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農村教育正處于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之中。由于快速城市化進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和學齡兒童減少、持續十年之久的“撤點并校”政策，致使鄉村教育出現“城擠、鄉弱、村空”的局面，“上學遠、上學難、上學貴”的問題比較普遍。在教育理念和方式上出現了既脫離農村生活，又無法與城市生活對接的尷尬。

　　農村教育要為城鎮化和農村建設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是重復城市模式還是回歸鄉土本源？

　　浙江小規模農村學校樣本考

　　農村教育何去何從?金近小學給出了一種答案。

　　金近小學，原名四埠小學，位于浙江省上虞市崧廈鎮，是一所典型的鄉村完小。

　　記者2013年實地走訪了金近小學。從學校向外望去，周圍全是莊稼地，這座三層的低矮建筑看起來像綠色汪洋中的一葉小舟。在近20年時間里，學校的掌舵者何夏壽校長把這所農村偏僻學校辦得有聲有色。

　　何夏壽剛上任時，曾遇到一系列問題。學校走應試教育老路，教師教得辛苦，學生學得痛苦，教育質量低下。學生家長紛紛用腳投票，把孩子轉到鎮上學校讀書。

　　何夏壽想到了本埠鄉賢金近先生——曾創作《小貓釣魚》、《小鯉魚跳龍門》等著名童話的兒童作家。“1996年我們學校決定用童話開展教育，一是兒童喜歡童話，二是童話可用于教育，三是有資源能利用。”

　　此后，這所偏僻的鄉村小學組織了小學生的文學社——小鯉魚文學社。何夏壽從全校200多學生中挑選了50名寫作基礎比較好的孩子，親自帶孩子們學習童話，進行童話創作。

　　實驗的效果出乎他的意料。兩年以后，文學社的孩子們在全國報社發表500多篇童話故事。1999年，浙江省教育部門把金近小學確立為浙江省作文教學學校。

　　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就像種下的藤蔓，不斷向上延伸：

　　編寫童話教育教材，創設童話教育課程體系;改造學校硬件設施，設計10處校園童話景觀;舉辦一年一度的童話節，現在全國已有45所學校加盟;2002年，浙江省教育廳把金近小學破格列為示范小學，越來越多的家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金近小學，學校規模也不斷擴大。

　　在何夏壽看來，學校的學生基本上都是村民的孩子，普遍家庭條件不好，有的還相當貧困，因此很自卑。但在童話營造的真善美的世界中，這些孩子享受到教育所給予他們的“尊重、溫暖和快樂”。

　　對于金近小學的嘗試，全國新學校研究中心特聘專家、吉林省撫松縣教育局原局長陸世德頗多認同。

　　“學校，尤其是農村學校，一定要貼近學生的實際生活，在過程上一定是人性化的，一定指向一個人，讓一個人實實在在地成長，這才是真實的教育。” 陸世德說。

　　“留農”or“離農”?

　　十余年前各地力推的“撤點并校”政策，讓眾多農村學校和教學點消失。統計數據顯示，自2000年到2009年間，全國農村小學校數由59.78萬所(含教學點)減少到了30.5萬所(含教學點)，減少了48.96%。

　　撤點并校政策帶來的諸多弊端紛紛呈現，中央政府叫停了這項政策，并提出復建部分農村小規模學校。躲過此劫的農村學校的校長們發現，隨之而來的“城鎮化”大潮可能成為他們第二道生死門檻。有學者坦言，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村學校的定位將成為下一個十年中國農村教育必然要回答的問題。

　　相應地，農村教育應該是促進“離農”還是“留農”，成為爭執的焦點。

　　所謂“留農論”，是指農村教育應該服務于農村，培養更多扎根于農村的人才，推動中國農村的發展;而“離農論”則認為城鎮化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農村教育應該加速這個過程，農村教育應為培養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勞動力而服務。

　　金近小學校長何夏壽是“留農論”的堅定支持者。

　　“農村教育最主要的是培養孩子對農民、農村的感情，從而激發他們從小立志建設農村的熱情，而不是從本質上就嫌棄農村，通過刻苦努力考上大學遠走高飛。”何夏壽說。

　　為此，金近小學專門開設了小村長農事講壇，讓孩子們每周一次講述關于24節氣中有關農作物種植常識。何夏壽還親自帶著學生們走村串巷，用圖片文字來描繪家鄉的今天，規劃家鄉的明天。在他看來，小學教育，最主要是建立孩子養成“建設性、肯定性的價值觀”。

　　陸世德也認可何夏壽的做法，“和城鎮學校、城市學校走同一條路，讓孩子應試，追求分數，追求成績，在農村學校師資、生源、資源都遠不如城市學校的情況下，這條路怎么可能走得通?”陸世德說。

　　對此，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康健則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此前，他曾參與過教育部推動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當時設計過一項政策方案，即農村學生在初中時增加林業、牧業等相關課程，初中畢業時可拿到兩個證書——初中畢業證書和農業綠色證書，以利于農村學生服務于農村建設，并提升就業率，但做了一段時間就流產了。

　　“我們政策設計，必須要給每個孩子追求教育理想的權利。”康健說。

　　作為農村學校校長的何夏壽，則沒有那么悲觀。他用自己學校的學生數為例，從他接手時的221名學生增加到現在的852名學生。

　　在他看來，學生數量的飆升說明：并不是所有農民都一定千方百計到城里生活，如果把農村建設得像城鎮一樣，他們還是非常愿意在家鄉生活。

　　“既然政府能夠建構城鎮化，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幫助政府重新樹立理念呢?”何夏壽反問道。

　　走差異化發展的道路

　　對于農村教育的功能定位，今天也許我們可以超越“離農”和“為農”這種二元對立的認識。即便在未來二三十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75%左右，仍將擁有絕對數量龐大的農村人口，擁有規模巨大的農業，農村并不會消亡，農業現代化仍然需要高素質的勞動者。農村教育不應該是單一的升學教育，不應該照搬城市化的“應試教育”，而需要滿足為升學、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服務的三重目標。

　　陸世德提出，農村教育應該回歸本原。“現在農村教育走入了一個誤區，追求同質化的教育。總是要和城鎮學校、城市學校走同一條路，就是讓孩子應試，追求分數，追求成績。在農村的師資、資源遠遠不如城市學校的時候，這條路我們怎么可能走得通呢?”

　　“我們農村教育應該走一條差異化發展的道路，不要和城里學校去競爭，而是要走適合農村教育的道路。”陸世德說，“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要從理念上轉變過來，要讓我們的農村教育回歸本原，不是把每個不同的人培養得像一個人一樣，而是把原本就不一樣的人培養得更加不一樣。”

　　陸世德特別強調，農村學校可以將改變課程作為突破口，包括兩個方面：課堂教學改革和課程內容構建。

　　“改變課堂的關鍵是改變教與學的方式。”陸世德說，“要把課堂還給學生，讓學生在課堂里體驗成長的快樂。這樣，我們培養的學生在人格方面是健全的，他有一種主動成長、主動發展的興趣和積極性。如果我們的課堂改變了，孩子健康成長，人格完善，高分是水到渠成的成果。”

　　在課程構建上，陸世德強調，學校要構建適合農村學生成長的課程體系。“這個課程體系要遵循生活化的原則，貼近農村的生活。讓孩子們離生活越近，就越是成功的教育。”

　　“農村教育也有可能走在城市教育之前”

　　“目前在農村出現的教育小規模化、綜合化、生活化、社區化現象，正是農村現代教育的圖景。”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說，我們的教育目標是從農村學生的實際需要中產生的，不能用應試化的城市教育去改變農村教育。

　　需要面向農村實際，創造性地改革農村教育。上世紀80年代，在農村開展農科教結合的嘗試，開展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職業技術教育“三教統籌”的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實踐，今天仍然值得借鑒。

　　金近小學所在的浙江省上虞市，雖然城市化比例較高、以工業為主，但很重視打造根植鄉土文化的“新鄉村教育”。當地人認為，鄉土文化是推進教育均衡、實現教育公平的重要資源和有效抓手。在發展農村教育的過程中，積極吸納并內化鄉土文化，教育就有了取之不竭的源頭活水。

　　這種植根鄉土的教育，不一定是農業科技教育，而是以學生的人格養成為目標，倡導平民教育、生活教育的價值，教育與農村社區發展緊密結合，是一種“為生活做準備的教育”。通過實行綜合素質教育，促進學生的人格發展、公民道德和能力培養。

　　吉林撫松縣農村學校的教育目標是“為18歲做準備”，將缺乏良好習慣、行為粗野的農村孩子培養成“語言文雅，行為儒雅，情趣高雅，心靈美雅之人”。這樣，無論學生將來是繼續升學、進城打工還是回鄉務農，都獲得了賴以安身立命的“通行證”。

　　楊東平認為，農村教育可能會走在城市教育的前面。“在前幾年大家已經看到過一個現象，在農村學校的課改，以山東省杜郎口中學為代表，出現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格局。城市重點學校名校不用老改革，就憑它的教育GDP就可以繼續辦學。但是沒有優勢的農村學校必須從改革中突圍，不僅在學業成就上取得很好的成績，而且逼近了教育的本意。在回歸教育本質的方向上，農村教育也有可能走在城市教育之前，現在高度應試化的城市教育不是我們的目標。”

　　“農村教育一直處在迷茫中。但金近小學等農村學校的案例說明，在中國的鄉村的確有美麗的校園，有一批農村教育家正在實現自己的理想，各自開拓一片新天地。”楊東平說，“改善農村教育的主體還是我們基層第一線的校長、教師和局長，只要我們在第一線的教師和校長不放棄，有理想有追求，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半月談網綜合新華社、中國教育報、中國教師報、21世紀經濟報道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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