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號稱“北京•蘭考城鄉互動第一團”，有近30人，其中包括公司經理、一般城市居民、一般行政干部、大學教師、大學生，自由職業者。再也普通不過的我們，想利用國慶節的時間組團到普通的鄉村里去，以城鄉互動的方式，為緩解或者解決當下的城鄉矛盾和隔閡問題添上磚瓦之力。
我們相信，新農村建設不只是口頭上的事，項目上的事，專家的事，也不只是政府的事。它是每個人身體力行的事，是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消費密切相關的事。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的消費開支中，有一項是關于旅游休閑的。可是，曾幾何時，旅游景點在旅游季節成了擁擠不堪的地方，成了讓人越旅游越花錢找累的地方。而旅游景點大都是發達興盛之地，富貴堂皇之地，與達官貴人的生活密切相連；卻與普通的鄉村自然風光、普通農家的普通生活、貧窮落后的地方無緣的。
從來都是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普通的絕大部分人，從來都是從落后的地方走到發達的地方去，從鄉村到城市里去，從來都是遵循著一種單向度的路程。因此，鄉村與城市幾乎很少是雙向流動的。因此，這種“天經地義”的路徑造成了鄉村與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越來越隔膜。同時，普通市民的生活半徑也越來越狹窄，生活滋味也越來越淡白，人越來越多地得了一種叫“提不起神”、“沒意思”的富貴病。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們就越來越依賴主要由超市、公司來提供日用消費品的所謂成熟市場。我們越來越成為無可選擇的被動消費者、片面的消費者。我們不知道我們每天消耗的東西從何而來，如何而來，誰種養的，以何種方式生產、加工的。我們也由此而退化成一個純粹物質化的消費者。我們已經不再去想那些消費行為本就一直存在著的生態性、社會性、經濟性、人文性，甚至政治性等多樣性的意義，我們只知道商品的純粹的滿足生理的特性，以及一些為現代過度化市場經濟所包裝好的一些虛假的超物質特性。
這樣的如此之多的“曾幾何時”、“從來”的社會結構形態，使得我們個體的人，差不多從肉體到精神完全“被俘虜”。
我們這一小群人，自稱為“城鄉互動第一團”，就是不揣力淺，試圖掙扎著對“被俘虜”的狀態反思一下，本真一回。
我們想以一個普通人的姿態，用我們的普通的真實的人的感覺和完全從內心里生發出來的真實的行動，試著通過創造性地滿足從內心滋生起來的“真實需求”的方式，將“天經地義”的神話體系輕輕地戳個小洞。
我們想去農村基層的普通的村子里旅游，想把旅游開支花到在生存線上徘徊的農民身上，想看到農村里的積極健康的文化，感受到農民合作現象為農村發展所帶來的希望。世界上本沒有旅游，去的人多了，就成了旅游。我們想成就這樣的旅游。
我們想知道給我們生產日用消費品的生產者是怎樣的？生產過程是怎樣的？我們想知道我們的消費行為與生產者（而不是流通者）的關系到底是什么？
我們作為城里人，想品嘗到農家菜的親切，觸摸到土地的溫暖，聽到雞叫狗吠之聲，感受到農民的樸實的活力，以及村莊悠遠的韻調。而這一切，是那樣地久違了！
我們相信：當我們看到自己的地和給自己種地的鄉親的時候；當我們感受蘭考鄉建新面貌，包括南馬莊、胡寨、賀村、大李西村的沼氣、生態大米、老年人協會、腰鼓隊、盤鼓隊、秧歌隊、合作社、少兒繪畫、原木畫、生態建筑、豫蘭酥棗園、合作社圖書室、舊物展覽館的時候；當我們城里的孩子欣喜地追逐著家禽、家畜，在田野里開心地打滾、喊叫時……我們會有些知足，有些興奮，有些慶幸，有些超越，有些反思。
我們相信：當我們也興奮地參與農民的歡樂之中，送農民點衣物書籍，給老鄉們表演我們拿手的節目，嘗試著去學《焦裕祿啊，我們的好書記》這樣的歌唱給他們時，我們會在心與心平等的交流和互動中拉近與老鄉們的距離，我們自己也會不自覺地被熏陶了一回，人格升華了一回。
這“城鄉互動第一團”，在2006年金秋之月所實現的，將是人的自我實現方面的實破，旅游事業的突破，新型市場機制的突破，城鄉和諧發展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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