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農民為主體的合作：21世紀普通村莊發展的希望

——采訪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河南省蘭考縣縣委常委何慧麗

文/黃毓  梁志華

 （原文刊登在2009年6月《赤子》）

河南省蘭考縣南馬莊村，黃河邊上一個普通的村莊，近幾年，由于組建了農民文藝隊，老年人協會，組織合作社生產無公害大米，參與了蘭考農民合作聯社文藝隊走進中國農大、“農大教授賣大米”、“購米包地”等一系列新聞事件，逐漸使城里人熟悉了起來。4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到南馬莊村調研，走進農戶周獻忠大爺家里，興致勃勃地看起來了周大爺家的合作社賬本。大概周大爺連做夢也不會想到，在自己家里，還能接待到國家領導人。一個小小的南馬莊村，為什么能引起全社會，甚至國家副主席的關注呢？

何慧麗，自2003年掛職蘭考縣副縣長以來，一直在推動蘭考縣新農村建設，積極組建合作社。南馬莊村就是在她的理論指導之下逐漸走上合作化之路的。筆者帶著疑問，圍繞南馬莊這個典型案例，針對農民合作的有關問題，有幸在中國農業大學采訪了這位在基層做了六年新農村建設試驗的知識分子。

一、解構：合作是農村發展的唯一出路

從我國農村城市化發展趨勢來看，何慧麗認為，我們需要通過合作的方式，把農村建設好，打造好現代化的底座。不管怎么樣，即使每年從農村順順利利轉移出500萬人，轉移20年，按照主流人口學家的測算，假設這個社會沒有動蕩，沒有金融危機，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每年都是8%、9%，這樣持續增長下去，20年之后，中國還會有至少一半的人口在農村。這種情況下，如果城鄉差距越來越拉大，如果城里人和農村人生活的價值都不一樣，這個社會很麻煩。所以有人說，問題不在于這個偉大的中國有多強大，問題在于如果它變成了兩個中國——一個農村中國，一個城市中國——那么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執政黨會有大的麻煩。所以，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戰略，提出構建和諧社會，提出以人為本和全面小康，這是非常及時的。

在何慧麗看來，一盤散沙的小農經濟，是沒有任何前途的。最深刻的例子是，有誰探討過今年北方大旱的制度性原因？北方很多耕地都是靠抽取地下水澆灌的，比如，老王挖了一口井，管著自家10畝地，別人要抽點，不行。再比如，老李買了400塊錢的水管，自家澆完了地，閑著也沒用，可別人用一下，那就是不行。我們會發現，它有許多內耗在里面。這樣的現象還有很多。一個農戶，假如有10畝地，其實是有若干塊，東一塊，西一塊。一個村莊，假如有300戶，可能就有200多臺中小型拖拉機。按道理，一個拖拉機可以管500畝，甚至1000畝地，結果每戶的拖拉機僅管自家的十余畝地。諸如此類，農村出現了資金分散、土地分散、生產資料分散、勞動力分散的情況，而資金、土地、生產資料、勞動力都是經濟發展的要素，有誰見過經濟要素分散而生產力大大提高的例子的？怎么辦？最近，黨中央提出了“土地流轉”的政策思路。按照何慧麗的設想，勞動力要規模化，資金要規模化，土地要規模化，農村才有出路。要通過合作的方式，以合作社為載體，進行土地流轉。而以資本運作方式——也就是俗稱的“公司＋農戶”方式進行土地流轉，并不是很好的選擇。比如說，一個大老板，跑到村里，一畝地年租金500元，一簽就是70年，然后把農民趕出去，一般人都會覺得500元錢很多。仔細分析起來，就不是那回事。萬一風吹草動，比如說企業垮了，500元都拿不出來了，結果老板逃了；或者老板大賺了，農民心里又不平衡了，那么該怎么辦？所以，我們會發現，這都造成社會矛盾沖突。但以合作社進行土地流轉的話，合作社有寬松度，最重要的，就是“風險共擔，利益共沾”，在合作社里面，人人都是主人，農民具有決策權、管理權和受益權。

從全社會來看，何慧麗認為，全人類面臨三大問題：第一大問題，就是生態問題，無論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無一幸免。但是，發達國家可以把它的災難轉嫁，何慧麗直言：“我到美國待了20多天，看到美國的環境太漂亮了，它就是把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轉嫁給了發展中國家。”全世界，缺水、缺糧，空氣被污染，耕地被毒化，食品不能保證安全，但是高樓大廈、手機、電腦和高級汽車，一塊塊工業化的飛地卻極其富有，這樣的“生態”惡化的社會難道是我們這個超大國的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所需要的嗎？第二，是社會分化問題，問題不在于我們國家的總量和平均有多高，漲幅有多大；問題在于我們這個社會的離散度、分化程度是否是在不斷地加大？也就是說，如果廣大的人民群體心理上有強烈的被剝奪感，如果說這個社會的貧富分化非常地嚴重，人們都不愿意從事農業生產，不愿意待在農村，待在農村的人覺得自己這輩子白活了，這個很可怕。我們很多農村出來的小伙子，在東南沿海找不到工作也不愿意回去，因為種糧食負收入，而且農村環境不好和發展機會有限。他已經習慣了發達地區的花花世界，他寧愿在東南沿海游手好閑，搶劫犯罪，或者以各種不正當方式麻醉自己，我們叫社會態有問題。另外，就是心態問題，就是人有沒有一種精神，我們叫民族精神也罷，叫鄉村精神也罷，也就是說人的靈與肉的關系發生了問題。我們確確實實看到很多包二奶的大腕們過得也不舒服，看到許多大腹便便的人，成天抱怨“哎呀，真沒勁。”一個社會，不應該是紙醉金迷，只信金錢的。它應該能通過一種精神，讓人健康地活著，讓人安逸、安詳，讓人有較高的滿足感和幸福感。何慧麗告訴筆者：“所以，我總結，生態、社會態、心態，即‘三態’有問題。我們在蘭考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盡可能的現實條件之下，在這三方面做一些探索。經濟學家不管這個，他會質疑：“你何慧麗可以搞合作社讓農民賺錢，你為什么要搞文藝隊？難道蹦蹦跳跳地就會來錢嗎？”

二、試驗：建設合作、誠信、生態南馬莊村

何慧麗認為，一般來講，新農村建設包括四大建設，即黨政組織建設、精神文化建設、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建設。而她一直強調以合作組織作為綱來實現。

“用我們試驗的體系來說，從村莊建設的層面來講，我們要建造合作村莊、誠信村莊和生態村莊。如果農民不合作，就無所謂后面了。我一直在做比較，組織里面的人和非組織里面的人，同樣是這個人，但表現不一樣。所以說，農民合作，才會解決別的問題。”何慧麗說道。

合作，包括人類社會系統中的城鄉合作和農村里面的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形式的合作。農民合作，說的是農村這個系統里的人與人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這幾年，在南馬莊村搞的“購米包地”，就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城鄉合作模式的探討。以合作為本，才能為農民的誠信意識提供一個制度的、組織的保障，合作促生誠信，誠信是鄉村精神的一個內核。正是因為合作的缺失，所以，就會有20多個警察管不住一個農民的說法，就會有許多人提起農民就頭疼，說“農民心眼多得很”，“農民沒有一句實話”，“農民把我們當猴耍”，“農民是又可憐又可惱”，等等。在不合作的環境中，農民為什么要講誠信呢？作為責任分散的虛弱的大多數，缺乏主體意識的個體的農民怎么會自覺地意識到誠信是為人、為事之本呢？所以，只有合作起來的人，才有誠信起來的鄉村。接下來，再解決生態方面的問題，何慧麗所說的生態，不是說讓農村干干凈凈，而是叫健康農業，也就是以健康農業建設解決人與自然的不可持續的非合作關系。何慧麗認為農民合作組織可以“六統一”的形式（統一購種、統一技術服務、統一管理、統一加工、統一包裝、統一銷售）達到現實中的生態農業狀態，從而保證民生和食品安全。

以社群文化組織促進農民合作，在農村組織秧歌隊、腰鼓隊、盤鼓隊、戲曲隊等鄉村文藝組織，以及類似于老年人協會這樣的鄉村社會群團組織，何慧麗認為，這是最容易入手的合作方式，它風險小，低成本，效果最好。文藝隊，是一種精神，體現了一種健康的、積極向上的包容性的、大眾的生命文化，沒有宗教所具有的排異性特點，以及城市精英文化在農村的不可復制性特點。“你看，我們的秧歌，是給只要會走路的人就可以扭的；我們的腰鼓，是給稍微年輕一些的農村婦女設計的，腰鼓的觀賞性會強一些；我們還有盤鼓，農村強壯一些的人們可以敲，這就不只是從愉悅身心上來談他的意義了，敲盤鼓體現了一種黃河精神和民族精神。我們還有流傳至今的鼓聞樂見的地方戲曲，這都是傳統文化的精華。”說到這里，何慧麗一臉的興奮和喜悅，繼續說道：“所有這些，不管你信什么，都是要你身體好，精神好。我們在農村搞文化建設，其內核是合作、勞動、奉獻、生態。我們農民會唱的一些歌曲或故事，都是盡可能地體現到這些內核性的東西。”

合作起來的南馬莊村跟企業合作，有很好的經驗。蓮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在開拓新的產品領域的過程中，希望“以工補農”、“以城返鄉”的方式，與農民結成一種良性循環的關系。蘭考的空氣、土質和水質都是非常好的，再加上南馬莊有合作社，于是促成了蓮花味精與南馬莊的一段愉快的合作。蓮花味精產生的下腳料做成有機肥料提供給合作社，同時，向合作社提供生產管理技術服務。社員估算每畝地多少產量，蓮花味精就向合作社收多少糧食，給社員的報酬中，是把農民的勞動力成本、生產資料損耗成本也算進去，讓農民很保險的種莊稼。這樣，農民一畝地的收入下來，比往常還多賺了三、四百塊錢。

蓮花味精與南馬莊的合作，是公司通過合作社向農民下訂單，而且服務貫穿始終，這樣，以善待農民的方式，自己獲得健康的糧食，同時，也善待了耕地，使耕地的生產力可持續。南馬莊還有一種預約方式，就是“購米包地”，城里的消費者，通過合作社，以讓農民得利的方式善待農民；然后呢，因為農民的利益得到保障，農民就會善待市民，為市民提供健康的糧食，這是以信息對稱的方式達到“雙贏”。

何慧麗認為，南馬莊的意義，就在于以農民合作的方式，讓普通的村莊，在21世紀的發展還有希望。那么，大的道理，就是讓農民合作起來，為城鄉合作，為城鄉公平貿易打造了一個基石，一個制度基石。只有讓農民合作，才能達到“六統一”，而“六統一”才是農業規模化、標準化、安全化的保證。 “六統一”，一方面解決消費者的食品安全問題，現在，小農經濟沒法達到統一，也很少有人去跟農民說，要用多少農藥，要用多少化肥，農民全憑感覺來；另一方面，確確實實可以讓農業可持續一點。

三、實質：探索如何低成本地進行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

何慧麗認為，“這幾年，我做的所有事情的實質，就是探索執政黨如何低成本地進行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也就是說，如果農村不組織起來，外界所有好的、善意都很難落實。一個政黨治理鄉村，不應該用警察來治理，而應該就是用一種社區內部的低成本自治。所以，我這幾年做的事，就是以‘外發促內生’的方式，在村里面發掘、培養大批現代鄉紳、新型鄉紳，讓他們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為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有效治理的主體性力量。因為農村跟城市不一樣，城市是高成本的一種治理，而農村沒有條件跟城里學。”

鄉紳，在我們的詞典里，似乎是個貶義詞。在何慧麗看來，村莊絕大部分人出去賺錢了，留在村莊的人，不都是一貧如洗的。有些農民，在沒有好的基礎或環境的情況下，他有可能成為劣紳。鄉村的能人非常多，比如獸醫、人醫、鄉村教師、個體零售商販、農技師、農藝師、調理紅白喜事的大賓，等等。他們有一技之長，或者在某一方面具有資源優勢，形成市場壟斷、文化壟斷、社會壟斷，或者在家族里說話算數，或者五大三粗、高大威猛……鄉村是有這些人的，需要進行分類，進行培訓和引導，給他們機會，讓他們把自身優勢和資源優勢為大家共享。鄉村還有一些良性的力量，比如“鄉村五老”——包括老黨員、老模范、老干部、老退伍軍人和老鄉村教師，黨和政府給他們發有退休金，他們又都是素質較高、有威望的干部，只要把他們稍微凝聚起來，他們就能做成一些很有效的事情，比如組織老年人協會，他們會是中堅力量；再比如協助村兩委做事，或者自覺地承擔起調解鄰里糾紛，等等。

談及南馬莊村黨支部書記、南馬莊農民生產合作聯社理事長張硯斌，以前是個獸醫。曾經對于何慧麗組建農民合作社，讓全村人致富的想法，笑著說：“如果我到處給別人說這些，別人會懷疑我是不是喝醉了酒，在說醉話？”

合作社的骨干力量，比如王繼偉、張硯斌，等人，也會經常向何慧麗傾訴，也會有很多苦，但是，他們是自豪的，因為他們嘗到了另外一種做人的方法。這幾年，張硯斌登上了農大、清華、北大的講臺，成為了新聞人物；而且，黨和人民也給了他很多榮譽，比如縣人大常委會委員，市人大常委會委員。作為一個小小的村支書，問他為什么會得到這么多？就是因為搞了合作社。

“這幾年，他從小小的一個獸醫個體戶，變成為了中國農民合作的大事業，為了村莊的整體事業，成為一個大寫的人。鄉村多的是小個體戶、小獸醫、小人醫、小鄉村教師，而少的是能把這些農民合作的大道理講清的，帶領鄉親們干致富事業的人才。所以，我只是在把農民分類的基礎上，只是把小小的個體農民，變成了合作社的骨干力量而已，變成一個會干事、有本領的精神權威者和優秀管理者而已。然后，把那些有點毛病的，確實是壟斷鄉村資源的人，給他們以非物質激勵，讓他們把自己的資源供大家分享，看看能不能造成一種整合后的‘1+1>2’的效果？”何慧麗謙虛的說。

3月26日，河南省省委書記徐光春同志考察南馬莊村，充分肯定了南馬莊村最近幾年所取得的成就，稱贊道：“以黨政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的方式，以村莊為單元把農民組織起來，使村莊里的勞動力、土地、資金等要素得到整合，探索出一條促使農村經濟發展、社會和諧，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路子，這是南馬莊農民自覺貫徹實施新農村建設戰略而做出的創造性行動。”

“黨政主導，農民主體，社會參與。”這正是南馬莊新農村建設的一條重要經驗。一切的核心，在于以農民為主體。在何慧麗看來，黨政主導是前提和保證。幾年下來，合作社需要培訓干部，需要優惠政策，需要提供好的、寬松的信貸、服務環境，需要協調和整合各種部門資源，這些都是黨政來做。談到社會參與，何慧麗認為：“我們這幾年做的事，是一個混合團隊——混合志愿者團隊做的。我得感謝媒體，說實在話，人家跟何慧麗又不沾親，又不帶故，又不吃你的飯，又不拿你的紅包，然后，幫你捧場，對不對？這個社會，不都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我們通過志愿者精神，把社會的這些游離于社會主流取向之外的一些因子、資源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混合性的、綜合力量。任何一項社會實踐，它需要一個符號性的代言者和總結者。只是說，何慧麗在某種情況下，成了這個符號。而我清醒地知道，是誰在干事。我說是我干的，這會使我感到慚愧。”

習近平副主席對南馬莊的考察，對何慧麗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努力是一種激勵，對南馬莊村人民的探索也是一種激勵，對農民組織化之路更是一種肯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非朝夕之力可成。這條路，需要有你，有我，全社會共同參與。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何慧麗服務農民的行列中來，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新農村建設的隊伍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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