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告受益于同賀雪峰、李建斌、鄒國浩、王昱娟等調研小組師友的討論。本文所涉及的人名均作了技術處理。

　　2008年9月27日-10月12日，我們一行在湖北省京山縣做調研。我所在小組的駐村調研點是沙村。沙村緊挨小鎮(zhèn)，在鎮(zhèn)轄的29個村中占地面積最大，且多丘陵崗地。村內地廣人稀，住處分散，最大的灣子[ 當?shù)厝藢⑷丝诩芯幼〉牡胤浇凶鰹匙樱h遠小于村民組的地理范圍。]有40戶人家，傍公路和責任田而居的單家獨戶非常常見。10個村民小組，398戶人家，隱伏在四處可見的荒山荒地里。全村耕地面積有4494畝，其中旱地面積568畝，水田面積3926畝，以水稻、油菜、小麥、棉花、玉米等種植為主;養(yǎng)殖水面1240畝，其中精養(yǎng)魚池958畝;山林面積2300畝;荒地面積700畝。

　　村中人均耕地多達4畝左右，加之養(yǎng)殖業(yè)、苗木花卉業(yè)的蓬勃發(fā)展，戶均年純收入至少1萬元，人們的生活比較富裕，手機、摩托車、冰箱、太陽能等高檔物件早已走進人們的生活。“掙輕巧錢，過舒服日子”，是當?shù)厝说囊淮筇厣Ｉ炒迦俗钜詾樽院赖模€有他們緊跟城市、國家乃至“世界”的文明和進步觀念。比如已發(fā)生根本性變革的“男女平等”的生育觀念，“養(yǎng)兒不讀書、不如養(yǎng)頭豬”的教育觀念等等。用他們的話概括，“這里接受文明早一些、快一些”。在這樣的村莊里，基督教的發(fā)展非常耐人尋味。本報告將考察地下基督教[ 需要要說明的是，沙村雖然一度教派林立，但“成氣候”的和人們常提起的是地下基督教，也即我們所說的家庭教會，邪教組織在本村往往只有一兩個信徒，而且活動非常隱蔽，因此本報告的考察重點在地下基督教。]在沙村的傳播。

　　一、地下基督教的傳入與發(fā)展

　　村中最先信教的是1989年左右受洗的孫志芬。孫志芬做過20年的赤腳醫(yī)生，也是能說會道的能干人。不過她最初信教也是因為自己總是生病，丈夫身體也不太好，家庭經濟特別困難，她無計可施。當時無一人可以分擔她的生活重擔和精神壓力，她的父親雙目失明，母親也已去世，將到婚齡又無經濟來路的三個弟妹，都需依靠她“成家立業(yè)”，自己的三個女兒也都在上學讀書。這時，鄰近千城村村長的妻子胡家之上門勸她入教。胡曾做過集體時期的接生員，后因肺部有疾病，四處求醫(yī)、拜菩薩都無效后，皈依了基督教。相似的生活境況打動了艱難之中的孫志芬。孫志芬信教后憑其做過接生員的資歷，四處上門傳教“做思想工作”，在1990年代初期即贏得了20多名信徒。

　　孫志芬親歷了基督教在村莊中幾起幾落的命運。村里的基督徒最初必須趕到孫橋鎮(zhèn)灌橋的譚章玉家參加聚會，當時整個京山縣也就這一個聚會點。譚是京山縣第一個信教、傳教的人，也是京山縣地下教會一直以來的總負責人。后來聚會點稍增，沙村的信徒轉移到距離稍近的千城村胡家之家，胡是孫橋鎮(zhèn)的第一個傳教負責人。即便這樣，沙村的基督徒做禮拜也常需要走幾個小時。1990年代，沙村中信教人數(shù)有明顯增加，因此在本村總負責人孫志芬家增設聚會點。孫志芬1981年因超生退出村診所后，在家中開設了不掛牌的診所，這為做禮拜提供了場所，也為在家傳教提供了便利(每個病人都成了傳教對象)。

　　基督教發(fā)展的第一個低谷是因為1992年全鎮(zhèn)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孫橋區(qū)的工作組駐村了解各方面的情況，在召開全村村民會議時，公開點名批評7名信教的積極分子(包括孫志芬)，認為她們傳教過于“激進”(見人就傳教)，并將他們所說的“信教能治病”界定為愚弄百姓。這之后，村中信教人數(shù)驟減了一半，傳教、做禮拜等活動也冷落了一段時間，這也就是地下基督教負責人所說的“政權的逼迫”。

　　事實上，政府并沒有對傳教者進行任何實質性的懲罰，村民的印象也是“政府管不好，就不了而了之”。孫志芬的丈夫因為不太支持孫信教(他認為信教是心理作用，“信鬼就有鬼纏身，信神就有神”)，曾與鎮(zhèn)派出所的熟人開玩笑，“我告訴你們地方，只要星期六的時候你們去，肯定抓得到。”但對方也只是無奈地答復，“他們又不搞反動，我們怎么抓?”孫志芬自己也曾提到，鎮(zhèn)負責人多次找她談話，但她常理直氣壯地和對方辯駁，“我們不是搞反動!國家說宗教信仰自由。”當時的鎮(zhèn)政府以及村基層組織都很關注基督教的活動，但是因為有著“宗教信仰自由”這一話語，他們往往只能以做思想工作為主，這對本身就以做思想工作見長的基督徒，如水過鴨毛沒有任何效果。

　　因政府對信徒傳教有所警惕，社教運動之后的兩三年時間，孫志芬只能偷偷地傳教。她常隨身帶著圣經書，借著下鄉(xiāng)收購雞蛋，在附近村莊和本村傳教。不過她借行醫(yī)和下鄉(xiāng)收購雞蛋傳教，是人盡皆知的，畢竟村莊里的人都知根知底。

　　社教運動結束兩三年后，地下教會的活動開始復蘇，禮拜、聚會等又開始公開化，村干部沒有上面的壓力后，也不再見孫志芬的面就“教育”。1995年，經孫志芬批準，在同村的陳富生家增設聚會點，沙村至此有了兩個公開且規(guī)模較大的聚會點。同年，不僅沙村的信教人數(shù)激增，全鎮(zhèn)信教人數(shù)也迅猛增加，在鎮(zhèn)里參加培訓的講道人和較虔誠的平信基督徒也有上百人。沙村信徒人數(shù)最多時是1997年、1998年，做多時有近百人參加聚會，農忙的情況下，兩個聚會點也共有五六十人參加聚會，這五六十人多是受洗過的。

　　近些年，依孫志芬的感覺，村中信徒在數(shù)量上已經驟減，聚會點也只留有孫志芬的診所。村里現(xiàn)在共有37人參加常規(guī)的地下教會活動(他們未受洗的小孩以及配偶通常偶爾參加聚會，因此不計算在內)，其中11人是風雨無阻的積極分子，再沒有上百人共聚一堂的盛況。后孫又因幫外嫁的女兒看家而離村兩年，聚會點轉移到“副教主”丁在蘭家，相關事宜仍由孫電話負責和指導。在筆者離村前一星期，孫從武漢趕回家中，下定決心再次擔起宣教的重任，“現(xiàn)在是世道人心的末日，燒殺劫掠到處都是，這就是主說的末日，我們要把人們從魔鬼那里引導到主的身邊。”就在這一個星期，她陪著一位曾在此下鄉(xiāng)的知青四處拜訪基督徒，舉行了四到五次的小型家庭聚會，這位知青答應回武漢后常去教堂。

　　二、地下基督教的活動及其“合法化”

　　村莊中的教會本是地下教會——沒有“領證”也不愿意“領證”，但村民往往籠統(tǒng)地稱之為基督教，不知道其與三自教會的區(qū)分。這種模糊的認知，無形中將三自教會的合法性，賦予了地下教會。

　　村民們認為教會的活動很正規(guī)的一個直觀原因，是教會的人理直氣壯地公開活動，人人都知道孫志芬是“教主”。信教的人常背著書包，定點定時地“學習”。“常在公路上看到他們，去學習認真又積極，跟集體時侯搞識字班一樣嘛!”基督徒禮拜五下午和禮拜天上午集中做禱告、學《圣經》;每月15號和30號有一部分人(通常是地下教會的負責人和虔誠的普通信徒)去鎮(zhèn)上參加學習和培訓。

　　在這些常規(guī)和公開的活動之外，基督徒是否有其他的活動，村里人就不知曉了。

　　其實，沙村的基督徒還有其他一些保密活動，定期展開。一是孫橋鎮(zhèn)鎮(zhèn)一級的教會每年兩次圣餐聚會，在每月15號和30號的培訓課上，講道人會通知赴圣餐的具體時間和地點。臺灣牧師蔡春等人每年至少會講兩次課。二是一年一次的同工會，整個京山縣范圍內的村一級負責人(講道人)，作為同工可以參加，同去的往往還有宗祥的信徒。人多時有一兩百人參加。培訓時間和地點都是臨時通知，以保證安全。三是一年一次的婦女靈修會和青年團契靈修會，有時這部分活動和同工會和在一起展開。

　　從根本上來講，村民們之所以因為基督徒“學習”的常規(guī)化和公開化，而承認其合法化，是因為“政府不反對”這一個大判斷的存在。按他們的邏輯，如果村莊中的教會不是國家認可的，那為什么他們公開活動國家也不來治理?這也是他們常反問“國家都不管，你能夠反對?”的原因。加之廣播電視中常有基督教、宗教、信仰自由等話語出現(xiàn)，村民也就在無意識中，承認了地下教會存在的合法性。

　　對于在1980年代后傳入的基督教，人們起初并不關心，認為都是老弱病殘才信教。對于教會的人在做什么，大家在好奇之外似乎不太關心。他們認為信教的只是精神寄托，“說說笑笑又運動，精神好了病當然好了。”沙村的基督教曾一度派別林立，有從未露面的東方閃電，神秘的二兩糧教，以及公開且讓當?shù)匕傩沼X得正式的家庭教會。當?shù)厝朔植磺宓叵陆虝⑷越虝投杉Z以及其他教之間的具體差別，也不太關心他們的差別，并統(tǒng)稱所有的教為基督教。即便是村干部也鬧不清哪一個是國家不允許的邪教，都是國家說“要自由的”，是“教人學好”、是文明，“反正有京山教堂在那里，我們也不好反對。”村干部依靠直覺斷定：人少的那個太迷信，說壇子的米能漲，太迷信了，應該就是國家說的那個邪教。

　　當?shù)厝藢浇痰挠邢拚J知，鮮明地體現(xiàn)在他們對宗教信仰獨特的劃分上，他們以剔除迷信來確認宗教的內容。中國傳統(tǒng)的宗教信仰，統(tǒng)統(tǒng)被劃入迷信的范疇：“迷信就是燒紙燒香求平安”，“相信鬼神和求佛治病都是迷信”，“燒紙祭祖以前也算是迷信，現(xiàn)在國家在山東、河南一些地方提倡搞，也可能不算是迷信了”。宗教則是“一個星期做一兩次禮拜”，基督教因此成為大多數(shù)當?shù)厝宋ㄒ徽J可的宗教，“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說的基督教”。

　　國家曾經對傳統(tǒng)信仰進行革命，這給予多數(shù)村民尤其是生在紅旗下的一代人(他們現(xiàn)在是村莊中承上啟下和數(shù)量最多的一代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們總是意味深長地說起“世上無鬼神，盡是人在鬧”的革命話語，他們對迷信的定義無不是一個時代的印記。國家現(xiàn)代性的話語在這個地方，也格外地深入人心，當?shù)厝丝偸亲哉J為緊跟國家和世界的，事實也如此。當“宗教信仰自由”的話語，與陌生的基督教一起進入，在當?shù)厝说挠∠罄铮浇叹统闪藝以谂懈鞣N宗教信仰之后，大力提倡的唯一宗教。雖然基督教的見證也常讓他們覺得迷信和不屑。

　　地下教會在村莊中漸趨具有合法性，也離不開教徒自身尤其是積極分子，為使其更具有“合法化”而做的種種努力。

　　首先就是占領村中的道德制高點。基督教關于賭博、喝酒和打罵人等各種禁令，在享樂主義盛行和道德風氣滑坡的村莊，無疑能捕獲因道德約束缺乏，而深受其苦的老人的心，也能博得深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政治精英們的同情。當?shù)厝顺３Ｔ谂u基督教搞迷信(治病)的同時，肯定基督教的一個好處，“起碼教人做善事”。有村民開玩笑說，行善就能與黨的政策保持一致，共產黨也說要和諧。村中的老書記也曾跟孫志芬打招呼，問她能否將本組最不孝順的悍婦拉去“學習”，“信教興能管住她”。道德犯罪是無法在法律上懲治的，當村莊中傳統(tǒng)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標榜行善的基督教成為唯一可以嘗試著借助的力量，基督教無疑也可能成為村民信賴的制約力量。

　　其二是關心村莊中的公益事業(yè)，擴大教會的正面影響。村教會的負責人孫志芬經常在公開場合，過問村干部村務。她曾在路上高聲詢問村書記修橋款的事情。連接9組和10組的橋梁常被沖毀，她責問書記，據說是10萬元的撥款，為什么到后來只有5萬，以至于現(xiàn)在的橋梁不經用。村民們覺得她敢說，也愿意去關心，算是比較正義的。

　　村莊中的教會甚至有參政的意圖。用基督徒的話說，就是要爭取基督教在村莊政治中的一席之地。1992年的社教運動中，孫志芬給從區(qū)里下來的工作組提要求，希望在村的黨支部中，給基督教一席之地。工作組負責人非常惱火，在村民大會上公開批評她，并說不允許共產黨中有基督教的席位，要求大家不要聽信基督教的胡言亂語。

　　這次挫折后，孫志芬才知道基督教處境的“艱難”，之后，她改為積極關心公益事業(yè)，要求信徒在交稅納糧、修公路等各種事情中，主動配合干部工作，以爭取村莊政治的認可。村干部不把地下教會當回事，與他們的良好表現(xiàn)，以及其他村民在各種村公益事業(yè)中的偷懶耍滑的對比，不無關系。

　　其三就是改造歷史和對現(xiàn)實再解釋。在基督徒的學習中，講道人常將西方的侵華史，篡改成宣教與反宣教的歷史，而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汶川地震則是上帝對不信教者的懲罰，是對自稱為龍的傳人，而否認為上帝之子者的懲罰。他們還以基督教從西方傳來，借西方即是先進的偽命題，來宣揚基督教的正確性和合法性。

　　地下基督教也能獲得“合法性”，不是因為國家在法律上承認了它，而是國家“信教自由”的大話語型構了當?shù)卮迕竦臐撛谝庾R，使得村民們即便是覺得信教也很迷信，太“地下”和“偷偷摸摸”，也不會去阻攔他人信教，因為“國家都不管”，這進而賦予基督教在村內發(fā)展的可能性。基督徒自身做出的各種努力，也為其獲得合法性提供了保障。

　　三、地下基督教的傳播與功利特色

　　與南方和北方村莊不同，當?shù)卮迕駴]有對基督教的防范心理，基督教可以借著“宗教信仰自由”的話語，一下子“合法”地進入村莊領域。以基督徒的葬禮為例，當?shù)厝藢浇痰母鞣N禁令都不反感，盡管覺得喪禮上不準哭的禁令有點不孝，但是不認為有什么，覺得可以接受。

　　但奇怪的是，這種最為開放和寬容的心態(tài)，卻似乎沒有大規(guī)模地接納基督教的傳播，相比較與信教大省安徽等地，基督教在當?shù)氐陌l(fā)展要緩慢得多。

　　如果不是因為有病且無法治療，人們不會去信教。習中梅的姐姐習蘭做過一次禮拜后就不想再去，理由是她認為自己沒有生病!“信教的都是有病的，我生活也不困難，也有子女，不像有的老人是無子女管。”60歲的習蘭前年喪夫，丈夫去世后她一度精神恍惚，兒媳常說刺激她的話，并罵她。妹妹怕她精神出問題，這次姐姐負氣離家，妹妹于是勸她信教，不過習某去過一次后就不想再去。在筆者離開村莊前，她滿腹心思地告訴筆者，去聚會聊天是好，感覺見世面了，但是更想兒子接她回去，自己年輕還能做事情，“沒病去信教，人家也(會)說我躲懶，媳婦也不高興”。

　　而年輕人則連信教可以治病也不相信，“生病了應該找醫(yī)生”。這里的年輕人只相信科學，他們病后也有條件找醫(yī)生。只有老年人因經濟上的弱勢就醫(yī)難、看病貴，更需要通過其他途徑來抵抗疾病。當然，年輕人也認為信教可以從精神上治療疾病。“多活動，又開心，心病好了別的就都好了”，這也是許多信徒的配偶的想法。

　　更為有意思的是，不管信教能否治病，都似乎難以鞏固人們對基督教的信仰。因為當?shù)厝似毡榈臒o神論態(tài)度，教會的負責人感慨，當?shù)厝讼氲弥尉托沤蹋尾缓镁屯顺觯魏昧艘餐顺觥Ｖ尾∈切沤痰奈ㄒ荒康暮徒K極目的。

　　具體說來，盡管當?shù)厝藢⒅袊鴤鹘y(tǒng)的信仰劃為迷信，而將基督教劃為唯一的“國家允許自由信教”的宗教，他們對各種神和鬼卻都抱著懷疑的態(tài)度，佛教道教等，都被人們成為騙人的把戲。

　　沙村人相當富有懷疑精神。他們總是笑著說，基督徒勸人時總說信了什么都好，背時的一樣背時，生病的一樣打針吃藥，豬瘟來了一樣死小豬，牛丟了一樣要自己去找，小孩犯法的也一樣攔不住[ 這些事情都是實有所指。比如，教徒的小孩犯法就是指的蔡保國犯強奸罪的兒子畏罪潛逃，一直沒有音訊，為保兒子平安她開始信教。]。人們遇見信教的熟人，都會隨意調侃。孫志芬本是醫(yī)生，其女婿也是醫(yī)生，但她卻三天兩天地進醫(yī)院，惹得當?shù)厝艘娒婢烷_她玩笑，揶揄她說，“天天都學習，大概不專心吧?主怎么不給你治病啊?”有位老人嘲笑來勸教的基督教，認為他們許諾的天堂不可能存在。因為他曾觀看神六上天的實況轉播，“太空空空的，哪里有金磚碧瓦的天堂?宇航員在太空中會缺氧，呼吸都不行還上去享福?”

　　地下教會在沙村的一次當場致人死亡的失敗見證，更成了當?shù)厝瞬恍沤痰睦碛伞ｑT家?guī)X有位中年男子常來沙村“開課”，前年他帶了位“北京來的見證員”做見證，說這位小孩因信教治好了白血病，見證未做完，這個小孩就因被強制停藥，而猝死在“講臺”上[ 事后鎮(zhèn)派出所逮捕了相關人員，但無法根據法律給與實質的處罰，因此將他們放了。]。

　　村莊中還有被斥為殘害人的，關于“基督徒死后身體是軟的”的見證[ 我們先是在三位基督徒那里聽到幾例相關見證，后分別聽幾位普通村民提及他們相關的見聞。一例是孫志芬做的見證。她的姐夫張某(信教)與小孩發(fā)生爭執(zhí)后“氣死了”(此人喝藥自殺，但因信主不準許自殺，所以對外宣稱他被氣死了)，死后兩手緊握掰不開。當時有教友前往去禱告，張某的兒子不接待，將教徒趕走。一天之后孫某趕去幫忙禱告，禱告時求姐夫原諒孩子，求主原諒心中有氣的姐夫。禱告完畢后，有人摸張某本是僵硬的手，居然神奇地松開、變軟。

　　另一例發(fā)生在2007年。基督徒們做會時閑聊，聲稱徐兵的奶奶死后多天，身體都是軟軟的，她的孫子曾將她的手腕舉起來晃動。基督徒習中梅告訴筆者，她摸過老奶奶的的胳膊，確實很軟，很冰。第三例見證則是這位去世的老奶奶生前四處做的見證，她說她的丈夫死后身體是軟的。]。基督徒認為去世是讓靈魂得救，信得好的信徒，死時是被上帝接走，沒有傷痛和掙扎，就算死了身體也和活著時一樣軟，不信教的因為是被魔鬼拉扯走，所以死時會痛苦，身體也會僵硬。一位剛參加基督徒葬禮的抬喪者說，他因好奇，偷偷碰了下死者，確實不僵硬，他懷疑是骨頭被捏碎了，也有退教的信徒四處傳話，說是教徒給死者禱告時，會趁機弄斷死者的關節(jié)。

　　承接對未知世界的懷疑精神而來的，是當?shù)厥浪谆奈镔|追求，這對基督教信仰產生了極大沖擊。當?shù)氐哪贻p人農閑時，都要忙著打短工掙錢，不掙錢就去茶館，或者湊到一起喝酒;找不到短工做的婦女，通常是直接去茶館，打牌也可以創(chuàng)收。

　　懷疑態(tài)度是溫和的“存而不論”，當?shù)厝藢浇檀嬉傻珔s不強烈地排斥。國家允許信教，是他們口頭質疑，卻不采取行動反對基督教的理由。因此基督教可以在沙村“只信科學”的狀態(tài)下，留下“信仰”的痕跡。

　　但這使得“治病”成為基督教唯一可以吸引人的地方，以及基督教在當?shù)氐淖畲蟮奶厣o論何時，弱者都是最需要幫助的群體。生病是使得當?shù)厝藴S為弱者的唯一理由，在代際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的老人，也可以依賴自己的辛苦勞作，來應付生活的經濟壓力，不過重大疾病是他們自身無法抵御的，子女怕人財兩空也不愿意積極治療。治病就成了基督教可以進入村莊的唯一切入點，也是關鍵點，恰是這一點，突出了基督教的迷信色彩和信教者的功利色彩。

　　當村莊中的老人遭遇重大變故，被甩到村莊社會的最弱者地位時，基督教成為最先出現(xiàn)的“救世主”。這一是因為基督教高度的組織性和傳教熱情，使得專職傳教的基督徒在發(fā)現(xiàn)熟人面臨困境時，可以在第一時間上門安慰、傳教，勸人試一試。

　　二是當?shù)卮_實沒有什么可以選擇的依靠。同樣可以“治病”的拜佛、求神等，因為是“封建迷信”早已喪事合法性，只有“治病”的基督教借著“宗教信仰自由”的話語，進入了村莊。病后難以得到有效治療的老人，靠近基督教后，可以獲得懂醫(yī)學的孫志芬的幫助，也有信徒幫忙禱告和照料生活。通過信教擴大生活圈子，聚在一起唱歌、“學習”，相互走訪、尋開心，當然可以使得“小病不治療、大病找志芬”。

　　正是只有病人才信教，才讓人們認為信教的不過“那幾個”。唯有在經濟上，以及家庭結構和村莊結構中，都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老人，在大病之后才無力抵抗生活的窘迫，從而淪為真正意義上的弱者。而這批老人的數(shù)量也必定是緩慢而有限地發(fā)展。

　　加之當?shù)厝说奈ㄎ镏髁x的態(tài)度，也容易讓外來者認為，在這樣一個地方，基督教的市場必定是有限的。

　　其實，目前退出教會的活動的大部分人，都是當初未受洗的，這從固定參加活動人數(shù)的非常有限的增減既可以看出(人數(shù)最多時是四五十人，現(xiàn)在是三十七人)。此外，正如“教主”孫志芬的分析：人數(shù)減少也因為信教的都是有病的老人，這樣就難免有教徒因為病重去世或者出不了家門，尤其是在這個孝道嚴重衰老的地方，老人一旦遭遇大病，就難以有良好的條件治療，病亡也容易加速;再則，近兩年因為種田負擔輕，流轉耕地更容易，外出打工村民也有增加，有部分老人就隨子女外出幫忙做家務。

　　當然，也有當初受洗過的老人近些年退出教會的，一是因為遭到兒女的反對。這部分基督徒信教時，大約四五十多歲，那時孩子尚小，他們自己還可以當家;現(xiàn)在兒子結婚了，就不準信老人再去信教。兒子們需要老人幫著干活，比如養(yǎng)牛、看魚池、帶小孫子等，而老人也就默許并退出，反正病也沒了，或者還是沒治好，離開也并沒有被迫放棄信仰的痛苦，不過他們在遇到難處時，也會求求主，或者唱唱圣歌。二是“私字大”的人越來越多(教會負責人語)。“私字大”即只想著掙錢奔生活，將金錢看得重。近兩年教徒減少得格外厲害，年老的基督徒隨著打工的子女一同離開，年紀稍輕的基督徒則在忙季節(jié)工。有許多老人曾因為子女生病而信教，現(xiàn)在子女已好，而自己也要奔自己的生活了。一組的王蘭桂就因為這，而成為教會中的反面典型。她現(xiàn)在和老伴一起單過，種田的同時搞副業(yè)，沒有時間信教。

　　但是，這些離開教會的老人，通常會懷念在教會的生活，比如信教幾十年的曾玉梅，忙月里還常唱起往日學會的圣歌，在家有空也會翻翻圣經書(雖然不識字)。這些老人雖然很少因為離開教會感到痛苦(他們自己也愿意給子女幫忙，這樣至少可以讓自己在不能動彈的日后，有更多得到照料的希望;自己忙掙錢而退教的老人，也是為了解決日后的養(yǎng)老問題)，但他們并沒有忘記耶穌和“教主”孫志芬，這對他們的子輩和孫輩，多少是有影響的。很難說他們的離開，就使得基督教的市場萎縮了，或是有限的。

　　當?shù)厝说纳钪匦脑诋斚拢兄谒资郎畹膱?zhí)著，未知的將來和死后的世界都不是人們關心的，也不是人們相信的，所以這樣就凸顯出在現(xiàn)實生活不可持續(xù)時，信教作為緩解現(xiàn)實的困苦、渡過現(xiàn)實的難關的一個手段，而出現(xiàn)。一旦生活有了新的轉機，比如大病得治，也就可能有人退出教會，重歸于從前的“科學主義”的生活，如此一來，治病的功利特色就更是得到了凸顯，基督教是否具有抓住人心的力量這個問題，就被悄然掩飾了。基督教傳播的高峰與低潮，更是強化了人們“信教就是為治病”這一印象。

　　四、經濟壓力與基督教傳播的高峰

　　地下基督徒發(fā)展最初鎖定的是病弱的老年人群體，而這個群體的增減是一個自然替代的緩慢過程，所以沙村的基督徒穩(wěn)定在一定的規(guī)模內。不過，這里的信教人數(shù)確實曾有過高峰式的增長。人數(shù)最多時是1997年、1998年，那時有近百人參加聚會，即便農忙也有五六十人參加聚會。要補充說明的是，現(xiàn)在的三十多名教徒雖明顯少于高潮時期的，但也不遜于九十年代初期的狀況。在此我們關注的是，為什么會有一個信教的高峰。

　　當社會發(fā)展平穩(wěn)時，村莊里就不存在結構性的緊張因素。代際關系的變遷、婆媳關系的轉型，通常會帶給家庭緊張的氣氛和壓力，但在沙村，這一變遷和轉型在解放后即已開始，并于1980年代完成。較少有老人因為子女不孝，不甘于家中的地位落差而去信教，當?shù)氐睦先嗽缇兔靼?ldquo;媳婦才是婆婆”的道理，兒子們不養(yǎng)自己就要抓緊時間掙。當?shù)氐南眿D也過得輕松，她們是家中管事的，也是茶館里的主角。

　　當?shù)氐纳鐣洕Y構也比較扁平，人均4畝、戶均10畝耕地，中農的生產標準是多數(shù)人的生活狀況，加之人人都可以外出忙短工掙副業(yè)，村中的生活水平就比較均質，生活壓力也不會太大。此外，當?shù)厝瞬徽J死理，有著“不和錢過不去”的生活態(tài)度，村莊中的面子競爭可以選擇退出，不至于構成致命的壓力。因此當?shù)厝说纳钏讲粫沂馓螅迩f中的地位也相差無幾(只有老人是唯一的弱者)。

　　在當?shù)?ldquo;中農生活”的普及，以及溫和的社會競爭，使得這里的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競爭，并且成為生活中的成功者。社會競爭中無弱者，以及普遍的“無神論”傾向，人們對宗教的需求就非常之弱。

　　但當村莊整體性地面臨外來的巨大壓力時，中農狀態(tài)的普遍，也就意味著多數(shù)人同時陷入生活危機的可能性。這種壓力不同于可以進退的面子競爭，它由外界硬性嵌入且無法回避。1995年至2003年稅費改革期間，沙村和其他村莊一樣，遭遇了高額的稅費負擔，最高時達到每畝300元。“睡覺都不得安心，老想著平賬”，巨大的生活壓力，使得家庭和村莊內部的人際關系，都籠罩在緊張的氣氛中。疾病是導致老年人徹底弱勢的重要原因，年輕家庭對疾病的抵抗力相對較強，但是，當疾病和經濟壓力一起沖擊村莊時，情況就會很不一樣。

　　在稅費負擔最重的年頭，人們的經濟壓力倍增，村莊中的弱勢群體在倏忽之間迅猛擴大，迅速超出了病弱的老人這一范圍，信徒也因此猛增。當村莊中的大多數(shù)，一起面臨著剛性的外來生活壓力時，信教治病就成為較多人迫不得已的選擇。當時稅費重，干群關系緊張，人們生活壓力大，有病看不起，農村合作醫(yī)療尚未推廣。一個家庭拿出五萬元治病的話，整個家庭生活馬上會走下坡路，“五萬元是京山都治不好的大病”。但現(xiàn)在大病也可以去武漢治療，回來后可以報銷。人們在生活壓力減輕的同時，獲得了治病的保障。沙村第一次推行合作醫(yī)療即有90%的參合率，現(xiàn)在則有95%的參合率[ 參合率無法達到100%，是因為外出務工者沒有參合。]，這一是表明當?shù)厝藢ψ陨隙碌恼叩男刨?二是表明當?shù)貙︶t(yī)療的需求確實迫切，患病、治病確實曾成為問題。

　　一旦剛性的壓力退出村莊生活，大多數(shù)村民的生活，又會恢復到一個游刃有余的狀態(tài)。大多數(shù)家庭對疾病以及其他外來變故，都會有一定的抵抗力。可以推定，在這樣一個村莊，如果再來一次剛性的多數(shù)人無法幸免的壓力，造成普遍的經濟壓力，相信這樣的高峰又會再一次重演。不過，高峰之后，留在基督教群體里的，是不是真的依舊只是從前那些最弱勢的有病無法醫(yī)治的老人，以及只有在教會中才能實現(xiàn)自我的積極分子?這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分析。

　　五、基督徒的構成及其年輕化

　　如果不仔細回顧村莊中基督教進入和發(fā)展的歷史，我們和當?shù)厝藭幸粯拥母杏X，認為信教的“總是那幾個”。基督教傳播的高峰與低谷的呈現(xiàn)，凸顯了當?shù)匦叛龅墓厣又數(shù)厝艘幌?ldquo;以經濟為中心”的務實態(tài)度，也讓我們忽視了基督教深入人心和骨髓的力量。

　　事實上，近二十年來，村莊中的信教群體已在無形中發(fā)生變化，這絕不是數(shù)量上的有限增長可以掩飾和模糊的，仔細分析信教群體的構成狀況，對我們更清楚地了解村莊中基督教的來龍與去脈，頗有裨益。

　　村莊中基督徒有二個層次。首先是人數(shù)最多第一代信徒，他們是一個固定的老弱病殘群體。正因為他們的主要特征“老弱病殘”，使得人們誤以為信教的“就這幾個”，這幾個概指一個群體，而不是具體的個人，也更讓人誤以為基督教的市場總有限。

　　他們多是文化程度較低的中老年人，早在八九十年代，因自身有病或者家人有病，經濟又困難無法醫(yī)治，而陸續(xù)加入地下教會。也正是這一批人中的一部分，現(xiàn)在因為子女“掙錢”“干家務”的要求，而退出了常規(guī)的教會活動。不過，可以肯定地是，即便是退出了聚會，他們對耶穌仍是有著親近感，甚至是感激之心。

　　這代經過革命話語洗禮的基督徒，即便沒有了多神信仰的信教心理基礎，也有“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信教傾向，而他們剛好在最艱難的人生關口遇到了基督教。只是，耶穌這一唯一真神如同當初的革命風暴，難以在骨子里改變他們的什么都有點相信的心態(tài)。

　　第一代基督徒信教的功利色彩還相當濃厚。據調查，在河南和安徽等基督教泛濫的地區(qū)，許多基督教的信仰者是觸及靈魂的基督徒，沙村的基督徒卻不求靈魂得救，只求現(xiàn)世得報。現(xiàn)實的目的容易達成也容易失敗，比如治病，得治能否鞏固宗教信仰值得懷疑，未能得治的人就更加懷疑神的效力，因此只因治病之需，而本就不相信神秘力量的村民，抱著“死馬當活馬醫(yī)”“多一條路多一點成功的可能”的心態(tài)，容易加入基督教，也容易退出。

　　雖然他們聲稱信菩薩治病是信魔鬼，是迷信，但他們自身卻難以區(qū)分基督教和鬼神信仰，耶穌不過是一個更為厲害且為國家宗教政策認可的神。他們最初信教，不過是“死馬當活馬醫(yī)”，萬般無奈之余的被迫選擇。他們中的多數(shù)都有偷偷請大神看病，但也無法治愈，毫無希望之后才轉而信教的經歷。

　　也就是說，耶穌不過是這代基督徒的應急法寶，和算命測字的陰陽先生發(fā)揮同樣的功能，可以解決人們生病、丟失東西等暫時的生活難題。“不準燒紙燒香”的禁忌于她們而言，也只是一個簡單的命令，背后不準拜偶像的教義他們很少追問，只是順從。74歲的曾玉香在丈夫的喪事上堅持沒有燒紙，她說：反正老頭有很多姊妹伙，他們燒紙，老頭也不會缺錢花。

　　乃至成為一字不識卻能熟讀圣經，和“太(很)會做見證”的“虔誠者”后，這代基督徒也可能偶爾在情急時，違背基督教的禁令去供拜偶像、接觸“魔鬼”。曾玉香因病信教已近20年，大兒子在外躲債杳無音訊，她心急如焚，天天禱告也無效果，教會的人教她唱“歡樂地活、喜樂地活”也沒法解愁，后來她就去找人算命，兒子竟在她算命之后的第二天給了她電話。曾玉香回憶說，她知道算命是“犯罪”，除神之外人不能預測命運，但只要認罪，耶穌就會免罪，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里，吃飯、睡覺、洗衣時，她都時時做禱告向神請罪。

　　可以這樣說，第一代基督徒的“信仰”是模糊的，它是由外部強行輸入的。這代基督徒文化有限，對圣經一知半解，對基督教的認識往往非常模糊，這使得他們的認知通常需要通過外界強行灌輸，并在做見證中自我強化。做見證就是讓信徒自己講述神在她(他)身上的奇跡。曾玉香曾向我們講述她的見證：

　　(我)60多歲時癱瘓了，躺床上，拉都拉在床上，兒媳婦喂吃的，吃不下。信徒把我拖到她們家里，喂給我吃的，大小便都她們弄。他們天天喂我雞蛋(羹)吃，像喂小孩一樣，我吃不了，也不喜歡吃，他們就說：“耶穌要她吃吧!”我就會吃了。以后站立什么的，都是他們禱告耶穌要我怎樣怎樣，我就都會了。在信主的家里，(就是)孫志芬家，過了20天，就完全好啦，走回來的，別人看到都買賬，奇怪得不得了，好多人就跟著我信了。

　　孫志芬的丈夫在提及這位老人時告訴我們，曾玉香當時并沒有住在她家，范的丈夫逢星期天禮拜時，才用板車將她送到孫的家中，孫為她打點滴治病，來回弄了一兩個月后，老人漸漸康復，現(xiàn)在依然駝背，走路需要借助拐杖。孫志芬的講述也與她丈夫的一致。像曾玉香老人這樣將事實“豐富”的見證還有很多，在重復的講述中，不斷地突出表現(xiàn)自己與神的奇特關系，做見證者情不自禁地渲染、夸大故事中的神奇之處(經常做見證的也往往是具有表演天賦的老人)，重復神的恩典可以鞏固講述著自身的“信仰”，讓她們在自我的感動中更加認同主。同時，現(xiàn)場講述的神圣、鮮活的氣氛，也往往能感染其他教徒。這也是教會督促基督徒四處做見證，宣揚“只有傳揚，只有做見證，才是感恩”的原因，做見證可以吸引更多的旁觀者。

　　第一代的基督徒骨子里還有關于鬼神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舊思想”，他們的“信仰”靠見證和“學習”由外部強行灌輸。因此即使學會了基督教的解釋體系，對做會有了感情依賴，也未必在價值觀上有徹底且明確地轉變，盡管年老的他們不予承認自己怕鬼神。不過他們對耶穌的親近，無疑是可以影響他們的子女的。

　　組織教會工作的中堅力量——積極分子，是基督徒的第二個層次，她們是第一代基督徒之中“清醒”的極少數(shù)，也是教會在村莊中要挖掘和把握的關鍵人物，因具有極強的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成為教會建立據點的關鍵角色。教會發(fā)展的每一個高潮和低谷時期，他們都堅守在教會中，因為教會是他們實現(xiàn)自我和展現(xiàn)自我的一個舞臺。

　　因為年紀稍小、文化程度稍高，這些積極分子往往能夠熟讀圣經并出口成章，不管他們在價值觀上是否有徹底轉變，他們具有非常強的鼓動他人信教的能力，一人就可以串聯(lián)和培養(yǎng)一批信徒。他們多是村莊中心比天高的能干人，因為“命運不濟”，淪為村莊中老人之外的又一相對弱勢群體，從而萌生另尋一個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道路的需求。沙村的面子競爭溫和且門檻低，人們很少單因“嫌丈夫沒材料”[ 楊華在河南調查時發(fā)現(xiàn)，許多婦女“嫌丈夫沒材料”，家庭經濟弄得比旁人差，因此加入教會，以減輕外在的競爭加給自身的焦慮。楊華：《為什么基督教在北方蔓延》，即將發(fā)表。]而入教，多是遭遇家庭變故比如重大疾病等而無法再翻身，而教會又剛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展現(xiàn)自我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的機會。沙村的“教主”孫志芬一直是村莊里有名的赤腳醫(yī)生，因為沉重的家庭負擔和自身有病而轉入教會。習中梅是勤勞持家的好手，因中年喪夫、自己生病而從小康之家墜入生活谷底，其他9位積極分子也多是集體時期的接生員、婦女隊長甚至是剛退休的教師。這部分人在村莊中非常活躍，他們四處勸人信教，并敢于多次登門拜訪生病的村民，或遇到其他麻煩的人家。

　　正因為他們，沙村各小組都曾有人加入基督教。積極分子積極勸人信教，細細地做思想工作，“手段比共產黨還嚴密!”“比老師家訪還耐心”。許多教徒最初都并非自愿入教，只是因為有積極分子來做思想工作，主動上門來發(fā)展，所以加入教會“看看”，“只是點小病，(但)熟人上門來勸，又沒有壞處，不去拉不下臉”。

　　區(qū)別于在村中初創(chuàng)工作的積極分子，第二代基督徒中的大部分人因為求學、出嫁和工作，而不在村莊中活動，從而掩蓋了基督教在村莊中年輕化的苗頭，也掩飾了基督教在村莊中發(fā)展的真正潛力。

　　第二代基督徒即第一代基督徒的年輕子女(極少數(shù)是兒媳)。他們的普遍特征是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正是他們，極有可能成為基督徒中真正的精英(有的已經成為跨省份活動的宗教精英)。

　　迥異于第一代基督徒模糊和填鴨式的信仰，以及功利的態(tài)度，他們皈依基督后具有更虔誠的心態(tài)和更強烈的奉獻精神。因從小受家庭“宗教”氛圍的熏陶，自小隨母親或奶奶頻繁出入基督教聚會場所，他們對基督教懷有天然的好感，現(xiàn)世生活中一旦遭遇挫折，諸如就業(yè)、升學、生病乃至生活中的小困境，比如考試失利，即會投入主的懷抱皈依基督教。

　　村中現(xiàn)有的11位積極聚會和宣教的基督徒中，有7位基督徒的子女明確地跟隨母親信教。另有教徒的子女雖然尚未稱信，但不反對母親信教，甚至是明顯的認同。孫志芬的小女兒就在一個老總為基督徒的公司上班，公司常組織員工去教堂做禮拜。盡管當?shù)氐睦夏耆说匚灰呀浢黠@滑坡，但年輕的父母，對未成家立業(yè)尚需依靠自己的孩子而言，還是具有較強的影響力的，即便不是強制力。他們日常的禱告，以及宣講的神跡，首先吸引的就是他們的子女(以及配偶)。教會也非常注重對這第二代人的培養(yǎng)，“有小孩來參加聚會，是神的榮耀”。習中梅的女兒是在讀的大學生，她常陪母親參加聚會，教會的人見她乖巧，專派人教她學習彈鋼琴(本打算培養(yǎng)她唱詩，但她五音有些不全)。另一位積極分子15歲的小孫女則已經是唱圣歌的能手。小女孩十歲的生日宴會上，公開演講的第一句話就是“感謝神，感謝神賜予我生命，感謝神把我送到爸爸媽媽身邊”。教會培訓同工的課程，雖然她小，資格也不夠，但都有“特權”參加。

　　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第二代基督徒，退教幾乎不可能。他們明顯區(qū)別于第一代基督徒的地方，就是他們在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上的徹底轉變。他們會因為信仰上的沖突產生情感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曾玉香丈夫的葬禮上，守靈的孝歌師父(往往是道士)唱孝歌時，范的幺女兒就難以忍受，當即離開，事后也不肯原諒她不信教的兄長。而范本人則認為聽聽也沒有關系。也正因為這一點，我們很難說基督教在當?shù)?ldquo;發(fā)展得不好”，因為他們在積極分子之外，已經通過代際傳播，擁有了最堅定的皈依者。

　　而這代人的影響力也是我們難以估量的。積極分子的使命是在村莊中占據教會的領地，第二代基督徒因學識多，更年輕，無父母輩那樣的家庭壓力，傳教能力也更強，因而擁有離開村莊四處宣教的資本，他們的活動范圍往往超出了自己所在的村莊。如同曾玉香出嫁到安徽的幺女兒，她因有高中文化，人比較機靈，成為孫志芬培養(yǎng)的第一批講道人之一，她出嫁后帶動丈夫，在全國各地傳教。這一輩人的影響力，已經不是他們的父母輩可以企及。

　　正因為地下教會的信徒有著不同層次，和第二代基督徒事實上的向外轉移，生活在村莊瑣事中的人們，往往只能看到基督教不過是老弱病殘在活動，而難以察覺它年輕化的苗頭。治病作為基督教進入村莊的唯一切入點，突出了基督教的迷信色彩和信教者的功利色彩，也讓我們誤以為當?shù)厝松畹氖浪谆沟盟麄儾蝗菀走M入教會，即便進入也會退出。

　　但是，第二代基督徒作為精英的形態(tài)已經出現(xiàn)，一代人可以糊涂，二代、三代卻可能是清醒而堅定的。第一代人可能進進出出，因為他們的信教是“年輕以后”的事情，他們在接受神學教育前已經有一套完整的傳統(tǒng)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第二代人則一旦進入就無法退出，他們是自年幼即遭遇、親近甚至接受了基督教的熏陶。即便學校的無神論教育也在同時進入他們的頭腦，但教會關乎人心的教育與技能培訓，以及來自父母輩的熏陶，其影響是遠遠勝過只講分數(shù)和只為就業(yè)的世俗學校的。

　　六、結語

　　在沙村，在當?shù)卣块T監(jiān)管放松的同時(因為經費緊張不調研;因為怕激化矛盾而將所有工作調整為做思想工作)，地下教會在村莊中獲得普遍的寬容(“老頭老太太們沒辦法了才去搞的啊!”)，甚至是好感(相較于人們對傳統(tǒng)信仰的斥責)，甚至占領道德的制高點。人們對基督教的存在表示寬容，因為他們認定了國家的大話語：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借著國家的話語和文明、進步的話語，一下子進入村莊現(xiàn)場，并獲得其在村的“合法性”。

　　不過基督教的市場卻似乎有限，人數(shù)雖然從有到無，但1643人的村莊不過30多名信徒。這似乎與當?shù)厝瞬慌懦庑沤痰男膽B(tài)有所悖離。因此在這樣一個無神論的村莊，外來者和宣教者都很容易感慨，村民似乎沒有信仰需求，整天忙碌著“錢”，教會都發(fā)展不起。當?shù)厝顺钟兄恍趴茖W的“無神論”，對基督教見證的真實性都敢于懷疑。這使得基督教在當?shù)爻尸F(xiàn)出功利性和迷信特色，治病成為基督教唯一吸引人的地方。病人成為基督教的固定群體，這更讓我們這些外來者和當?shù)卮迕褚粯樱`以為信教的不過就是“那幾個”。

　　如果沒有任何外在性的壓力，如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稅費壓力，擾亂當?shù)仄椒€(wěn)、小康的中農生活，村莊內部也無造成結構性緊張的因素——當?shù)氐拇H轉型已經完成，社會性競爭又無壓倒性力量，村莊確實難以出現(xiàn)信教的高峰，地下教會只能憑借代際傳播，一步步深入當?shù)厝说男撵`。

　　但必須反問的是，在這個容易被外界引導的村莊，一旦再次直面外來的任何讓基督教更具合法性的話語，或者就是重來一次普遍的經濟壓力，還會只是老弱病殘才加入嗎?基督教曾經的高峰發(fā)展是一個重要的警示。更要知道，這個看似沒有信仰的村莊，已經通過代際傳播，通過培養(yǎng)精英式的第二代基督徒，產生了具有真正信仰的宗教信仰者，他們使得村莊的信教群體在質上有了突破，這一影響力比數(shù)量上的增或減都更為重大。第二代基督徒在價值觀形成前后，受到基督教義的熏陶，接受教會關于技能與心靈的培訓，國家免費卻不太關乎人心的教育，怎樣去爭奪這些祖國的花朵們?要知道，信教的人，最愛的是耶穌和耶穌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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