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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雪峰:土地私有化會導致更多農民利益受損

賀雪峰 · 2011-12-26 · 來源: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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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賀雪峰 著   出 版 社: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觀察者按:廣東烏坎事件雖已漸漸平靜,但土地私有化的呼吁再度熱鬧起來。“土地私有化”本身是個極其抽象的命題,而各國的土地制度又是非常具體的事物,比如美國房屋雖然名義上私有,但是高額的房產稅實際上相當于每幾十年就被政府收回房產一次。一刀切的土地私有化能否應對具體現實?許小年教授在微博上承認:歷朝土地兼并的問題在于特權而不是私權。既然特權是關鍵,就應該先打擊特權,何以卻南轅北轍要求先實現土地私有化?我們是否依然是洞穴里的囚徒,滿懷同情,看見的卻只是烈火的影子?值得思考的問題很多。賀雪峰教授《地權的邏輯》一書基于多年農村調查經驗談論農村土地制度問題,得失與否,任人評說。觀察者網從全書導論部分摘編本文以饗讀者。

令人不解的是,因照搬“私有化+市場化”教條而失敗的經驗比比皆是,而理論界的不少學者卻依然對其深信不疑 。

假定土地私有化就能更好地保障農民的權益與收益,這是對世界歷史,尤其是近代社會轉型史的驚人無知。

一、分清五大問題

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向哪里去,成為近年來國內政界、學界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也正因為土地關涉各方面利益,土地制度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而使土地制度被籠罩上各種糾結不清的關系。土地制度在很多時候被高度意識形態化,被道德化和情緒化。僅僅靠道德情緒是無法解決中國問題的,甚至是無法理解中國問題的。我們需要對中國農村土地問題的實質進行討論。

本書的目的就是試圖透過云遮霧罩的道德話語,厘清中國土地問題的實質,找出當前中國土地問題的根本,并就此提出關于中國土地制度發展走向的建設性意見。

賀雪峰強調本書要討論五個問題:

一要對土地和農民進行分類。搞清楚“什么農民的什么土地”,否則就可能用少部分城郊農民的土地問題(也就是拆遷問題)來想象一般農村農民的土地問題。這樣的誤會常常發生在政策官員和專家學者身上。

二是要分清當前中國農民到底要什么。筆者的調查顯示,除了那些經常看報因而受媒體影響的農民,一般農民與其說農民要土地所有權,不如說他們要農業生產方便,要獲得生產必需的基礎條件。

三是什么農民在要土地的權利,及他們要什么權利。

四是當前的土地制度安排到底是要解決農民問題,還是要解決農業問題,誰是更為重要的考慮目標。

五是關于土地級差收益的性質及其分配。土地級差收益分配的讓利于農民,可能往往是讓利于少數強勢農民,而忽視了中國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土地級差收益來自二、三產業發展對土地的需要,離開二、三產業的發展,抽象地以為農地非農使用就可以產生級差收益,這種看法是缺乏基本常識的。


 

二、打破關于土地私有化的浪漫主義想象

針對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賀雪峰展開了反駁。

1.讓農民都成為地主?

賀雪峰認為這是一種浪漫主義想法,以為只要有一個好的土地制度,農民就可以從中獲益,就可以人人成為地主。農民因為有了好的土地制度,就可以富裕起來。

首先,賀雪峰通過成都近年來的“土改”教訓證明,在農業土地有限的情況下,要想獲得較高農業收益,就只有引進資本,發展經濟作物。但是經濟作物市場及不穩定,況且,一旦大家都種經濟作物,價格就會下降。無論如何,在中國農民人口眾多、耕地總量大但人均耕地較少的國情下面,土地無論是用于種植大田作物還是經濟作物,其產出都是相對固定的,農民可以從農業中獲取的收益也是相對固定的。

其次,如果將土地用作建設用地,土地可以產生出巨額的級差收益,從而可能使農民從土地產權中獲取收益。但這個時候,農民不再是生產者,而只是消費者,是寄生的食利群體。這樣的食利農民也只是且只能是中國農民的少數。那么,能否將更多農地用于建設從而獲取更多土地級差收益呢?同樣,一旦土地都爭相做非農使用,則土地級差收益就會大大地減少。

在多數農村的農民仍將從事農業生產的情況下,他們對土地所有權的要求沒有實際意義。

2.多余的土地所有權。

很多論者都會想當然地認為,農民需要更大的土地權利,現在僅僅給農民以土地使用權是不夠的,農民還要求有土地的所有權。

問題是,農民個人更大的土地權利,并非只是他一個人獨自擴大了土地權利,而是所有農民都擴大了自己的土地權利,所有農民土地權利的擴大,就使之前的集體土地所有權變小,之前集體可以做得成的事情,從此不再可以做成。

農民種什么的自由是土地使用權決定的,農民并非一定有了土地的所有權才能面向市場決定種什么和怎樣種。或者說,只要是用于農作,更大的農地權利對于農民其實并無意義。

用于農作的農地有個投入問題,即若農民有穩定的土地使用權的話,農民就可能更加珍惜自己的土地,種植更多綠肥,更少掠奪性地使用土地。要做到這一點,只要保持土地的使用權相對穩定就可以了。1980年代分田到戶以來,全國絕大多數農村的土地都保持了這種相對穩定。

而若農民有更大的土地權利,則可能導致任何土地的調整都無法進行。之前土地可以調整時,作為土地所有權主體的村、組兩級可能應農民要求來建設一些基礎設施。比如溝渠、集體灌溉設施、機耕道等,再如土地連片的調整。現在因為土地權利已經固化(更大的土地權利),而使集體組織的基礎設施建設幾乎不再可能,因為無法克服高昂的集體行動成本,農戶合作也難以達成。其結果就是,農民有了更大的土地權利,他們仍然在這片土地上種植農作,但他們卻因為土地利益的固化而使集體行動更難達成,農作更加不便。土地權利更大的好處未得,而壞處卻已無處不在。

若農民將土地用于農作,他們要更大的土地權利干什么?

那么,農村是否有人需要更大的土地權利?當然也是有的,不過,并非是真正耕作土地的農民(耕者),而是兩類已經離開或即將離開土地的農民(非耕者)。

也就是說,那些離開了土地的非耕者往往希望有更大的土地權利,而這些非耕者中,一類是已經在城市獲得穩定就業與收入者,他們在目前的《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下(也就是目前的土地產權安排下面)本來就應該將土地歸還給集體,再由集體分給真正的耕者。有了更大的土地權利,他們就可以在不依靠土地收入的同時,仍然通過出租土地來獲取租金,土地產出通過租金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且這些人因為有穩定的城市收入,而不會隨意賣掉土地。

有了更大的土地權利而會將土地賣掉的非耕者,是那些進城務工但并未獲得穩定就業和收入者,他們希望通過將土地權利變現而提高在城市生存下來的能力。但恰恰這些人很可能進城失敗。他們一旦進城失敗,之前的土地權利又已變現,農村就再也回不去了,他們就可能不得不忍受比農村生活更加不體面和無尊嚴的城市貧民窟生活。考慮到中國九億農民的龐大數量,進城失敗而又回不去的農民即使只有少數,也會高達數千萬。龐大的城市貧民窟可能造成嚴重的政治、社會后果,這是我們必須要有謹慎的農地制度的一個原因。

3.鄉村干部侵害農民土地權利?

鄉村干部太壞,他們利用土地集體所有的權利來謀取私利,土地集體所有事實上就是土地的干部所有,農民利益因此受到極大損害。要保護農民的利益,必須防止村干部利用土地集體所有來侵犯農民權利。這也是最近十多年來一般人形成的關于鄉村干部的刻板印象。

且不論城郊的那些鄉村,對于廣大內地農村來說,這個形象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賀雪峰詳細描述了這個過程:

(1)農民人均耕地少,地塊分散,農業經營中有大量單家獨戶農戶“不好辦和辦不好”的共同事務。為了生產方便,就必須要有超出農戶的集體力量來提供公共服務。

(2)現成的超出個體小農的集體力量是作為土地所有者的村社集體,村社集體可以通過土地調整等辦法,來提供個體小農所無法解決的公共服務,如灌溉、機耕道、基本農田設施建設等。因為農戶經營規模短,地塊分散,農民有內在的調地要求。因為農民流動增加,人地關系需要相應變化,這也內在產生了調地需要。

(3)調整土地是集體的正當權利,因為土地本來就是集體的。

(4)不過,中央為了保持農民對土地投入的積極性,而強調土地使用權的相對穩定,主張給農戶相對穩定的土地使用權。

(5)集體調整土地可能使個別農戶利益受損,利益受損農戶借土地使用權相對穩定的政策而上訪告狀,認為是村干部侵犯了農民的土地使用權。

(6)中央為了減少農民的上訪,越來越強調土地使用權的穩定,越來越強調村干部不能隨意調整土地。

(7)上級越是明確土地不能調整,村干部調地就越是引起自認為利益受損農民的堅決上訪。農民越是上訪,中央就越是覺得問題出在政策規定不夠明確,因此越是制定土地使用權穩定不變的政策,直至十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土地具體承包關系“長久不變”。

(8)土地具體承包關系長久不變,農民在小塊土地上耕作,就越發難以獲得基本的生產條件,村干部也越來越退出調整土地的運作,其結果就是,看起來中央越來越保護農民的土地權利,農民卻越來越不能獲得從事農業生產所需的基本條件。在中央惠農、利農的政策下面,農村反而出現了大量的農田拋荒的現象。

(9)這個過程中,村干部除了被搞得臭名遠揚以外,沒有得到任何回報,村干部退出農民生產環節的活動。農村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解體,中國農業陷入困難局面。

其結果是,我們名義上給了農民更大的土地權利,但是卻排除了村干部為農業生產提供公共服務的可能,而導致農業生產基礎條件急劇惡化。這是一個任何一方都輸的詭異結局。

三、中國土地制度往何處去?

賀雪峰認為:當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被寄予了太多的道德和意識形態情緒。表達這些情緒的主要方式是以抽離中國整體語境的具體個案來思考問題,而缺乏對中國農村土地整體的把握。最后,他拋開具體個案,簡要討論中國農村土地的總體狀況,希望有助于思考中國土地到底應該向何處去的問題。

他尤其指出,資本下鄉可以提高農業生產能力,增加農產品供給。不過,資本下鄉提高農業生產能力,會使農業總體收益下降。資本下鄉是要有回報的,因此,之前真正從事農耕的小農從農業中獲取的總體收益會被資本拿去一塊,農民收益空間進一步被壓縮。也就是說,資本下鄉并非有利于農民。

如果真要考慮分享非農土地收益的話,那么不止是承包土地的農民,還應該有三個集團應該被考慮進去:一是城市建設集團,因為沒有城市建設,就沒有土地增值的收益,且城市建設集團正是因為可以從土地上獲取收入,而可以建設良好的城市基礎設施,可以為快速推進城市化提供財政基礎;二是國家應該獲得稅收;三是那些未被允許農地非農使用的農民應該分享這些用于建設土地的增值收益。如何分享土地非農使用的增值收益,應以既保護土地所有和使用權主體的農民的利益,又不再生產出一個龐大的土地食利集團為限。這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和現有制度安排共同作用的結果。

總之,當前中國出現的關于土地制度的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情緒,是十分具有誤導性且有害的,若我們不能真正深入地分析和理解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內在邏輯,不能厘清當前土地制度上的種種想當然的觀點,我們就可能喪失自己在土地制度上的優勢,而選擇一條錯誤的道路。

欲知更多內容,請購買原書。

http://www.guancha.cn/html/49646/2011/12/26/635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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