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的出路與中國的道路

李昌平

一、城市化是農民的出路

發達國家都只有10％左右的農民，我們還有9.4億農民，占70％。如果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至少還要轉移8億農民到城市。如果最后保留30％的農民，將來數十年至少還有轉移5－6億人到城市。

經濟發展速度保持8－10％以上，平均1年轉移1500萬人，需要40年。未來數十年，城市化是農民的根本出路！

二，通過工業化、帶動城市化，達到減少農民；

進城，是農民的出路。為什么？因為人的欲望，因為技術進步，因為專業化分工，因為集約化，因為效率。所以，必然有工業化。工業發展，有集群效應，就必然出現城市化，城市化必然促進服務業和社會事業發展等等。財富不斷向城市集中、人就不斷向城市集中。人不斷向城市集中，需求就不斷增長，生產就不斷擴大，財富就不斷積累，欲望就不斷上升、技術就不斷進步，這就是一個不斷上升的循環。

一個農民在城市一年的收入可以是他在農村的5倍以上，一個農民在城市的消費，可能是他在農村的10倍以上。經濟增長的動力，就是農民轉變為市民。

現代化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減少農民，減少農民也是實現現代化的根本途徑。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互為因果。

三，全球資本主義工業化是梯度轉移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主權國家自成體系的，均衡發展。

全球資本主義工業化開始于英國工業革命，后轉移到德國和法國、美國、俄羅斯、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大陸等等。先發國家，靠知識產權、靠標準、靠金融衍生品、靠發行貨幣、靠吸納人才和財富生存。

全球資本主義工業化為什么會梯度轉移呢？因為先發國家資本要獲得壟斷利潤和“殖民綠色紅利”，必然要和廉價的勞動力、土地結合才行。

中國沿海外向型工業帶是全球資本主義工業化梯度轉移的必然結果。是廣場協議之后，日本等先發國家過剩的資本和中西部過剩勞動力、廉價土地相結合的結果，是必然的。亞洲四小龍30年高度發展，中國的沿海也會有30年高速發展。中國的沿海基本上實現了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

全球社會主義工業化不同，強調主權國家自主發展門類齊全的產業體系，強調主權國家內部均衡發展、平衡發展，強調國家之間平等和平衡貿易。強調幾大部門協調發展，強調社會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工業化也帶動城市化，是大體上均衡有序的城鎮化。全球社會主義陣營的貿易體系在蘇動解體之后解體了，多數國家納入了全球資本主義貿易體系，承接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梯度轉移，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自我殖民化國家”。沒有“被殖民化”和“自我殖民化”的國家，被邊緣或孤立起來。如：朝鮮。從90年代開始，朝鮮被迫停止了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也倒退了許多年。

四，全球資本主義梯度轉移工業化——出口拉動型工業化，不能幫助中國實現城市化。

中國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數十年，搞“出口拉動型”工業化戰略數十年，并沒有出現歐美、日俄。亞洲“四小龍”式城市化和現代化——將農民減少到10％左右。相反，農民還增加了2億（7億增加到了9.4億）。中國的人均GDP3000美圓了，農民人數應該在30％以下了，為什么還有近70％的農民呢？因為中國步入“出口拉動型”工業化軌道后，全球制造業有“少數人給多數人搞制造”逆轉為“多數人為少數人搞制造”，隨著越南、印度等加入低端制造業，全球式數十億人為數億人搞制造，這和“中國9億農民為4億市民搞飯吃”沒有前途是一個道理——供過于求。先發國家搞一般性制造業的時候，100元GDP，有70元轉化為國民收入，中國搞制造業，100元GDP只有30元轉化為國民收入。農民工一個月幾百元的工資，怎么可以市民化呢？國民怎么可能有消費能力呢？中國制造業只會制造出“出口依附型”發展模式——自我殖民化經濟。當全球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數千萬農民工不得不返鄉，十幾上是為“發達國家”打了數十年“長工”。沿海的現代化，是以犧牲中西部農民工利益、犧牲國家資源、環境和社會保障為代價取得的。和日本占領東北時的殖民地式的城市化和現代化相似，國家和民族承擔的代價是非常高的！

五，即使沒有金融危機，沿海地區也會進入低增長階段，析出農民工是必然的

很多人將出口企業的倒閉、農民工失業說成是金融危機的后果。不完全是這樣的。即使沒有金融危機，中國沿海的出口拉動型工業也會出現倒閉潮，農民工失業潮。這是全球資本主義工業化梯度轉移必然結果。中國沿海的低端制造業必然會向更低地價和勞動力的國家和地區轉移，這是資本的本性。很多人以為，中國的經濟危機是階段性的，沿海在2009年就會恢復到2007年的高速增長水平。這是一廂情愿，中國無論怎么出口退稅，都挽救不了出口企業大規模倒閉的命運。沿海制造業將來不僅難以更多吸收中西部勞動力就業，相反會擠出更多的失業農民工，2000萬遠遠打不住的。

現在張五常等權威的經濟學家主張廢除或停止執行《勞動合同法》，以期待進一步壓低農民工工資，維持中國“出口型”經濟的競爭優勢。張五常應該明白，在中國、印度、越南、巴西等后發國家都加入到全球資本主義梯度轉移的“出口拉動型”工業化軌道之后，世界制造業發生了逆轉——數十億人為數億人搞“制造”了， “出口拉動型”發展模式沒有了前途——只能“制造”出更多的“農民工”，而不是市民。說白了，“出口拉動型”經濟是“只要（農民工）勞動力，不要人（農民工）”的“牲口型”勞動力競爭優勢經濟。即使將珠三角、長三角的農民工變成“牲口”，也維持不了其“出口型”競爭優勢。

東南沿海出口型企業的倒閉潮和農民工失業潮在中國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的。是必然的。

六，中國未來的選擇——農民的出路

在國際上，中國不可能退出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了，因為已經深深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了。在國內，中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可能有不同的選擇。下面我要重點談談在全球金融危機不斷加深的情況下，中國的戰略選擇問題。

1，  不能重復1997年的故事

中國現在怎么辦？這是中國當下要回答的重大問題。中國的思路大體上是1997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思路：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投資，維持一定經濟增長速度，增加就業，維持社會穩定；另一方面，采取出口退稅、增加流動性等多種措施，幫助東南沿海出口企業度過難關，期待在2009年下半年重新走上快速增長軌道。中國的采取這樣的應對策略，主要基于兩個基本判斷，第一，全球金融危機很快過去，外需很快就會恢復并持續增長，東南沿海很快會承擔起“火車頭”的作用；第二，“出口拉動型”工業化戰略，可以幫助中國整體上實現城市化和現代化。

中國的這兩個判斷是錯誤的。

第一，中國東南沿海的經濟危機，本質上與全球金融海嘯關系不大，是全球制造業梯度轉移的必然現象，東南沿海“出口拉動型”模式不可持續；第二，“出口拉動型”工業化戰略，在亞洲“四小龍”之后，再不可能幫助大型國家整體上實現城市化和現代化了（參考李昌平：《中國難題與張五常局限》）。

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機和1997年 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來講，是完全不一樣的。1997年，正是中國“出口拉動型”工業化旺盛時期，現在是“出口拉動型”工業化收尾時期。如果中國采取1997年“積極財政政策”的辦法，只會增加更多的產能，有可能進一步加劇“生產過剩”危機，會造成長時期的“通縮”和更大的“經濟危機”。不僅不能率先走出低谷，有可能在別國走出低谷時，我們正好走進低谷。

退一步說，即使美國等發達國家速度走出了低谷，也不必然中國就恢復2007年的增長速度，因為，美國等發達國家不一定偏好中國的制造產品，可能更加偏好越南、印度等國的制造業產品，甚至扶持朝鮮發展制造業替代中國的制造業。這都是可能的。發達國家有太多的選擇，何況中國沿海的制造業已經失去了競爭優勢。

2，中國的定位和發展戰略選擇

站在全球看中國，中國的沿海和大城市，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產能、資本、技術、管理、經驗等等都相對于后發國家有一定的優勢。加上人民幣已經有了一定的國際地位，中國有了參與全球化、并分享全球化好處的能力。中國走出去的時候到了。

站在中國看中國，中國人口巨大，腹地遼闊，發展極不平衡。如果將中國當成全球，香港、臺灣、上海、廣東、北京、沈陽、武漢、西安、重慶等發達地區和省會城市，就相當于歐美和日本；西部地區相當于非洲；中部地區相當于中等發達國家。在中國內部實施梯度轉移戰略已經水到渠成。

從中國在全球所處的地位和國內區域發展狀況來看，在經濟發展上，發達地區和重要城市在產業升級的同時，實施“雙向梯度轉移戰略”。即走出去，參與“全球梯度轉移”；同時在國內實施“由東向西梯度轉移工業化”戰略。在社會發展上，實施雙升級戰略，即：社會升級和生態升級戰略。在中西部廣大農村，則選擇土地集體所有制和以集體經濟為主、多種經濟并存的發展道路。

3，關于雙向“梯度轉移”戰略

一方面參與全球資本主義工業化梯度轉移，就是鼓勵東南沿海參與全球化、主導區域化。向海外輸出過剩的產業、資本、貨幣、品牌、技術、管理和人才（包括熟練工人），利用他國的土地、勞動力、資源能源、環境等獲得“綠色收益”（將污染留在了他國），可以擴張資本積累，可以增加資源、能源儲備和短缺品進口。這是變沿海經濟為全球中國人經濟，雖然可能導致沿海GDP增長放緩，但沿海人民的財富積累會加快，資本積累會加快，促進人民生活水平改善。

政府不是要節制資本和產業輸出，而是要鼓勵和幫助輸出，有計劃和策略的輸出。

另一方面，中國要實施“大中華由東向西的梯度轉移工業化戰略”。其核心內容是：一線城市圈和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為第一梯隊。以二線城市和有發展低端制造業區位優勢的三線城市（鎮）為第二梯隊；以中心鎮和中心村等小城鎮為第三梯隊；以廣大農業生產區為第四梯隊。主要戰略是：第一梯隊以社會升級和深化服務亞為主，少數城市兼顧發展高精尖產業和研發；第二梯隊以發展低端制造業為主；第三梯隊以基礎設施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為主；第四梯隊以農業合作化和土地整理為主。

實施“大中華梯度轉移工業化戰略”，核心是：第一，將90年代東南沿海制造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向內地100個區域性的低端制造業中心圈“復制”，中西部未來的100個“東莞”和“昆山”要逐步吸納2億人就業，常住人口5億人左右；第二，要鼓勵珠三角、長三角和津京唐等省會城市圈以深化服務業（含教育、文化和金融）、研發和高技術產業化為主，東部和各省會城市圈的市民人口要達到5－6億人。第三，農村要重點建設4萬個中心鎮和15萬個中心村，常住人口4－5億人。第四，規劃和支持上海、北京、港深和臺北參與全球高精尖產業和技術上級的競爭，服務于大中華地區可持續發展。

30年后，4億農民為11－12億多市民搞飯吃，城鄉人口由現在的1：3變為3：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基本消除，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三農問題可以基本解決。30年后，中國人均GDP應該是現在的2倍左右。但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要比現在優化許多，特別是大大增強自主性。

中國很多省的人口規模相當于歐洲幾個國家，發展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應該有巨大潛力。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的發展，對擴大就業、改善民生和城市化、農民市民化的作用應該遠遠超出“出口拉動型”經濟的作用；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的發展，對國家財力和國民財富積累、對有效內需的增長、對共同富裕和平衡發展等方面的作用，也應該遠遠大于“出口拉動型”經濟的作用。

13億人的中國，相當于數十個歐洲國家。中國不是要搞“航空母艦”式的大產業集團和巨大型城市。中國不是要變數百個奶制品企業為三五個大型奶制品企業，而是要變三五個大型奶制品企業為數百個中小型奶制品企業。中國不是要重點發展數千萬人的特大城市，是要重點發展許許多多數百萬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區域經濟中心。中國要擴大區域中心的政治經濟權力和功能，發揮中等城市和區域經濟在現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以平衡貿易和互惠互利為前提的對外貿易是必要的，出口不是為了擁有更多的美圓儲備，是為了發揮比較優勢、改善民生、增強國力。改善民生和增強國力當以發展區域經濟和省際貿易為主，以對外貿易為輔。

4，關于社會和生態雙升級戰略

一方面要實施社會升級戰略。所謂社會升級戰略，主要是指社會事業發展要升級，特別是社會保障，其次是公民社會要升級，大力培育和諧社會建設的主體——各類社會組織。另一方面是生態環境升級。一般而言，中等發達國家100人就業，社會事業和社會組織提高的就業崗位高達17％以上。社會升級和生態環境升級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可以留住財富和吸納財富。一個國家的最后競爭力不是經濟發展水平，而是社會和生態發展水平。為什么中國的富人和高技術人才都移民海外，除“第一桶金帶血”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社會發展水平太低，生態環境太脆弱。如果一個國家有錢人移民或將財富轉移海外管理，這個國家只是發展經濟的垃圾場，或者是殖民地。發達地區在實施雙向梯度轉移戰略的同時，同時實施雙升級戰略，財富和人才才會回流，產業才會升級，服務業才會深化發展，社會和生態升級才可持續，財富和人才才會不斷流入，這就形成了良性循環。

5，雙向轉移和雙升級戰略中的沿海地區——學習日本、防止海口化

低增長不完全是壞事。日本在低增長下發展了近20年。日本的經驗和教訓對中國沿海地區應對危機是非常珍貴的。

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在隨后的近二十年中，也出現了“倒閉潮”和“失業潮”。近20年來，日本一直是有步驟地向海外輸出產業、資本、技術、管理、人才等，變日本經濟為全球日本人經濟。盡管日本國內經濟一直處于低增長、甚至負增長狀態，但并沒有因為經濟低增長或負增長，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并且全球的日本人經濟卻一直高速增長，日本國民財富積累不斷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

繼日本之后的亞洲“四小龍”，最近十年，產業和資本等也一直在向外轉移，同樣，亞洲“四小龍”并沒有出現衰退，資本積累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在亞洲“四小龍”之中，臺灣是個例外。在李登輝、特別是陳水扁執政的時期里，臺灣當局一直是限制資本和產業等向大陸轉移的，恰恰是臺灣的資本積累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幅度落在了香港、新加坡的后面。

為什么向外輸出產業和資本等，可以幫助度過危機呢？因為“出口拉動型”工業化戰略是階段性的，實現城市化、現代化后，“出口拉動型”戰略就沒有意義了。產業和資本不向更落后的地區轉移，必然會“倒閉”。而主動向海外輸出過剩的產業、資本、品牌、技術、管理和人才（包括熟練工人），利用他國的土地、勞動力、資源能源、環境等創造價值，獲得的是“綠色收益”（將污染留在了他國）。這是變“本土經濟”為“非地經濟”，雖然可能導致沿海GDP增長放緩，但沿海人的財富積累會加快，資本積累會加快，更有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今天面對的問題，和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是同一類問題。要重點研究日本90年代以來是怎么走過來的，不可以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瞎折騰。一定要將有限的財力用在社會升級和生態升級上（包括環保產業發展）。

如果中國東南沿海的“明天”和日本的“昨天”一樣美好，那應該是沿海人民的福氣了。

東南沿海當務之急要防止“海口化”或“北海化”90年前后，廣東的海口和廣西的北海是中國僅次于深圳的高速增長區和區域發展龍頭。可是在“亞洲金融風暴”前，海口和北海開始走下坡路了，從此“一蹶不振”，十幾年來幾乎被人遺忘了。

海口和北海為什么“一蹶不振”呢？這是值得危機之中的東南沿海發達地區深入研究的。

一棟“爛尾樓”要修起來，可能只需要數百萬，但往往十幾年之后也無人接手“爛尾樓”的修建，為什么？不是因為拿不出數百萬的錢，是因為與“爛尾樓”相關的經濟關系“紊亂”了，要理順“紊亂”的經濟關系，需要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數百萬付得起，但時間和精力往往耗不起，“爛尾樓”的背后是經濟關系“爛尾”了。

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地區或城市），經濟增長速度突然慢下來，應對不好，往往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爛尾樓”，從而導致經濟關系大面積“紊亂”，甚至導致整個經濟體（地區或城市）變成一個“爛尾樓”。整個經濟體變成了“爛尾樓”，可能是數月之間的事，但重建“爛尾樓”可能需要十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東南沿海的很多城市政府，現在手上是有財力的，也可以調動巨大的財力。這些可用的財力非常寶貴，用對了，可以幫助走出困境；“瞎折騰”，就會加速“海口化”、“北海化”。東南沿海很多城市政府視農民工為包袱，異口同聲高喊“農民工返鄉創業和就業。” 這恰恰會加速“海口化”、“北海化”。只有上海例外，上海在做主動吸納人口（精英戰略，先下手為強）和提升社會保障的工作。上海是有遠見的，是在朝防止“海口化”和“北海化”的方向努力。為什么吸納人口和提升社保水平可以防止“海口化”和“北海化”呢？這是因為，“制造業外移”后，產業升級的主要方向是深化服務業。一個城市的社保水平越高，服務業升級就越快。服務業升級越快，人氣就越旺，房地產等財產性收入就會穩步增長。如果一個地方制造業外移，同時人口大幅減少，就會出現財產性收入大幅下降，企業和居民就會出現“負資產”，銀行就會出現壞帳等等，就會出現經濟關系“惡性循環”。不僅會出現“爛尾樓”，整體經濟關系都會出現“爛尾”。這就是海口化和北海化。

東南沿海政府現在手上的財力，要重點用在社會保障水平的提升上；用在閑置廠房改居民樓上，用在農民工市民化上；用在環保事業上；用在成立資產信托公司，盤活存量資產，防止經濟關系惡化上。不是向中西部政府和中央政府呼喊“農民工返鄉”，而是要向中央要政策，安置農民工，將農民工變為市民。

很多沿海地區的政府領導人，還沒有認識到這次制造業“倒閉潮”危機的性質，瞎折騰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會出現一批海口化和北海化的城市。

6，雙向轉移戰略和雙升級戰略中的中西部地區的選擇

東部制造業是一定會向中西部轉移的。有13億、甚至是16億人的中國市場，中西部制造業發展的前途是遠大的。誰將是未來中西部的東莞和昆山呢？

我建議中西部省分要放慢或暫停“省管縣”的改革試驗，因為東部產業和資本向中西部轉移，至少需要建100個東莞和昆山，在中西部建東莞和昆山或許市管縣體制優于省管縣體制，當初推行市管縣體制的重要原因就是要發揮市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促進區域產業集群和區域經濟發展。中西部在建設100個東莞和昆山的過程中，可以參照90年代沿海“經濟特區”發展政策。在“經濟特區”的建設過程中，可以采用更加靈活的土地政策——土地農轉非減半和土地租用政策，在土地農轉非過程中，政府無償獲得的50％的公益用地，除38％用于城市公益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外，12％要用于農民工住房建設。農民得到的50％的非農用地，35％可以長期出租給工商業資本家，土地租金由當地農民分享，15％用于建設市場（包括超市）、停車場建設和報亭，這三項建設只能由失地農民專營。非“經濟特區”的農村，可以用多畝集體建設用地換一畝“經濟特區”土地的辦法，參與“經濟特區”建設，分享“特區”經濟發展的好處。

甚至，中西部地區，可以劃出一個或幾個鄉鎮給東南沿海地區的城市政府管轄，發展“飛地經濟”（參考李昌平：《溫州應該到中西部建‘飛地’》一文，2003年《中國改革》）。以便于產業集群式轉移。

當然，中西部地區在承接制造業轉移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保護環境。

更重要的是，中國實施制造業梯度轉移戰略和雙升級戰略時，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在布局上保持均衡發展，區域中心分布要合理。要統籌全局、統籌城鄉、保持東西南北中社會發展、生態保護、基本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均等化發展。

7，以“村民集體資本主義經濟”實現6億農民小康

未來30年內，中國人口高峰不會低于15億，中國如果像先發國家一樣現代化，農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3億多人，農民只有1.5億人。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速度驚人的快，很多資源已經不得不依賴國際市場了，但農民數還增加了2億多，總量高達9億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200萬人，再過30年，中國的農民數量可能也不會低于5億，如果低于這個數，除了資源供應會嚴重短缺外，社會穩定也難保證。30年后，城市市民9億人，農村（含鄉鎮）居民還有5－6億人。

鄉鎮以下的農村要留住5－6億人，并過上和市民差別不大的“幸福生活”，這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所在。農民不能一股腦的進城，應該有序進城，進城的生活水平和沒有進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這就需要安排好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

很多人認為，必須廢除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必須推行土地私有化。堅持土地私有化的人認為，只有土地自由買賣，私人資本就可以下鄉整合農村、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提高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水平、農村勞動力也可以自由流動了。很多人堅定相信這是“效率最高”的土地制度和農業制度。

市場經濟條件下，強者恒強，弱者恒弱，這是規律。中國農村是資源和人口矛盾極度緊張的國家，維持小農家庭經營，中國農民一萬年都不可能小康，只會越來越困難；依靠資本主導的農村經濟和農業產業化，只會使少數人更富，多數農民快速破產。5－6億農民，如果繼續維持小農家庭經營體制，毫無效率可言；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讓“公司＋農戶”大行其道，資本會很有效率，但農民一定會大量破產，會產生大量“流民”或貧民，社會就會亂成一鍋粥。

既要有很高的效率，又不出亂子，只有學習大寨村，走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道路。在保留集體經營體制的同時，鼓勵發展村民集體資本主義經濟，可能是未來中國農村必然的選擇。集體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是土地成為集體經濟的資本，村民共享土地“農轉非”增值收益和資本化收益，農民分享農業產業化的全部收益。因為，只有這樣的制度選擇，小農才不會被逼破產，新農村建設——重點建設15－20萬個中心村（鎮）才可操作，鄉鎮和鄉鎮以下才能夠留住5－6億人、并過上和城市市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生活。

很多人不喜歡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濟，對現在重提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濟十分反感。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濟的生命力比家庭經營更有生命力（家庭經營和集體經濟并不矛盾，相互促進關系）。很多人都主張農民“自我集體”，不主張“被集體”。亞洲國家的小農，和歐洲的農場主不一樣，不能自我集體，都是政府扶持和保護下形成集體的，并且集體組織在一定的范圍內是排他性組織，如一鄉只有一個農會。可以自由加入，可以自由退出，但不可以自由另立一個農會。農民集體在政府扶持形成集體之后，在法律的保護下（排他）成長，最終實現民主決策，自主經營、民主管理，自主發展。所謂現存的農民組織和集體所有制、集體經濟是“被集體”的，就應該消滅、解散、再“自我集體”的說法，是破壞性的思維，是極左的！更是不了解實際情況的想當然！

黨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決議》在表述未來農村發展道路的時候，主要的提法是扶持合作經濟、新集體經濟和“龍頭企業”發展。正在召開的人代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是扶持專業合作社和龍頭企業發展。我國的《專業合作社法》和全世界都不一樣，資本是可以參與專業合作社的。三中全會決議是主張由農民主導農村和農業經濟發展的，由農民分享農村經濟和農業產業化的好處；政府工作報告是主張由資本主導農村經濟和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扶持資本剝奪小農的。黨中央的決議正確，建議政府工作報告的最終版本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

總而言之，為了中國和中國農民的未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必須的，土地村民集體所有制是基石，農地使用權家庭經營是基礎，合作經濟和新集體經濟是農村經濟的主流，城鄉居民國民待遇均等化是保障。這幾條是基本原則，都必須堅持。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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