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六十年變化的所見所聞　　

                                                    沙石

山東省淄博市的樵嶺前村，山清水秀，民風淳樸，是魯中山區一個很普通的山村。我舅舅家就在那個村子里。由于自幼喜歡那里清新的自然環境，四十多年來，只要有機會我就會離開喧鬧的城市，到村里去小住幾日，看看村里的變化，聽村民們說些家長里短和身邊的大事小情，從而有幸目睹了這個小山村近半個世紀以來發生的一系列變化。

聽村里老人們說，抗日戰爭時期，由于村子地處日寇占領區和魯中抗日根據地的夾縫之間，敵我雙方你來我往，村里十天半月就上演一場拉鋸戰，村民們多次經受過日偽軍滅絕人性的燒殺淫擄和反復掃蕩。但是村民們沒有屈服，在共產黨的組織領導下，以不同方式配合八路軍，巧妙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抗戰勝利后，村里搞土改，家家分得了田地，圓了農民千百年來的土地夢。耕者有其田，這可是天翻地覆的大變化。村民們擁護共產黨，感謝毛主席，年輕人紛紛報名參加解放軍，隨部隊上了前線，留下的男女老幼積極支前，投入到推翻蔣家王朝保衛勝利果實的戰斗中。萊蕪戰役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有一個伙敗兵途經山村，竟被兩個民兵攔路一聲斷喝，嚇得丟下百十支槍，四散而逃。我舅舅叔伯兄弟十幾個人，多數都是共產黨員，有八個先后犧牲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戰場上。

與平原地區相比，山里的可耕地很少，而且都分散在山坡石嶺上，大不過半畝，小不過三尺，土層薄而貧瘠，完全是靠天吃飯，畝產只有幾十斤。多少年來，村民們一直過著“風調雨順半年糧，小旱野菜伴米糠，大旱全家去逃荒”的貧苦生活。

村民們雖然分得了土地，但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無力抵御隨時都可能降臨的天災人禍，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貧苦的生活狀況。很快，那些缺少勞動力，或無力購置和更新農具，或體弱多病的家庭，漸漸走向衰敗，不得不把部分或全部土地抵給別人，換些現錢度過難關。土地開始無序流轉，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產生了新的準地主和富農。越來越多的翻身農民，在分到土地后又重新失去了土地，淪為新的貧農和雇農。貧富兩極分化和階級分化，在建國初期的山村里又無聲無息的開始了。村里的老黨支部書記曾回憶說：“剛解放那幾年，有人把地賣了。打倒了老地主，又要出新地主。咱干革命，打鬼子，打老蔣，是為了啥？這不白干了嗎？”

后來開始搞互助組，合作社，又搞人民公社，土地，牲畜，農具都入了社，村民們組織起來，走上了集體化道路，徹底解決了老支書擔心走回頭路的事。

組織起來的農民不僅避免了走兩極分化的回頭路，而且人多力量大，發揮出了集體組織的優勢，集中勞力，興修水利，植樹造林，治理水土流失，并推廣科學種田施肥，糧食產量很快提高到平均畝產300多斤。同時有計劃地發展牛、羊、雞、鵝、桑蠶和采集中草藥等各種養殖副業，收入歸生產隊，積累集體財富。生產隊有了錢，就可以維修購置農具和買大牲畜。村民們解決了溫飽，看到了希望，都說人民公社好，跟著共產黨和毛主席，錯不了。

1958年大躍進，村民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大煉鋼鐵。臨村的山上發現了鐵礦石，全村動員，參加公社組織的大會戰。老支書帶領男女老少和周圍村里的人一起，劈山開礦，修了第一條通往城里的土公路。手推肩挑，日夜不停地往城里運鐵礦石。為了解放婦女勞力，按照上級要求，家家熄火停灶，糧食上交吃食堂，人人放開肚皮吃飯，掄圓膀子大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秋天，莊稼熟了。老支書要組織勞力回村秋收，公社不同意。他和領導爭辯，說糧食收不上來，吃啥？瞎到地里，太可惜。領導說他右傾，小農意識，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利益，不看長遠利益，把他批了一通。他不服氣，可也沒有辦法，眼睜睜地看著成熟的谷子，玉米和地瓜爛在了地里。沒了收成，食堂斷了糧，只好解散。幸虧老支書當時留了個心眼兒，沒讓村民把糧食都交上去，還能勉強吃上飯。1959年開始大旱，連續三年。那時，老支書正值壯年，帶領全村生產自救，才渡過難關。

1968年，我曾到村里和老支書促膝長談過一次。酒過三循，我問老支書，那三年餓死人沒有。他嘆了口氣說：“餓死了一個人，是個寡婦。村里接近千數口人，照顧不過來，都怨我工作沒做到家，有疏漏，要是再細心點兒，早點兒知道她把吃的都給了孩子就好了。”

后來，我在別的村民那里證實了他說的話。村民們沒有埋怨他。我四舅那時已經七十多歲，在生產隊里放羊，他說：“三年大旱呀，幸虧有毛主席領導。要是在解放前，遇到這種旱災，別說三年餓死了一個，就是一年，還不知道會餓死多少人吶。”

我問老支書，如果不搞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是不是會好一些。他說，搞人民公社，走集體化道路沒錯。不走集體道路，就會回到解放前去。不過，搞一平二調不行，脫離實際。搞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就對了。大躍進也沒有錯，是讓那些好大喜功和目的不純的人給搞亂了。幸虧毛主席及時發現了問題，糾正了那些人的錯誤，不然會出大亂子。

我問那些人是指誰？他不知可否地笑了笑說：“上面的事嘛，咱可說不清楚。”

老支書頭腦清醒，說話謹慎，我也不便再往深里探討，只好說：“是啊，難得糊涂嘛。”

我又問，社員們對人民公社和三年自然災害是怎么想的呢？他說，大家心里明白，天不下雨那是老天爺的事，只能怪老天爺，和公社沒關系。年齡大的社員經歷過舊社會，知道人民公社好。年輕人的意見大一些，思想有點兒亂。主要是對黨員干部搞瞎指揮，多吃多占有意見，積極性受到影響。但對共產黨和毛主席還是堅信不移的，認為是下面的領導把事情搞糟了。

我問，以后打算怎么辦呢？他說，搞憶苦思甜，階級教育，讓年輕人不要忘本。現在搞了四清，又搞文化大革命，群眾敢說話，干部夾起尾巴做人，私心少了，沒人敢再損害群眾利益。只要好好學大寨，把集體經濟搞上去，日子好過了，事情就好辦了。

我又問起文革中村里發生的事。他說，群眾也給他提了不少意見，有些意見很尖銳，思想上很受沖擊，想不通。覺得兢兢業業為黨工作那么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很委屈。后來就想通了。工作有成績，也有錯誤，問題出在思想上，沒擺正自己與黨和群眾的關系。覺得自己大小是個干部，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當成了官，是管人的，高群眾一頭。為人民服務好象是給群眾干的，給黨干的，不是給自己干的。忘了自己是黨和群眾隊伍里的一份子，不知不覺把自己與黨和群眾分開了，立場就站偏了。立場不一致，就有私心，政治上難免要犯錯誤。立場出了問題，官越大，錯誤就越嚴重。幸虧咱官小。

他能這樣說，看來老支書的確不糊涂。他接著說了些下放到村里來勞動的干部的事。說市五七干校的一個高級班曾在村里勞動了一個學期（夏秋兩季）。十幾個人都是市里的大干部，官大錯誤也大，被奪了權，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們和他一樣，都是老八路，村里人都很尊敬他們。啥叫接受再教育？就是在一起勞動，拉家常，說說心里話。這就夠了。其中一位市委秘書長就跟他說過：和鄉親們在一起，又知道群眾的喜怒哀樂了，與群眾的關系一拉近，心就貼在了一起。我們這些干部，光對黨忠心耿耿不行，錯就錯在脫離群眾，思想上搞高高在上，工作上搞官僚主義，生活上搞特殊化。長此下去，黨會變修，國會變色。但愿他說的是心里話。他們來的時候病病歪歪，有人有糖尿病，心臟病，還有神經衰弱，凈是些富貴病。勞動嘛就是做做樣子，干多干少，出不出力，老百姓不但沒人去計較，還生怕累著他們。走的時候，他們都變得能吃能睡，有精神，身體比以前壯實多了。

他還說起村里那幾個上山下鄉的知青。說他們有文化，沒舍得讓他們煞煞實實地干活。有人在隊里干了會計，有的干了赤腳醫生，還有的到村辦小學去教書。不管刮風下雨，都拿全工分。返城的時候，社員們都舍不得他們走。他們走了以后，有人每年都回來看看，象走親戚。不管他們現在干啥，沒忘了村里的老百姓，有良心。以后要是當了干部，也能為老百姓說句話。

以后十多年，我斷斷續續到村里去過多次。我喜歡那里清新的空氣，更留戀山上的青松翠柏和村邊汩汩奔流的溪水。那溪水可是捧起來就能喝的甜絲絲的礦泉水呵。然而，每次去讓我感受最深的卻是這個小山村發生的變化。村里開山壘堰，修起了塊塊大寨田，最大的一塊面積竟有七畝。不適合造梯田的山嶺石坡，都種上了刺槐，松樹和其它各種樹木約30多萬株。登高望去，遠山近嶺林木茂密，滿目青翠中簇擁著層層疊疊的梯田，美不勝收。由于水土保持得好，平均每季單產已達五六百斤。

后來，山上發現了珍珠巖礦，辦起了保溫材料廠。那是第一個村辦工業。村集體把一部分利潤積累起來，剩余的利潤分流給社員，社員的工值從2角一下提高到了7角，翻了三番還多。集體有了錢，嘗到了辦工業的甜頭，決定再上新項目。為了保護好青山綠水，黨支部力排眾議，沒有上最賺錢的化工項目，而是建起了微利的沒有污染的印刷廠。從鉛印到膠印，再到不干膠印刷，工廠規模越干越大，加上保溫材料，村里的年產值達到了300萬元，社員工值也由7角提高到了2元，成了全公社最富裕的生產大隊。

隨著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老支書心里有了底氣，想在有生之年建一座水庫大壩，蓄水灌溉梯田，一舉徹底戰勝為害百年的旱魔。這可是村里人祖祖輩輩都不敢想的事。

他開了支部全體黨員會議和全體社員大會，統一了大家的思想。公社和區里派來了工程技術人員，測繪地形，群策群力拿出了修建水壩的具體方案，決定把水庫建在村西北十里外的山谷之中。兩年后，全部用石料砌起來的堅固的大壩建成了。壩高24.3米，可蓄水49萬立方。大壩主體用了大約18000立方石料，每塊石料重幾百斤，都是社員們一鑿一鑿敲打出來，一塊一塊抬到上山的。建壩過程中，共產黨員重活累活帶頭干，共青團員和基干民兵組成突擊隊，帶領全村社員齊上陣，人人不甘落后，苦干大干了整整七百多個日日夜夜。

七十年代中期，一個僅有1000多口人的生產大隊，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投資近百萬，用工三萬多個，建成了一座小型水庫，如果沒有大寨和紅旗渠精神，沒有集體經濟的實力，是絕無可能的。

水庫建成的第二年，老支書捎信來讓我上山看看。站在十米寬的壩頂上，望著群山環抱中一片近5平方公里微波蕩漾的清澈的碧水，不由得想起毛主席“高峽出平湖”的詩句。

老支書說，水庫建好了，山上的梯田明年就能變成水澆地了。他年齡大了，最后的心愿也了了，去年底主動退了下來。新上任的支部書記叫新魯，很年輕，是個復員軍人，有見識，也有魄力，按輩份他該叫我表叔。

新支書果然不負眾望，不到三年時間又投資辦起幾個村辦集體企業，年產值到了500多萬元。有了水庫和良好的植被，小流域治理成效顯著，旱澇保收，夏收小麥平均畝產800斤，秋季玉米平均畝產達到1000斤，接近平原地區的產量。社員們手里有糧，年終又大把分錢，便紛紛蓋起了新房，村子的面積很快擴大了2倍。

生產隊又出錢辦了幾件大事。一是搞村建規劃，建橋鋪路，水泥路一直通到山外，徹底解決了出行和運輸困難；二是翻新擴建校舍，提高教師工資，擴了大教師隊伍，使村里的學齡兒童無一人失學；三是發放老保費，全村60歲以上的老人都由集體供養起來；四是家家通上了自來水，告別了挑水吃的歷史；五是投資200多萬元，開發溶洞和筑壩建起了第二座水庫。新水庫不是用來澆地，而是為了改變自然景觀，和溶洞一樣，是為后來的旅游業發展打下基礎。新支書有眼光，那時就看到了開發旅游業的經濟潛力。不久，清新的自然環境，深達千米的溶洞自然地質景觀，峽谷溪流和高峽平湖的秀美景色，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游客，被譽為天然公園，評為國家AAA級旅游風景區。自此，村里的旅游業蓬勃發展起來，成了集體經濟的又一大支柱。村里為此還買了兩部50坐的大客車，開辟專線，把城里的游客直接拉進村里。現在看來，這或許才是名副其實的新農村建設。

這時候，上級突然要求他們分田單干，干部社員們想不通，堅決頂住不辦。老支書病倒了，不久與世長辭。鄉親們把他埋在最高的山坡上，立了一塊石碑。

1984年聽說博山區下達文件要社改鄉，我又到村里住了幾日。進村后，當天即邀新魯一起小酌。談到村里的變化時，我稱贊了幾句，但他卻眉頭緊鎖高興不起來。問及原因，他說馬上就要社改鄉了，公社沒了，上面下了死命令，地必須分，實在頂不住了。我說分了地，廠子和旅游還是集體的，可以繼續發展下去。他說把地一分，人心就散了，誰還關心集體的事？想干好廠子和旅游就難了。當時我沒把事情看得那么嚴重，盡量安慰了他一番。

全國普遍施行家庭連產承包責任制后沒過幾年，就出現了嚴重的三農問題。我擔心村民們也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可直到2002年也沒抽出時間再去了解情況。2003年夏天，我終于有了幾天閑暇，就急忙驅車到村里去看看，一路上心里難免有些忐忑不安。

車子一駛上進山的水泥路就顛簸得很厲害。路面凹凸不平，多處斷裂，顯然已失修多年。

進村后發現，村子似乎又有了許多變化。讓人高興的是，山村的面積又擴大了，房子已經蓋到了山坡上。新添的幾座別墅式的二層小樓，樣式新穎，鶴立雞群，特別引人注目。我的擔心難道是多余的？

我把車停在村里，沿著小河徒步上山，跟隨幾個游客直接進入了景區。景區里，小河原來清澈的可以直接飲用的溪水變成了渾濁的黃綠色，水上漂浮著各種空煙盒，飲料瓶，礦泉水瓶，塑料方便袋和食品包裝等旅游垃圾。河兩岸一家接一家擠滿了小酒家，門前橫七豎八的掛著招攬生意的招牌。河邊沙灘上，到處散落著摔破的啤酒瓶的碎片。接近中午，小酒家開始忙著殺雞殺魚。雞毛，內臟和污水被順手倒進河里。有的酒家已經上客，音響大開，伴著你愛我我愛你的流行歌曲，客人們吵吵嚷嚷，肆無忌憚的猜拳行令之聲不絕于耳。我所熟悉的過去那種清新寧靜的自然之美已經蕩然無存，再也沒有游覽的興致，心情沉重地回到村里，直接去了新魯家。

新魯說他早已不是村支書了。社改鄉時，因為他對分地有抵觸情緒，鄉黨委把他撤了，另外委派鄉辦公室主任來村里擔任黨支部書記。可村民們信得過他，還是選他當了村長。正如他所擔心的那樣，分地以后各家各戶的切身利益和前途命運不再和村集體綁在一起，集體和個人缺失了利益認同的環節，成了各唱各調的兩碼事，集體的凝聚力一落千丈，沒人再拿集體當回事。人心散了，各打各的算盤，只顧眼前個人利益，村委會也無權干涉。他想辦些符合村民長遠利益的事，只要和村民的眼前利益有沖突，就根本行不通。為此，他抗爭，他堅持，苦口婆心地說服村民，甚至和支部書記吵嘴干仗，但大勢所趨，無能為力，最后也只能“順從民意”，干些不顧長遠，急功近利的傻事了。

新魯說，最讓他感到郁悶的是后來愈演愈烈的賄選。村民們除了“各自為政”埋頭做自己的事，還要應付村委會三天兩頭攤派要錢的騷擾，誰還指望村委會為他們辦什么好事？只要能得點兒實惠，誰當選都一個樣，無所謂。于是，想當村官的人開始賄賂村民，要么發錢，要么分東西，條件是必須投他一票。誰發錢發得狠，東西給得多，誰就能當選。新魯為人正直，又認死理，就是不搞賄選，投他票的人越來越少，干了三屆村長后就落選了。

第二天，我又走訪了幾家村民。他們說，后來當選的幾任村長，頭腦靈活，把旅游景點都承包了出去，承包人只要別忘了與支書和村長分利，承包費交不交都可以。后來又未經村民討論同意，把村里的集體企業陸陸續續地低價轉讓給了個別村民。當然，誰要想把企業低價買到手，偷偷給村支部書記和村長送紅包和吃干股自然是不能少的。這樣一搞，旅游景點的承包人和買企業當廠長的個別村民發了，支書和村長也一起發了，先富起來了，村里的那幾棟別墅就是他們的。

新魯說，幾年工夫，集體經濟就被踢蹬光了。沒了進項，村、鄉兩級財政告急，只好巧立名目亂攤派，從村民手里刮錢，能收上去的錢原本就不多，上交鄉財政后剩下的也被村干部吃喝玩完了。然后再變本加厲向村民強征硬要，搞得村民怨聲載道，人心惶惶，甚至紛紛上訪告狀。上面說的“三農”問題，就是這么回事。后經中央多次下文件，出政策，才使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

自從村集體成了空架子，沒有錢，把水庫也賣了。賣給原山林場，讓人家在那里搞度假村，搞旅游，村里一點光也沾不上。賣水庫時瞞著村民，暗箱操作，賣得錢蓋村委大樓，買小車，剩下的也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教師工資發不出去，老師走了，小學校只好停辦。村里唯一的診所也包給私人，吃藥看病花錢多不說，正常的防疫工作也沒人干了。取消了老保費，說啥自家的老人自家養。可孤寡老人咋辦？只能聽天由命了。村里的自來水和電力設施長期無錢維修，經常停水斷電，河水又被污染，不能吃，水荒電荒成了家常便飯。道路的事就更不用說了，爛成那樣，早該修，沒錢，誰也不管。分了地，水庫賣了，山上的水利設施用不上，全廢了。澆不上水，產量上不去，農藥化肥越來越貴，種地虧本，越種越窮。種地沒指望，現在好多地已經撂荒，很多人都進城打工去了。現在搞來搞去，弄得富的富窮的窮，兩極分化，難道要退回到解放前去？

不難想象，我離開山村的時候心情有多么糟糕。真是“仔賣爺田不心疼”，敗家子呀。除此而外我還能想什么呢？

我很長時間沒再到村里去，害怕看到那已瘡痍滿目的山村。后來聽說除了幾塊好地還種糧食外，有人在山上撂荒的地里種上了樹苗，是十年速成的楊樹。最近，聽新聞里說要搞林地改革，心又懸了起來。當年老支書帶領鄉親們種下的刺槐和松樹，已經成材，可以馬上變現賣錢，如果分私人手里，真不知它們的命運將會是什么。

也許是為了再看一眼那些為村民的土地擋風遮雨幾十年的林木，留住它們的雄姿倩影和郁郁蔥蔥的秀美，在60年國慶前的最后一個夏天，我帶好像機再次來到山上。

黃昏時，我來到老支書的墓前，在夕陽的余輝里久久默立。數碼像機放在石碑下的供臺上，那里面刻錄著村集體最后的遺產。

                                      20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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