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

　　黃允升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為挽救中國革命，領導南昌武裝起義，組織湘鄂粵贛四省秋收時節農民暴動等。正是在這個革命轉折關頭，毛澤東等開始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

　　一、槍桿子要與民眾運動相結合

　　1927年大革命失敗，對毛澤東震動非常大。他回顧陳獨秀的領導思想和路線，認為黨的“領導同志”右傾主張是錯誤的，從而破除了“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迷信，開始確立從實際出發、按實情辦事、獨立自主的思想。

　　8月7日，毛澤東在漢口出席中共歷史上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幫助下，總結大革命失敗經驗教訓，堅決批判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會后毛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會議上，他以親身經歷，從國共合作時不始終堅持政治上獨立性;不傾聽下級和群眾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領導權等四個方面批評陳獨秀右傾錯誤，并對會議確定總方針從兩個方面提出了獨到的真知灼見。

　　關于軍事問題，毛澤東發言強調：我們黨過去的錯誤就是不抓軍事、放棄軍事領導權。“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常委會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他后來在貫徹八七會議精神的湖南省委會議上深刻地指出：“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視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這樣，他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暴力革命論”中國化，變為中華民族通俗易懂的語言了。

　　關于農民土地問題，毛澤東發言時提出，要根本取消封建地主所有制，只有現在同時解決大、中、小地主土地問題，才能滿足廣大貧苦農民對土地的要求，“方可以安民”。所以，“一定要對此問題有個明確的回答和規定”。因為“中國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單只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著農民，必須沒收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

　　毛澤東親身經歷了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失敗的痛苦教訓，在發言中特別提出了“軍事(槍桿子)運動”與“民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他說：從前我們批評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專做軍事運動”不做民眾運動，而在大革命中“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其結果，兩者各執一端，殊途同歸，都失敗了。后來，他批評軍事運動與民眾運動相分離的做法時，認為湖南省委計劃組織一師武裝同南昌起義部隊南往廣東是很錯誤的。湖南暴動即便失敗，也不需去廣東，“而應上山”與農民運動相結合。

　　會議還決定，秋收起義同南昌起義一樣，要舉“左派國民黨”旗子。會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征求毛澤東意見，要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他回答道，“我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瞿同意并委任他以中央特派員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毛澤東回到長沙主持召開湖南省委會議。他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指導省委制定高舉共產黨紅旗，把軍事運動與民眾運動相結合，以一兩個團軍事武裝做基礎的秋收暴動計劃，準備在湘中七縣暴動奪取長沙，“建立工農兵政權”。然而，黨中央沒有批準整個計劃，批評毛“槍桿子里出政權”與中央純粹信任群眾力量不同，指責省委計劃“偏于軍力”，其結果只是一種“軍事冒險”。

　　毛澤東、湖南省委對黨中央指示，吸取其合理部分，但仍高舉共產黨紅旗、堅持軍事運動與民眾運動相結合又以軍事武裝為主的計劃進行部署。決定組建指揮秋收暴動兩個相互配合的領導機構：行動委員會，領導長沙工人和各縣民眾運動;前敵委員會，領導湘贛邊界武裝起義。

　　在安源軍事會議上，組織前敵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各軍事主要負責人為委員。以“盧德銘警衛團”為骨干，將平江、瀏陽農軍和安源工人及礦警隊組成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下轄三個團，共五千人，盧德銘為總指揮。會議決定：第一團從修水出發，進攻平江;第二團從安源出發，進攻萍鄉等;第三團從銅鼓出發，進攻瀏陽。各團進攻得手后會攻奪取長沙。然而，前委領導第一師舉行武裝起義，雖然先有小勝，但還沒有等到會攻長沙就被強敵擊潰，損失過半。

　　9月14日晚，毛澤東在瀏陽召開緊急會議，審時度勢，決定放棄會攻長沙，命令各團迅速到文家市集中。同時通報湖南省委停止會攻長沙。次日晚，湖南省委停止執行長沙武裝起義的計劃。

　　9月19日晚，毛澤東在文家市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今后的行動方向問題。有的堅持“取瀏陽直攻長沙”，說這符合黨中央的主張。而毛認定，原來計劃已無法實現，故主張堅決放棄進攻長沙，轉移到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在盧德銘等支持下通過了毛的主張，“議決退往湘南”。這是工農革命軍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前委決定轉兵農村，既符合中國革命具體實際，也符合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而同一天，黨中央根據共產國際代表報告，卻又做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次進攻長沙的決議，指責毛和湖南省委停止長沙暴動和放任平江、瀏陽等農軍退走是“臨陣脫逃”;責令“應一面命令萍、瀏、江一帶工農軍進攻長沙，一面立即爆發長沙的暴動”。

　　9月20日，毛澤東向全師指戰員宣布前委改變行動方向的決定。他說：現代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有槍桿子才能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我們當前力量還小，還不能去攻打敵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應當先到敵人統治薄弱的山區農村，去保存力量，發動農民革命。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國民黨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從而大大鼓舞了士氣。起義軍從文家市出發，沿湘贛邊界江西一側南下(途中接到宋任窮從江西省委帶回的信件，得知羅霄山脈中段有一支共產黨領導有幾十支槍的武裝)至蓮花縣時，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造成人槍損失。

　　9月25日，毛澤東召開前委會，大家一致決定攻打敵人守備力量不強的蓮花縣城。第二天，工農革命軍在當地農民群眾積極配合下攻克縣城，打開縣政府糧倉，把糧食分給貧苦群眾。這是部隊從文家市南下后軍民結合攻下的首座縣城。下午，毛主持召開蓮花縣黨組織負責人會議，聽取蓮花縣黨組織、農民武裝以及寧岡開展農民武裝斗爭情況匯報。指出蓮花縣城被攻克，是革命軍和農民運動初步結合的共同勝利，實際上是槍桿子運動與民眾運動相結合的成功預演。

　　當時，起義軍處境十分困難，戰斗不斷，傷員增多;有些人怕困難不辭而別;一些軍官還存在打罵士兵的舊軍隊習氣;黨在軍隊中各級組織還沒有建立起來等。起義軍于29日到達永新縣三灣村，毛澤東等決定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對部隊進行整頓和改編，即后來著名的“三灣改編”。其主要內容是：把已經不足一千人的部隊縮編為一個團;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和黨代表制度，黨支部建在連上，班、排有小組，連以上建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連以上建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實現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這就從政治上、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成為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毛澤東還依據江西省委信件，派人同寧岡黨組織和井岡山袁文才部取得了聯系，商定工農革命軍前進到山區寧岡縣。

　　9月下旬，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等兩個文件，宣布“八月決議案中關于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一條必須取消”;“對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須全部沒收，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原則”。28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上，瞿秋白評價毛澤東：“澤東能來，必須加入，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

　　二、建立根椐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

　　10月3日，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縣古城，毛澤東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總結湘贛邊界武裝起義以來的經驗教訓，著重研究了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根據地和在井岡山周圍開展游擊戰，對袁文才、王佐兩支地方武裝從政治、軍事上進行團結和改造等問題。6日，毛只帶幾個人到寧岡會見袁文才。他充分肯定袁“劫富濟貧”的革命性，同時說到革命軍目前困難，并當場宣布贈槍100支。袁也立即表示要全力幫助革命軍解決各種困難，隨即回贈銀元600塊，并同意革命軍在茅坪建立后方醫院和留守處，答應上井岡山做王佐工作。革命軍在第二天就進駐茅坪。把留守部門和傷病員安置在茅坪，請袁代管。不久又應袁要求，派軍事干部到袁部幫助政治和軍事訓練。

　　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主力轉戰到遂川大汾鎮，遭到地主武裝靖衛團襲擊，王佐派人接應革命軍到達井岡山。毛等贈送70支槍給王，王資助工農革命軍稻谷和銀元。革命軍回到井岡山北麓茅坪，開始創建以寧岡為大本營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工農革命軍到茅坪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緊軍隊和地方的黨建工作。毛澤東把此事看作一切的根本。10月中旬，他親自主持新黨員入黨宣誓儀式，各連黨代表都來參加。隨后，各連黨支部都先后建立起來，部隊立刻有了靈魂。他還召集永新等縣部分黨員開座談會，建議他們回本縣恢復和發展黨組織。11月上旬，在寧岡等縣黨組織負責人會議上，他分析形勢，提出黨的中心任務，還從軍隊里抽調一批有政治工作經驗的黨員干部，到農村去開展建黨工作。

　　11月，國民黨軍隊調動，井岡山周圍各縣兵力空虛。毛澤東主持前委會議討論，認為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發動攻勢。18日，工農革命軍在民眾運動配合下，攻克茶陵縣城。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工農兵政府，譚震林被選為主席。這是湘贛邊界的第一個工農兵政權。毛還提出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做群眾工作。

　　1928年初，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在農民群眾配合下攻占遂川縣城，并在這里發動群眾，建立縣委和縣工農兵政府。他總結經驗，向革命軍宣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部隊實行的結果群眾很滿意。這時，贛軍第二十七師一部進占井岡山。前委經過討論，制定了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作戰方針。工農革命軍于18日經過激戰，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第一次“進剿”。當毛看到部分官兵打罵俘虜、搜俘虜腰包等行為時，立即向指戰員宣布：不殺、不打、不罵俘虜，不搜俘虜腰包，對俘虜傷員給以治療。革命軍在井岡山同農民群眾結合起來，由一個團發展為兩個團一個師;茶陵、遂川、寧岡三縣紅色政權已經建立。我黨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初具規模，開始實行工農武裝割據。

　　而湘南特委代表3月初到達寧岡，傳達共產國際代表主持起草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主張“左”傾盲動主義和“城市中心論”，錯誤地指責前委“太右”，“燒殺太少”，命令革命軍進攻城市，配合湘南暴動。《政治紀律決議案》還說毛澤東犯了“單純的軍事投機”錯誤。特委代表還把“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錯傳為“開除黨籍”。毛組織上服從，行動上抵制，他率革命軍第一師到酃縣中村停下來整訓，分兵幫助農民打土豪分田地。而井岡山中心區寧岡被敵軍占領，造成井岡山“三月失敗”。

　　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部到井岡山同毛澤東部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六月改為紅四軍)，大大加強了革命武裝力量。毛澤東總結井岡山斗爭的經驗，在5月給中央報告中提出了工作方針：對內加強軍隊建設，特別是軍隊中各級黨組織的建立;對外深入發動群眾，建立工農政權和分配土地給農民。

　　紅四軍進一步同農民群眾結合起來。毛澤東領導成立湘贛邊界特委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各縣、區都建立土地委員會，指導土地革命普遍展開。毛、朱采用“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術，指揮紅四軍多次打退敵軍“進剿”和“會剿”。湘贛邊界革命根據地進入全盛時期。這時，湖南省委代表連續上井岡山，傳達省委要紅四軍主力開往湘南的決議。毛主持召開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和永新縣委聯席會議討論，決定紅四軍不能去湘南，理由是如去湘南不能與農民運動相結合，主張“四軍仍應繼續在湘贛邊界各縣作深入的群眾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便“與敵人作長期的斗爭”。但是，湖南省委代表不顧永新聯席會議決定，硬把紅四軍主力拉向湘南，結果招致“八月失敗”。

　　這時，紅四軍中有些人面臨敵強我弱和十分艱苦的環境，對革命道路能不能走提出疑問。毛澤東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寫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文章，從理論上闡明工農武裝割據能夠存在和發展，論證了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和條件。他認為“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需要具備的條件是：“(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于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工農武裝割據，即在共產黨領導下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的緊密結合。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毛澤東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沒有武裝斗爭就不能奪取政權，就不能建設根據地，就不能實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基本內容，沒有徹底的土地革命，就不能廣泛地發動農眾投入武裝斗爭和根據地建設。根據地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戰略陣地，不建設根據地，武裝斗爭就會因為沒有可靠基地作依托而陷于失敗，土地革命就無法進行。這些重要思想是毛總結革命實踐經驗的升華和概括。為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理論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中國革命要以農村為中心

　　毛澤東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共六大決議(1929年1月初傳到井岡山)，批判了從共產國際帶來的“形式主義理論”，獨創性地論述了中國革命要以農村為中心。六大決議對中國革命性質和形勢分析，對黨的任務和政策規定基本正確。關于中國革命道路，決議雖然肯定建立根據地和紅軍的作用，但仍堅持城市中心論，認為“城市領導作用的重要，和無產階級群眾的高潮，都將要表現他的決定勝負的力量”。

　　3月中旬，毛澤東在閩西長汀召開前委會議，會后起草了向黨中央的報告，提出紅四軍戰略計劃和全國一般工作重心的建議：“對一般的計劃，我們意見：在全國范圍內要猛烈的奪取群眾”;“一般工作的重心，我們意見：紅軍、小區域蘇維埃個數加多。”他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萌芽思想：以江西論，贛南、贛西、贛東、贛北都有紅色小蘇區和紅軍赤衛隊存在，“這樣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勢”。關于紅四軍戰略計劃，報告提出：在軍閥混戰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一大區域為范圍，用游擊戰術以發動群眾，以群眾公開割據，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由此割據與湘贛邊之割據連接起來，形成一堅固勢力，以為前進的根基。”然而，黨中央既沒有采納“一般工作的重心”應放在紅軍和小蘇區發展的建議，又沒有批準前委的戰略計劃。相反，依據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意見寫的“二月來信”指示，繼續推行城市中心論，強調城市工作重要，提出今后“黨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和發展無產階級基礎(主要是產業工人支部)。”對農村形勢作了悲觀估計，要將紅軍分散，“并決定朱毛兩同志離開部隊來中央”。

　　毛澤東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認真討論黨中央“二月來信”指示，4月5日以前委名義復信中央：認為來信“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于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理想。”復信從四個方面闡明紅軍不能分散，領導者不能離開的理由。同時從理論上批評那種把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同發揮農民革命主力軍作用對立起來的觀點，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二月來信”產生了不良影響，引起紅四軍黨內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不同認識的爭論。黨中央所派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到達紅四軍，帶來共產國際“形式主義理論”，進一步加劇了爭論。中央代表積極推行“二月來信”，說毛澤東是自創原則、不執行中央指示的“反中央派”。這種對蘇聯經驗和中央指示只能一概照搬，而不允許創造性運用的形式主義，致使紅四軍黨內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發生根本性動搖，使得毛無法繼續主持前委工作。

　　6月中旬，毛澤東寫了篇黨內通信，總結紅軍創建以來的經驗教訓，分析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不能建立起來的原因。然而，紅四軍七大沒有通過總結經驗來統一認識，而是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會議由于思想不統一，反認為毛對爭論負有“較大的責任”，給予黨內紀律處分。前委改選時毛落選，被迫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

　　中共中央收到紅四軍“七大”決議和毛澤東黨內通信，于8月13日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會議后由周恩來起草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八月指示信，批評了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做法和“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的派別斗爭”的錯誤;明確指出，紅軍中的黨“必須采取比較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些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有力地支持了毛的觀點。下旬，黨中央聽取陳毅匯報，認為毛“在政治上比較正確”，故在八月指示信基礎上由周恩來主持起草中央“九月來信”，肯定前委建軍原則和工農武裂割據，指出：“從你們過去的艱苦經驗中就可以證明，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肯定了毛的獨特創造。“九月來信”還要求紅四軍維護朱、毛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遵照黨中央指示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通過調查研究，總結紅四軍與人民群眾相結合的經驗，為紅四軍“九大”做準備。1929年12月底，紅四軍九大在閩西古田召開，會議把大家思想統一到“九月來信”的精神上，通過了毛起草的八個決議案，合稱《古田會議決議》。《決議》規定了紅軍性質、宗旨和任務，規定了共產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規定了紅軍處理內外關系的準則。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為主要成份的軍隊，建設成為一支服從于無產階級領導，服務于人民斗爭和根據地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大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是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戰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毛澤東沒有滿足古田會議取得的巨大成功，思考著“對于時局的估量”和“我們的行動問題”。此時，正好收到林彪來信，覺得他對時局估量比較悲觀，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1月5日，他復信林彪(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中國國情出發，深刻闡明中國革命只能走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道路。認為那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而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區內的革命政權)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半封建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斗爭最高形式和必然結果，并且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單純的活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毛、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是正確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于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瓦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這些論述闡明中國革命要以農村為中心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表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已基本形成。這個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探索和創新，是對馬列主義關于武裝奪取政權學說的重大發展。

　　四、“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開辟

　　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基本理論的開始形成，大大地推動中國革命實踐的發展。毛澤東等在開辟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奮斗中，把槍桿子運動與民眾運動進一步結合起來，不斷地總結實踐經驗，形成思想路線、根據地建設路線、土地革命路線和軍事路線，標志著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已經開辟。

　　1931年5月，毛澤東發表《反對本本主義》文章。提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號召人們“到斗爭中去!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文章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是：“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是針對機械執行共產國際指示和盲目照搬俄國革命經驗的狀況提出來的。文章總結出“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

　　根據中共六大通過的《土地問題議決案》以及贛南、閩西土地革命新經驗，形成了土改路線。毛澤東經過調查，發現農民分到土地因為只有使用權而產生“不安心耕田”、遲遲不春耕等弊病。于是，他寫信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通令各級各地方政府貼出布告，要說明過去分好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即算分定，“歸農民所有”，別人不得侵犯，“租借買賣，由他自主”。這樣，才突破了八七會議共產國際代表一直堅持的“土地國有”的模式，形成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土地革命路線。它的基本特點是：依靠雇農貧農，聯合中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給地主個人以生活出路。

　　軍事路線，對鞏固和發展工農武裝割據至關重要。隨著革命斗爭形勢的發展，毛澤東、朱德領導紅軍實行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戰略轉變，指揮紅一方面軍三四萬人，取得粉碎敵軍10萬、20萬、30萬三次大規模軍事“圍剿”的重大勝利。“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些作戰原則同建軍原則緊密結合，形成了反映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軍事路線。

　　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路線、軍事路線、土地革命路線和根據地建設路線的形成和經驗教訓的總結，表現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用農村包圍城市，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在實踐和理論的結合上已經開辟。

　　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之后便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反對、批判毛澤東從實際出發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招致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的嚴重失敗。毛澤東相忍為黨，從痛苦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在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軍事路線和組織問題，實際上確立了毛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此，毛才有可能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12)、《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11)等著作中，從理論上完整地論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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