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問題還是農民問題?

　　賀雪峰

　　提要：三農政策的重心只能是農民問題而不應當是單純的農業問題。“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是支撐中國經濟的一個關鍵性制度安排，這一模式不僅降低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而且為缺少進城務工就業能力的農民提供了基本的農業收入和農業就業，為進城失敗的農民提供了返鄉的保障，為中國最可能在現代化進程中失敗的最為龐大的群體提供了底線生存條件，從而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穩定器和蓄水池。由于研究者經常混淆農戶與大生產的對接和農戶與大市場的對接兩概念，因此當前三農政策被似是而非地表述為：引導農戶走向市場、引導農村土地流轉以形成適度規模經營。既然三農問題最重要的是農民問題而非農業問題，那么三農政策的重點就一定不是所謂扶持農業龍頭企業以及所謂農業新型經營主體，而是集中于公共服務體系、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村社組織建設的建設，保持穩定的小農經濟、彈性的社會結構。

　　關鍵詞：三農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小農經濟

　　一、當前中國發展階段與發展戰略選擇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已經成功地由低收入國家步入到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目前正處在由經濟增長到經濟發展、由低端加工制造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過渡的關鍵時期，處在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由一個發展中國家躍升為發達國家的關鍵時期。

　　中等收入階段，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中等收入陷阱，從歷史來看，自20世紀以來，從世界體系邊緣國家成功進入到體系中心的國家幾乎沒有。發達國家集團一如20世紀之初，集中為歐美日國家，一百多年未有變化。其中值得一提也為發展經濟學家所津津樂道的是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此外再鮮有成功國家。亞洲四小龍是在冷戰的特定背景下面發展起來的，且總體來講體量都很小。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只有數百萬人，中國臺灣地區只有2000萬人，最大的韓國也才5000萬人口。四小龍加起來才8000多萬人口，只有目前中國大陸地區人口的1/15。這個意義上講，當前的世界格局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定型，基本上沒有一個大的經濟體可以通過快速經濟發展來改變這個世界經濟基本結構或格局。一般發展中國家要么經濟缺少發展，仍然處在低收入階段，要么經歷一定發展，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即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停滯了發展。

　　當前正在改變世界格局的力量是中國的發展或崛起。經過三十余年的快速經濟發展，中國由一個低收入國家成功地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若中國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則近代以來的世界基本格局將為之大變。這將是世界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問題是，中國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如何可以躍入到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中去?

　　中等收入陷阱有兩個面向，一是國際，二是國內。從國際上看，或從世界體系角度來看，世界體系中心國家是國際規則的制定者，經濟處在體系中心位置，產業集中在高附加值部分，從而形成了一個中心國家向邊緣國家轉嫁危機與輸出負擔，而從邊緣國家吸取資源和輸入利益的結構。世界體系的邊緣國家要進入中心，就要打破這樣一個國際既得利益結構，就必然會有重重沖突。從國內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增長潛力耗盡，而國內各個階層和階級既得利益結構又已成型，所有人都不能忍受利益的損失，可供分配的利益卻沒有增加，各個階層與階級之間的硬碰硬的斗爭就可能導致社會失序甚至政治動蕩，“發展導致不穩定”的鐵律因此起作用。這在20世紀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普遍出現的政治不穩定中可見一斑。

　　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問題就在于，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要向世界體系中心躍進時，必與體系中心國家的既得利益結構發生直接沖撞，這種沖撞會反過來對中等收入國家內部結構產生影響，其中一個方面是一直享受經濟成長并形成利益預期的國內各階層無法面對沖撞的代價，國際上的突圍困境通過經濟周期等形式變成國內階層之間的矛盾與斗爭，這種斗爭以激烈方式表達出來(甚至通過政治失序來表現)，變成國內危機。國內危機削弱了國家突破既有世界體系既得利益結構的能力，從而止步于中等收入國家。

　　當前中國正處在這樣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的關鍵且微妙時期，其中核心是中國在國際經濟貿易中能否進入到高附加值的產業上去，從而改變目前對中國不利的基本經濟結構和國際利益格局。

　　中國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就取決于兩個方面的戰略，一是中國能否將主要資源集中于發展高新技術、實現產業升級的國家發展戰略。中國不能將千辛萬苦通過犧牲環境、資源和幾代人所獲得不多的血汗錢浪費掉了，而應該集中到發展戰略產業，實現產業升級，從而使中國在國際經濟結構中成功地由低端加工制造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躍升。只有當中國主要經濟結構進入全球產業鏈的中高端，在國際經濟結構中處在高附加值產業的位置，中國才可以真正進入世界體系中心，才能夠說由一個中等收入國家變成了發達國家。反過來說就是，當前國內關于民生、環境、就業、經濟增長的討論，大都是無的放矢。中國必須實現國家戰略，其中核心就是發展高新科技，進行產業升級。第二個戰略是中國能否繼續保持國內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協調，保持中國社會結構的彈性，及保持中國的社會政治穩定。其中包括中國具有應對經濟周期以及各種外來沖擊的國內穩定的能力。

　　如何實施這樣兩個國家戰略?筆者曾在《城市化的中國道路》一書中提出“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戰略構想，認為未來30年是中國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躍入發達國家的關鍵時期，中國必須同時在三個方面用力，一是集中資源發展高新技術，實現產業升級，這個產業升級的關鍵是可以在國際高附加值產業中占有位置。這是根本[1]。

　　中國集中資源發展高新技術實現產業升級，其中可以集中的資源來自何處?在當前中國乃至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主要資源只可能來自出口導向型的“中國制造”。“中國制造”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產業，可以說是主要靠中國廉價勞動力和犧牲環境和資源的代價所獲得，甚至是血汗工廠所獲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獲得高速經濟增長，由一個低收入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主要就靠這個出口導向的加工制造業，靠這個“世界工廠”。

　　中國發展高新技術，以突破世界既有經濟格局，不可能立即從高新技術中獲得回報，而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這個前期投入只可能來自出口導向加工制造業所形成的積累。在未來30年，中國必須在加工制造業上保持國際競爭力，從而可以獲得實現發展高新技術國家戰略所必須的資源條件。

　　中國加工制造業能否繼續有國際競爭力，既與國家所采用發展模式有關，又與中國的比較優勢有關。中國之所以在改革開放30年通過出口導向的中國制造取得快速經濟發展，是因為中國具有一般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比較優勢。一是高素質且廉價的勞動力;二是土地制度上的優勢。土地制度上的優勢，核心是中國土地制度基本上清除了土地食利者;三是中國高效的行政法治體系，穩定的政治社會格局。

　　隨著中國由低收入國家變為中等收入國家，“中國制造”中的廉價勞動力已開始不再廉價，尤其是相對于“印度制造”、“越南制造”，中國勞動力價格已遠遠超過一般發展中國家。但是，當前“中國制造”仍然有三大優勢，一是基礎設施良好，二是已經形成“中國制造”產業集群鏈，這個產業集群鏈有助于降低“中國制造”的成本，三是繼續高效的中國行政法治體系。其中，良好基礎設施又與中國土地制度有關，因為中國土地制度可以做到漲價歸公，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土地出讓金而來的土地財政建設良好城市基礎設施，從而做到“地利共享”。

　　也就是說，當前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漲對“中國制造”的負面影響被中國良好基礎設施和產業集群體系的正面影響所抵消，“中國制造”仍然具有國際競爭力。保持“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是中國獲得實現國家戰略資源的關鍵。

　　當然，保持中國制造競爭力的一個前提是勞動力價格不能漲到中國制造難以消化的地步。當前中國制造的勞動力價格之所以還不是太高，是由中國特殊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決定的。具體地說就是，當前中國通過“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來實現了勞動力的再生產，且正是“半工半耕”為進城失敗農民工提供了返鄉退路。[2]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當前普遍存在的年老父母留村務農、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的模式，使進城農民工可以接受比較低的勞動報酬而仍然可以體面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若沒有農村的“半耕”，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全家進城，他們要在城市生活，就必須要有更高的工資收入，若年老不能返鄉，國家就必須為他們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正是“半工半耕”極大地緩解了“中國制造”的勞動力成本壓力，從而使中國制造可以保持國際競爭力。

　　這個意義上，“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是支撐中國制造的一個關鍵性制度安排，而“半工半耕”制度又是以老人農業和小農經濟以及小農村社制度的存在為基礎的。這個意義上講，未來30年小農經濟仍然需要維系。同時，也正是小農經濟的維系，使進城失敗的農民有退路，且遇到經濟周期，農民工仍然可以返鄉。農民工進城失敗可以返鄉是中國未出現大規模城市貧民窟的原因。小農經濟不僅為中國保證了糧食安全，而且是中國保持社會結構彈性的關鍵。正是小農經濟為中國應對危機、保持穩定提供了強有力保證，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講，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也就是說，未來30年，小農經濟、中國制造、產業升級三輪驅動，中國才可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步入發達國家行列。三者之間，最基礎同時認識誤區也最大的是小農經濟，因為當前政策部門和學界都正力圖消滅小農經濟。

　　二、作為穩定器和蓄水池的農村

　　換句話說，在未來30年，中國農村的主要目標應當是服務和服從于中國崛起這一戰略，中國經濟發展極在城市，中國社會穩定器在農村，所有農村發展的考慮，其焦點都在于能否及如何服務于中國現代化的大局。中國若能發展高新科技，實現產業升級，從而真正進入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農村和農業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否則，農村問題和農業問題本身仍是難解。

　　那么，農村和農業要解決什么問題?或要為關鍵時期的中國現代化提供什么樣的支持?

　　大體來講，在未來30年，農村和農業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特別重要的功能。一是保證糧食安全，讓中國人能吃飽，最好還能吃好。農業生產糧食、養活中國人，這是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的最基本含義;二是繼續再生產廉價而高素質的勞動力，從而可以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制造提供比較優勢;三是為進城失敗的農民工提供返鄉退路。正是進城失敗農民工可以返鄉，而降低了城市社會保障的壓力，同時也可以避免出現大規模城市貧民窟。

　　事實上，在過去30年，中國農村已經在以上三個方面為中國制造從而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巨大支持，這是中國可以有過去30年快速而穩定經濟發展的關鍵。之所以農村可以提供以上三大支持，又是與中國特殊國情下面形成的農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或勞動力再生產模式緊密相關的。

　　具體來說，改革開放以來，之前隱藏在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大量轉向二、三產業，從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到離土又離鄉的進城務工經商，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年齡比較大的中老年勞動力留村務農。中國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形成了中國特色“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經營體制。因為農業勞動力過剩，勞多地少，在青壯年勞動力進城以后，留村務農中老年勞動力仍然可以輕松種好田，農業產出尤其是糧食產出并未隨著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進城而降低，反而出現了糧食產量“十一連增”。尤其重要的是，幾乎所有中國農村都形成了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留村務農的“半工半耕”結構，農民家庭因此在并沒有減少農業收入的情況下增加了務工收入。農民家庭收入增加，生活條件改善。

　　在一般農村普遍形成“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的同時，有一部分進城農民運氣比較好，很快在城市體面安居，全家進城了，他們不再耕種土地，他們的承包地就近流轉給仍然在村務農的親朋好友，而農村總有一些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或不愿進城的青壯年勞動力，他們只種自家承包地，面積太小，收入太少，而有流入農地的強烈需求，這樣，全家進城不再種地的農戶將土地流轉給仍然留村務農的青壯年勞動力，這些留村務農青壯年勞動力因此可以擴大耕種面積，甚至形成適度規模經營。這些留村務農的青壯年勞動力有較大經營規模，有富業收入，有其他農村收入，在農村的消費又比較低，他們就可以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同時又可以保證家庭生活的完整，這樣一種經濟收入在農村、社會關系在農村、可以保持完整家庭生活，又因為收入不低而且有良好精神面貌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我們稱之為“中農”，這個“中農”群體人數不一定很多，可能僅占農村留守人口的10%~20%，但很重要。正是這個中農+留守老弱病殘，可以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基層治理結構[3]。

　　當前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和“中農”群體，又是一個可以再生產的動態結構。這個動態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農民家庭中，隨著時間的延續，年齡增長，留村務農父母的年齡越來越大，他們不僅無法進城務工，而且務農也越來越力不從心了，他們退出農業。在這些留守父母到了退出農業的年齡(70歲左右)，他們進城務工子女也已不再年輕，也有快50歲了，他們在城市務工機會越來越少，最終進城失敗，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而開始返鄉。返鄉是一個過程。經過幾年時間，他們終于回到自己家鄉來接替父母務農。而這些已經年老子女的子女又已成長起來，開始進城務工，或考取大學到城市正式工作。這樣就實現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自身的再生產[4]。

　　第二，進城失敗的農民，正因為父母仍然在農村務農，他們返鄉務農就不僅有耕地，而且有農業場所、農作工具、耕種技術等等，從而可以順利返鄉務農。已經全家進城的農民即使已經將承包農地流轉給親戚朋友耕種，只要他們想種地，他們隨時可以要回土地耕種。這樣一來，農民就可以在進城與返鄉之間自由選擇。當他們進城困難甚至失敗而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時，他們隨時可以返鄉。正是農民可以自由返鄉，使中國城市沒有形成大規模貧民窟。有人講農民愿意進城而不愿返鄉。這個說法不全面。農民愿意進城是希望在城市體面安居，若農民進城只能落入到貧民窟，返鄉就是他們無比重要的權利。

　　第三，中農本身并不穩定，且中農收入來源是多元的，他們既流入土地以形成適度規模經營，又從事富業、手工業，還當農業經紀人以獲取收入，甚至依靠當村組干部的收入來補貼家用。中農也可以進城務工，而只要農村有多元的收入機會，這些多元收入機會就可以留住仍然是青壯年的農民在村莊以獲取這些機會。

　　“半工半耕”的“半耕”之所以很重要，并不只是在于農民家庭要從“半耕”中獲取收入，而是有著廣泛得多的內容。留守在農村的中老年父母耕種自家承包地，“戶均不過十畝”，他們很難面向市場進行高價作物的種植，而一般只能種大宗農產品，因為大宗農產品所需農資和生產產品都是標準化的，不存在購銷問題，其生產技術也是常規化的成熟技術，不存在學習的困難。種植大宗農產品，風險低，生產技術簡便，不存在與市場對接難題，當然也不可能獲得很高收入。不計勞動投入，一畝大田作物一年純收入1000元，10畝也就是1萬元，這個收入可能只相當于當前務工收入的1/3。

　　現在的問題是，中老年農民進城務工經商本身是缺少機會的，他們進到城市可能只是純粹的消費者而非生產者。而在農村種田可以有不高也不算低的種田收入。

　　除種田收入以外，在農村還多少可以有富業收入，而最為重要的是，農村有土地，有庭院，從而可以自給自足，一般生活用品都可以自己生產而不用到市場上購買。且自己住自家房子不用出房租。農村生活成本大大低于城市。

　　這樣一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不僅有務工+務農的兩筆收入，而且比全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要低得多，這就使這樣一種勞動力再生產模式遠較離開農村全家進城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更能讓農民體面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尤其重要的是，在當前農業生產技術條件下面，農民種大田作物不存在技術、市場風險，機械化的普及使得種田成為一件比較輕松包括中老年人也不難完成的工作。甚至有很多農村老年人講，種田是鍛煉身體的一種好辦法。是否鍛煉身體不一定，但從事農業生產是一種收入以外的就業，是證明自己仍然有價值的重要方式。沒有就業，生活就沒有意義。農業是隨季節展開的，農村中老年人種田，隨季節展開的是他們的播種與收獲，艱辛與希望。

　　除此以外，農民進行農業生產，是在生于斯長于斯的熟人社會進行的，這個熟人社會是自己的，親朋好友聚在附近，即使外出工作甚至進城安居了，村民仍然與村莊保持密切聯系，年節要回來，去世要安葬到村莊，要落葉歸根，魂歸故里。中老年農民在村莊從事農業，很容易獲得熟人社會關系網絡的支撐，又有強烈的歸屬感、安全感。這與城市所產生的疏離、陌生、不安全是正好相對的。這個意義上，農村的確是遠比城市要好的養老之所。燈紅酒綠的城市生活在年輕進城時已經經歷過了，且這些都是別人的(富人的)，寧靜的鄉村正是自己不錯的歸處，是所有人都不會認為不好的歸處。

　　也就是說，在過去數十年所形成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在未來20~30年還仍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一方面，經濟越發展，就有越多進城農民工具備在城市體面安居的條件，他們從此離開農村融入城市，他們甚至將留守農村的父母接到城市生活。同時，總有部分進城失敗農民還要返回農村，在農村生活。這個時候，保留農民返鄉退路對他們很重要，對中國現代化同樣重要。一旦中國可以完成產業升級，進入到發達國家行列，城市可以為絕大多數進城農民工提供體面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條件，即使少數農民工進城失敗，國家也有辦法提供讓他們在城市住得下來生活得下去的社會保障。那個時候農民能否返鄉就不重要了。

　　也就是說，維持目前農村“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經營，就不僅可以維系“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廉價勞動力再生產模式，而且可以為進城失敗農民提供退路，從而為“中國制造”提供強大支持，且為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應對經濟周期及各種不穩定提供強力保障。農村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小農經濟能否保證中國糧食安全，老人農業能否養活中國?應該說，全世界農業發展的經驗都已證明，小農經濟種糧食的產出能力高于和優于規模經營。中國在勞動力大量外流情況下的糧食產量十一連增也是最好的證明。老人農業種糧食，精耕細作，畝產一定是很高的。當然也不是沒有問題，更不是說農業就沒有問題。下面我們進一步討論。

　　三、種糧與種菜

　　當前對三農問題關注的焦點，除了糧食安全就是農民增收，而很少從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穩定器與蓄水池的角度進行討論。前面討論試圖說明，農村和農業問題只是中國現代化全局的一個側面，不能僅就農村和農業問題來討論“三農”。

　　從農民增收角度討論農業發展問題是中國政策的主導方面。幾乎所有中央“三農”政策文件中都有增加農民收入的要求。為了讓農民增收，中央文件以及學界媒體大體有三種主張，一是調整產業結構，讓農民種植高價的經濟作物(后面用“種菜”來代表)，以增加農業收入。問題是，決定農業產業結構的核心是需求而非生產。當前中國農村一輪一輪調結構，都是種什么虧什么，原因是總體市場上的需求有限，數億農民不可能從調結構中致富;二是擴大規模，認為農民種田規模太小肯定富不起來，因此要推動土地向大戶集中。國家因此出臺政策支持所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三是所謂減少農民，讓農民進城去。問題是，進城農民干什么?尤其是在城市根本就無就業優勢的中老年農民進城干什么?多數農民進城到了貧民窟，而少數留下來的農民就是富裕起來了，這樣能說問題解決了?

　　總體來講，當前各方面都認為“三農”存在問題，尤其是農業中存在問題，因此需要通過政策來予調整。問題是，如果沒有對三農問題包括農業問題的準確把握，政策調整可能會起負面作用。一般性地說法，要改造中國小農經濟，因為小農經濟存在兩個“不適應”：一是小農戶與大生產的矛盾，二是小農戶與大市場的矛盾。小農戶與大生產的矛盾處處可以見到，尤其是當前農民土地細碎且人地分離的情況下，農民經營規模小而田塊又分散，機械下田不方便，灌溉不方便，植保不方便，管理不方便甚至種植也不方便(因為地塊太小而無法獨立耕種)，這種小農戶與大生產的矛盾，使當前細碎分散的農地無法最有效地使用機械和其他農技農藝，并導致大量的無效勞動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成本，降低了農業效率。

　　第二個不適應是小農戶與大市場的不適應。當前農民要靠農業增收致富，就必須為市場而生產，而要為市場生產，小農戶又缺少與市場打交道的能力，他們就至少要組織起來，通過合作社、通過中介組織或通過龍頭企業來與市場打交道，并響應市場的需要改造種植結構。市場變化很快，農民生產農產品只有適銷對路才能賺錢。尤其是保鮮性差無法儲存的經濟作物，市場價格起落很大，賺大錢和虧血本都是正常的，這是市場本身的風險。

　　一般性地講，小農戶與大生產和大市場容易產生尖銳的矛盾，而如果小農組織起來形成一定規模，就可以比較好地應對這個問題。組織起來的方式，最佳模式是小農戶變成適度規模經營主體，從而具備對接大生產和在市場經濟中游泳的基本能力;其次是小農戶通過合作社組織起來應對大生產與大市場，再就是通過龍頭企業的中介。當然，若工商資本可以通過土地流轉而形成農業企業，這樣的農業企業就可能更有能力應對大生產與大市場了。

　　不過，以上一般來說的小農戶與大生產和大市場的矛盾，只是一般來說。更具體地看，小農戶又要分為兩種，一種是主要從事大宗農產品生產的農戶，可以簡稱為“種糧戶”，這些種糧戶，其所種糧食由國家保護價收購，所需要農資都是標準化產品，因此，種糧農戶一般不存在與市場的對接問題，他們的主要問題是與大生產的矛盾;還有一種農戶主要從事經濟作物種植，從而希望到有風險的經濟作物市場上獲取更大利潤，這種的農戶可以簡稱為“種菜戶”。經濟作物不耐儲存，價格波動大，可能收益大，可能損失也大。正是其可能收益大，農戶才會冒險種經濟作物，又正是因為可能虧本，一般農戶出于避險的考慮，不愿種經濟作物。這樣，在種糧農戶與種菜農戶之間就會形成一個均衡，如果種菜總體來講收益高于風險很多，就會有更多糧農轉而種菜，從而增加種菜的風險而降低其收益，若種菜有太大風險，之前種菜的農民就去種糧，總之之間有一個均衡，其中的均衡點與農民風險意識與避險考慮有關。這是一個市場行為，市場的均衡點。

　　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戶基本上不存在與市場的對接問題，他們關心關注的焦點是與大生產的對接。即能否獲得基本的農業生產服務的便利。這個問題在后面再講。從事經濟作物種植農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與市場對接。如果農戶的生產基地就在大中城市附近，或農戶生產基地有比較完善的市場，農戶就可以比較方便地利用這個市場來種經濟作物，來獲益。這部分農民就比缺少市場優勢的農戶更能獲得較高收益。

　　離市場比較遠的小農戶從事經濟作物種植，因其信息成本比較高而風險更大。解決問題的辦法自然是農戶組織起來，從而降低與市場對接的成本。這就是為什么糧農幾乎不可能組織起來，而種經濟作物農戶比較容易組織起來的原因。

　　種經濟作物農戶組織起來生產經濟作物甚至可能比具有地理優越位置的城郊農戶更有市場競爭力，其結果就是，組織起來農戶生產的經濟作物替代了離城市近的具有地理區位優勢的小農戶，而成為城市(或市場)經濟作物的供給者。

　　無論是由城郊農戶生產經濟作物還是由組織起來農戶生產經濟作物，亦或由工商資本生產經濟作物，市場并不會由于供給增加而消費增加。即使經濟作物生產者開發出新的品種從而開發出新的市場需要，總體來講，市場所消費經濟作物總量在一個特定時期是相對恒定的(雖然總量是不斷上升的，全國人民消費副食能力在增強)，新開發出來的經濟作物會替代舊經濟作物的消費。也就是說，新經濟作物生產者的加入會對舊經濟作物生產者產生擠出效應。這就是為什么自1980年代全國都在學習山東壽光調整農業結構種蔬菜但鮮有成功者的原因：相對恒定的市場需求決定了只可能有相對固定的供給。生產者越多，供求過于求，就會降價虧本，就不得不有生產者退出。從微觀上看，調整產業結構、組織小農戶對接市場可能是農戶增收的手段，從宏觀和全局來看則是荒唐的。政府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推動農戶種經濟作物，就同時將政府和農戶置于風險之中：更多經濟作物的種植可能導致市場供過于求從而虧本，農戶虧本后的必然反應是責怪政府多事。有些地方政府在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大包大攬及由此出現眾多群體性事件的教訓，至今還鮮有人深刻總結。反過來，當前中國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相當完善了。一旦市場上有對經濟作物的需求，自然會有農戶響應市場去生產，且一定會有農戶跟隨。時間稍長，市場上的供給就會充分，甚至可能過剩，然后再自發調節。這是一個市場的自生秩序。

　　因為生產經濟作物存在一個如何與市場對接的問題，這就使得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戶更有組織起來的內在要求，同時也可能使公司+農戶更有生命力，也使大戶經營乃至工商資本進入更有效率。這些可能更有效率的規模經營就會對小農戶產生擠出效應，小農戶因為無能力獲得市場信息及不敢冒市場風險因此轉而種糧。當然會有小農戶嘗試擴大經營規模而在經濟作物種植上面一試身手。

　　在經濟作物市場總需求相對固定的情況下面，政府指望通過指導農民來調整產業結構以增加收入，這在本質上是荒謬的，是不可能成功的。目前國家給了各種產業發展資金來支持農業龍頭公司，來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從市場上看，這種支持是無效的，從利益分享上看，對被因此而擠出去的農戶來講是不公平的。這個意義上講，筆者以為，目前國家在農業投資上有些操之過急。應該歸市場去做的事情，就讓市場去做好了。當有農戶看準種植經濟作物可以賺錢的機會，且認為這個機會比進城務工更有好處時，他就成為了一個在市場上游泳的人，他可能成功，從而賺很多錢，也可能失敗。正是可能成功又可能失敗的幾率，決定了種經濟作物的收益率與農戶是種糧還是打工還是種菜的選擇可能性。這是一個均衡。

　　若我們不是關注種經濟作物從而希望到市場上游泳的農戶，而是關注糧食，情況則大為不同。糧農生產的糧食，國家保護價收購，糧食作物是大宗農產品，價格穩定，種植糧食所需農資幾乎都是大宗的標準化產品，其市場易得性很高。甚至種糧技術也都是一般的成熟技術。因此，糧農基本上不存在與市場對接的問題。

　　但今天以農村中老年人為主體的糧農存在著與大生產相適應的難題。分田到戶時，為了公平，一般在村莊集體內將土地分成數等，每等土地按人均分，從而使本來就規模狹小的農戶承包土地分散為很多塊，土地細碎化程度很高。更糟糕的是，隨著農村人口大量進城，之前承包土地的農戶進城了，他們所承包的細碎土地轉包給村莊內的親朋鄰里，流入土地的農戶雖然耕種土地的面積增加，田塊數量也更多了，田間管理和機械使用及灌溉等等也就更難了。據我們調查的估計，若將農戶經營土地小塊并大塊，連片經營，其農業投入成本可降低1/4，勞動投入可以減少1/3，農業收入增加，經營農業的難度大大降低。如果農民經營耕地可以形成連片的適度規模經營，可以方便使用機械及可以方便灌溉，由農村中老年人來種糧，種糧對體力要求就不是那么重要，而田間管理方面，中老年農民都是高手，他們這些種自己田的農戶，必精耕細作，必有最高的糧食畝產。且對他們來講，種田就是比較輕松的事情。

　　小結一下。農業GDP總量是有限的，這個GDP不決定于生產而決定于消費。全國人民消費農產品的總量緩慢增長，在某個時點上是相對恒定的，且全國人民消費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的權重雖然也在緩慢變動，但在一個固定時點上也是相對恒定的。更多糧食和經濟作物的供給不會增加農產品的消費，但會降低農產品的價格，經濟作物對市場的反應尤其強烈。國家為增加農民收入，推動農民調整產業結構，改種糧為種經濟作物，不能從根本上增加農民收入。國家扶持龍頭企業和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這些工商資本會分享農業GDP，從而減少了農戶從農業中可以獲得的收入份額，而不是增加了農民的收入。這個意義上講，凡是國家直接推動的調整產業結構都要存疑。若國家只是做市場建設的基礎工作，從而為具有市場敏感性的農戶乃至工商資本響應市場機會進入經濟作物種植提供便利，則可能提高經濟作物種植的效率，包括種植經濟作物滿足市場需要的效率(更快地滿足市場需要)。

　　如果國家不直接介入到產業結構調整，農產品的市場稀缺情況就會通過價格傳遞到農業生產者，農業生產者也就會通過進入或退出形成自發市場調節。一般來說，更有資本、更有風險意識、更接近市場及更將農業作為主業的農戶，會傾向種市場風險大的經濟作物，農業企業也可能進入，工商資本也可能進入。這是一個有激烈利益博弈的領域，可能收益巨大，也可能風險巨大。在利益與風險上面，種植經濟作物會形成一個市場均衡點。從當前中國耕地上用于種植經濟作物的播種面積上看，可能要占到全部耕地的1/5稍強。多了就會有退出，少了就有進入。

　　而用于種糧的面積大約占到全部耕地面積的4/5弱一點，全國耕地大約70%是用于生產糧食、棉花、油料等大宗農產品。也就有大約70%的農戶主要從事大宗農產品的生產，而這些主要從事大宗農產品生產者往往或尤其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庭的中老年農民。

　　即使在全國大約70%耕地上種糧的農戶也并非只是生產而完全不考慮市場，他們應對市場的方式相對不如經濟作物種植者敏感，其中最典型的應對是通過復種指數來體現。糧價太低就降低復種指數，糧價比較高就提高復種指數。當前農村普遍存在季節性拋荒，或者說農田復種指數不高，是因為當前市場上糧食供應充足，糧價不高。一旦糧食短缺，糧價上漲，中國土地上還可以大大地提高糧食生產能力。這個意義上講，誰來養活中國至少在現階段還不是問題。

　　這樣一來，當前全國農戶可以依據其種糧還是種菜區分為是響應市場型的農戶還是自給自足型的農戶。全國絕大部分農戶仍然是種糧的自給自足型農戶，他們往往是家庭年輕勞動力進城務工后留村務農的農戶，這部分農戶分享雖然不多但極其重要的糧食GDP收益。我們尤其應當保護這部分糧食GDP的利益由仍然留村務農的農戶分享，或者說，中國70%用于種糧的耕地仍然應當由小農來經營，政府千萬不能推動將糧田流轉給大戶來經營。若是那樣，大量農民就會失去收入與就業，“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就會瓦解，構成中國現代化基礎的農村這個穩定器也不復存在，后果也就會極為嚴重。

　　糟糕的是，當前中央政策的導向似乎恰是在推動農民土地向所謂新型經營主體流轉。

　　四、農業經營主體問題

　　顯然，小農戶與大生產對接和大市場的對接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也針對不同的農戶。在實踐中卻容易被混淆起來。

　　當前三農政策中，這種混淆被似是而非地表述為：引導農戶走向市場，和引導農村土地流轉以形成適度規模經營。兩者都服務于農民增收致富。問題是，依前面的分析，中國絕大多數農戶家庭需要有留守務農的家庭成員依然從農業中獲取農業收入與農業就業，他們離開農業和離開土地，不僅對中國大多數農戶而且對于國家來講，都將是災難性的。為了少數人增收致富，而讓多數人流離失所，這顯然不是政策的本意。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錯位呢?我們先從小農戶與大生產的矛盾說起。如前已述，小農戶經營土地規模小，地塊分散，無論是機械化還是灌溉都很困難。在農村勞動力未大規模進城之前，農業勞動力過剩，地塊細碎分散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難，而且在取消農業稅前，村社可以通過收取共同生產費為農戶提供他們一家一戶“不好辦、辦不好和辦起來不合算”的事務，地塊細碎的弊病被農民調動起來的積極性所掩蓋。取消農業稅后，村社集體組織退出共同生產事務，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留守中老年農民尤其需要通過將細碎分散土地集中連片以方便機械使用和農作管理，包括灌溉。換句話說，當前留守中老年農民出現了種田難。這個種田難某種意義上不是農戶個體能解決的。

　　農戶的種田難反映到國家變成了農民不愿種田，變成了農田拋荒。因此產生了“誰來種田”之問。誰來種田?農民不愿種田了，就應當將農民承包的土地經營權流轉到愿意種田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那里，由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來種田。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包括種田大戶、家庭農場、合作社、工商企業等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種田，他們有技術、有資本、有與市場對接的能力，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必將是中國農業的未來發展方向，是養活中國的主力，因此就應當給這些主體以支持，讓他們代替農民種糧。一旦得到國家政策扶持，又有一定經營規模，還可以對接市場，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就可能增收致富。農民增收致富了，城鄉差距也減少了。一舉多得。

　　但這里面的問題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中老年農民，進城已無就業機會，他們不再種田，他們可以干什么去?這些中老年農民或一般小農，他們種田僅僅要求“戶均不足十畝”的承包地連片，及要求村社為他們提供基本的進行農業生產的公共服務。現在倒好，政府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來流轉他們的土地，替代了他們，而不是著力為他們解決種田的困難(即小農戶與大生產對接的困難)。

　　問題是，僅就種糧來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規模經營來代替小農并不能提高糧食產量，因為不可能比小農更加精耕細作。若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面向市場而轉入種經濟作物，這只可能加劇經濟作物生產的競爭，而無法持續。最終仍然要轉而種糧。

　　從種糧上看，政府有兩個選擇，一是扶持幫助目前小農戶與大生產之間存在矛盾的小農，主要是通過村莊力量允許農民調地以形成適應小農戶生產要求的連片經營，同時幫助和支持一家一戶小農解決共同生產事務，這種支持也可以通過現存的村社組織進行，還可以通過現存的作用不大但仍然有的自上而下的社會化服務體系進行，使小農可以維持最低限度的有效率的農業生產，從而讓9億農民可以從農業中分享收入與就業，以支持“半工半耕”。二是對小農困難視而不見，而通過推動小農土地向大戶流轉，甚至通過各種財政和政策支持大戶，最終是小農破產。國家支持的所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代替了小農，成為主要的糧食生產者。

　　在小農戶與大生產存在矛盾的情況下，采用什么樣的政策十分重要。缺少政策支持，小農破產，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政府支持下面種糧，但糧食產量不如小農。農業問題解決不了，農民問題也會極其嚴重。

　　而如果政策支持幫助小農解決與大生產的矛盾，則糧食問題不是大問題，農民問題根本就不會產生。遺憾的是，當前三農政策的方向都是推動農村土地流轉以扶持建設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國家將農業的希望寄托在新型農業主體上。這樣一來必會產生嚴重的農民問題。

　　當前土地確權，目的就是要讓農民的土地經營權長期而穩定地流轉到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上去。這樣一來，失去土地的農村中老年農民，他們到哪里去?他們的家庭再生產會如何延續?

　　正如前述，小農戶與大市場對接比較困難。恰恰生產糧食的農戶不存在與市場對接的問題，因為糧食是大宗農產品，價格穩定。真正存在與大市場對接的是種經濟作物的農戶，這些農戶要么離市場近，要么有極強的風險意識，敢于到市場上一博。這樣的農戶早已不是自給自足的小農，也不是用“半工半耕”家庭中的中老年勞動力的帶有強烈自給自足性質的農戶，而是具有企業家性質的農戶。這樣的農戶，若沒有政府支持的工商資本進入經濟作物生產領域，這個領域中就會出現大批這樣一類企業家性質農戶的致富增收，并引領那些具有冒險意識農戶的跟進。若政府支持或不反對工商資本進入經濟作物生產，工商資本的進入會壓縮這些企業家性質農戶的空間，但可能提高經濟作物供給效率。

　　這些帶有企業家性質的農戶，他們成功了，會引領更多人進入，從而生產更多經濟作物，市場供給過剩，一些人虧本退出，最終形成均衡。但無論如何，這一部分具有冒險精神的農戶只是中國農民的少數，他們的成功和失敗都不代表全國農民。

　　也就是說，在糧食生產領域推動規模經濟，推動農民土地向所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流轉，是極端錯誤的，也是十分危險的。中國種植糧食的土地應主要由小農來耕種，小農耕種既是糧食高產的保證，又可以為9億農民的大多數提供農業收入和農業就業。當前用于種糧食的土地是農民的保障，也是中國現代化的保障。國家現在是要千方百計地保護小農在小塊土地上耕種的權利和想方設法為他們提供耕種的便利，而不是反過來支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來打敗他們。

　　這里面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打敗不僅是直接的，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間接打敗。當前小農經濟和老人農業之所以仍然還有生命力，是因為村社集體以及自上而下的社會化服務體系仍然在為小農提供最基本的服務。如果國家為了推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成長，而在財政和政策諸方面打造與所謂新型主體相一致的服務體系，則這個新的體系就會替代過去的體系，過去小農仍然可以獲得的雖然不夠好但多少還有的服務就可能完全喪失，他們因此更加難以完成農業生產，因此不得不更快退出農業生產。[5]這樣問題就會十分嚴重。

　　此外還需要從社會結構方面考慮。在資本或所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入農村前，農村外出務工不再種地農戶將承包地流轉給仍然愿意留村種田的農民耕種，從而形成具有適度經營規模的“中農”，加上農村仍然留守種自家承包地的中老年農民為主體的“老人農業”，再加上其他無法進城的留守農村老弱病殘，可以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尤其是自發形成的中農，人數不多，十分重要，他們是村莊中最為活躍的力量，他們與農村其他人群構成有機聯系的整體，可以生產出穩定秩序。反過來，如果農民的土地都流轉給了外來規模經營主體，這些外來的經營主體只關心種田賺錢，而與村莊留守老弱病殘沒有關系。之前可以通過流入進城村民土地從而可以達到適度規模經營從而可以留在村莊的“中農”，因為土地流轉給了外來規模經營主體，而不再能從村莊中獲得維持體面生活的收入，他們不得不進城去了。這樣，在村莊中就形成了一個互不相關的兩個部分：人數極少卻占有全村絕大多數耕地的外來規模經營者，和人數眾多不再種地的老弱病殘，這兩個互不相關主體，相關的時候可能就是沖突，因為外來經營主體總是擔憂村民偷盜自己農產品，而整天無所事事又無法進城的老弱病殘對這個外來的與自己幾乎無關的規模經營主體當然也不會有什么好感。尤其重要的是，這兩個群體無關，從而使村莊社會秩序無法得到如前述“中農”一樣力量的支撐。缺少秩序，會進一步加劇農村的衰敗和進一步將農民生活推向困境。

　　五、若干討論

　　1、關于均衡的問題

　　當前中國已經在經濟領域中實現了極大程度的市場化，這個市場化的經濟體系中有各種活躍的經濟主體，其中包括農戶，農民工。農戶又包括糧農和菜農。農民可以根據自己的資源秉賦情況在市場中做出自由選擇。既然是自由選擇，市場就會達到均衡。這個均衡應當是市場最有效配置資源的基點。具體來講，農民主要有以下兩種選擇，從而會形成相應的兩種均衡。(1)選擇留村務農還是進城務工;(2)選擇種糧還是種菜。

　　進城務工收入比較高時，就會有更多人進城務工，留村務農總人數減少，在農業總收入不變的情況下，留村務農人員擴大了耕種面積，增加了農業收入。一直達到進城務工工資不再具有吸引更多人進城務工的均衡點。注意，這里面，對不同的人來講，進城務工的工資收入是不一樣的，或就業機會是不一樣的，處在均衡點附近的往往是中老年勞動力，這部分勞動力進城務工已無優勢，收入不高，漂泊不定，支出不低，而務農收入雖然也不高，但生活安定，支出很少，他們可能對城市務工工資具有遠比青壯年勞動力高的敏感性。出現經濟繁榮，城市勞動力短缺，就有更多中年甚至老年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一旦出現經濟衰退，城市勞動力過剩，工資下降，這些中老年勞動力首先被降低工資甚至裁員，他們也就返鄉務農了。這樣一個均衡點很重要，這是典型的市場秩序。

　　留村務農的農戶也在種糧還是種菜之間形成均衡。種糧泛指種大宗農產品，大宗農產品價格穩定，種植技術成熟，與市場對接容易，風險比較小，收入也不高。種菜泛指種經濟作物，風險比較大，收入也可能比較高。種糧是保溫飽，種菜則可能致富。

　　因為全國農產品消費需求相對穩定，無論是糧食還是經濟作物，供過于求必價格下降，供不應求必價格上漲。相對說來，因為糧食作物耐儲存，且作為國家戰備物質，由國家進行戰備儲存，而可以通過國家力量調劑余缺從而保證糧價的相對穩定。經濟作物保鮮要求高，難以儲存，也不是國家戰備物質，其價格波動就比較劇烈。

　　當更多農戶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種經濟作物時，經濟作物生產過剩，價格下降，因此有農戶(當然首先是最弱小的農戶)退出。最終，在種糧和種菜之間會形成一個利益均衡點，種糧收入少但收入穩定，種菜風險大但收益高。避險意識強的農戶更多種糧，致富意愿強的農戶種菜。離市場近的農戶更多種菜，離市場遠的農戶更多種糧，等等。總之，在均衡點附近的都是一些居于中間位置對蔬菜價格反應敏感的農戶和一些對市場反應不夠便利的地區，通過這些農戶的進入與退出，而在農民種糧與種菜之間形成均衡，而在中國耕地中的哪些部分種糧或種菜，及多大比例種糧或種菜之間形成均衡。

　　除以上兩種主要的均衡以外，還有一些補充性的均衡可以進一步細化考慮。比如，種菜需要相對較多投入，收益可能比較大，甚至高于外出務工收入，因此會有外出務工賺錢的青壯年農民返鄉創業，發展種養業。種養業的投入越多，生產能力越大，種養業的供過于求就越可能發生，因此就一定要擠出一些農戶。到一定程度，種養業風險太高，外出務工農民返鄉創業就不再發生，種養業的投資進入與投資退出達到平衡，均衡點即告形成。

　　如果不只是外出務工的農民工進入種養業，而且資本也進入進來，資本進入就一定會產生擠出效應，且一定是最缺乏市場優勢及最缺少冒險精神和經營能力者首先被擠出去。種養總產出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值上。資本進入農業也是要獲取平均利潤的，若農業競爭過于激烈，利潤少而風險大，資本就會退出，反之則進入。資本進入與退出往往與政府的政策扶持財政支持力度關系極大。

　　糧食生產也存在均衡問題。雖然糧價相對穩定，但糧價受很多因素影響，最終還是受國家儲備情況的影響。糧食生產太多，國家糧庫裝無可裝時，國家就缺少刺激農民種糧積極性的引導性糧價，農戶因為糧價缺少吸引力而降低復種指數。一旦國家感到糧食生產太少，可能影響戰略儲備，就會鼓勵糧食生產，農戶就可能提高復種指數，且帶動更加愿意避險逐利的菜農轉為糧農。這當然又會帶動蔬菜供給不足和菜價上漲，從而形成新一輪調整以達到均衡。

　　之所以當前糧食市場上會有如此均衡，前提當然是當前中國土地仍然具有極強的糧食生產能力。注意，糧食生產能力而不是生產多少糧食是糧食安全的實質。中國當前糧食安全無虞，原因就是糧食生產潛力巨大。在復種指數不高的情況下，中國農民生產的糧食就已裝滿了國家的糧食戰略儲備倉庫。

　　正是以上均衡使中國市場體系可以發揮極大作用來最有效率配置資源。從某種意義上講，當前中國是世界上極少能讓市場體系充分發揮此方面資源配置作用的國家。從社會結構上講就是中國社會目前仍然沒有形成強大既得利益集團，中國社會結構具有極大彈性，從制度安排上看，中國當前的政策為具有活力的市場提供了基礎性制度安排。在中國發展的當前階段，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紅利”正源于此。我們應當保護這樣一種均衡，再保護20年，中國經濟結構就可能徹底改造，中國崛起就有望實現了。

　　2、市場秩序還是政府干預

　　上面簡單勾勒出一幅市場配置資源的秩序圖。這個過程中，政府應做的事情有二，一是為市場提供基礎性的支持，包括市場硬件軟件建設等，但政府不應當直接扶持某一類型市場主體，因為這種扶持對其他市場主體就是擠出，這不公平且無效率;二是對市場失敗者進行安撫，包括為了保護農民利益，可以對資本下鄉提出限制性政策，對市場風險進行評估，為所有人提供底線保護。當前以及一直以來，國家試圖通過政策和財政支持讓農民致富，這既不可能，又無效率，還不公平。

　　3、耕地：致富、保障還是退路

　　不同個人有不同的回答。對于希望通過投資農業經營農業的人來講，土地是致富的手段，一直以來，國家也一直通過政策甚至財政支持，試圖通過擴大農戶經營規模和調整產業結構讓農民致富。但如前述，無論可以找到多少農民通過調結構與擴規模的致富案例，都因為存在擠出效應，使這樣的案例只可能是個案，從宏觀上講都是沒有意義的。

　　宏觀上沒有意義，并非是說微觀上就沒有人去實踐及就沒有人因為種田而致富。各種經營農甚至資本也下鄉來務農以獲取收益。

　　當前中國農村，因為絕大多數農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農業變成老人農業，土地因此具有明顯的保障性質，是缺少進城機會中老年農民獲取農業收入與農業就業的基本手段。

　　土地也是進城失敗農民的退路。正是有自家承包地，進城失敗農民就不愿不體面地呆在城市貧民窟中。如前面所講，農民在務工與務農之間具有自由選擇的空間，在進城與返鄉之間，在充分農業就業與不充分農業就業之間，在貧民窟與農村之間進行選擇，并形成市場性的均衡。國家的新農村建設可以提高農村和土地對農民的吸引力，從而可以將城市政治社會風險分散到農村，同時讓農民有一個可以在熟人社會體面生活的期待。

　　總體來講，既然仍然存在完善的市場機制，農民要致富，就應是農民自己的事情。國家要做的事情是要讓所有缺少進城務工機會的農村中老年農民仍然可以從土地上獲得農業收入與農業就業，土地仍然是絕大多數農民家庭獲得收入和體面生活的基礎，也是村莊生活的基礎。土地因此更多應看作農民的保障，國家應當通過政策來支持保證這個保障的可靠。同時，土地是進城失敗農民的退路。農民有退路，中國現代化才有出路，這是一個不用多講的道理。

　　4、小結

　　以上討論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在當前中國仍然具有完善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情況下，該歸市場的就歸市場，該歸國家的就歸國家。政府千萬不要去代市場行事，同時又不能放棄自己責任。增收致富是作為市場主體的每個農戶的本能，他們不用政府教，就會且有能力會尋找任何一個可能的市場機會。政府同時又必須考慮全國九億農民的出路，無論是缺少進城務工機會而不得不依托農業但從事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越來越差的小農，還是進城失敗需要返鄉的農民工。這是農民的底線。政府要做的事情是保持社會公平的底線，讓大多數人可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結 語

　　從農業政策上講，依以上討論可以總結為兩條基本原則，一是保障基本權利，尤其是保護中國最大多數農民維持體面生活底線的權利，包括進城農民工的返鄉權和仍然從事小規模農業生產農戶進行農業生產基本條件的權利;二是維護市場秩序，讓市場在配置資源過程中充分發揮作用，從而有效配置資源。

　　當前中國的三農問題顯然主要不是農業問題，更非糧食問題，也不是農民致富的問題，而是9億農民的基本保障問題，9億農民在現代化過程中是否可以獲得基本的體面生活基礎的問題。從全世界經驗來看，在中國這樣的發展階段，農民大規模不可逆進城的結果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是，農民在城市無法獲得體面安全的穩定就業與較高收入，從而淪落到了城市貧民窟中。[6]城市貧民窟的生活質量與治理狀況遠遠不如當前中國農村的情況。巨大城市貧民窟成為放大經濟周期及任何不穩定因素的結構性力量，結果就是，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了政治不穩定，從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走不出來。

　　中國小農經濟不僅具有極高的糧食生產能力，從而可以保證糧食安全，而且不排斥具有經營熱情和致富野心的農民乃至工商資本到具有風險的經濟作物領域種地，從而為中國提供了十分豐富的果蔬產品。更重要的是，中國農村相當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使全國農村的農民家庭都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或勞動力再生產模式，這一模式不僅降低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而且為缺少進城務工就業能力的農民提供了基本的農業收入和農業就業，為進城失敗的農民提供了返鄉的保障，為中國最可能在現代化進程中失敗的最為龐大的群體提供了不高卻也不錯的底線生存條件，從而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穩定器和蓄水池。

　　穩定的小農經濟，彈性的社會結構，不僅為中國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發展助力，而且可以讓國家有能力通過實施國家戰略將中國制造所獲剩余輸送到高新技術實現產業升級，形成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從而使中國在未來真正崛起。既然當前中國三農政策最重要的是要解決農民問題，三農政策就一定要回應9億小農的需要。其中當然最重要的是糧農的需要。

　　對于糧農來講，這部分農民種全國70%的耕地，占全國農民的絕大多數，耕種土地面積狹小，地塊分散，有眾多一家一戶“不好辦、辦不好和辦起來不合算”的共同生產事務，需要有自上而下的社會化服務幫助。這些幫助的核心不是要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的對接問題而是解決小農戶與大生產的對接難題。

　　站在小農立場上看，國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解決小農戶與大生產對接難題，具體辦法則是真正了解理解小農需要，而不再是抽象講農民致富、土地確權、土地流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要立足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農村土地仍然要由小農耕種、即使進城農民工的大多數也與小農有千絲萬縷聯系的現實，為小農提供服務。

　　具體地，當前小農最需要的是適應農村人地分離和技術進步要求進行方便農業生產的土地連片耕作，及為小農生產提供他們無法獨自解決的公共服務。這都離不開強化當前村社集體建設和自上而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的建設。

　　當前中央自上而下的資源轉移首先應當轉移用于為小農服務的村社組織建設上來和自上而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的建設上來，而不是所謂扶持農業龍頭企業以及所謂農業新型經營主體。我們一定要記得，在未來二三十年，三農政策的重心只能是農民問題而不應當是單純的農業問題。

　　[1] 參見賀雪峰《城市化的中國道路》，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五章第四節。

　　[2]相關研究可以參見夏柱智《論“半工半耕”的社會學意涵》，《人文雜志》2014年第7期。

　　[3] 具體討論可以參看《人文雜志》2014年第7期 “農民分化與農村階層研究”專題。

　　[4]參見張世勇《返鄉農民工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5] 更為深入詳盡的調查和討論參見孫新華《再造農業：皖南河鎮的政府干預與農業轉型(2007-2014)》，華中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

　　[6] 參見溫鐵軍、溫厲《中國城鎮化與發展中國家城鎮化的教訓》，《中國軟科學》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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