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對小崗村這個典型窮追猛打，不是我與他們前世有冤，今世有仇，而是那些資改派們利用他們這個落后典型給當代中國農村和幾億農民造下的罪孽太深重了。

幾十年來，中國的農民在資改派們制造的這個落后典型的強迫下，從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一下子退回到封建小農經濟體制的生活狀態，受盡了那些資改派們的不法企業老板和官僚腐敗分之子的殘酷剝削和沉重壓迫。時至今日，小崗村這個假典型的真實面目已經大白于天下。糾正這個錯誤的典型，改變當今農村的發展方式，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當務之急。在這個問題上，誰順應了社會潮流，順應了人民群眾的意愿，誰就是人民群眾的大救星。反之，要是逆歷史的潮流而動，不顧人民群眾的迫切愿望，而繼續把這個假典型維護下去，他們就一定會成為歷史的罪人。

現在解釋一下“慶父”的意思，有人可能會想到是嚴宏昌。不錯，我指的主要就是他，他是十八個指印的始作俑者。這個人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自私、狹隘、落后的農民，他出生在以打花鼓出名的鳳陽縣的嚴家村，嚴家村最落后最懶惰的又是這個小崗村。眾所周知，嚴宏昌結婚后沒有多久就和老婆一起去要飯，是他們窮的揭不開鍋嗎？不是，是他們那里的一個風俗習慣。也可以說是一種職業。

在我們附近的一個縣的一個村剛剛被抓獲一個偷牛團伙，他們村的人都有偷牛的職業習慣。晚上沒有事的時候聚到一起談論的就是：“你今天弄了幾頭？明天準備去哪里弄？”互相交流著怎樣偷牛的信息和經驗，最近被一網打盡了。小崗村也是這樣一類的村，不過他們不是去偷，而是去要，裝出一副可憐相去要飯。本來也無可厚非，人家有那個愛好，又不違反國法，喜歡討飯就去討飯。

嚴宏昌畢竟上個上過初中的人，還是個比較要臉面的人。第一次去要飯時還舍不出臉來，就只好躲在人家的牛棚里睡大覺。后來，他竟然找到了一個泥工活，再后來，他竟然靠自己的精明又當上了一個小包工頭，一個月能掙一百幾十塊錢，最多的一個月能掙二百來塊。這使得他的眼睛發起紅光來。所以，他對在隊里干集體活就非常不感興趣，在小崗村，這樣的人很不少，于是，他們一拍就合，十八個人就按下了可恥的十八個紅指印，暗自里搞起了大包干。其實，這也只不過說明了中國有著相當一部分落后農民確實需要嚴重的思想教育。但是，那些資改派們卻象蒼蠅發現了什么一樣，他們屬于臭味兒相投吧。竟然把小崗村和嚴宏昌這種自私落后的行為稱之為“偉大的創舉！”，還把他們這種自私落后的行為標榜為“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把這種極大的破壞生產力、使社會主義體制倒退回封建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一下子推廣至全國的農村，讓幾億農民又重新吃了二遍苦，受了二茬罪。資改派們的這種行為不但情無可原，而且是罪不可恕。

當然，我的“慶父不死”的“死”字并不是說嚴宏昌有什么死罪，他充其量也不過是個落后的農民，給那些資改派當了一回槍使。他有罪，但不過是被樹立為典型后，他什么仗人勢了幾回，竭力阻止沈浩同志帶領小崗村的群眾搞集體化和走社會主義道路。在法律上他是可以不負什么刑事責任，但是，我告訴你嚴宏昌，你也不要那么太囂張了，你不過是人家利用的一條狗。你的身上、思想上沒有一點高尚的東西，沒有一點令人敬仰的東西，你不過是一個思想自私、狹隘、落后的農民而已，對于中國幾億農民來說，你是一個很壞的典型，在過去的年代里是起了很壞的作用的。在將來的歷史上，你肯定是一個可鄙又可憐、可悲又可恨的家伙。在你晚年的歲月里，你一定會背負著一種負罪感抑郁而終。不信咱們走著瞧。

我所說的“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是真正意義是指小崗村和嚴宏昌這些屬于封建小農經濟狀態的落后典型如果不徹底推翻，這些狹隘落后的思想如果不徹底批判，社會主義的集體化思想如果不真正樹立，社會主義的集約化發展方式如果真正不實現，中國的幾億農民就永遠不會從苦難的小農經濟的泥潭里掙脫出來。所謂的經濟快速發展、和諧社會、新農村建設等等都不過是一句空話，我們全國的幾億農民在翹首以盼，等待著黨中央帶領我們走上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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