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六十年：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的最大功臣是陳永貴

窮鄉親

一個國家的吃飯問題，實質是農業發展的問題。回顧新中國的農業翻身史，人們不能忘記陳永貴和“農業學大寨運動“所作出的突出貢獻！

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先后勝利完成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運動，使中國農業走向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在此基礎上，如何迅速發展農業生產力，大量增加糧食和農產品產量、改善人民群眾生活就成為當時中國農業發展、并向現代農業進軍的所面臨的一個迫切問題。

在解放前和建國初，中國農業的落后局面，是末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很難想象的：各地江河水患頻發, 旱、澇、蝗災害每年不斷；農業生產主要靠的是人力（肩挑手抬）和少量的畜力，全國90%的耕地不能灌溉，鹽堿、澇洼地和荒坡成片。農民完全是“靠天吃飯” ； 農業產量極低，畝產一般只有二、三百斤。農民吃糠咽菜和逃荒要飯、賣兒鬻女的現象相當普遍。

在1956年實現合作化之后，共產黨企圖急于改變這種狀況，為此于57年制定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58年發動了農業生產“大躍進”。但由于犯了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速度、脫離客觀實際的錯誤，因而導至出現了“三年困難”時期“。“三年困難”的教訓清楚地說明：中國農業發展和解決吃飯問題，決不是一蹴而就、單憑主觀意志就能輕易解決的，其基本原因在于農業生產條件和綜合生產力水平落后，為此必須下更大的功夫，進行長期艱巨的創業工程，在根本改變農業生產條件和全面提高生產能力方面大打一場翻身仗。因此，在困難過后，黨中央對農村和農業問題更加重視、更加務實。

正是在當時情況下，陳永貴和大寨農民所創造的治山改土，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經驗報道出來，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為當時中國農業發展樹立了典范。

大寨是中國北方農村的一個縮影。在互助合作化之后，大寨人直接面臨的是惡劣的自然環境。全村七百多畝土地分布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塊。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澇，畝產只有一、二百斤。但是大寨人的骨頭是硬的，他們不向貧窮低頭，而是認準了向窮山惡水開戰、治山造田的一條道。

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帶領下，大寨人開始了在荒山野嶺上打石筑壩、填土造田、整平土地的壯舉。修筑的梯田一次次被洪水沖垮，但是大寨人毫不灰心、屈服，又一次次地重新修起來。不分冬寒夏暑，全村男女勞力齊上陣，硬是靠人力把荒山改造成了旱澇保收的“大寨田”。先治坡、又治窩，經過了幾年的奮斗，終于使大寨發生了變化。1962年糧食畝產就由1952年237斤增加到774斤。就是受災的1963年，仍達到704斤，不僅不要國家的救濟，而且全大隊還賣給國家24萬斤糧食。大寨在解決本大隊吃糧問題的同時，從1952年至1963年11年間共向國家交售了175.8萬斤糧食，平均每年每戶交售7000斤。為國家做出了巨大的奉獻！正如1963年年11月《人民日報》在刊登的長篇通訊中所說：“奮發圖強，自力更生，以國為懷，顧全大局 — 大寨大隊受災嚴重但紅旗不倒。”

到六十年代末，大寨共整修良田800多畝，植樹造林1000多畝，筑盤山公路12華里，建蓄水池6個，修盤山水渠28華里。這樣不僅擴大了地塊面積、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夠保持水土，能灌能排，旱澇保收，灌溉面積達400多畝。畝產在當時就翻了兩番，基本上擺脫了貧困。看那長城般的石壩、天梯式的農田，誰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六十個勞動力手鑿肩抬式勞動方式建成的！其中每個勞動力土石方作業量達1000多立方米，擔土80多萬擔。每人每年擔石頭880多擔，擔糞、擔莊稼十萬斤。他們打出和搬運的石方如果壘起1米高2米寬的大壩，能夠從大寨鋪到北京一個來回！

大寨的創業道路體現了當時中國農業發展的客觀要求，它一發現就引起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在毛澤東的倡導下，黨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農業學大寨”的決議，把大寨的經驗推向全國。

“農業學大寨運動”，其主要內容是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按照水利化、機械化要求，對土地進行升級改造。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統一領導和規劃下，廣大干部群眾齊上陣，迅速掀起了一場持久的、大規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修“大寨田”為主、全面加強農業基本建設、改造落后的生產條件、大打農業翻身仗的的群眾戰爭。

過來的人們都知道：過去農村的土地大多是荒涼脊薄的，不要說山區丘陵地區，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很不規整。這就造成絕大部分耕地不能灌溉，當然也不能使用機械耕作。下雨時，水往低處流，出現高處旱、洼地澇，這就造成在正常雨量下也有旱、澇災害發生的原因。好年景產量不過三百斤。很多地區鹽堿現象嚴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這種狀況正是在六、七年代“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根本改變的。

那真是一個艱苦卓絕、驚天動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員千軍萬馬齊上陣，縣、社干部和群眾一起奮戰在田野，他們吃的是窩窩頭、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銑、獨輪車，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將土地搬了家，削高填洼，將每一片土地整平、把原來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耕地全部改造成了規則、水平、整齊劃一的畦田。并結合修水庫、建揚水站、修灌溉渠、打機井、治理鹽堿、翻淤壓沙等，建全了水利排灌系統等農田基本建設設施。這樣不僅使耕地能夠水澆，而且使雨水能夠均勻地滲入地下、不能流失，大大避免了旱災和澇災。在此基礎上，才能夠實現水利化、機械化、電氣化、化肥化和良種化，否則都是不可能的。經過了十多年的時間，使大地變了模樣，變成了目前這樣到處畦田縱橫、灌溉成網、綠樹成行的圖畫！

到1978年全國灌溉面積達八億畝，與1965年相比增長了70% 。農業達到每人有一畝以上穩產高產田。同時還完成了2.6億畝的除澇和6200萬畝的治鹽堿任務。全國修建水庫達到八萬多座，人工河渠增加了300多萬公里，修配套機井220萬眼，數量增長了935.89% 。又由于支農工業的發展，到七十年代末農村機械化程度開始提高，農村用電開始普及，拖拉機、電動機、柴油機、脫粒機、粉碎機等機械和動力設備都進入廣大農村，化肥也開始大量使用，一些科技良種普遍推廣。使農業基礎設施、生產條件大大改變。

“農業學大寨運動”帶來的顯著成果，就是糧食和農產品產量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統計，從1963年到七十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時間內全國糧食產量都是持續增長，再無出現過減產、滑坡狀況。連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即使在“文革”時期，全國糧食生產也“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僅從1965年至1978年來說，糧食產量就由19452萬噸增至30475萬噸，十多年間增長了56.7%，年均增長率是3.9%，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年均增長速度。197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6642.3億斤，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到684斤，這不僅超過了歷史上最高水平，而且比改革以后的2003年(人均670斤)還高！1979年全國豬牛羊肉產量1062.4萬噸，比1957年增長266.59% 。這說明到七十年代末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就已經解決，絕大多數人實現了溫飽，從總體上解決了人民的吃飯問題。中國糧食生產發展變化之大，這在迄今中國歷史上(包括改革開放時期)從未有過，是一種真正的奇跡！

因此說，“農業學大寨運動”給中國農業生產帶來的變化，完全稱得上是一場革命！沒有那場農業升級改造的運動，就沒有中國的現代農業！中國人不能忘記：目前遍布廣大農村、成為子孫后代鐵飯碗的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本來是以“大寨田”命名的！都是與陳永貴的功績聯系在一起的！

回顧新中國的歷史，正像“大慶”石油基地的發現和開發大大驅動了中國工業的發展一樣，“大寨”治山治水的經驗則是創造了中國農業發展的新途徑。當時的大寨、大慶兩個典型的出現，對中國經濟和形勢的影響，決不亞于在那時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的威力。大慶、大寨、原子彈爆炸，六十年代初出現的三件大事，都是以毛主席的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精神所樹立的紅旗，它揭開了“三年困難”之后中國經濟和時局發展的新局面！震動了世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有人詛咒那個時代生活艱苦、勞動報酬低，有人詛咒那時“一大二公”、“養懶人”、“不自由”等。但是，如果沒有那個時代人們的艱苦創業，改造落后的生產條件所取得的成功，就沒有后來及至今天農業的新發展！正是那時，為實現農業產量大幅度增長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最具有決定性的事情,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那一代人所創造的價值及其惠及子孫后代的功績有誰能與之相比？正是他們譜寫了中國農業發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詩篇！

改革開放以后，新中國的歷史遭到了涂改。共產黨幾十年間領導人民戰天斗地、大打農業翻身仗、致力于解決中國吃飯問題的成就被人蒙蔽了。而所謂“分田到戶一年大變樣”、“土地承包制解決了人民的溫飽問題”的離奇神活成為新的歷史。所謂某某人“解決了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的贊歌流行于南北。還有什么“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 ；“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靠‘兩平’”云云。各種居天功為己有的精英人物輪流出場。然而老一代創業建設者們如今還在世間，他們豈容人隨意涂改歷史！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分田到戶”式的家庭農業，在中國己有上千年的歷史，它從來就沒有解決中國農民的吃飯問題。在舊社會老百姓中大量吃糠咽菜、逃荒要飯以及賣兒鬻女、餓死人的現象人們記憶猶新。那么，這種個體農業生產方式到了現代社會難道又煥發了如此神奇的生機— 千百年沒有實現的溫飽問題竟在一年內就實現了？試問：如果沒有新中國六、七十年代所創建的新的生產條件和生產力的綜合發展，沒有那時所積累、儲蓄的物質財富，那么改革后的農業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又怎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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