，蘄春縣四大農作物均在分田之前達到最高產量，水稻最高產量31.526萬噸(1979年/1984年)、小麥最高產量3.6萬噸(1982年，1981年的越冬作物)，油菜籽1.656萬噸(1982年，1981年越冬作物)、棉花2730噸(1977年)(《蘄春縣志》湖北科技出版社1997年，第94-95,98-99頁)。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南方水稻產區的單產提高速度快于北方，在分田之前的落后縣份，單產量和總產量就已經逼近了頂點。

　　在南方水稻產區，分田之后還能夠快速增產的地方，一般是本縣沒有化肥廠，分田之后化肥供應充足，滿足了最后一個增產要素。北方旱作農業區，玉米和小麥的種子改變到1990年代前后才完成(南方的雜交水稻1970年代末期就已經推廣了)，適應旱地的顆粒化肥也是到了1990年代才到位的，因此，北方地區的農業增產過程直到1990年代才完成，最后的增產要素才最后齊備。

　　3、集體農業時期的水利變化

　　紅旗渠歌詞：劈開太行山、漳河穿山來，林縣人民多奇志，誓把山河重安排。

　　其實，蘄河的山河重安排，成就也很大。據訪問縣水利局老工程師得知，蘄春縣內部全部大中水庫庫址都已經利用完畢(4個)，小型水庫庫址除了特殊原因2個未利用職務，全部修建完畢。相當于自然地理條件所許可的潛力，在集體農業二十多年內近乎挖掘干凈了。

　　我大姐的挑水利簡歷：赤東大堤從53年就開始修了，水一大就打了，打了又修，斷斷續續的修。四清之后就開始大上水利，66年67年修翁塹渡槽，67年下半年挑陽譚大堤，68年挑江坳水利，69年胡鋪滅螺，70年是天景湖，71年是張哨屋(陳巖)，72年挑鴨公嘴送水堤，這個地方挑了三年，73年下半年開始挑獅子頭那條河。還有顧祠堂改山改地。

　　毛時代的集體農業經營的遺產：在地理條件許可的條件下，全部山區水庫修筑完畢，灌溉保證率提高;同時蘄河改到工程，極大改變了平原地區的易澇狀況。傳統的局部小水利“四十八圍、七十二畈”在1970年代第二期學大寨期間，被徹底平毀之后修筑了“五縱七橫”的道路和灌溉網。同樣一個蘄春縣的耕地數量，今天可以比1949年之前多養活一倍以上的人口。　　

　　上圖是蘄河改道工程的部分地域變化的衛星地圖，算是毛時代以人力進行的國土整治項目遺跡。圖中較細的彎曲水溝，是早期小河的遺跡;靠近山邊的“粗”河道，是1970年代人工開挖的新河道，新河道依據1954年長江洪水水位線來開挖的，確保百年一遇洪水條件下，小河能夠將上游來水直排入蘄河，而不是如從前那樣流入低洼的平原地帶。

　　蘄河改道之后，在赤東湖湖區修單獨的排水通道溝通長江，并興建節制閘和泵站控制低洼平原的水位，避免澇災。類似的河流改道工程，在湖北省有14條縣一級的合流改道直排入江，雙開傳統河流在經過湖區之后再聯通長江的自然留態。據縣志記載，蘄河改道之后，赤東湖周邊大片土地出露，1958年在此興建了八里湖農場，接納上海知青321人。

　　在馬華山東面的低洼平原地帶，滯水通過新建的天井湖泵站排入蘄河。新河道地勢較高，在洪水季節可以實現洪水直排入江，避免囤積在低水位的畈田中間造成澇災。同時由于新河道高于畈田，上游來水可以對低洼平原耕地，進行自流灌溉。新河道投入使用之后，舊有的河道退化為單純的農田排水通道，占地面積被大大壓縮而變得很“細”。

　　平原水利工程體系，由河流改道、道路和水利網、節制閘和泵站體系組成。

　　到了1970年代，本村姑娘(徐老師的小姑娘)說到“圍里”，還有老人表示擔憂，此后，圍里已經比本村富裕——人均耕地多、澇災得到了根本治理。

　　4、農村生活方面的巨大變化

　　我小學時期還穿過大布，初中之后就再也沒有穿過了。

　　農民的穿衣吃飯，原先是需要在家庭內部分工完成，傳統的說法“男耕女織”“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內部分工，徹底拋棄了。

　　到了1970年代，近乎每個大隊都有碾米機、磨面機，不再需要舂米磨面，也不需要紡線織布了。數千年的家庭分工傳統，業已成為歷史。

　　5、一點簡單評價：

　　比我們長一輩的人，無論是在生產上，還是在生活上，比我們付出的都要多很多。

　　毛時代初步解決了吃飯穿衣的問題，基本上是在家庭外部完成的。同時，糧食增產的最后一個要素——化肥供應改善，也是與國家的工業化進步相關的。北方的先進農村典型，是在化肥大量供應之前，就已經實現了產量很高(因為當地不需要燒秸稈，如大寨當時就可以做到秸稈漚肥還田)。

　　一般而言，一個勞動力年生產歷史超過2000斤，就能夠解決溫飽問題，超過4000斤當時就比較富裕了，購買力接近城市的“雙職工”家庭。蘄春縣當時剛剛解決溫飽線，到了高中之后，帶米去學校才比較隨便。

　　在文革后期解決了合作醫療和小學教育普及的問題，我們這一輩人受惠于此。比我們年紀大的父老鄉親，文盲是多數，以我們的年齡段為界，之后是識字的是多數。

　　二、故鄉農村的第二次質變：工業化進程對農業和農村的改造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一個巨大的變化產生了：原本是為了農業增產而組織起來的農民和農村，忽然出現的組織瓦解以及面對市場的新空間，直到三十多年之后，我們才初步理解這個變化的完成狀態會造成什么樣的新現實和新問題。

　　今天回顧，從那個時期開始，經過較為漫長的時間過渡之后，農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低成本的勞動力再生產基地：對多數人來說，一個人出身在農村并完成初步的教育之后，就從農村離開去城市和工業中間勞動掙錢，等到年老體衰再回到農村養老送終。

　　1、農業勞動投入的極度減少

　　農業勞動投入的極度減少：相對價格決定了農村成為人財物的流出地區，農業的比較利益低下，使得過多的勞動者離開家鄉，土地上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勞動投入也無法滿足，農業的變化：原先的雙季稻變成一季稻，然后又變成拋荒了。連插秧的方法，在部分地區都已經變成了“一尺掛兩頭”。　　

　　農村漂亮的小樓和拋荒的土地(2016年10月1日在馬華山上拍攝)

　　圖中可以看出來兩個重要信息：一是房子大都不錯，但都不是在本地掙錢能夠砌得起來的。或者反過來說，鄉村社會中間生活成本業已大大高于種田收入，好生活要依賴外部打工收入來支撐。這是勞動力配置的最高規則——必須尋求遠高于種田收入的外部就業渠道。

　　二是土地棄耕嚴重，今天農民只種植一季中稻，黃色區域是水稻田，而綠色地域都是棄耕田塊。目測棄耕土地接近一半。

　　冬天拍攝到的整垅耕地拋荒，這在老家是一個顯著現象，2016年元旦拍攝。

　　2、待不住的農村——好生活支出數字的上升

　　最主要的變化：農村平均的好生活成本，遠超本地農業人均年收入水平的數倍。這是當前理解農村、農民和農業的關鍵事實。誰來從事農業，土地的利用狀況，以及農村與城市的關系，主要是由這個關鍵事實規定的。

　　巴格內(D.J.Bagne)認為，人口流動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條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條件的因素就成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條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動就由這兩股力量前拉后推所決定。李(E.S.Lee)在“移民人口學之理論”一文中，在巴格內理論基礎上，認為流出地和流入地實際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時又補充了第三個因素：中間障礙因素。中間障礙因素主要包括距離遠近、物質障礙、語言文化的差異，以及移民本人對于以上這些因素的價值判斷。人口流動是這三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百度詞條】

　　與好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相比，農業的產出水平變得微不足道了，因此，對于有其他選擇的農村居民來說，農業是一項不值得未知努力的事業，這是決定一個勞動者能否留在農村務農的最大決定因素。所以，即便是在農村，務農人群也變成了缺乏其他選擇機會的群體，有人給這個務農群體命名為“386199”部隊(包括婦女、兒童和老人)。務農收入水平，遠遠低于本地最低水平的好生活成本，因此，除了大量的青壯年離開農村和農業去尋找就業掙錢的機會之外，最重要的農業資源——耕地的低效使用或者拋荒就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換言之，耕地不再能夠吸引人們去組織各項投入以合理利用的勞動對象了。這是“推力”所在。

　　3、進不去的城市?

　　考察今天中國城市和工業的勞動力市場狀況，有兩個非常顯著的群體很受人矚目：一是接近3億數量的農民工群體，二是小資白領的絕大多數的貧困化狀態。兩者合起來占據中國就業市場的八分之八十以上。

　　農民工的廣泛使用，顯然是與中國全球分工地位處于價值鏈末端的外圍地位有關的。而小資白領的貧困化除了與這一末端地位相關以外，還與中國民眾對子女高等教育的過度投入(在另外一方是大學擴招)密切相關——過多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現在面對著一個遠超飽和的中高端就業市場，結果當然是惡性競爭、工資水平下降和貧困化水準線的向上移動。例如網紅鳳姐上完大學之后，依然沒有好工作，這種狀況是很典型的。

　　4、好生活支出數字是如何決定的

　　在鄉村的好生活開支數量變化中間，除了衣食住行這些必須的開支之外，由富人主導的“非必需支出數量”的上升，其結果總是保持一個讓大多數人掙不夠的高水平數字上，因此，此種開支的目的就是把富人從窮人中間區別開來。依據武漢大學教授賀雪峰的研究，非必需支出數字上升的內部邏輯是：

　　“在熟人社會中，這些富人的“場面”消費不僅會刺激本村村民，而且直接與村民發生聯系。婚喪嫁娶，無論是人情的標準還是酒席的標準，一開始大致是一樣的。送人情一次 1000 元，還人情也一次 1000元。吃酒席一桌 3000 元，辦酒席也就不能低于一桌 3000 元了。村莊富人群體在場面的消費上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卻感到越來越吃力。最終，少數貧弱的村民難以負擔，他們被排斥出這樣的場面消費，成為熟人社會里辦不成事、說不起話的邊緣群體，甚至是陌生人。大部分村民則會想方設法通過勤扒苦做、精打細算，在場面消費上跟上形勢。“富人求異”，他們有能力追求不同于一般村民需求的更高消費和品味。一般村民則是竭力求同，少數最為貧弱的群體更被排斥出村莊場面消費的競爭。”

　　“在富人求異、一般村民求同的進程中，村莊熟人社會即形成了一種以消費論高低的地方性規范，富人通過在村莊內的消費將熟人社會變成了自我實現的場所，富人的場面消費主導了村莊內的文化再生產，成為標準，成為規范，成為對弱勢群體的排斥機制。在富人通過場面消費來主導文化再生產、排斥最弱勢群體為村莊邊緣人的過程中，村莊內的一般村民則苦苦追趕，以免被排斥出局，因此喪失了其消費的主體性和文化再生產的主體性。在村莊這個熟人社會中，三個不同的群體——富人群體、一般村民和貧弱群體，通過面對面的互動，共享了一套由富人群體所發明、主導并暢游于其中的場面消費與文化再生產，形成了對一般村民極為不利、將貧弱村民排斥出局的公共生活上的政治正確。”“這種由富人群體所主導的對一般村民和村莊貧弱群體不利的場面消費，顯示出村莊熟人社會中富人群體的文化消費對其他群體構成面對面的壓力，乃至壓迫、剝削和排斥。在這個過程中，人數很少的富人群體獲得了體面、尊嚴和美好的感受，大多數村民卻疲于奔命，最弱勢群體則被排斥出去，產生強烈的無力感、自卑感，徹底成為村莊中的失敗者，甚至會自暴自棄，被富人所主導的文化與價值自我論證為失敗者。最為重要的是，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進行的，是所有人都認同的，是弱勢群體也參與其合法性建構中來的。”“在這樣一個合法建立起來的剝削性的場面消費不斷展示的過程中，一般村民苦苦追尋，失敗的邊緣群體退出村莊公共生活與競爭，回到家庭，甚至退到宗教以尋求安慰，這種后退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無為的反抗。問題是，為什么作為多數人的一般村民缺少主導自己消費的能力，喪失了文化主導權?”“當富人很少時，他們炫富、高消費就只是特例，沒有人跟進。富人無法主導公共生活。而當富人數量有了一定的規模，且一般村民也開始有能力跟從時，少數富人的場面消費就逐漸對所有人產生了示范壓力，這種壓力到了一定程度就會成為霸權性的，就無條件成為所有人必須遵從的規范。”【《中國農村，居然這么復雜?》原創 2017-11-19 賀雪峰 瞭望智庫】

　　5、此心安處是吾鄉?

　　今天回顧，毛時代集體農業時期還不富裕，還只是初步解決溫飽，但是，勞動力收入與必須支出之間的差距較小，“推力”較小，農村相對還呆的住人。此外，當時去外部打工機會也不存在，拉力也不存在。因此，當時農民的家庭完整性是存在的，同時，農業生產體系的完整性也是存在的——這意味著勞動者能夠依靠務農解決生計所需。

　　記憶中間的支出數字：1970年代0.05元看一次感冒，0.5元上半年小學，建一棟明三暗六的土磚房大約200元——相當于壯勞力一年的收入。男方相親，第一次見對象給見面錢10元，娶媳婦不用轎子。村里喝一次喜酒的份子錢1.5-2.0元。今天，娶媳婦的彩禮需要100000+，中等水準的小樓建設二三十萬，人情往來的負擔也很重，這就逼迫人們不得不離鄉背井去打工了。

　　親情和友情都很重要，但是人情往來不應該成為一種沉重的經濟負擔，移風易俗很重要，但是，政府今天有這樣的權威嗎?

　　三、未來農村會“天天向上”嗎?

　　記得1970年代，我母親很多次對我說過：毛主席他老人家洪福齊天，現在天下太平，不怕發大水，又不怕天干。母親對形勢的判斷很樂觀，總體評價是對未來和后輩的前景都表示樂觀，認為以后會更好些的。同時母親也有兩點小意見：一是大姐成年累月上水利，說丫兒累死了;二是我家在細屋塆住，老是動員搬到大屋塆去。母親這個判斷是依據個人經驗到的事實：集體農業時代是以活勞動的密集投入，去解決吃飽飯的初級目標;同時國家工業化的成就，也已經初步改變了窮鄉僻壤的生存狀況。

　　我母親那樣的普通人，要以億來統計，他們是從身邊的變化體悟到的是億萬人的共同經驗。專家們的判斷是不同的，但是專家們是稀缺產品，是全國人口中間的一小撮，他們的理論也是陽春白雪。不知道今天同學們對于未來表示樂觀的有多少?相信后輩會過得更好的又有多少?

　　在分田之后的三十多年來，打工經濟的興起，一些同學走出農門也改善了自身的處境，這樣的進步是一次性的，還是可持續的?歷史變局所帶來的變化，是一次性釋放完畢了，還是打開了一片新天地，可以進行無限經營?這些問題都沒有不言自明的答案。

　　1、政府與農業和農村

　　從2003年開始，1990年代沉重的農業負擔問題被逐步取消，然后政府開始對農業進行補貼。最近的幾年，還開始對農村60歲以上的老人發放少量的養老金。財政還開始對農村的水利和道路工程進行投資或者補貼，這些措施都算是善政，但是，這些能夠幫助實現耕地充分利用嗎?

　　在世界各國，傳統農業都已經衰敗了，現代農業是一種石油農業——依靠機械耕作同時依靠化肥農藥等投入，各國的家庭農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都很難維持簡單再生產，不得不依靠財政輸血，美國單個家庭農場補貼超過2萬美金，日本保護本國大米市場導致大米高出國際市場約10倍。在中國據專家測算，今天在農村要維持小康生活水平，一個家庭需要耕種100畝左右的土地，才能夠維持。但是，規模耕作的組織基礎，在分田之后已經徹底瓦解了，各項機械耕作所需的水利或者道路條件都沒有齊備，使得中國農村無法完成傳統農業向石油農業的轉型。而且，毛時代龐大的農機產業都垮臺了，以至于中國今天必須依賴進口農機，種子和農藥也完全壟斷在西方跨國資本手里，轉基因育種技術極度不安全，有成為國家戰爭武器的潛力。

　　中國政府對農村的財政輸血，數量過小，無法根本上改變農村勞動者的選擇——足夠讓一個打算去城里打工的人改而留在老家種田，同時，輸入農村的小數量資金，往往還未能務實地使用好。

　　2、農業不再是為需要而生產時代的新問題

　　舍此之外，農業的資本化經營，不再是以滿足需要而生產，而是為了市場和利潤而生產，資本的投入和技術的密集介入，導致各種化學產品的過度使用，使得食品安全成為顯著的問題。在全球食品安全問題上，中國的問題似乎特別嚴重。

　　1980年代之后，工業下鄉同時缺乏足夠靈便的監管，導致環境隱患極重，據有人統計，全國各地見于報道的“癌癥村”有200多個。

　　在橫車新橋河拍攝的照片：主河道來水是綠色的，新加入的是紅色的

　　還有官員、學者和媒體人，合伙鼓吹“資本家種田”，或者隱晦一點宣傳“公司+農戶”的資本下鄉模式，問題在于：到目前為止，資本家種糧食都是虧損的，這成為各種“再造地主”努力的最大障礙。同時，資本下鄉的主要領域是地租經濟——把房地產引入到縣城及下屬鄉鎮并與政府合伙出臺政策禁止農民自建房屋。還有少量的是各種商品作物種植，在蔬菜大棚種植業出現總體供過于求的情況下，大多不具推廣價值。

　　3、扶貧政策的盲點是如何務實地認識農民和農村

　　官府對于農民貧困的理解，是認為農民不善于經營，這種認識回歸到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改良派對于農村和農民的認識——農民之所以貧困是因為“愚貧弱私”(沒有文化、資金少、行動意愿和能力不足、不善于合作)，是因為農民自己的個人原因導致自己貧困，因此，改變的辦法就是從改變農民個人入手。共產黨的老傳統則認為，舊統治階級的不平等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使得農民處于受剝削、受壓迫地位，并進而導致農民的消極，貧困原因是源于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家庭耕作的弱小，因此，改變方法是推翻舊有的統治階級和權力結構，創造新的權力結構與超越家庭耕作的局限。

　　自1980年代分田到戶之后，對于農村和農民的認識，逐步與老共產黨的傳統劃清了界限，回歸改良派的個人主義認識。此后，新加上了一個工業化時代的新比較：凡屬貧困村或者貧困戶都是因為未能象成功的資本家那樣經營產業，才導致窮困的。與這個認識方法緊密相關，有兩個時期的重要實踐，1990年代就提出過“消滅空殼村”的口號，結果是一輪招商引資和做項目的熱潮，后果是留下了數千億鄉村兩級債務。今天的扶貧攻堅項目，要求資金直接下達到戶，配合基層干部等入戶輔導，目的實際上是“消滅空殼戶”，其前景很難樂觀。

　　半個月前12月中旬在廣州的一個學術會議上，有專家提出：想要基層干部把貧困戶扶持教導成為一個成功的資本家，這超過了基層干部和貧困戶的最高能力和最大潛力，扶貧考核目標應該務實地轉型：只看基層干部有沒有在村里組織起真正的合作社。

　　有人說：老一代農民工不想種田，第二代農民工不會種田，新一代農民工不談種田。農村到底會走到哪里去?

　　二〇一八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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