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是在整理資料時調出的2007年寫下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當時由于資料不足沒有完成整個反思，以后也不知道能寫出多少文字。這個前言先貼在這里供也在反思的朋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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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知道什么時候開始，“制度創新”就成了個時髦詞。何謂“制度創新”？顧名思義，應該是指創造出新的制度以取代舊的制度。這個“新”，要么是自己原來不曾有過的，要么是別人原來也不曾有過的。它可以是全部的新，也可以是部分的新——只要有本質屬性的更新就行。如果只是某些形式的略作改動，異時異地加以使用，就不是什么創新。

以此觀察我們今天的許多所謂“創新”，對比于它們的母本，不難發現它們并沒有本質屬性的更新，不過是對自己或者別人的過去的簡單復制。例如，“小崗村模式”是復制中國幾千年來的小農經濟制度；“現代企業制度”是復制歐洲沿用至今的一種古老的企業管理制度（而且本質內容還沒有復制過來）；“市場經濟”是復制原始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則被拒絕了）。

以我之陋見，共和國開國至今，真正談得上“制度創新”的制度設計都只見于毛澤東時代。政治頂層的設計自不待言，政治底層的農村人民公社設計尤其具有典型性。橫看，人民公社雖然從1871的“巴黎公社”借來了“公社”二字，卻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不同于“巴黎公社”，其生命力也不是“巴黎公社”所能比擬的。所以，它不是對別人過去的復制。縱看，它不同于我國數千年以來的傳統的鄉村體制。自秦始皇改制建立中央集權設郡縣制以來，鄉村一直游離于中央集權制度之外，維持鄉村政治經濟生活的是家族制和宗法制，所謂的“鄉紳”、“賢達”在鄉村日常事務中作用舉足輕重，許多時候不可或缺和替代。人民公社設計則首次通過納入國家政治體制的“政社合一”的基層組織，讓中央集權穿越郡縣，延伸到全部中國的幾乎每一個自然村，使國家真正成為一個整體，再也沒有“天高皇帝遠”的政治管轄盲區了。所以，它不是對自己過去的復制。

人民公社到底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鑲嵌在歷史鏡框中的人民公社這一圖像本身具有觀念的一面和現實的一面。這一雙重性決定了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今天，雖然在全國范圍內，還殘存著數千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它們也都不同程度上保留著人民公社的痕跡，但人民公社作為一種國家主導性的農村“政社合一”的基層政治經濟組織，早在1984年前后就退出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活。就此而言，人民公社是失敗了。現如今，認為“人民公社是失敗了”的觀念，雖然不見得具有更高的真理性，卻明顯具有更高的政治正確性！在持有這種觀念的人看來，人民公社是烏托邦，是大鍋飯，是平均主義，是造成共和國開國以來中國農村落后與貧窮的根源，它不適應現代中國，因而被人民自發地拋棄了。這是觀念的一面。

現實的一面又怎樣呢？現實有歷史的現實和當下的現實兩個層面。歷史的現實是，人民公社自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初創，經過全國人民廣泛的社會實踐和探索，克服了許許多多的左的和右的錯誤之后，最后落實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一基本核算單位之上，并在1970年代初期，趨于完善。這時的人民公社具有健康的頭腦——黨的實事求是聯系群眾的領導作風，強健的身軀——完善的各級公社組織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核算機制（這一機制確保在公社內部消除平均主義），還帶著“資本主義尾巴”——自留地，菜園子，集市，自由市場等等（它們極大地豐富了農民的物質生活）。到此時為止的農村人民公社，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簡而言之可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穩定了農村，使農村成為共和國工業化的堅強后盾，支持和確保了了共和國在當時一窮二白的歷史條件下，迅速建立起獨立自主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二是作為一種高效的政治和經濟動員工具，有效動員和組織了億萬農民，投身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通過開墾荒山平整土地圍湖造田等活動，大規模增加了生產用地，通過新修水利，大江大河治理，水庫建設湖泊池塘改造等改變了數千年來靠天吃飯的農業生產被動局面，基本穩定農業生產，解決了原有五億人和新增三億人合計8億人的吃飯問題。伴隨這兩大貢獻而面世的，是人民公社擠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集中到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的社隊企業，為農村產業升級做好了物質準備。毛澤東曾說：“人民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這是準確地判別了這一產業升級的前兆。“改革開放”初期，由社隊企業脫胎而出的農村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本來是農村產業升級，農村工業化大潮來臨的明白無誤的標志，可“身在桃花源不知有魏晉”的領導人，卻以為是農村分田單干的改革帶來的“意外收獲”。錯誤的政治判斷必然產生錯誤的政治行動。結果是，鄉鎮企業在2002年前后遭遇到了人民公社1984年前后遭遇到的同樣的命運：用政治手段從共和國政治經濟生活中清除。于是，農村產業升級革命，胎死腹中。天作孽猶可怨，自作孽不可活，自2003年以來，“三農問題”橫空出世，無情地嘲諷和報復了自作孽者！“三農問題”正是人民公社映照出來的“當下的現實”這一面：如果人民公社真的是共和國開國以來我國農村落后與貧窮的根源，那么，反人民公社而行的“小崗村模式”推廣后，中國農村就應該快速走向富有詳和才符合邏輯，但是，經過了遠比人民公社更長時間的實踐，“小崗村模式”帶給我國農村的不是欣欣向榮，而是困擾當今最高決策層和全國老百姓的所謂“三農問題”。

在這樣的困擾之下，人們不由自主地重返歷史，再度檢閱和認識中國農村曾經走過的那一段集體主義道路。雖然連厲以寧這樣的最為激進的私有化倡導者，也曾良心發現般指出，“新農村”的出路還在于“合作化”（當然此合作化不是彼合作化），雖然鄧小平先生也曾經說過，家庭聯產計酬為標志的分田單干是第一次革命性的變革，將來再走向集體道路就是第二次革命性的變革——這不是終點又回到起點的“瞎折騰”嗎？但是，理性的闡述人民公社的諸多好處和優越性，在當下凡莊嚴的政治場合，似乎還是會被身居廟堂的專家學者和領導視為禁忌而刻意加以回避。在他們的意識里，取決定作用的不是任何現實一面的力量，而是純粹觀念一面的力量。因為人民公社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無法分開，肯定人民公社的好處和優越性，就必然要面對被他們拋棄的毛澤東晚年治國思想。這對于他們來說，無疑是最大的精神恐懼，足以導致他們觀念世界的整體性崩塌。

人民公社退出共和國政治經濟生活，從本質上講與人民公社的成功與失敗無關，與人民的意愿無關。主動拋棄也好，被迫放棄也好，起作用的只有政治強力這惟一的因素，它是當時政治頂層少數人“唯個人意志論”的結果。學者潘維在《農民與市場》一書里，開門見山地說：“歷史沒有被1978年切斷，改革前的中國和改革后的中國之間有一座精致漂亮的橋梁，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就來自改革前原有的被普遍認為是失敗了的基層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組織”。誠哉斯言！這個“基層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組織”是什么？它就是人民公社制度。潘維寫下這歷史反思的時候，“三農問題”還不像今天這般嚴重，農村群體事件當時也基本沒有出現，所以他還是從正面肯定所謂“農村改革的成就”。今天，面對“死去的農村”，若再談“農村改革的成就”，恐怕不再是一個正面的評價，而是一個歷史的反諷了。

我并不堅持任何的“決定論”，但是我明確無誤的感到人民公社的探索為今天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答案，至少預造了打開這一大門的密鑰。如何求得這個密匙，需要人們求真的反思，而不是政治正確性的阿諛奉承。反思也不能是任何形式的蜻蜓點水，那樣是不會攪動水面下的豐富世界的。難點在于：一方面，人民公社是當時意識形態思維驅動下發生的，那時，意識形態語言實際上包含了意識形態之外的許多社會意識；意識形態話語并非目的，只不過是一種使復雜問題簡單化的手段，它大大簡化了全民動員過程和國家管理成本，使中央最高層的意志便于讓全國老百姓領會和執行。因此，脫離當時意識形態的話語，無法獲得歷史的真實。另一方面，在今天批判毛澤東本人和他主導的時代的人，在進行批判的時候所采用的是當下的意識形態觀念，這些觀念已經深刻扭曲了人民公社的客觀性，顯著地造成了認識主客體之間的隔閡。因此，如果不超越當下的意識形態觀念，同樣也無法獲得歷史的真實。當下的意識形態觀念在現實語境里具有政治正確性，對其超越何其難也。這不光來自政治的壓力，也來自人性的弱點。

人民公社最為人詬病的問題之一莫過于一度時興（又很快被廢止）的大食堂制度，所謂“大鍋飯”之說，當源出于此一現象。公共大食堂，當然無法滿足人民物質生活需求的多樣性，但其重要啟示在于它提出了家務勞動社會化的理念，預示了未來民眾生活發展變化的方向。這一超前性可以從現在流行的快餐文化中窺見。在一定意義上講，今天城市里的快餐，無論是中式的蘭州拉面，還是西式的麥當勞，都可以視為“大食堂”。此外，托兒所，養老院等也都是家務勞動社會化的產物，在當時的人民公社里，尤其是城市人民公社，都可以找到最初的胚芽。可以說，人民公社提供的生活方式代表了未來，其核心精神被今天的城市社區生活繼承下來了。我在西方生活的時候，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西方城市中的suburb簡直就是當年中國的人民公社的終極版。人民公社一般都有較為完整的基礎設施體系，如小學，中學，郵局，書店，醫院/診所，獸醫站，供銷社，購物街/角，理發店，餐飲等等，人們不出人民公社，就可以獲得一切日常生活方面的服務。在西方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西方城市是由一個個的suburb緊密相連形成的，每個suburb區域很有限，人口也不多，但都有一個中心區，在那里有購物超市，郵局，書店，各類診所，動物醫院，理發店，美容店，餐飲，附近有學校，幼兒園，其結構和人民公社幾乎一模一樣，人們的日常生活不出自己的suburb即可高度滿足。這從一個側面可看出毛澤東人民公社建制在中國的獨創性。1978年后發起的農村改革，中斷了共和國農村產業升級之路，也使“城市化”走向了歧途，讓農村未能完成城市化，中國的人民公社終于未能發展成西式的suburb, 但是，人民公社的理念的提出和對這一理念的社會實踐，顯然指示了人類社會政權結構中基層構建的有效方向。人民公社在中國被廢除了，中國農村荒蕪了。許多專家學者在尋求新農村的發展之路，在尋找農村城市化的秘訣，可是卻偏偏沒有人對比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和西方世界的suburb。毛澤東沒有西方基層社會構建的具體知識或者理論，他看中的就是我國底層民眾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其謀求的人民公社制度和西方的suburb基層結構，居然有高度吻合性。今天人們要做的不該是批判毛澤東順民意的人民公社道路，而該是反思為什么這樣的理想，在我們的社會實踐中“失敗”了，但在西方表現出強盛的生命力，開花結果，成為西方現代城市物質文明的載體。東西方自古就是在各自獨立探索人類發展的道路，縱觀5000年來的歷史，每個重要的文明階段，東西方即使沒有交流，也能取得十分類似的文明成果，如古希臘的哲學對應的是中國同時代的諸子百家思想，羅馬帝國對應的是我國的秦漢帝國，如此類推。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和現代西方的suburb也是這樣的人類文明成果。

在1970年代初期，江蘇城市人民公社發展最快最好，后來也是江蘇，在改革開放年代，以鄉鎮企業發達而著名（所謂“蘇南模式”），直到今天江蘇城市和農村集體經濟，依然遠強大于其他省份。華西村“70年代造田，80年代建廠，90年代造城”揭示的正是集體經濟的魅力和實效所在。江蘇和浙江為鄰，“蘇南模式”成就了江蘇的高度發達，“溫州模式”成就了浙江的高度發達，但相比之下，江蘇的發展毫無疑問更具有可持續性。江蘇正是得益于那個年代確立的集體經濟傳統，它與人民公社的貢獻分不開。這說明，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集體傳統有著內在的正相關性。人們對于人民公社的反思，因為主觀的偏見，實在是太膚淺了，對不起那些曾努力實踐過這一偉大創造的先輩們。

人民公社是否有朝一日王者歸來，并不取決于它過去的成功和失敗，或者它的真理性，只取決于中國政治家的頭腦。許多人會都覺得人心散了，尤其干部隊伍散了，不可能了。這當然都是客觀的認識，但是，如果農村動蕩持續加劇，20年或者30年后，國際歌有再度響起的現實可能的話，未來政治家就會不得不放棄當下關于人民公社觀念一面的的偏見，屈身向現實一面請教！“人是最可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什么樣的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這是毛澤東從底層人民的力量中得出的真理。中國人不會都死絕。因此，這一真理將把一切觀念的偏見蹍得粉碎。

我兒時在人民公社爭過工分，我做這一反思，不想簡單重復這個話題下任何人說過的話，不打算接著任何的話往下講，而是要結合自己的親歷親見自己講，但又不能局限于個人的親歷親見的經驗感知，以偏概全。我將沿著以下大致的思路進行，在具體的行文過程中將有所充實和調整，力爭給閱讀者一個關于人民公社較為真實和較為全面的輪廓。這個反思不簡單否定任何既存和現存，也不倡導任何簡單的復制，包括復制自己和別人成功的制度。我唯一的目的是想啟發更多更多人加入，形成更廣泛更深層次的反思，為未來的中國社會準備一些變革的思想動力。若達到這個目的就善莫大焉。

1，人民公社起源

2，人民公社的發展 (初創期，鞏固期，成熟期)

3，人民公社的功能 (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文化功能)

4，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 (工分制的實際內涵，工分制的按勞計酬)

5，人民公社的民主生活（選舉制度）

6，人民公社的公糧與余糧

7，人民公社的救濟制度

8，人民公社的干群關系。

9，人民公社社員關系

10，人民公社的社隊企業（鄉鎮企業的前身）

11，人民公社與農村城市化

12，人民公社被夸大的缺陷（平均主義，大鍋飯，低產，低效率等）

13，人民公社被忽略的價值意義

14，人民公社的消失

15，人民公社和小崗村之路，誰更通向“三農”問題的解決

16，人民公社再度興起的可能性。

200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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