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插栽有先后，村里的稻谷成熟也有先后，村民也正如次第成熟的稻谷，分批次被城市收割，剩下的“晚熟者”，就被遺棄在田地里，孤寂，寥落。

　　2013年10月12日中午1時許，太陽很大，77歲的會新扛著鋤頭走過一片青中吐黃的稻田，稻谷快要收成了。

　　在他的記憶當中，因為插栽有先后，村里的稻谷成熟也有先后，誰家的稻谷先熟了，就會請別家的勞力幫著收割，次第進行。現如今，這個傳統早已無以為繼，因為村里種稻谷的，就剩下他一戶。

　　其實，村民也正如次第成熟的稻谷，分批次被城市收割，剩下的“晚熟者”，就被遺棄在田地里，孤寂，寥落。大片的良田同時被遺棄，長滿荒草，枯黃如生銹的長劍。

　　這里是粵北，翁源縣。農村里并沒有多少人知道現代化是怎么一回事，但一二十年間，一切都被現代化默默地顛覆。

　　他們被卷進了現代化進程中國家和市場所構筑的一個等級結構中。還留在農村的人，就像當代社會學巨擘齊格蒙特·鮑曼所揭示的，成為被這個等級結構所淘汰、拋棄的“人口廢品”。

　　社會變遷的機制，殘酷得讓人意識不到是否能適應—因為必須適應。

　　逃離的途徑

　　除了這一次，下排村從未在任何新聞報道里出現過。

　　會新的妻子，七婆，從廚房出來，站在門口廢棄的水井邊，腳下圍著8只母雞，整條巷子里沒有其他人。廚房對面是一排白色的一層小樓，有5個房間，現在他們一家就住在這里。

　　這里原本不是他們的家，而是會新的族弟家。族弟一共4兄弟，都早已搬離這個村子，到縣城去生活。

　　原本下排村有近200人，90年代開始，人們分批離開，現在只剩下4戶，12個人。這4戶12個人分別是：會新、七婆、兒子大能、兒媳婦大能嫂、一個孫子和一個孫女;阿光和妻子阿線;友全和妻子阿春以及他們兩歲的孫女小菲;初文。

　　其中，友全一家和阿光一家都已經在縣城買了房子，隨時可能搬走，初文一家在縣城租住，遲早也會離開。能夠堅守這個村子的，現在看來只有會新一家。

　　村里的房子都已經很破落，毀壞它們的不是時光，是缺乏人氣，而歸根到底，是一個被稱之為“現代化”的進程。

　　最早一批離開村子的是那些“有單位”的人。比如會新的哥哥，他是個教師，還有阿隨，他是個轉業(yè)軍人。因為“有單位”，家屬也被安置好，于是舉家離開。這些人的搬離大約在80年代末，和現代化、市場化都還沒有什么關系，屬于被納入國家體制的人逃離農村的那個進程的一部分。

　　第二批，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拋開姓資姓社的爭論后，經濟開始突飛猛進地發(fā)展。有頭腦的人走出去，做建筑，慢慢成為包工頭、開發(fā)商，或者做其它生意。

　　第三批，是從90年代后期至今，主要是年輕勞動力，去珠三角打工，存下來一點錢，買了房子，把家里安頓在縣城。或者是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讀了大學，找到工作，把一家人接走。

　　第四批，就是友全、阿光以及比他們更早的一些人，他們在農村辛苦一輩子之后，用畢生積蓄到縣城買了房子。這個時候房子已經太貴，一些買不起房子的人，就去縣城租房。

　　前三批的人，在大多數農村都是少數，而第四批則占據主體。農民們用半輩子乃至一輩子在農村拼命干活積存下來的收入，做一個城市夢，用血汗錢反哺著城市。

　　這個過程有點像篩糠，先出來一些米頭，再出來一些幼糠，最后剩下一些顆粒過大的無用之物。剩下來的人，就繼續(xù)生活在農村。

　　這也是一個潛移默化的價值評判過程。20世紀80年代，所有人都一樣，種糧為生，無分貴賤。90年代，市場提供的機會慢慢顯現之后，人的價值就有了變化。有能力與發(fā)展大勢越早對接的，就越快獲得財富，越早離開農村，越受人尊敬。一批接一批，人被物化，被以經濟能力為標準進行社會地位的分級，被崇仰，或者被遺棄。

　　這種變化，使得“離開農村”成為農村里共同的價值觀，不管離開后干什么，總之剩下來就是一種恥辱。

　　房地產的另類剛需

　　大能嫂現在已經能說本地話。六七年前，她被中介人從廣西的偏僻山村帶出來，帶到了下排村。大家至今都不知道大能花了多少錢，村里人估計不會超過2000元。算下來，除去中介費，到達大能嫂父母手里的最多不過1000元，父母因為太窮，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給女兒更好的生活。

　　非此，大能娶不到老婆。大概在2000年之后，在縣城沒有房子的男青年，已經很難娶到老婆—這一情況不局限于某個村，而是遠近鄉(xiāng)村的普遍現狀。

　　過去，當大家都貧窮的時候，貧窮本身并不會成為婚姻的障礙，只要身體、精神沒有殘疾，行為沒有法律、道德上的瑕疵，男青年一般都能找到老婆。一旦有一部分人先有錢起來，而他們的價值觀又開始主導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窮人的婚姻問題就無辜地跟著一起掉進了金錢的泥潭之中。

　　友全的一個外甥，在媒人介紹下連續(xù)相親四五次，好幾次雙方都能對上眼，只是因為在縣城沒有房子，最終告吹。那時，他的父母剛在農村修建了樓房，窮盡積蓄還舉債數萬，目的正是為了讓兒子娶到老婆，然而建成之后發(fā)現毫無作用。無奈，他們默默地重新開始，積累去縣城買房的資金。

　　婚姻之需，催動著縣城房地產的蓬勃發(fā)展。2005年，1平方米大概在500元左右，2011年，已經是三四千元。婚姻是人的一種“剛需”，這時卻轉化為對縣城房地產市場的十分強大的剛需，賣出去的房子，相當一部分其實是“婚房”。

　　這里寄托的，是農民們逃離農村的愿望—岳父母希望女兒能夠離開農村，推動公婆們盡力幫助孩子離開農村—這個愿望很質樸，但又讓人很難簡單地理解為質樸。

　　友全的姐姐和姐夫，即外甥的父母，如果當時用在農村建樓房的錢去買房，早已足夠，但幾年過去，房價已經翻倍。越是貧窮，就越要為同樣的生活付出更大的代價。那些一分一角存錢的農民，發(fā)現錢總是存不夠，兒子娶妻無望，有些人就只能托人去廣西、云南乃至越南去“帶一個”。

　　大能很難奢望在縣城買得起房子，因為他總是掙不到錢，所以他老婆來自廣西。

　　在父親會新這一代，家里就是極度貧窮。為此，會新只能去別的鄉(xiāng)鎮(zhèn)做上門女婿。在農村里，誰都看不起上門女婿，所以他們一家人在母家總受欺負。后來因為無法忍受，大概10年前，會新把家搬回了自己的下排村。正好，這里人去屋空，有的是土地和住房。

　　大能這個廣西媳婦也曾頗讓他們一家人頭痛。剛來的時候，語言不通，讓人以為是個傻瓜。她很不習慣異地生活，總想回家，有一次胡亂坐車“回家”，去了湖南，差點餓死街頭。現在已經掌握本地話，但偶爾鬧別扭，想回家，就跑到縣城車站去，最后都是不敢上車，又自己回來。

　　六七年里，她沒有回過一次家，大能也沒有去探望過一次岳父母，甚至不知道他們家的地址。

　　反向的“留守”

　　初文已經60多歲，是友全的堂哥。

　　下排村剩下的4戶人家，輩分關系是這樣的：會新是叔叔輩，被稱為“七叔”;初文和友全是會新的堂侄子，阿光又是初文和友全的堂侄子。這個村子一共只有12個人，但按輩分仍有五代人。

　　最小的一代就是小菲，今年兩歲，再過兩年，她就要去縣城讀幼兒園，那時友全夫妻可能也就不再回來。

　　初文之所以孤零零一個人住，就是因為兒子在外打工，孫子上了小學，妻子到縣城去租了一間房子照顧孩子讀書。

　　初文說，原來這里有小學，有三四十個學生，10幾年前被撤掉了，所有孩子到“生產隊”的小學去讀書，要走三四公里的路。現在“生產隊”的小學也只剩下10幾個學生，而在幾年前，還有200人左右。原來鎮(zhèn)里的中學也在四五公里開外，有好幾百學生，幾年前也關閉了。

　　以前，以民辦教育的形式存在的小型學校，像細胞一樣深入每一個偏僻的村子，新世紀以后，學校不斷收縮，最后全部集中到了縣城，現在，一些鄉(xiāng)鎮(zhèn)里連一間中學都沒有。

　　教育的遠離農村，也是像下排村這樣的村子被遺棄的重要原因。

　　10月11日上午9時，翁源縣烈士陵園門口的郵政局，前面有五六級的階梯，上面密密麻麻坐滿了老人，足有三四十人。進入烈士陵園，里面閑坐的、跳舞的、聽戲的、唱山歌的，盡是老人。

　　他們剛剛送完孫輩到附近小學上課，然后在陵園內活動等待著下課。這和一般意義上的城市老人接送孩子不同，他們中的許多人，只是一個人租住在縣城照顧孩子，家其實還在農村。因為教育的遠離農村，年輕人雖然并未外出打工，老人、小孩卻仍然換了一種方式“留守”，這種特別的狀態(tài)，相當于把一般意義上的“留守兒童”反過來理解。

　　這不是農村的城市化，而是城市的農村化。因為教育的需要，到縣城去買房子，也成為一種強烈的愿望。拋棄農村，是必須的選擇，盡管這些青壯年離開農村之后，可能一無是處，事實上還干著農民的活。

　　友全在買了房子之后，對于要不要搬到縣城去長住，就和妻子阿春狠狠地吵了一架，甚至談到了離婚。阿春認為辛苦一輩子，就是為了擺脫“農民”身份，不讓人看扁，而友全覺得，在農村自己很自在，知道自己是誰，隨便一轉身都有的是活兒干，在城里他手足無措。

　　“而且我一去到城里的房子，渾身都酸痛，晚上覺都睡不著，睜著眼到天亮。”友全說，他不到最后一刻，絕不離開下排村。

　　看上去，因為教育原因，或買或租，農民紛紛進入城市，似乎是一種值得樂觀的發(fā)展趨勢，然而許多家庭其實因此經受著從前難以想象的心理折磨。

　　下排村幾年前還住著13個人，另一個是老溫，一位70多歲的婆婆。她有3個兒子，大兒子一直在蹲監(jiān)獄，小兒子一般好幾年見不到人，也沒成家，只有二兒子阿安狀態(tài)正常。原來溫婆婆也在縣城帶孫子上學，后來因為眼睛瞎了，被送回村子里一間幽暗的泥磚房里，阿安和妻子仍然留在縣城謀生。

　　溫婆婆生活無法自理，經常沒有飯吃。友全說，自己常常在吃飯的時候給她送一份，但如果自己不在村里，或者忘記了，溫婆婆就只能餓肚子。有時太孤單，想要找人聊天，溫婆婆會沿著墻根摸向有人聲的地方，為此常常摔進污水坑里，掙扎得全身都是惡臭的泥漿。

　　幾年前—村民的敘述里總是找不到確切的時間—她在墻根下摸到了一瓶農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下一站：荒蕪

　　下排村遲早要成為空村，這也是許多中國農村共同的宿命。不遠處的上排村，原來有300多人，現在也逐步流走，剩下100人左右。

　　友全一家估計在兩年后就會離開，阿光一家會待得久一點，但也不出數年。初文更不用說，一個人生活在這里，不會太久。更現實的原因是，他們都老了，初文60多歲，友全和阿光都50多歲，農活快干不動了。

　　現在踏踏實實種地的就剩下會新一家子。友全、阿光幫人鋤草—原來的山林被燒掉，種上了速生的桉樹林，桉樹苗還小的時候，草長得快，常年需要有人打理，他們事實上成為了雇傭工人。初文種點兒青菜、玉米和地瓜。

　　人少，地多。現在12個人中能勞動的9個人，種著原來近200人的土地，結果必然是耕地大面積丟荒。肥沃的稻田，至少有1/3已經長滿了經年的茅草，難以復耕，也沒有人愿意再花精力去復耕。至于原來種植大豆、花生和地瓜的旱地，則九成以上已經被拋棄，變成了荒山的一部分。

　　在這一二十年的發(fā)展過程中，這些農民已經變得不愛土地，甚至恨上了土地，因為被綁在土地上，是一種沒出息的恥辱。

　　初文至今還記得普遍農耕的時候，也就是20多年前，村與村之間會為了土地發(fā)生沖突。“我們這一片還可以，因為算下來大家都是同一個祖宗開枝散葉下來的，有問題好解決。其它地方有些村與村之間，幾十幾百人為了爭田地、爭水，扛著鋤頭打群架是常有的事。”

　　下排村以前是抓鬮分田地，因為肥瘦之差，也會有點兒爭端。現在，初文說，誰還要田地呢?因田地打架?那更是不可想象。

　　村子前面是一片沃野，原來是整個村子種植水稻的地方，水稻意味著生存所系，一點兒土地都很珍貴。而現在，有些種了桂花樹，等著長大了拿到城里賣錢，有些種上了桑葉用以養(yǎng)蠶，還有一點兒水稻，其它則愛種不種，要荒就荒。

　　去年，曾經有一個外地老板，來這里租下了這一片沃土，用來種植甘蔗，但因為地處偏僻，路太小，砍下來的甘蔗沒有大卡車司機愿意來拉，最后有相當一部分壞在了地里。因為賣不出去，騰不出土地，過了春耕時節(jié)地還沒有還給主人，老板還多支付了租金，虧了個血本無歸。今年他走了，再也沒有回來。

　　一個地方，人少了，狗就會多起來。現在進入下排村，首先迎上來的一定不是人，而是一群狂吠著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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