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領導開辟中國農業合作化道路

引言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經過土地改革，廣大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是不是迅速引導農民組織起來，走上農業互助合作化道路？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嚴重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要堅決地積極地引導農民開辟農業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則要走一條相反的拼死命地維護私有化的實質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即農業合作化，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村問題處理得好不好，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全局性的影響。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又是一項極其艱巨而復雜的任務。要把中國幾千年來延續下來的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改造成為與國家工業化相適應的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業經濟，為農業現代化打下良好的社會基礎，其困難可想而知。因此，毛澤東對農業合作化事業給予特別關心投入很大精力，自始至終地具體指導著這場農村的巨大社會變革運動。

按照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要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長一點時間內，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實際上，在廣大農村，特別是在老解放區，當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剛剛獲得土地的貧苦農民就開始組織起來，成立各種形式的互助合作組織。1950年，全國農村有互助組272萬4千多個，參加農戶1131萬3千多戶。到1951年，互助組發展到467萬5千多個，參加農戶有2100萬戶。增加了將近一倍。農業生產合作社也從1950年的19個，增加到1951年的130個。（《中國農業年鑒》<1980>，P4）

正是從1951年開始，毛澤東對農村中正在興起的互助合作事業給予高度重視和積極支持。他對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的探索，實際上從這時就開始了。

1，1951年春夏，圍繞山西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出現了一場爭論。

爭論是從山西省委的一份報告引起的。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華北局和中央寫了一份報告，題為《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報告提出：“老區互助組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使得互助組必須提高，否則就要后退”。報告認為：“隨著農業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這就是互助組發生渙散現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報告的結論是：“必須在互助組織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積極地穩健地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的形式，以徹底扭轉渙散的趨勢”。這里所指的“增強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組織內部增加公共積累和加大按勞分配的比重。報告認為，這些因素“雖然沒有根本改變了私有基礎，但對私有基礎是一個否定的因素。對于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P353、354）報告中所說的“更高級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山西省委的報告送到華北局和中央。劉少奇和華北局不同意報告中的觀點。5月4日，華北局對山西省委報告的批復中寫道：“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辦法來逐漸動搖、削弱私有基礎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同上，P351）5月7日，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報告中，也批評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組織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做法。他認為，用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使中國的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1949-1957>，P31）6月3日，劉少奇在同薄一波、劉瀾濤、陶魯笳等人的談話中，又進一步提出：“在農業生產上，不能發動農民搞生產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組。”“現在農村階級分化，正是將來搞社會主義的基礎，將來我們依靠政權，下個命令就能剝奪它。”“農業集體化要等機器，不要機器不妥當。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工業化使農業能用機器耕種和土地國有為條件。”（轉引自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P141、142）7月3日，劉少奇在對山西省委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閱。”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P350）

當時，劉少奇等的想法是，先讓農村個體經濟再發展一段時間，富農也讓它發展，這實質是讓農村在資本主義的方向上發展。他們認為，這樣有利于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等到國家工業化建設能夠提供大批農業機器的時候，可以依靠政權力量，下個命令剝奪它，一舉實現集體化。

毛澤東很快知道了這件事，明確表示不贊成劉少奇和華北局的意見，而贊成山西省委的報告。他找劉少奇和主持華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劉瀾濤談話，把自己的態度告訴他們。還要有關同志準備召開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

對這次談話的內容，薄一波有一個回憶：“毛主席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的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薄一波《若干重大歷史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P197、198）

圍繞農業走什么道路的爭論，在新中國建立60年的歷史發展中，一直存在著，只不過時隱時現、時起時伏，尖銳復雜，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在毛澤東時代的前30年，走社會主義道路成為時代的主流；而到了鄧小平時代，則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直至完全復辟了資本主義，成為今天一個不爭的現實。

當時因為毛主席的批評，劉少奇等暫時地縮頭了，但他們從骨子里并沒有根本改正錯誤。而社會實踐的過程和結果完全證明了，毛主席的農業集體化道路的正確性。當時及以后的實踐證明，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農民比較容易接受的一種向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過渡的適當形式。在中國，即使沒有大量農業機械，但由于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統一經營，統一組織勞動力，能夠合理利用土地，興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種，采用新技術等許多單干農民難以做到的事情，特別是在抗御自然災害方面顯示了自己的優越性。在互助合作運動初期，全國創辦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提高了農業產量，改善了農民生活，起了示范的作用，為進一步發展互助合作事業提供了有說服力的事實。

長期以來，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模式給人們以深刻的影響。這種模式，就是先搞機械化，后搞集體化；依靠政權力量，強制消滅富農經濟，一舉實現全盤集體化。

2，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提出一個全新的觀點，突破了蘇聯的模式，為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走出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毛澤東的這個觀點，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從群眾實踐中得來的，是從中國互助合作運動長期積累起來的實際經驗中得來的，同時又借鑒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經驗從理論上作出新的說明。

早在1943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會議上就曾指出：經過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剝削關系，這“是第一個革命。但是，如果不進行從個體勞動轉到集體勞動的第二個生產關系即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進一步發展。將個體經濟為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當時所稱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泛指農民的互助組織，而不是后來那樣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加以發展，生產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邊區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的勞動組織之中，全邊區一千四百萬畝耕地的收獲就會增加一倍以上。這種方法將來可推行到全國在中國的經濟史上也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但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變化了。從土地改革到發展勞動互助組織兩次變化，這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 （《毛澤東文集》 第3卷，P70、71）

在全國范圍進行土地改革以后，毛澤東所要推動的，正是這種農村生產關系和生產制度上的第二次革命。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新中國建立之后，在走什么道路問題上，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立和分歧。當然，那個時候劉少奇還不敢公開同毛主席對抗，毛主席一經發現，提出批評，他就馬上表示贊同毛主席的意見。

毛澤東對土地改革后農村中出現的階級分化十分關切，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力求避免這種趨勢的發展。他認為，經過資本主義也可以發展生產，但那是一個痛苦的而且很長的過程。而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這些形式，把農民組織起來，不但是發展生產的需要，而且也是實現集體化的必由之路。

1951年9月，根據毛主席的提議，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之后，形成《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這是中共中央關于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第一個指導性文件。

毛澤東直接主持這個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寫好后，他讓具體負責起草工作的陳伯達向熟悉農民的作家趙樹理征求意見。趙樹理看了以后說，現在農民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只有個體生產的積極性。毛澤東從這個意見中受到啟發。他說：趙樹理的意見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農民的互助合作積極性，也要肯定農民的個體經濟積極性。我們既要有農業生產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組和單干戶。既要保護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也要保護個體農民單干的積極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議草案全面分析了農民在土地改革基礎上產生的兩個生產積極性。決議草案開宗明義，第一段就指出：“農民在土地改革基礎上所發揚起來的生產積極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方面是勞動互助的積極性。農民的這些生產積極性，乃是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和促進國家工業化的基本因素之一。”關于個體經濟的積極性決議草案指出：“解放后農民對于個體經濟的積極性是不可避免的。黨充分地了解了農民這種小私有者的特點，并指出不能忽視和粗暴地挫折農民這種個體經濟的積極性。”“根據我們國家現在的經濟條件，農民個體經濟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將還是大量存在的。”

但是決議草案的重點，放在積極發展互助合作運動方面。它強調：“黨中央從來認為要克服很多農民在分散經營中所發生的困難，要使廣大貧困的農民能夠迅速地增加生產而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國家得到比現在多得多的商品糧食及其他工業原料，同時也就提高農民的購買力，使國家的工業品得到廣大的銷場（黑體字的是毛澤東加寫的話），就必須提倡‘組織起來’，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發展農民勞動互助的積極性。這種勞動互助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民私有財產的基礎上）的集體勞動，其發展前途就是農業集體化或社會主義化。”

決議草案總結各地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經驗，提出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大體上有三種主要形式，即臨時性、季節性的簡單的勞動互助，常年的互助組，以土地入股為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初級社）。并規定了黨在不同地區發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不同的方針。總的精神是，“根據可能的條件而穩步前進”。

  決議草案批評了兩種錯誤傾向：“一種傾向是采取消極的態度對待互助合作運動，看不出這是我黨引導廣大農民群眾從小生產的個體經濟逐漸走向大規模的使用機器耕種和收割（黑體字是毛澤東所加寫的話）的集體經濟所必經的道路，否認現在業已出現的各種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走向農業社會主義化的過渡的形式，否認它們帶有社會主義的因素。這是右傾的錯誤的思想。另一種傾向是采取急躁的態度，不顧農民自愿和經濟準備的各種必須的條件，過早地、不適宜地企圖在現在就否定或限制參加合作社的農民的私有財產，或者企圖對于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員實行絕對平均主義，或者企圖很快地舉辦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化的集體農莊，認為現在可以一蹴而在農村中完全到達社會主義。這些是‘左’傾的錯誤的思想。”

決議草案提出一個重要思想，就是用什么作為農村互助合作運動好壞的標準。它是這樣說的：“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夠真正做到提高生產率，達到多產糧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這樣的目的。只有在多產糧食增加收入這樣的號召下，才可能動員農民組織起來。也只有真正做到這一點，農業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社才是真正為農民服務，而為群眾所歡迎，因而可能鞏固下來，并影響四周圍的農民逐步地組織起來。因此提高生產率，比單干要多產糧食或多產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員的收入，這是檢查任何互助組和生產合作社的工作好壞的標準。”（《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 冊，P510-517）

  決議草案還強調在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中必須絕對遵守自愿和互利的原則。

  12月14日，王震關于新疆軍區生產會議內容及明年生產計劃問題，給毛澤東并習仲勛、張宗遜寫了一個報告。報告中提出，計劃派軍隊黨員干部幫助當地農民組織十個集體農莊。毛澤東甚為高興，17日致電王震，說：“在你的計劃中有利用軍隊集體勞動的經驗，試辦十個農民的集體農莊的計劃，這個計劃很好。中央在即將發出的關于發展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里，已將每省試辦一個或幾個集體農莊一點加上去了。這種集體農莊在目前當然只能是少數的，即每省只能辦一個至幾個。”“各軍區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機器耕種收割的國營農場和個別集體農莊（例如河北天津縣廊房地方的農民集體農莊），或準備這樣做的國營農場或集體農莊，均望將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經營，隨時總結經驗報告中央。” （《毛澤東文集》 第6卷，P219）

  毛澤東在修改決議草案中加寫關于集體農莊的話是：“在農民完全同意并有機器條件的地方，亦可試辦少數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例如每省有一個至幾個，以便取得經驗，并為農民示范”。

  《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的決議（草案）》，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基本經驗，大體反映了毛澤東這段時間對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指導思想和提出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在這個決議草案的基礎上，全黨對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問題，取得了共同認識。12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印發這個決議草案的通知，要求將它印發到縣委和區委，在黨內外進行解釋，并組織實行，強調要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

  決議草案的廣泛傳達，推動了全國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到1952年底，組織起來的農戶，老解放區占65%以上，新解放區占25%左右，全國還成立了四千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社），創辦了幾十個高級社（當時稱集體農莊）。這年的農業生產也有很大發展，糧食總產達到3200多億斤，比上年增產400多億斤。（《中國農業年鑒》<1980>，P34）

  1953年2月15日，在毛澤東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中共中央將這個決議草案通過為正式決議，3月26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發表前，毛澤東對決議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補充。一方面放寬了對試辦高級社的條件限制，將試辦少數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需要“有機器條件”，改為“有適當經濟條件”。這就是說，辦高級社并不是非有農業機器不可。另一方面，強調在發展農業互助合作中間，必須十分注意對單干農民的政策問題。他加寫了一段話：“在解決了有關農業互助合作的許多問題之后，黨中央認為必須重復地喚起各級黨委和一切從事農村工作的同志和非黨積極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滿腔熱情地沒有隔閡地去照顧、幫助和耐心地教育單干農民，必須承認他們的單干是合法的（為共同綱領和土地改革法所規定），不要譏笑他們，不要罵他們落后，更不允許采用威脅和限制的方法打擊他們。農業貸款必須合理地貸給互助合作組織和單干農民兩方面，不應當只給互助合作組織方面貸款，而不給或少給單干農民方面貸款。在一個農村內，哪怕絕大多數農民都加入了互助組或合作社，單干農民只有極少數，也應采取尊重和團結這少數人的態度。”（《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P152）

另一個重要補充，是進一步強調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他斬釘截鐵地指出：“在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是農業生產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農業生產工作而為它服務的。任何妨礙農業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必須避免。”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P151-152）這個重要補充，是針對當時，也就是1953年春決議準備正式公布的時候，在相當多的一些地方黨政領導過多地干涉農民，因而嚴重脫離群眾這一突出情況而寫的。

3，必須加快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

1953年下半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正式提出后，農業互助合作運動有了更加明確的指導思想。毛澤東越來越認為，為了適應國家工業化建設日益發展的需要，為了帶動和影響其他方面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必須加快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推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向著更廣、更高的階段發展。

從1953年秋季開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農業戰線采取了互相聯系、互為促進的兩項重大舉措。一是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斷絕農村經濟同城鄉資本主義經濟的聯系，為把農村經濟納入國家計劃經濟軌道，創造必要的經濟環境；一是制定第二個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的決議，即《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定》，為提高農業合作化運動程度確定指導方針。

（1）.糧食統購統銷決策，是由1953年上半年糧食供銷全面緊張引起的。這一重大舉措，被稱為新中國財經戰線上的“第二大戰役”。（薄一波《若干重大歷史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P263.“第一大戰役”是指穩定物價、統一全國財經工作。）它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于保障國家經濟建設、幾億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會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前，糧食市場還是自由市場。經營糧食的，除國營糧食公司和供銷合作社，還有私人糧商(即糧商資本家)，他們經營的商品量約占上市總量的三分之一。遇到災年，或者國家建設需要大量糧食時，一些不法糧商就同國家爭奪糧源，哄抬糧價，帶動整個物價上漲，直接影響國家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1953年上半年糧食供銷全面告急，收進的少，銷售的多，京津等地糧價上漲，與此有很大關系。

當時的形勢相當嚴峻。據糧食部的報告，在1952年7月1日-1953年6月30日的糧食年度內，國家收入糧食547億斤，支出587億斤，出現40億斤赤字。再加上各地嚴重的自然災害，無異雪上加霜。在此情況下，出現經濟波動，人心不穩，對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形成嚴重威脅。如不及時制止，勢必極大地妨礙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一系列重大步驟的實施。

毛澤東立即要中財委拿出具體解決辦法。

1953年10月1日國慶夜，在天安門城樓會議室里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正在就一項重大政策問題作出決議。負責財經工作的陳云就改變糧食現行的購銷辦法向毛澤東作匯報，建議在農村實行糧食征購，在城市實行糧食配售。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并要陳云代中央起草《關于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的通知》，要鄧小平負責起草中共中央關于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

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糧食統購統銷問題。陳云作報告，全面分析了全國糧食的嚴峻形勢，指出如果不采取堅決措施，糧食市場必將出現嚴重混亂局面，導致物價全面波動，這不利于國家和人民，只利于富農和投機商人。他說，在糧食問題上，有四種關系要處理好，這就是：國家與農民的關系，國家與消費者的關系，國家與商人的關系，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關系。這四種關系中，難處理的是頭兩種，而最難的又是第一種。陳云提出，根據現在的情況，處理這些關系的基本辦法就是：在農村實行征購，在城市實行定量配給，嚴格管理私商，以及調整內部關系。

毛澤東作會議結論，贊成陳云的報告。他著重地分析了農民和農村的現狀。他說：“農民有自發性和盲目性的一面。農民的基本出路是社會主義，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體農莊）。現在是‘青黃不接’，分土地的好處有些農民已開始忘記了，他們正處在由個體經濟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過渡時期。”“我國經濟的主體是國營經濟，它有兩個翅膀即兩翼，一翼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糧食征購（對農民的改造）。” （《毛澤東文集》 第6卷，P295）

毛澤東把糧食統購統銷作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豐富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內容。他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不僅僅看作一項解決當前糧食供求困難的應急措施，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改造個體農業不可缺少的環節。他認為，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可以促進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農業合作化的實現，又有利于糧食統購工作的進行。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糧食統購統銷從12月初開始，結合農村正在進行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教育，在全國范圍內（除個別地區）普遍地實行了。隨后，又實行油料的統購和食油的統銷。1954年又實行了棉花的統購和棉布的統購統銷。

（2）.加快農業合作化運動。

糧食統購統銷決策定下來以后，毛澤東對下一階段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作出部署。

首先，加強組織領導。早在1952年11月12日，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決定在省委以上領導機關建立農村工作部，規定農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務是組織與領導廣大農民的互助合作運動，以便配合國家工業化的發展，逐步引導農民走向集體化的道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 冊，P410）在中央，毛澤東親自點將，指定對農村工作由豐富經驗的鄧子恢擔任農村工作部部長。這是毛澤東為推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在組織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

在鄧子恢到任時，毛澤東在住地接見了他們（還有杜潤生）。毛澤東說：關于農村工作，中央已經有了一個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的文件。在這個文件中，要求把開展互助合作當作新時期一項歷史任務。其中正式提出農民的兩個積極性，一個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一個是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你們農村工作部，要發揮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又必須保護個體經濟的積極性，而不要挫傷它。還說：我們不是談過上下兩篇文章嗎？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會主義革命嘛。就農村來說，土改已經結束了民主革命，現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調你來作農村“統帥”。（杜潤生《憶五十年代初期我和毛澤東主席的幾次會面》。見《緬懷毛澤東》下冊，375、376）另據，鄧子恢說，他剛到北京的時候，毛澤東就告訴他：中央農村工作部的任務，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長些時間內，完成農業社會化，配合國家工業化，實現農業集體化，即把農民組織起來，經過互助合作，過渡到集體農莊。完成這個任務，要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現在就應開始。（《鄧子恢傳》452、453）

其次，抓好大力推進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指導方針和部署。是年10月，過渡時期總路線已向全國公布，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提前召開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具體研究大力推進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指導方針和部署。10月15日，為了開好這次會議，毛澤東找來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伯達、廖魯言（因部長鄧子恢正在外地視察工作）談話。他說：

“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可帶動互助組大發展。

在新區，無論大、中、小縣，要在今冬明春，經過充分準備，辦好一個到兩個合作社，至少一個，一般一個到兩個，至多三個，根據工作好壞而定。……只要合乎條件，合乎章程、決議，是自愿的，有強的領導骨干（立足是兩條：公道，能干），辦得好，那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

“中央局、省市委農村工作部就要抓緊這件事，工作重點要放在這個問題上。”

“一般規律是經過互助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許試一試。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較快地搞起來，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這件事看作極為重要的事。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應當搞中的，能搞大的就應當搞大的，不要看見大的就不高興。一二百戶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戶。”

“老區應當多發展一些。有些新區可能比有些老區發展得快，……要打破新區一定慢的觀念。”

“華北現有六千個合作社，翻一番——攤牌，翻兩翻——商量。……東北一番、一番半或兩番”。

“發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數多、質高、成本低。所謂成本低，就是不出廢品；……最后的結果要多產糧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糧食，是沒有出路的，于國于民都不利。”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現在有極大的矛盾。

糧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極大的矛盾，肉類、油脂不久也會出現極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應不上。

從解決這種供求矛盾出發，就要解決所有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是個體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 （《毛澤東文集》 第6卷，P298-301）

10 月26日至11月5日，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閉會的前一天，11月4日，毛澤東再次約陳伯達、廖魯言談話。他說：

“做一切工作，必須切合實際，不合實際就錯了。切合實際就是要看需要與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條件、經濟條件和干部條件。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潛在力很大。如果不去發覺，那就是穩步而不前進。……‘糾正急躁冒進’，總是一股風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要搞社會主義。‘確保私有’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影響。‘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

有句古語,‘綱舉目張’。拿起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并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主題，就是綱。提起了這個綱，克服‘五多’以及各項幫助農民的政治工作、經濟工作，一切都有統屬了。”

“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個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農具入了股，在社內社會主義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這個矛盾要逐步解決。到將來，由現在這種半公半私進到集體所有制，這個矛盾就解決了。我們所采取的步驟是穩的，由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進到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再進到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將來也叫農業生產合作社，不要叫集體農莊）。一般講，互助組還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

“這次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對于社會主義也是很大的推動。接著又開了這次互助合作會議，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動。鑒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運動縮了一下，所以這次會議要積極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這件事很重要。

‘積極領導，穩步前進’，這句話很好。這大半年，縮了一下，穩步而不前進，這不大妥當。但是，也有好處。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開第二個戰役。問題是有些陣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來可以發展的沒有發展，不讓發展，不批準，成了非法的。”

“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計劃提出來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發展三萬二千多個，一九五七年可以發展到七十萬個。但是要估計到有時候可能突破發展一下，可能發展到一百萬個，也許不止一百萬個。總之，既要辦多，又要辦好，積極領導，穩步發展。” （《毛澤東文集》 第6卷，P301-306）

以上是毛澤東兩次談話的主要內容，包含了他對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一些基本思想、理論觀點及具體工作部署。第一，對互助合作運動的關注點，已由互助組轉移到農業生產合作社（初級社）。第二，強調個體所有制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只有過渡到集體所有制，才能提高生產力，解決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供求矛盾。第三，提出解決農村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是統率農村一切工作的綱。第四，規定了中國農業合作化的具體發展道路；但又提出在特定的條件下，也可以不經過互助組，直接建立初級社，乃至高級社。第五，對發展合作社的態度是，只要條件具備數量上多多益善，規模上能大則大。要打破新區的互助合作運動一定慢的觀念。這里說的條件，指合乎章程、決議，是自愿的，有強的領導骨干（主要是兩條：公道，能干），辦得好。第六，再次重申檢驗合作社辦得好壞的主要標準是看是否增產。毛澤東這些基本思想，在以后指導農業合作化的實踐中，又發展了，強化了。

毛澤東這兩次談話是有針對性的，批評了1953年春發生的糾正農業互助合作急躁冒進的問題。

事情是這樣的。自1952年9月第二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以來，各地農民對發展互助合作的積極性進一步提高，互助合作事業有一個較大的發展。但從秋收開始，在一些地區程度不同地出現急躁冒進問題，主要是盲目追求互助合作的高級形式，強調增加社會主義因素；與此同時，在農村中，比較普遍地出現了對農民干涉過多的現象，即所謂“五多”（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中央農村工作部和鄧子恢發現了這些情況，向毛澤東匯報，并代中央起草了幾個糾正互助合作急躁冒進的文件，下發實施。經過一段工作，這一傾向得到克服，農民生產情緒趨于安定。但在糾正冒進時，一些地方又出現了不積極發展互助合作的自流現象。也有一些由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自發辦起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稱“自發社”）不被承認，被視為非法。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運動縮了一下”，“穩步而不前進”,“‘糾正急躁冒進’，總是一股風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本來可以發展的沒用發展，不讓發展，不批準，成了非法的”。總的說來，毛澤東對1953年糾正互助合作急躁冒進的批評，還是比較平和的。但是，這件事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毛澤東的兩次談話，第一次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的農業合作化思想，初步形成他指導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一套理論、方針、政策。《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草案）》，就是根據毛澤東兩次談話的精神起草和修改形成的。

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討論了這個決議草案。會后，在毛澤東主持下，又作了修改。12月16日經中共中央正式通過，在1954年1月9日公布。

這是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第二個決議。這個決議比較充分地反映了毛澤東關于發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基本思想。這個決議把過渡時期總路線作為全部立論的依據，分析了在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并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規定了黨在農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務。決議指出：“根據黨的這個總路線，我國的國民經濟建設不但要求工業經濟的高漲，而且要求農業經濟要有一定的相適應的高漲。但孤立的、分散的、守舊的、落后的個體經濟限制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它與社會主義的工業化之間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這種小規模的農業生產已日益表現出不能夠滿足廣大農民群眾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夠滿足整個國民經濟高漲的需要。為著進一步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合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能夠由落后的小規模生產的個體經濟變為先進的大規模生產的合作經濟，以便逐步克服工業和農業這兩個經濟部門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并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P661、662）

同第一個決議相比較，第二個決議有許多新的內容和新的特點。第一，從分析農民的兩個積極性出發，提出農村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問題。決議說，農民的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和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反映農民（主要是中農）本身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的兩重性質。“從農民是勞動者這種性質所發展的互助合作的積極性，表現出農民可以引向社會主義；從農民是私有者和農產品的出賣者這種性質所發展的個體經濟的積極性，表現出農民的自發趨向是資本主義。這就不可避免地在農村中產生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發展道路的斗爭，而由于農業經濟的恢復和逐步上漲，這兩條發展道路的斗爭，就越來越帶著明顯的、不可忽視的性質。我們的政策是在于積極地兒又謹慎地經過許多具體的、恰當的、多樣的過渡的形式，把農民的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積極性的軌道上來，從而克服那種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傾向，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P662、663）第二，把發展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作為推動互助合作運動的重要環節，肯定這是引導農民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高級社）的適當形式。為了說明這一點，毛澤東在修改這個決議時，特地加寫了一段話：“這是自然的不勉強的吸引那么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形式。這種形式，使個體農民和加入了互助組的農民在他們進到高級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組織的時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資的準備的，因而能夠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種種損失。”（毛澤東修改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草案>稿時加寫的話，手稿，1953年12月13日。這段話，在形成正式決議時又有修改。其中“高級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經濟組織”改為“農業的完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突然上升而引起的”改為“突然變化所可能引起的”。）第三，規定了中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道路。這就是：經過簡單的共同勞動的臨時互助組和在共同勞動的基礎上實行某些分工分業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財產的常年互助組，到實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而有較多公共財產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實行完全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民公有制的更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種從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到具有更多社會主義因素的、到完全的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發展道路，就是中國共產黨所指出的對農業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第四，在發展互助合作運動的指導方針上，如果說，第一個決議強調“穩步前進”，第二個決議則又加上一條“積極領導”。完整的提法是“積極領導，穩步前進”。

4，注意保護個體農民生產積極性問題。

在積極領導和推進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同時，毛澤東并沒有忽視問題的另一個方面。他已經注意到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大發展的潮流中可能發生歧視和打擊個體農民的情況，提示各級黨委注意這個問題。在決議修改時，增加了一節關于保護單干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內容。毛澤東看后說：“第七節加得好，但還應發揮一點，可引用過去決議中的一些話。”根據他的建議，這一節又引用了第一個農業互助合作決議中關于照顧、幫助和耐心教育單干農民的兩段話。其中“要充分地滿腔熱情地沒有隔閡地去照顧、幫助和耐心地教育單干農民”一句，是毛澤東修改第一個決議時加寫的。

從兩個決議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經過兩年的實踐，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思想，是在不斷隨著社會實踐的發展變化而不斷有了新的發展和變化。

5，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必須同時抓好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和《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的公布，這三件事標志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展開。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出現了大發展的勢頭，農業生產合作社由1953年冬季的1萬4千多個發展到1954年春的9萬多個，增加5倍多，超過決議計劃數的一倍半以上，參加的農戶達到170多萬戶。

中央農村工作部于1954年4月2日-18日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擬定了新的發展規劃。會后，農村工作部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了關于會議情況報告。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審閱修改這個報告時，提出一個新思想：就是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同時進行兩個革命即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原來的報告中說，這種有計劃地大量增產的要求和小農經濟分散私有的性質之間的矛盾是越來越明顯了，困難越來越多了。這是帶根本性質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惟一辦法，就是實行農業合作化，就必須把個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將這段話修改為：“這種有計劃地大量增產的要求和小農經濟分散私有的性質以及農業技術的落后性質之間的矛盾是越來越明顯了，困難越來越多了。這是兩個帶根本性質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的第一個方針，就是實行社會革命，即農業合作化，就必須把勞動農民個人所有制逐步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第二個方針，就是實行技術革命，及在農業中逐步使用機器和實行其他技術改革。”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P497）這是毛澤東提出的一個新思想、新概括，后來他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又大大地發揮了。

毛澤東破除先機械化后合作化的觀念，開辟了中國式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新道路，但這并不是說，毛澤東不重視機械化（機械化本身也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認為農業合作化可以長久地建立在手工勞動的基礎上。不是的。他主張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同時并舉。他認為足夠的農業機器是農業合作社賴以鞏固的物質基礎。這是他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954年10月10日-30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四次互助合作會議，以總結一年來農業合作化的工作，制定新的發展計劃。根據各地的要求，會議提出要在1955年春耕以前發展到60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是說，把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提出的指標翻了一番。這是個大發展的計劃，很快得到中共中央批準。

這次會議，明確了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討論時，會上出現分歧意見，主要集中在依靠誰的問題上。有的認為，“土改依靠貧農，生產依靠中農”；有的認為，新中農不能依靠，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上升了，思想上就要抵抗社會主義；有的主張以“依靠新中農”來代替“依靠貧農”的口號；有的主張，“貧農和新老中農都應成為合作化的依靠”，等等。經過討論和毛澤東的指示，會議取得一致認識。認為貧農在民主革命時期是依靠力量，轉入社會主義時期，是最積極支持社會主義的力量，沒有理由不依靠他們。土改以后上升的新中農，他們經濟上升的道路和老中農不同，一般都會積極擁護社會主義，這一點同土改后的貧農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是可以依靠的。因此這次會議確定：“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是：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在內，這樣的貧農占農村人口總數百分之五十到七十），鞏固地團結中農，發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滅富農剝削。”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P730）

這是自第一個農業互助合作決議以來，在黨的文件上，對合作化的階級政策表述的比較完整的一次，是毛澤東在審閱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第四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報告時，作了修改補充二確定下來的。以后，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深入，毛澤東對農村階級作了更細致的分析，主要是把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和原來的老中農，根據他們的經濟狀況，分為新上中農和新下中農，老上中農和老下中農，以新老下中農為依靠力量，新老上中農為團結對象。

6，圍繞農業合作化問題上，兩條路線的斗爭。

（1）面對農業合作化中出現的問題，怎么辦？

中共中央關于農業互助合作會議精神傳達下去以后，下邊的積極性很高，農業互助合作社發展很快，到1955年一月初，僅短短兩個月，全國辦起38萬個新社。與此同時，農村糧食統購工作全面展開，加上1954年遭受嚴重水災，全國糧食生產計劃沒有完成，糧食收購卻比原計劃多購了一百億斤。一方面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過快，一方面糧食收購數量增加，引起農民特別是中農的不安。各地紛紛反映“鬧糧荒”，許多地方發生大批出賣耕畜、濫宰耕畜、殺羊、砍樹等現象。這種情況引起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重視，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55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大力保護耕畜的緊急指示》；二月，中央召開全國財經會議，集中研究當前農村情況和國家糧食購銷問題。根據會議討論的意見，形成《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于3月3日發出。

這時，農村中的糧食緊張情況以及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出現一些強迫命令現象，也從不同方面反映到毛澤東那里。3月5日，毛澤東將他的衛士從家鄉帶回的一封群眾來信轉給河北省委書記林鐵。信中反映河北安平縣的一個村子，在農業合作化當中，簡單地用“跟共產黨走，還是跟老蔣走”一類的大帽子壓群眾入社。毛澤東在給林鐵的信中說：“這是我的衛士回他的家鄉安平縣從那里帶回的一封信。這種情況恐怕不止安平縣一個鄉里有，很值得注意。”過了幾天，毛澤東又收到黃炎培的一封來信，信里說他的家鄉農民生活苦、吃不飽。毛澤東很快回信，說：“農村糧食問題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緩和下來，目前則仍有些緊張。”

面對農村緊張情況，毛澤東決定調整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步子。3月8日，據鄧子恢說：毛澤東囑咐要重視黨和農民的關系，農民負擔很重；五年實現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許多農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五七年以前三分之一的農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達到百分之五十。（《毛澤東傳》<1949-1976>，P340）

3月中旬，毛澤東約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陳正人、杜潤生談話。聽完農村互助合作和糧食征購情況匯報后，毛澤東說：“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就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羊，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他提出，現在有些地方要停下來整頓，如華北、東北，有些地方要收縮，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發展，如新區。“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

1月10日，中央通知發下去以后，在一些地方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仍然很快，最突出的是浙江省。1954年春，浙江省入社農戶占全省農戶總數的0.6%，1955年春，增加到28%。

3月22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發出《關于鞏固現有合作社的通知》，強調：“現在春耕季節已到，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六十萬個，完成了預定計劃。不論何地均應停止發展新社，全力轉向春耕生產和鞏固已有社的工作。”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P107）與此同時，鄧子恢會同譚震林（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二辦主任，分管農業），邀請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書記江華，討論浙江合作化問題。并以中央農村工作部名義發出《對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見》。《意見》說：“建議你們對合作化數量分別地區實行壓縮，有條件鞏固的必須加以鞏固，無條件鞏固的，應主動有領導地轉回互助組或單個經營，能夠鞏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強維持虛假成績。”并提出，要他們“能鞏固好三萬個社”。（同上）

浙江接到《意見》后，同意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建議。浙江省委還接受中央農村工作部派到浙江解釋《意見》精神的杜潤生的建議，實行“全力鞏固、堅決收縮”。杜潤生4月11日在給中央農村工作部和中央書記處“二辦”的報告中，曾經提出“一年之計在于春，必須趕快下馬”，“下糧食之馬”，“下合作之馬”。（《毛澤東傳》<1949-1976>，P372）他在浙江省委會議上又說：“中農不向社投資，鬧著退社；貧農缺口糧，要向社預支款項，情緒也不穩定，這一批合作社是上馬難下了；不下馬誤了春耕生產，并影響工農聯盟。”（轉引自《鄧子恢傳》，P485）這就是后來毛澤東批評有些同志要“從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趕快下馬’”的由來。

經過一個多月工作，浙江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由5萬3千多個，減少到3萬7千多個。壓縮下來1萬5千多個。在收縮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問題，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該收縮的社也轉退了，個別地方甚至把農業生產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鄉。

這一段整社工作，全國共減少兩萬多個合作社。

（2）毛澤東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糾正鄧子恢等人在發展農業合作化問題上上的右傾錯誤路線。

這年四月間，毛澤東到南方視察，他感到在外地看到、聽到的情況，和在北京接觸的材料有很大的不同。他沿途看見麥子長得半人高，認為不能說農民生產消極，生產消極的只是小部分。他在上海聽柯慶施講，在縣、區、鄉三級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農民要“自由”的情緒，不愿意搞社會主義。他認為，這種情況，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機關也有。毛澤東根據新近了解的客觀實際情況重新思考，作出新的判斷。他對農業合作化的形勢估量開始發生變化。

毛澤東外出視察期間，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鄧子恢根據原先的精神，繼續貫徹“停、縮、發”的方針。

4月下旬，毛澤東回到北京。5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譚震林表示，合作化還可以快一些。這是一個重要信號。

5月5日晚，鄧子恢向毛澤東匯報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情況，準備在第二天作總結。毛澤東對鄧子恢說：“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 （《毛澤東文集》 第6卷，P424、425）鄧子恢對這個警告未引起重視，第二天作總結的時候，沒有向會議傳達毛澤東的這個話。他在總結中，仍然按照三月間決定的精神作報告。

9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李先念、鄧子恢、廖魯言、陳國棟開會，研究糧食問題和合作化問題。周恩來也在座。

毛澤東說：“糧食，原定征購九百億斤，可考慮壓到八百七十億斤。這樣可以緩和一下。這也是一個讓步。糧食征購數字減少一點，換來個社會主義，增加農業生產，為農業合作化打下基礎。”

他問鄧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個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鄧子恢仍堅持三月間商定的數字，“三分之一左右為好”。

毛澤東也不勉強，說：“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說：“農村對社會主義改造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在縣區鄉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農民這種情緒的。據柯慶施說，有百分之三十。不僅縣區鄉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機關干部中也有。”還說：“說農民生產情緒消極，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毛澤東同鄧子恢談話記錄，1955年5月9日）

毛澤東的談話，流露出對農村工作部自1955年初以來的工作不滿意。

1955年春季以來農村中出現的緊張狀況，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糧食征購過多，一是農業合作化的步子過快。對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和鄧子恢有著不同的路線。毛澤東的主張是，在糧食問題上向你們讓步，減少征購數量，以緩和同農民的緊張關系，以便在農業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農業生產，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用毛澤東的話說，以減少糧食征購換來個社會主義。毛澤東始終認為，只有實現農業合作化，才能增加農業生產。而鄧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張在合作化問題上向農民讓步，以發揮農民的個體生產積極性。增加生產，解決糧食問題。他認為，造成農村緊張，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是糧食問題，但最根本的因素還是合作化運動中的問題，出亂子主要在合作化方面。（見《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P309）從這時起，毛澤東同鄧子恢等在對農村形勢估計和農業合作化路線方針上，發生了分歧。

5月17日，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召開有華東、中南、華北15個省市委書記參加的會議，著重討論糧食統購統銷、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問題。會議從下午1時開到晚上10時。會上，省市委書記匯報了各省市農業生產合作社當前情況和發展計劃。毛澤東提議江蘇要和浙江比賽，湖南、湖北、廣東、廣西都要放手發展。于是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等省的書記，在會上重新報上1956年春耕前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規劃。有些省委書記在發言中對中央農村工作部發了些怨氣，埋怨中央農村工作部壓抑了下面的辦社積極性。（見《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P314）

毛澤東在會上著重談了農業合作化問題。他說：“合作社問題，也是亂子不少，大體是好的。不強調大體好，那就會犯錯誤。在合作化的問題上，有種消極情緒，我看必須改變。再不改變，就會犯大錯誤。對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縮有全縮，有半縮，有多縮，有少縮。社員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辦法。縮必須按實際情況。片面地縮，勢必損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后解放區就是要發，不是停，不是縮，基本是發；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發。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里面，也有要發的。譬如山東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沒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縮。那里社都沒有，停什么？那里就是發。該停者停，該縮者，該發者發。”

毛澤東重申了3月間提出的“停、縮、發”的方針，但是重點放在“發”字上，批評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消極態度。

毛澤東特別強調，在農業合作化中必須實行自愿互利原則。他說：“發展合作社的原則是自愿互利。牲口（連地主富農的在內）入社，都要合理作價，貧農不要在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農具、牲口上，貧農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換得自愿，不互利就沒有自愿。互利不損害中農，取得中農自愿入社，這首先有利于貧農，當然也有利于中農。所以必須堅持這個原則。半妥協，半讓步，不能解釋成為損害中農的經濟利益。有人說，‘讓中農吃點虧’這句話是我講的，我不記得講了沒有，但是馬恩列斯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對于貧農，國家要加點貸款，讓他們腰桿硬起來。在合作社里面，中農有牲口、農具，貧農有了錢也就說得起話了。合作社章程要快點搞，要做到完全不損害中農利益。這樣，合作社就可以迅速發展起來。”

實行自愿互利原則，十分重要的是要正確解決中農和貧農之間經濟利益問題。毛澤東提出，國家要從信貸上扶持貧農，貧農不要在生產資料上揩中農的油，不損害中農的經濟利益。這就抓住了當時興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毛澤東在談到糧食統購統銷問題時說：“在糧食問題上，黨內黨外有一種潮流，就是說大事不好。這不對。照我說，大事好，就是有些亂子。總之，第一個五年計劃及其以后若干年，糧食的生產和購銷是大事。”“糧食問題根本上要從生產解決。”“征購，原定九百億斤，已經減了九億斤，可再減十一億斤，留下八百八十億斤。如果再減，也可減到八百七十億斤。這不能再減了。征購減下來，三年不變。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過頭糧’，在購糧的時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適當。”“主要的矛盾，是個體農民跟國家，跟社會主義的矛盾。這不是對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糧食是互利（對缺糧戶也就是貧農有利，對六民【指農村中從事鹽、林、漁、牧、船、經六業的人】有利，對災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業化，有利于打臺灣），一無損（對自給戶無損），一小有不利（對余糧戶）。”

毛澤東根據會上的一些發言，認為農村糧食問題和合作化問題，并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么嚴重，所以他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發謠風”。

最后他作出結論說：“今天在會上已經認定了的，就照這樣辦，大體不會錯。但是，發展起來的合作社，要保證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他并要林楓、馬明方、宋任窮、劉瀾濤分別召開東北、西北、西南和華北各大區的會議，貫徹這次會議精神。

十五省市委書記會議，是在農業合作化決策方面出現的一個大轉折，是毛澤東對合作化形勢估量以及隨之而來所采取的方針發生變化的重要標志。會后，各地按照會議確定的方針加緊部署工作。但是，毛澤東和鄧子恢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爭論，并沒有就此結束。

（3）圍繞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斗爭并沒有完結。

在鄧子恢背后站著劉少奇的支持。

6月8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杭州。6月14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情況匯報。會議批準了農村工作部關于到1956年秋收前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一百萬個的計劃。劉少奇說：“明春發展到一百萬個，關一下門，辦好了，讓中農自愿前來敲門。關鍵是保證中農自愿。”

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從停止發展、全力鞏固，到繼續發展，這是指導方針上的大變化。毛澤東對農村工作部計劃明春發展到一百萬個，仍不滿意。他建議翻一番，即增加到一百三十萬個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國二十幾萬個鄉，除某些邊疆地區外，每鄉都有一個至幾個小型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這個要求完全符合客觀實際，一點都不過分，而且還為今后的發展打下基礎。

7月9日，劉少奇打電話給毛澤東的值班秘書，說鄧子恢對農業合作化問題有些意見，跟他說了，他準備向毛主席談談，并建議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讓鄧子恢參加。7月10日，毛澤東與劉少奇單獨進行一個小時的談話，具體內容不得而知。

7月11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鄧子恢、廖魯言、劉建勛、杜潤生、陳伯達、陳正人、譚震林七人談話，從中午12時談到下午5時40分。

先是鄧子恢匯報，介紹全國農業合作化的基本情況。毛澤東聽完匯報后，嚴厲批評鄧子恢，說鄧子恢自以為了解農民，又很固執。鄧子恢作了檢討，還說，主席啊，我沒有說過“砍”合作社。毛澤東說，你沒有說過“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話說得挖苦一些，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們今后注意。那次談話結束了，毛澤東留大家吃飯。

那次談話給一些當事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毛澤東與鄧子恢之間的分歧，似乎已經解決了。但是，鄧子恢對于1956年發展合作社要翻一番，始終有意見，經過反復考慮，于7月15日又向劉少奇反映，說130萬個不行，還是100萬個為好。劉少奇說：“鄧老，你們是專家，這個意見我們考慮。”（檔案，訪問王謙談話記錄，1997年8月27日）鄧子恢的意見又反映到毛澤東那里。

鄧子恢的主要觀點是：合作化運動應與工業化的進度相適應；現有的65萬個社存在問題很多；地區不平衡，干部領導水平、群眾覺悟水平不同。

毛澤東清楚地看到：鄧子恢背后是劉少奇在支持，搞不搞農業合作化，反映了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和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毛澤東對鄧小平說：“鄧子恢的思想很頑固，要用大炮轟。”并且提出要召開全國地委書記會議。鄧小平把事情緩和了一下，說是不是先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接受了鄧小平的建議。

毛澤東對即將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極為重視，后來把它稱作中國農業合作化事業乃至中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決勝負的一次會議。為召開這次會議，他做了精心準備。

首先，7月18日，毛澤東致信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調閱四、五月間召開的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鄧子恢的總結報告。

其次，為了摸清農村的真實情況，毛澤東派他身邊的幾名警衛戰士回到自己的家鄉去作調查，有河南的，廣東的，廣西的，湖南的。7月19日，毛澤東看了他們的報告，而且對每個報告都寫了一些話。并把河南省的幾個調查報告（連批語），轉送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閱后退他。關于廣東南雄縣一個村的調查報告說，這個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來，戰勝了自然災害。完成了增產任務，產量比單干戶和互助組增加30%。許多去年有顧慮的農民今年紛紛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剝奪政治權利者和一家單干外，全部入了社。農民踴躍賣糧，但也有極少數不愿賣。一戶中農和一戶貧農拒賣余糧，被工作干部扣留起來，造成不好的影響。關于廣西防城縣一個村的調查報告說，該村糧食問題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這些叫苦的絕大多數是單干的中農。據了解，十戶叫苦的中農中沒有一戶是真正的苦。報告又說，與防城相鄰的欽縣，遭受大旱災，糧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兩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澤東批道：“中農叫苦是假的。欽縣大旱災。”毛澤東還表揚了一個關于湖南寧鄉縣的調查報告，說：“此份報告寫得不錯。有分析，有例證。”

再次，7月19、20、22日，毛澤東又連續三天，分三批聽取身邊警衛戰士回鄉探親的調查匯報，同他們座談。每一次匯報都在三個小時以上。毛澤東說：“我想的這個辦法實在好，通過你們和廣大農民聯系起來了，建立了關系。你們見到農村，我看到你們，就間接見到了農民，就離這么遠（伸著三個指頭）。”毛澤東一面看戰士們寫的調查報告，一面詢問情況，并同他們一起討論。匯報內容集中在三個問題上：糧食問題，合作社問題，基層干部作風問題。他問一名戰士：你家參加合作社沒有？參加了合作社有沒有時間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過去好一點？他說：“要分清中農多少，貧農多少，下次要調查他們的態度。”還說：“新中農思想起了變化，不愿參加合作社，老中農愿參加合作社。”匯報會開得生動活潑，戰士們無拘無束地把自己想講的話都講出來了，毛澤東從他們那里獲得一些關于農村合作化情況的第一手材料。（韓慶余1955年7月整理的毛澤東聽取警衛戰士匯報的情況和談話記錄。韓當時擔任負責毛澤東警衛工作的一中隊隊長。）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向有的省委書記進一步了解農業合作化情況。7月26日，他單獨找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匯報山西農業合作化的情況。陶魯笳說：初級社的發展是漸進的，是在互助組基礎上發展壯大起來的。這三年的試辦，是一步一個腳印向前推進的。這為1954年的飛躍發展創造了條件。到1955年4月，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的41%。毛澤東問：你們的初級社在面上鋪開了，有沒有減產、死牛的情況？陶說：1954年全省減產4.8%，而初級社占60%以上的平順、武鄉等二十個縣糧食比上年增產3.8%。全省的大牲畜，1951年到1954年，年遞增率為10%。毛澤東聽了很高興。他分析了蘇聯集體化減產、死牛，農業生產到現在還沒有達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的教訓。陶魯笳告辭時，毛澤東一再叮囑他，要接受蘇聯集體化的教訓，一定要增產，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們的合作社比蘇聯的集體農莊搞得更好。（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P154-156）

7月26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向毛澤東報送一份農業合作化運動最近情況簡報，其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的發展計劃是103萬余個，而不是毛澤東要求的130萬個。29日，毛澤東將這份簡報印發省、市委書記會議。

毛澤東在這份簡報的正面和背面寫了許多文字（他囑咐這些文字不要印），記錄了他此時此刻對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許多思考。

關于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問題，他寫道：“目前不是批評冒進的問題，不是批評‘超過了客觀可能性’的問題，而是批評不進的問題，而是批評不認識和不去利用‘客觀可能性’的問題，即不認識和不去利用廣大農民群眾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貧苦或者生活還不富裕，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而我們有些人卻不認識和不去利用這種客觀存在的可能性。”

毛澤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農民的兩面性——集體經營與個體經營兩種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優勢？”這個問題實際上從1951年起草第一個農業互助合作決議時就提出來了。他的回答和判斷是：“隨著宣傳和合作社示范，集體經營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優勢，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優勢，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優勢，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優勢，最后在全體人民中占優勢，我們應當逐步地（經過十五年）造成這種優勢。”

毛澤東又提到唯物辯證法的高度去循循善誘作這些同志的工作，他寫道：“要有堅定的方向，不要動搖。要別人不動搖，就要自己首先不動搖。要看到問題的本質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導或主流方面，這樣才能不動搖。事物的非本質方面，次要方面必須不忽略，必須去解決存在著的一切問題，但不應將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十分引人注目，毛澤東在強調較快發展農業合作社的同時，特別注意增產，而不能減產。他寫了這樣一段話：“增加生產：必須完成，并爭取超額完成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增產指標，決不能減產。是否能做到？我們黨是否在這個問題上要犯一次大錯誤？蘇聯所犯過的錯誤外面是否能避免？”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P228-230）

在此之前，他同陶魯笳談話時，就談到這個問題。可見，毛澤東在即將作出農業合作化大發展的決策時，考慮到各種可能性，從正面想問題，也從反面想問題，他特別牽掛的是增產還是減產的問題。這反映了他決策和辦大事的革命精神和科學精神密切結合的實事求是態度。特別強調：要避免重犯蘇聯農業集體化時農業大減產和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的錯誤。

7月28日，浙江省委副書記林乎加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做了一個電話匯報，匯報中說：“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但在收縮過程中有缺點，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縮的也收縮了，很多地方當成了運動。主要搞收縮，有些收縮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沒有很好處理，部分農民吃了虧，傷害了他們的積極性。這些缺點在中央五月會議以后就糾正了。” （見《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P333）柯慶施來京開會時，把這份電話記錄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示印發到會人員。他在記錄中“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這句話后面，寫了一個批注：“這種估計不對。”（同上）

7，毛澤東：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

1955年7月31日-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7月31日，毛澤東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

會議定于下午3時開始。下午1時毛澤東就來到懷仁堂東側的游泳池。1時40分找陶鑄、江華、周小舟三位省委書記談了一會，約半個多小時，隨后進入會場。當時會議氣氛比較平和，毛澤東作報告也顯得輕松自如、成竹在胸。因為他對農業合作化的形勢估計和指導方針，是在充分調查研究基礎上作出的。

毛澤東的報告，一開頭就說：“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清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后退。”同時，毛澤東也實事求是地指出：“運動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難糾正的。”對出現的偏差和錯誤應該采取的正確態度是什么呢？毛澤東指出：“干部中和農民中存在的缺點或錯誤，只要我們積極地去幫助他們，就會克服或糾正。干部和農民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前進的，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這些都應該向他們去進行教育，加以糾正，而不是簡單地去進行斥責。簡單的斥責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大膽指導運動，不要前怕龍，后怕虎。干部和農民在自己的斗爭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干。這樣，大批的優秀人物就會產生。”毛澤東尖銳地指出：“總之，領導不應當落在群眾運動的后頭。而現在的情況，正是群眾運動走在領導的前頭，領導趕不上運動。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這就是毛澤東對當時農業合作化形勢的基本估計，和所采取的正確指導方針。毛澤東完全是從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地制定指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方針和政策的。他特別強調，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我們應當相信，我們黨是能夠領導群眾克服這些困難的。”不論過去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現在搞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結歷史經驗，得出的重要結論就是：“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他批評在浙江采取的“堅決收縮”方針，“是在一種驚惶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些人是“勝利嚇昏了頭腦”。他們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這些人“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P234-250）

毛澤東十分清楚：要把大約一億一千萬農戶由個體經營改變為集體經營，并且進而完成農業的技術改革，的確是很困難的。但是，這些困難是能夠克服的。他說，中國的情況是，由于人多地少，時有災荒和經營方法落后，致使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貧農和下中農仍然有困難。他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自然災害，只有聯合起來，走社會主義道路。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所以，中國的大多數的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而中國共產黨又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

所以，我們不難看出：毛澤東關于發展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它既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又符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因而是完全正確的。

毛澤東的報告用了相當的篇幅從農業合作化與工業化相互關系的角度，論證加快發展農業合作化的必要性，批評鄧子恢等人采取了“特別遲緩的速度”。

他說：“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

他又說：“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于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他說：“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

 關于農業合作化的發展步驟，毛澤東提出，準備以十八年的時間完成合作化，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最后一年即1967年完成，而且采取逐步前進的辦法。

他對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的進程作出一個大致規劃：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并進。“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同時，他已經看到，由于中國的經濟條件，技術改革的時間比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他估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個至五個五年計劃，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時間。”

在生產上，毛澤東強調農業生產合作社必須比單干戶和互助組增加農作物的產量。“決不能老是等于單干戶或互助組的產量，如果這樣就失敗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減低產量”。

毛澤東三番五次地提出，農業合作社必須增產，不能減產。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農業合作化成敗的關鍵。根據各地上報的情況，現有的65萬個合作社，80%以上是增產的，這就給毛澤東以極大的信心和勇氣，領導全黨勇往直前地推進合作化運動。

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總結了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基本經驗，提出許多重要的獨創性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思想。是指導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綱領性文件。

毛澤東在指導一場廣泛的群眾運動中，歷來注意在反對一種傾向的時候防止另一種傾向。他指導農業合作化運動，也特別注意這一點。他后來在修改這個報告時，加寫了這樣一些話：“我們必須反對任何沒有準備的不顧農民群眾覺悟水平的急躁冒進的思想”；“反對不顧質量、專門追求社和農戶的數目字的那一種傾向”；“必須一開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單純地追求數量的偏向”；“在發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須有一個停止發展進行整頓的時間，然后再去發展一批合作社。那種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思想是錯誤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P251-260）

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8月1日結束。8月3日，毛澤東約鄧子恢談了一次話，從下午2時30分談到4時45分。8月7日，毛澤東便去北戴河，一面休息，一面擺脫其他工作，修改《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稿，精心指導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場游泳三四個小時，晚上工作，直至次日凌晨兩三點鐘，有時到六七點鐘。根據這次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討論的意見，毛澤東對報告稿所作的修改和補充，主要是增加了關于建社準備工作的一段和蘇聯經驗的兩段。8月23日將修改本送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彭德懷、陳伯達、陸定一、陳毅、譚震林、鄧子恢、李富春十三人征求意見。8月2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將報告（修正本）發給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他們印發各級黨委直到農村黨支部。

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的召開，標志著全國農業合作化進入一個新階段，即迅猛發展的階段。會后，各省市自治區立即召集擴大會議等各種形式的會議，學習和討論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研究本地區的農業合作化問題。各地一致表示完全擁護這個報告，都說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啟示。同時，同時，檢討和批評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思想。毛澤東在北戴河每天閱讀省市自治區黨委送來的報告，他讀得非常認真、仔細，圈、點、批、畫，還修改文字。他還從中選出一些重要的報告，以中共中央名義加寫批語，轉發各地。他在安徽省委報告上寫的批語說：“安徽省委尖銳地批判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這種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遼寧省委報告上所寫的批語，再次強調，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必須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相適應，不可只強調工業化，減弱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否則勢必遇到極大的困難，“而目前黨內正有許多人還不了解這一點”。

9月20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寫出一個關于農業合作社發展問題向中央并毛澤東主席的檢討報告。毛澤東看了報告，批了一些意見送劉、周、陳、朱、彭真、鄧小平、陳伯達、廖魯言即閱，退鄧子恢。

毛澤東的批語，非常嚴厲，他尖銳地批評說：“為什么老是喜歡去挫<折>社會主義因素，而老是不喜歡去挫折資本主義因素？你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回答應是：你們腦子里藏著相當嚴重的資本主義思想，所以你們覺得社會主義因素沒有什么可愛，忍心地去挫折它。”“實際上你們有一條路線，有一個方針，而這是和中央的路線和方針相抵觸的，所以在長時間內中央總是不能說服你們，即使經過嚴重的批評還是說不通，還是要堅持你們自己的東西。直到八月一號的會議才開始認真地轉變過來，是否徹底也還是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P400）

毛澤東的批語，在尖銳地批判右傾錯誤，催促各地加快合作化步子的同時，也特別提醒各地務必注意做好現有合作社的整頓工作。湖北省委的報告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他在批語中寫道：“關于用大力、分幾次、認真地而不是走馬看花地整頓現有合作社的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湖北報告中沒有提到，中央希望你們嚴重地加以注意”。（同上，P300-301）毛澤東所以強調地提出這個問題，是擔心在合作化快速發展的時候，如不把現有合作社真正整頓好，合作社是不會鞏固的，甚至還會出亂子。他對一些地方在合作化運動中采取的比較穩妥的辦法，比如山西省委提出的“不要急于辦大社”、“居住極為分散的山莊窩棚不宜建社”等等，加以肯定，并轉發各地參考。

毛澤東在指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過程中，始終想著農業增產問題。他在批轉河北省委的一個報告時，要求各地都要作出農業增產的規劃，寫道：“這個報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或者規劃之外，作了全省的農業增產規劃，請你們著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國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一律仿照河北辦法……對自己區域的農業增產問題，經過研究，做出全面的規劃，報告中央，是為至要。” （同上，P374-375）用了“是為至要”四個字，可見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多么重視。

此時，毛澤東已開始醞釀制定全國農業發展規劃了。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任何一個偉人能像毛澤東這樣，總是站在時代的最前列，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走歷史必由之路！

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在農村工作中實行一個重要口號：“依靠貧農鞏固地團結中農”。這個口號，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是不是仍然適用？對這個問題，《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沒有作出回答。有人認為，我們黨現在似乎放棄了這個口號。毛澤東在轉發福建省委的報告時，對這個問題作了詳細的解釋。他說：“關于‘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為貧農的新中農在內）鞏固地團結中農’這個口號，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確的”。“有人說，現在的提法似乎是放棄‘依靠貧農鞏固地團結中農’這個口號了，這是不對的，我們不是放棄這個口號，而是使這個口號按照新的情況加以具體化，即將新中農中間已經上升為富裕中農的人們，不算作依靠對象的一部分，而將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算作依靠對象的一部分，這是按照他們的經濟地位和對于合作化運動是否采取積極態度來劃分的。這即是說，貧農和兩部分下中農，相當于老貧農，作為依靠對象，而兩部分上中農，則相當于老中農，作為鞏固地團結的對象，而目前團結他們的辦法之一，就是不要強迫他們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 （同上，P351）

這里所說的，是合作化運動中的階級政策問題。毛澤東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為慎重起見，他把這個批語送給周恩來、陳伯達、劉少奇、朱德、陳云、鄧小平、彭真、鄧子恢傳閱，并且囑咐：“如有不同意見，請少奇同志召集會議討論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發。”這個批語，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并略作補充后，作為中央指示于9月7日下發，從此成為合作化運動中的階級政策問題的一個規范的表述。

8，毛澤東在北戴河期間，為召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作準備，編輯《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這部書。

9月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召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的正式通知，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于9月7日發出。毛澤東作為黨的主席親筆起草會議通知這不是第一次，但這次通知寫得別具特色。他要求參加會議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和區黨委、地委的發言，都要寫成發言稿，并且根據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區合作化經驗的多少，規定了各省委書記和地委書記發言稿的字數。通知要求：“發言內容主要講合作化，應占字數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連帶說一點糧食三定、社會鎮反和建黨整黨等項工作的意見，連同召開八大問題，總共占字數十分之二至三左右。發言內容應盡可能有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體經驗和計劃數字充實和證明之。” （同上，P356-357）

自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毛澤東具體指導為七屆六中全會準備的關于農業合作化決議的起草工作（主要由陳伯達負責起草）和修改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試行草案（由廖魯言負責起草）；后經與周恩來、陳伯達、廖魯言一起審定，印發在京中委、候補中委、中央各副秘書長、農村工作部各副部長和秘書長，征詢修改意見；再經他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形成正式文件；并要楊尚昆立即印發在京中委等，同時用飛機分送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征求修改意見，于月底參加六中全會時帶來。

九月中下旬的北戴河，氣候已漸漸進入中秋，秋風送爽，不時給人幾絲寒意。然而毛澤東游泳的興致很高，每天下海，風雨無阻。有一天，大雨瓢潑，狂風卷起巨浪一人多高，毛澤東面對洶涌波濤、巨浪滾滾，愈益興奮，他終于設法戰勝了一丈多高的排浪，鉆入海中游了十多分鐘。這真是“與天斗爭，其樂無窮！與地斗爭，其樂無窮！與人斗爭，其樂無窮！”的真實寫照。

毛澤東這次到北戴河，主要是編輯《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關于這部書的編輯情況，毛澤東自己說過：“我用十一天的功夫，關了門，看了一百二十幾篇報告、文章。先是請廖魯言同志同農村工作部的同志他們看了一千幾百篇，選了一百二十幾篇，然后我對這一百二十幾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寫按語在內。我就是周游列國，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的結論記錄，1955年10月11日）

《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序言一開頭就這樣提出問題：“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內，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是：基本上完成國家的工業化，同時對于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的改造。這個過渡時期大約需要十八年，即恢復時期的三年，加上三個五年計劃。在我們黨內，對于這個總路線的提法和時間的規定，從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實際上是有不同意見的。這種不同意見，在目前，主要地表現在關于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P395）

對于有些同志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發生動搖，為什么呢？毛澤東作了具體分析，他說：“因為他們受了一些中農的影響。有一些中農，特別是有嚴重的資本主義傾向的富裕中農，在合作化的初期，對于社會主義改造這件事是有抵觸情緒的。這里關系到黨在合作化運動中對于中農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許多經濟地位較低政治覺悟較高的中農，主要地是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和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只要我們實行對于貧農和中農這兩個階層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貧農不利于中農的政策，加上我們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們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農，即使實行這種政策，他們也還是暫時站在社外，‘自由一兩年也好’。這種情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合作化是要變更農民的私有生產資料的制度和整個的經營方法，這對于他們是一個根本的變化，他們當然要審慎考慮，在一個時期內不容易下決心。我們的一些同志不去從黨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決問題，聽了富裕中農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驚慌失措起來，大反其‘冒進’，動不動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趕快割去這個毒瘤，人就會要死了似的。實際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是有的，但是整個的運動是健康的。廣大的貧農和下中農歡迎合作社。一部分中農需要看一看，我們就應當讓他們看一看。富裕中農，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應當讓他們看的時間長一些。目前，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的缺點，是在很多的地方，黨的領導沒有趕上去，他們沒有把整個運動的領導拿到自己的手里來，沒有一省一縣一區一鄉的完整的規劃，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們缺乏一種主動的積極的高興的歡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這樣，就發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下面運動很廣，上面注意不足，當然要鬧出一些亂子來。我們看了這些亂子，不是去加強領導和加強計劃性，而是消極地企圖停止運動的前進，或者趕快‘砍掉’一些合作社。這樣做，當然是不對的，必然要鬧出更多的亂子來。” （同上，P396-397）

毛澤東非常看重這些來自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實際材料。他在序言中寫道：“這些材料很有說服力，它們可以使那些對于這個運動到現在還是采取消極態度的人們積極起來，它們可以使那些到現在還不知道怎樣辦合作社的人們找到辦合作社的方法，它們更可以使那些動不動喜歡‘砍掉’合作社的人們閉口無言。”又說：“在幾萬萬農民中實行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國來說，時間還不算很久，經驗還不算很多。特別是我們還沒有在全黨進行一次廣泛有力的宣傳工作，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對于這個問題沒有提起注意，不明了這個運動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使得黨內的意志還不統一。現在我們黨的六中全會很快就要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即將作出關于這個問題的新的決議。我們應當根據這個決議做一次廣泛有力的宣傳工作，使得全黨的意志統一起來。這本書的出版，對于這一次宣傳工作，可能是有些幫助的。” （同上，P398）

把來自實際生活中的典型材料，加以匯集，在黨內進行宣傳學習，以利貫徹黨的路線，推廣群眾中創造的新經驗，加緊對工作的具體指導，并且用來說服黨內有不同意見的人們，這是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中常常采用的一種工作方法。在大革命時期的1926年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時，他主編《農民問題叢刊》以推動農民運動，用了這個方法；在抗日戰爭時期的1937年和1941年先后兩次編輯《農村調查》以倡導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原則，用了這個方法；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1955年，為了推進農業合作化運動他又用了這個方法——編輯《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這部書編成后，毛澤東決定印發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人手一部。

9，召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

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于10月4日-10月11日在北京懷仁堂舉行。主要議題是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并就此作出決議。同時，還討論關于召開中共八大問題并作出相應決議。這是一次擴大的中央全會，參加會議的除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還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和區黨委、地委書記，中共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負責人，共451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彭德懷、彭真、鄧小平等80人在會上發言，另有167人作書面發言。

發言的人一致擁護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給以高度評價。劉少奇原本是站在鄧子恢后面，支持鄧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這時他在發言中也不得不表示說：“毛澤東同志關于農業合作化的報告，是從規定黨的總路線以來，為進一步地貫徹實現總路線而斗爭的一個極關重要的歷史文件。”鄧小平說：“毛主席的報告不只是從理論到實際最透徹地解決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的問題，而且對于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各方面，具有普遍的意義。”（以上均見劉、鄧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

會上批評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錯誤。許多發言的人認為，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分歧，是兩條路線的分歧，反映了社會主義改造時期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認為犯右傾錯誤的同志，不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而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和富裕中農的立場。發言者強調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依靠貧農和下中農，強調在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必須建立貧農的優勢。各地的同志紛紛表示，要加快農業合作化的速度，要重新規劃，提前實現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有些發言還提到，不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有右傾保守思想，在其他方面也存在著這種情況。

由于抓好了兩條路線這個總綱，對于加快發展農業合作化，統一了思想。這個情況，從一些中央領導人的發言中也能反映出來。例如朱德說：“我聽到同志們的講話都很有信心，叫我這個素來樂觀的人更加樂觀了。我估計在全國農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會比中央預定的速度要快些。”劉少奇也說：“根據各省委地委同志對農業合作化所作的規劃的報告，大約將在今后三年至四年內基本上完成全國半社會主義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過我國五年計劃中所規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過毛澤東同志在七月三十一日的報告中所提出的速度”。（以上見朱、劉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

會議最后一天，毛澤東作結論。

他開宗明義說：“我們這次會議，是一場很大的辯論。這是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期間，關于我們黨的總路線是不是完全正確這樣一個問題的大辯論。這場全黨性的大辯論，是從農業合作化的方針問題引起的，同志們的討論也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但是，這場辯論牽扯的面很廣，牽扯到農業、工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貿易、文化、教育、科學、衛生等部門的工作，牽扯到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牽扯到鎮壓反革命，還牽扯到軍隊，牽扯到外交，總之，牽扯到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工作。應當有這么一次大辯論。因為從總路線發布以來，我們的黨還沒有這樣一次辯論。這個辯論，要在農村中間展開，也要在城市中間展開，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質量，都能夠和總路線規定的任務相適應，都要有全面規劃。”這是對七屆六中全會的一個提綱挈領的總結，又是對今后在全黨展開大辯論、加快各方面工作的一個動員。

毛澤東說，這次全會的重大收獲，就是解決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許多爭論。他列舉了十三個問題。首先是大發展好還是小發展好。他說，這是一個主要的問題，爭論很大，現在解決了，主張小發展的觀點是錯誤的。其他一些問題，如晚解放區能不能發展的問題，山區、落后鄉、災區能不能發展的問題；少數民族地區能不能辦社的問題；沒有資金，沒有大車，沒有牛，沒有富裕中農參加，能不能辦社的問題；“辦社容易鞏固難”的問題；沒有農業機器能不能辦社的問題；辦的壞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問題等，經過討論都解決了。毛澤東對一些說法和觀點，諸如“辦社容易鞏固困難”、“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農村緊張根本由于合作社辦得太多了”、“合作社只有三年優越性”等，逐一進行批駁。最后，他回答這次會上提出的一個問題：應不應當在最近一個時期辦一些高級社？他說，應當辦一批。但又說：“關于高級社的條件和應辦多少高級社，今天我也不說，條件問題還是請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講，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實際去辦。總而言之，條件成熟了的就可以辦，條件不成熟的不要辦，開頭辦少數，以后逐步增加。”

毛澤東根據大家的發言，對全國農業合作化提出一個新的規劃：多數地區，到1958年春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少數地區的一部分，1957年春可以基本完成，其中的個別地區在1956年春就可以基本完成；少數地區的另一部分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基本完成。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合作化呢？就是要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農村人口加入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這個規劃寫進了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

毛澤東對全會的討論情況非常滿意。他認為經過這次討論，農業合作化的速度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的重點應當放在保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質量，有必要提出防“左”的問題。

他說：省（市、區）、地、縣這三級必須時刻掌握運動發展的情況，如果遇到情況不對，立即剎車。省、地、縣都有剎車的權力。必須注意防“左”。防“左”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機會主義。以后在發展合作社的工作上，要比質量，比規格。重點是比質量。質量的標準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產和不死牲口。怎樣才會增加生產，怎樣才會不死牲口？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則，要有全面規劃，要有靈活的指導。我們務必避免蘇聯曾經犯過的大批殺掉牲口的那個錯誤。請你們各位注意，務必不要出大問題，不要發生死一批牛的事。我就是怕死牛。因為我們現在拖拉機還很少，牛是個寶貝，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工具。（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的結論記錄，1955年10月11日）

毛澤東在七屆六中全會后第三次修改《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時，補充的內容，主要也是“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單純地追求數量的偏向”，甚至提出：“有些地方是可以暫停一下，從事整頓的；有些地方是可以邊發展、邊整頓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員可以讓他們退社，個別的合作社可以讓它們暫時解散。”（毛澤東修改《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時加寫的話，手稿，1955年10月13日）

在11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更明確地提出：“從現在起，全國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質量問題，而不是數量問題。因為數量問題已經引起全黨注意，而質量問題則還沒有引起全黨注意。”（見毛澤東的手稿）

七屆六中全會主要是批評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鄧子恢在會上作了檢討。從7月31日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到六中全會之前，毛澤東對鄧子恢和農村工作部的批評一直是尖銳而嚴厲的，甚至認為中央農村工作部有一條同中央的路線和方針相抵觸的自己的路線和方針。等到六中全會一開，毛澤東看見大家一致批評右傾保守，思想統一了，問題解決了，鄧子恢也作了檢討，這時他對鄧子恢的批評，就不再使用嚴厲的語言了，也不采取“擊一猛掌”的辦法了，并且還對鄧子恢說了一些肯定的話。他說：“鄧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評，雖然各小組會上有些同志覺得他講得還不徹底，但是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還有一些同志，談了一下，覺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現在這個時候，他有了這樣的認識，已經是好的了。鄧子恢同志在過去長期革命斗爭中做過許多工作，有成績，應當承認。”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的結論記錄，1955年10月11日）

六中全會的精神貫徹下去后，毛澤東很快收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關于農業合作化進展情況的報告。從報來的情況看，這些省的領導人都認為1956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據此，毛澤東作出一個新的判斷：“看來各省群眾的積極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國各省入社農戶最少的能達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則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國各省（除新疆自治區）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級形式的合作化”。

從1955年7月到10月，毛澤東把農業合作化作為推進和帶動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的一個中心環節，緊緊地抓住。經過黨內的一場思想斗爭，他的農業合作化理論和主張，從思想上為全黨所接受，并且鄭重地作出決議。全會以后，他最關注的是把決議貫徹到實踐中去，變為黨和群眾的實際行動，并且在實踐中不斷擴大工作成果。為此，他決定離開北京南下，深入實際，調查研究，進一步考察把黨的決議貫徹到群眾實踐中去的情況。

這里有一個毛澤東這次南下的行車時刻表（摘自一份檔案資料）。

“十一月一日，晚九時二十五分專列起站。十一時五十分在天津，停車一小時，與天津市委書記黃火青、副市長萬曉塘談話。

十一月二日，晨六時五十八分，到德州車站，停車一小時，與德州地委書記談話。上午十時四十三分到達濟南，與譚震林、山東省委書記舒同談話，下午一時結束。晚九時十分，與濟南市委書記、副書記、市長談話，九時五十五分結束。十一時五十六分到達泰安，在火車行進中，繼續與泰安地委書記、副書記談話。

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時五十四分到達兗州，二時與泰安地委書記談話結束。二時二十五分與兗州地委書記、副專員談話。六時四十五分，到徐州，停車一小時，與徐州地委書記、專員談話。九時四十分到達符離集，四十五分與地委書記和專員談話，十時五十五分結束。十一時四十五分到蚌埠，十一時五十分與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副省長張愷帆談話，至下午一時三十分結束。

十一月四日，凌晨一時四十五分到滁州，一時五十四分，與滁州兩位地委副書記談話，二時五十分結束。三時到浦口。三時二十五分與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省長惠浴宇，南京市委書記、市長談話，五時二十八分結束。七時二十一分到鎮江，二十五分與鎮江地委書記、專員談話，八時十八分結束。十時五十四分到無錫，與無錫市委書記、市長談話，十一時五十五分結束。十二時四十七分到蘇州，與上海局書記柯慶施、上海市副市長許建國，蘇州地委書記、副書記，蘇州市委書記、市長談話，下午二時三十分結束。柯慶施、許建國與毛澤東同行，四時二十五分到達上海。毛澤東在上海下車，到游泳池游泳一個小時后上車繼續行進。

十一月五日，早六時與柯慶施、許建國及上海市其他領導人談話，談到九時四十分，中間吃早餐。中午再一次下車游泳一個小時。下午二時四十五分到松江，與松江地委書記、專員談話，三時三十七分結束。下午七時到達杭州。”

這是一次多么緊張的調查工作啊！可見，毛澤東為了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工作真是操盡了心。

毛澤東到杭州后，繼續進行調查工作。11月7日向警衛一中隊江蘇、浙江籍的7名戰士了解農村情況。11月10日，又向剛剛探家歸隊的幾名戰士了解他們家鄉的情況。用毛澤東的話說，向這些在農村的戰士調查等于間接地到農村調查。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關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農業合作化這個大問題基本解決了，很需要有一個農業發展的全面規劃。他這次到杭州，作了一路調查研究工作，也為這件事作了準備。他在杭州期間，召集華東、中南地區的幾位省委書記開會，專門研究農業發展規劃，搞出了十五條。參加會議的有：柯慶施、王任重、吳芝圃、劉順元、陶鑄、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華。

11月18日，毛澤東離杭州北上。20日，到天津。在天津又召集北方幾個省的省委書記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參加會議的有：吳德、烏蘭夫、白堅、吳硯農、馬文瑞、陶魯笳、黃歐東、歐陽欽。當天晚上回到北京。

毛澤東這次視察南方的主要成果，就是同省委書記們共同商定了《農業十七條》。這是第一個全面規劃我國農業發展遠景的藍圖，內容包括農業合作化、農業生產、衛生教育、文化設施以及道路建設等等。以后經過不斷修改補充，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共四十條，簡稱《四十條》，內容比《農業十七條》更為詳細而具體了。后來，1958年毛澤東回顧《四十條》形成過程時說：“四十條，開頭無所謂四十條，不曉得怎么在杭州一次會上七議八議搞出十五條，然后天津一次會加了兩條，十七條。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識分子會議上講了一下，然后，再到第二次杭州會議（指1956年1月3日至9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的一次會議，討論《農業十七條》。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譚震林、陳伯達、廖魯言、陳毅、柯慶施、羅瑞卿、陳丕顯、張仲良、張德生、陶魯笳、林鐵、黃歐東、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劉順元、江華、江一真、吳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鑄、陳漫遠、楊尚奎，共25人。在這次會上，將十七條擴展為四十條，定名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才形成四十條。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島會議上有各省同志參加,中央也有同志參加,提出修改意見.然后經過去年三中全會,大家覺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見,加以修改,就形成現在這個草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18日)

《四十條》的產生，反映了毛澤東多么希望早日改變中國農村的落后面貌，加快發展農業生產，積極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消滅危害人民健康的嚴重疾病，建設一個富庶而環境優美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10，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六中全會期間，有些省委書記提出，《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經過時了，應當補充新的材料。毛澤東采納了這個意見。他作結論時說：《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你們可以帶回去，看一看，把你們要增的材料送來，哪些應該抽掉的提出來，應該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語有不對的地方也提出修改意見，限十月二十五日前報送中央辦公廳。

毛澤東11月下旬從杭州回到北京，自12月起，就動手重編《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主要由他的秘書田家英幫助作編輯工作。

全國農業合作化的形勢發展很快，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意料，這也是毛澤東始料所不及的。當9月編書的時候，參加合作社的農戶為3千8百多萬戶，占農戶總數的32%。（這是1955年10月的統計數字）到這次重編的時候，12月下旬，相隔只有三個多月，入社農戶已達到7千5百多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63.3%。一場由五億農民參加的社會大變革，轟轟烈烈地在全國展開。

毛澤東對此感到很興奮。在編書的那些日子里，他全神貫注，仔細地精選材料，認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澤東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師批改作文一樣。他還對大部分材料重擬題目，把一些冗長、累贅、使人看了頭痛的標題，改得鮮明、生動、有力，而又突出文章的主題思想，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材料，原來的題目是《天津東郊區莊子鄉民生、民強農業生產合作社如何發動婦女參加田間生產》，共31個字，毛澤東改為《婦女走上了勞動戰線》，只用了9個字，簡單明了，又抓住了主題，一看就留下印象。又如另一篇材料，原來的題目是《大泉山怎樣由荒涼的土山成為綠樹成蔭、花果滿山》，毛澤東改為《看，大泉山變了樣子！》。類似情況還很多。

毛澤東為這部書共寫了104篇按語，有19篇是9月寫的，未作改動，其他都是12月寫的或者9月所寫而12月又加以修改的。無論從內容的重要性和廣泛性，還是從文字的尖銳性和抒情性來說，12月寫的都遠遠超過9月寫的。這不但反映了農村形勢的重大變化，也反映了毛澤東的思想變化。

毛澤東在新寫的按語中，特別強調地是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和論述農村兩條道路斗爭的內容。他在一個按語中寫道：“幾乎帶普遍性地在許多地方存在著的、阻礙廣大的貧農和下中農群眾走合作化道路的、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同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互相呼應著。對于這樣一種情形，這一篇文章算是描寫得恰好。作者以極大的憤怒斥責了機會主義者，支持了貧苦農民。有些人雖然頂著共產主義者的稱號，卻對于現在要做的社會主義事業表現很少興趣。他們不但不支持熱情的群眾，反而向群眾的頭上潑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國，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勝負的一年。這一決戰，是首先經過中國共產黨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會議表現出來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霾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卻完全變了樣，成了另外一種氣候，幾千萬戶的農民群眾行動起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實行合作化。到編者寫這幾行的時候，全國已經有六千萬以上的農戶加入合作社了。這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沖走了。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嘴臉，被區別得清清楚楚。黨內也是這樣。這一年過去，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當然還有許多戰斗在后頭，還要努力作戰。”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P522-523）

在另一篇按語中，毛澤東寫道：“……機會主義者只有認輸一法。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時期還只會按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對于這種積極性一概看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這種人難道我們遇見得還少嗎？這些只會循著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對于人民的積極性估計過低。一種新事物出現，他們總是不贊成，首先反對一氣。隨后就是認輸，做一點自我批評。第二種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這兩種態度循環一遍。以后各種新事物出現，都按照這個格式處理。這種人老是被動，在緊要的關頭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的背上擊一猛掌，才肯向前跨進一步。哪一個年頭能使這種人自己有辦法走路，并且走得像個樣子呢？有一個治好這種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時間到群眾中去走一走，看看群眾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從其中找出先進經驗，加以推廣。這是一個治好右傾頑癥的有效的藥方，奉勸人們不妨試一試。”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P514）毛澤東在另外一篇中尖銳指出：“想要阻擋潮流的機會主義者雖然幾乎到處都有，潮流總是阻擋不住的，社會主義到處都在勝利地前進，把一切絆腳石拋在自己的后頭。社會就是這樣地每天在前進，人們的思想在被改造著，特別在革命高漲的時候是這樣。”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P523）他特別教育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認真讀一讀《一個違背領導意愿由群眾自動辦起來的合作社》，他說：“特別要請那些不相信廣大農民群眾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的同志和那些動不動就想拿起刀來‘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現在全國農村中，社會主義因素每日每時都在增長，廣大農民群眾要求組織合作社，群眾中涌出了大批的聰明、能干、公道、積極的領袖人物，這種情況十分令人興奮。最大的缺點，就是在許多地方黨的領導還沒有主動地趕上去。目前的任務，就是要使各級地方黨委在這個問題上采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動立場，將整個農業合作化的任務拿到自己手里來，用積極的高興的歡迎的全力以赴的態度去領導這個運動。不要重復葉公好龍那個故事，講了多少年的社會主義，臨到社會主義跑來找他，他又害怕起來了。” （同上，P543-544）

對農村兩條道路斗爭的描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為《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所寫的按語了。他說：“這一篇很好，可以說服很多人。這個地方的黨組織，在合作化的問題上，從來沒有動搖過。它堅決地支持貧苦農民的辦社要求，在和富裕中農的競賽中取得了勝利，由小社變大社，年年增產，不到三年，實現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農說：‘窮光蛋想辦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雞毛居然飛上天去了。這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斗爭。在中國，富農經濟很弱（在土地改革時期，征收了他們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農大多數已無雇工，他們在社會上的名聲又很壞），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農的力量卻是相當強大的，他們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國的農村中，兩條道路的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貧農和下中農同富裕中農實行和平競賽表現出來的。在兩三年內，看誰增產：是單干的富裕中農增產呢，還是貧農和下中農組成的合作社增產呢？在開頭，只是一部分貧農和下中農組成的合作社，同單干的富裕中農在競賽，大多數的貧農和下中農還在那里看，這就是雙方在爭奪群眾。在富裕中農的后面站著地主和富農，他們是有時公開地有時秘密地支持富裕中農的。在合作社的這面站著共產黨，他們應當如同安陽縣南崔莊的共產黨人那樣，堅決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個鄉村的黨支部都是這樣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亂。首先是雞毛能不能上天的輿論問題。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幾千年以來，誰人看見過雞毛能夠上天呢？這似乎是一個真理。如果黨不給以批評，它就會使許多貧農和下中農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質力量例如貸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黨和國家的支持，合作社就會發生很大的困難。富裕中農之所以敢于宣傳雞毛不能上天一類的從古以來的真理，就是因為合作社還沒有增產，窮社還沒有變成富社，個別的孤立的合作社還沒有變成成千成萬的合作社。就是因為黨還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宣傳合作化的好處。還沒有明確地指出‘雞毛不能上天’這個古代的真理，在社會主義時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窮人要翻身了。舊制度要滅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雞毛確實要上天了。在蘇聯，已經上天。在中國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們的許多地方黨組織沒有能夠給貧困農民以堅決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們，上面還沒有給機會主義思想以致命的打擊，還沒有給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規劃，并且在全國范圍內加強對于這個運動的領導。一九五五年，我們做了這些工作，幾個月工夫，形勢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廣大群眾，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這邊來了。富裕中農也改變了腔調。有些要求入社，有些準備入社。最頑固的，也不敢議論雞毛能不能上天的問題了。地主和富農，一點神氣也沒有了。這同人民政府懲治了一批破壞治安和破壞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關系的。總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國的階級力量對比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社會主義大為上升，資本主義大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過渡時期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就可以從基本上奠定了。”（同上，P525-527）

說到農村兩條道路斗爭，必然要涉及農村的階級路線。毛澤東寫了一個最長的按語，專門論述這個問題。他提出：“合作社的領導機關必須建立貧農和新下中農在領導機關中的優勢，而以老下中農和新老兩部分上中農作為輔助力量，才能按照黨的政策實現貧農和中農的團結，鞏固合作社，發展生產，正確的完成整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這個條件，中農和貧農就不能團結，合作社就不能鞏固，生產就不能發展，整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就不能實現。”“因此，在合作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一）現在還處于困難地位的貧農，（二）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這樣三部分比較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人們，首先分批分期引導他們加入合作社，并且選擇他們中間覺悟程度較高、組織能力較強的若干人，加以訓練，組成合作社的領導骨干，特別要注意從現有貧農和新下中農里面選擇這種骨干分子。”他同時又強調：“在合作社的指導方針方面，必須實行貧農和中農的互利政策，不應當損害任何人的利益。” （同上，P528-530）

在新增加的材料中，有幾篇是講辦高級社的，毛澤東看了分外高興，特加寫按語，大力推薦。他說：“對于條件已經成熟了的合作社，就應當考慮使它們從初級形式轉到高級形式上去，以便使生產力和生產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為初級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時候，這種半私有制就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人們就要求改變這種制度，使合作社成為生產資料完全公有化的集體經營的經濟團體。” （同上，P501）又說：現在辦的半社會主義合作社，以二三十戶的小社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種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并。”“不但平原地區可以辦大社，山區也可以辦大社。安徽佛子嶺水庫所在的一個鄉，全是山地，縱橫幾十里，就辦成了一個大規模的農林牧綜合經營的合作社。” （同上，P515-516）毛澤東看完了《高級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難辦》一文后，抑制不住喜悅的心情，寫下這樣的按語：“看完這一篇，使人高興。希望大家細心一讀。希望一切條件成熟了的初級社，將這一篇向社員們宣讀一遍，并且加以討論，以便動員他們高興地并社升級。這個浙江省慈溪縣五洞閘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應當使之傳遍全國。” （同上，P516）同樣使毛澤東高興的是，一些地方出現了由互助組直接進入高級社的事情。他在一個按語中寫道：“這是兩個由互助組直接進入高級形式的合作社。有些條件適合的地方可以這樣做。白盆窯的情況，使人看了高興。” （同上，P502）毛澤東這些按語直接推動了高級農業合作社的快速發展。

毛澤東特別要求，辦好合作社必須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他在《嚴重的教訓》一文按語中強調：“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農業合作化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嚴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爭。每一個合作社，不經過這樣的一場斗爭，就不能創立。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要從舊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來，它就必須清除這個基地。反映舊制度的舊思想的殘余，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里，不愿意輕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還必須經過許多的斗爭，才能使自己鞏固起來。鞏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勁，又可能垮臺。山西省解虞縣三婁寺合作社，就是在鞏固以后，因為松勁，幾乎垮了臺的。僅在那里的黨組織批判了自己的錯誤，重新向社員群眾進行了反對資本主義加強社會主義的教育，恢復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機，走上了繼續發展的道路。反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是使分散的小農經濟逐步過渡到大規模合作化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證。這一工作是艱巨的，必須根據農民的生活經驗，很具體地很細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態度和簡單的方法。它是要結合著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這種工作，在全國范圍內，我們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同上，P497）

對于辦高級社，毛澤東一直是很慎重的。直到各地在辦社過程中，創造出了這方面的經驗。經過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編輯這部書的時候，才明確表示：“條件成熟了的就可以辦，條件不成熟的不要辦，而且開頭辦少數，以后逐步增加。”

毛澤東為什么對辦高級社這樣高興？他是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點出發的。他認為，小規模的、半私有制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即初級社）雖然比互助組前進了一大步，但仍在相當程度上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只有大規模的、生產資料完全公有化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才能大大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也是后來當有的地方提出要辦更大的社，叫蘇聯的“集體農莊”時，毛澤東講：還是辦人民公社好！

毛澤東在好幾篇按語中，以充滿激情的筆調頌揚和提倡艱苦奮斗、勤儉節約這一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表達了中國人民自力更生、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的志氣。他寫道：“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于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同上，P490）“勤儉經營應當是全國一切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方針，不，應當是一切經濟事業的方針。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什么事情都應當執行勤儉的原則。這就是節約的原則，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 （同上，P491）

以是否增產作為衡量合作化成功與否的根本標準，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山東省曲阜縣有一個合作社，三年內增產百分之六十七。毛澤東興致勃勃地看完了這個合作社的材料，寫出一篇抒發情懷的按語：“曲阜縣是孔夫子的故鄉，他老人家在這里辦過多少年的學校，教出了許多有才干的學生，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經濟生活。他的學生樊遲問起他如何從事農業的話，他不但推開不理，還在背后罵樊遲做‘小人’。現在他的故鄉的人民辦起社會主義的合作社來了。經過了兩千多年仍然是那樣貧困的人民，辦了三年合作社，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都開始改變了面貌。這就證明，現在的社會主義確實是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道要好過多少倍。有興趣去看孔廟孔林的人們，我勸他們不妨順道去看看這個合作社。” （同上，P508-509）

毛澤東所寫的一百零四篇按語，合起來有四萬多字，可算得上一篇“大文章”。他一直很喜歡這篇“大文章”。后來，他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說，建國以后，再沒有寫什么文章了，就是寫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還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寫了一些按語。這些按語，充分表現了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事業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度革命熱情，對于迅速改變中國農村落后面貌的堅定信念和熱切愿望。也充分體現了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家在領導革命運動中的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勢和風格。當年廣大干部和群眾深深受到它們的感染和影響。這些按語，所包含的科學真理，至今仍然有著深遠的意義和具有長遠的指導作用。

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不對劉少奇、鄧子恢所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堅決地斗爭，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不可能在中國大地迅速誕生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對于后來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起了極其重要的歷史作用。

1955年12月20日，《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重編工作全部結束。書名叫什么呢？起先曾考慮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后來毛澤東又提出：“書名叫做《五億農民的方向》如何？”田家英不贊成這個書名，認為書中有許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況的，并不能作為五億農民的方向。他主張仍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向毛澤東陳述了理由，為毛澤東所接受。

編書工作一結束，毛澤東就南下杭州。12月27日，在杭州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寫了序言。序言中說：“這是一本材料書，供在農村工作的人們看的。本來在九月間就給這本書寫好了一篇序言。到現在，過了三個月，那篇序言已經過時了。只好重寫一篇。”“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國的情況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中國的一億一千萬農戶中，到現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戶加入了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的報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農戶是一千六百九十萬戶，幾個月時間，就有五千幾百萬農戶加入了合作社。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農業合作化的進度這樣快，是不是在一種健康的狀態中進行的呢？完全是的。”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現在的問題，不是在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這里有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面。在這些方面，都是存在著對于情況估計不足的缺點的，都應當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適應整個情況的發展。人們的思想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當然，任何人不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地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為做不到。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同上，P484-487）

這個序言表明，毛澤東把他在七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開展大辯論以加快各方面工作的要求，進一步發展成為在各個領域、各條戰線上開展對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并把他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于1956年1月問世。原先毛澤東決定發一條出版消息。當田家英把擬好的消息稿送他審閱時，他咯咯地笑起來，說：“這個消息沒有用了，已經過時了。”他對田家英說，他很高興，1949年全國解放時讀沒有這樣高興。對毛澤東來說，全國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有了長期思想準備的，而農業合作化的勝利來得這樣快，這樣順利，卻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認為，改造幾億個體經營的農民是一項極其艱難的事業，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和做許多細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誰知道這么困難的問題，經過三次會議，作一篇報告，就順利地解決了。

面對迅猛發展的農業合作化高潮，毛澤東不無某種擔心，他始終比較冷靜地思考這個問題。1月19日，王任重為湖北省高級社發展計劃問題打電話給中央農村工作部，說湖北正在召開地委書記會議，一部分人贊成省委的計劃，即春耕前全省發展一萬個高級社（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就停下來，到秋收前后再發展；另一部分人主張放手發展，春耕前基本實現高級合作化。他認為還是省委的計劃比較穩當，不知中央以為如何，為此請示。王任重還說，最近一些報紙的宣傳對一部分同志的急躁情緒也有某種刺激作用。于是，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廖魯言即于19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毛澤東當天就作出批示：“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見，控制在一萬個左右。再送《人民日報》鄧拓同志和新華社吳冷西同志，注意在宣傳方面加以控制。”

到1956年1月底，入社的農戶已占總農戶的80%。短短幾個月，就達到并超過毛澤東所提出的基本完成合作化的指標。當時，毛澤東曾指出：有些同志腦子發熱，報上不要再發表合作化的數字，要強調質量第一。因此，報上沒有公布這個數字。到三月底，入社農戶的比例已達到將近百分之九十。四月底，中央批準按照三月底的數字發布新聞，宣布“全國基本實現農業合作化”。

到1956年底，全國有96%的農戶入了社（初級社），加入高級社的農戶高達87%。原先計劃18年完成的目標，提前了11年。這的確是一件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大事變。

一個如此深刻的重大的社會變革，雖然如大江東去，泥沙俱下，也存在一些問題，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56年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總的說來，中國農村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完成了兩次社會變革。不僅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主義革命目標，而且完成了對于分散落后的農民個體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場廣大而深刻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沒有引起社會震蕩，沒有出現毛澤東所擔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糧食減產的情況，相反，糧食連年增產。在集體經濟的基礎上，辦了許多單家獨戶的個體農民根本辦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災害中顯示出力量，特別是在全國普遍開展規模不等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以后農業的發展提供了長期發揮效益的重要物質條件，為實行機械耕作、機械排灌和科學種田，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些都是有著深遠影響的。

中國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受到蘇聯集體農莊的明顯影響，這在當時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但是，中國的高級社又有不少有別于蘇聯集體農莊的自己的特點和新的創造，特別是采取了與蘇聯明顯不同的逐步實現合作化的道路，從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實行“先集體化，后機械化”的方針，即先改變生產關系，后進一步促進和解放生產力的發展。并不是簡單照搬蘇聯的模式。實踐證明：毛澤東對鄧子恢（其背后是劉少奇支持，當然到后來，大勢所趨，劉也不敢肆意的支持鄧）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若沒有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嚴重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斗爭，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不可能在中國大地上迅速誕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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