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村興起了“打工潮”，然而，當前我國農民外出打工的原因已經迥異于傳統時代的小農社會。除了為了賺取收入，維持農村家庭的體面生活外，另一原因則是為了賺取進城生活的積蓄，或獲得逃離村莊的資本。由第一種原因向第二種原因轉變具有必然性。但是，如果國家不考慮城市吸納能力（提供穩定就業和穩定收入的能力），片面鼓勵農民進城買房，甚至允許農民通過土地交易獲得進城買房資金的政策，中國可能會因為出現遠遠超過城市新增就業機會的農村人口進城，而降低進城農民的生活質量，致使中國城市就業喪失彈性，從而危及中國的現代化事業。

    靠打工富起來的英山農村

    湖北省英山縣雷店鎮程咀村的村民鄭長球對自己眼下的生活還是比較滿意的。膝下有一子一女，兒子在縣城工作，女兒在蘇州打工。這樣的生活雖算不上小康，可畢竟也算是衣食無憂、生活自得了。擱80年代，他是想都不敢想的。
    2000年以前的程咀村還是個相當貧窮的小村子，村里大多是磚瓦房，還有一些是土墻瓦房。1990年代初期，村里一些不安于現狀的人開始外出打工。1995年前后，那些外出打工的村民用自己賺到的第一桶金率先在村里建了最早的幾棟樓房，鄉親們都眼熱了，于是在村里出現了一個加速的外出打工潮。
    目前，程咀村有503戶約2000人，常年有400多人在外打工，平均一家有一人在外打工。春節回來時，每個人平均能帶回來7000—10000元，算下來程咀村每年共有300萬元左右的打工收入，這比土里刨食不知強了多少倍。
    程咀村的情況只是英山縣農村的冰山一角。
    1990年代以前的英山農村人多地少，土地貧瘠，經濟條件相當差，農民生活僅僅維持在溫飽的水平。1990年代以來，英山農民開始大量外出打工經商，主要從事建筑、裝修和輕紡行業。在當前英山農民的收入結構中，外出打工收入至少要占農民家庭總收入的一半以上。也許數字不是說明英山縣農民通過打工致富的有力證據，但村里那豎起的一棟棟三層小樓，馳騁在村間小路上的摩托車，還有依偎在門口曬太陽的七旬老翁臉上欣慰的笑容和村中嬉戲打鬧的孩童，最能說明外出打工的甜頭。
    1997年，程咀村有了第一臺摩托車，2007年底，全村已購買400多臺摩托車。
    2007年，記者到程咀村時發現，全村503戶中已建起了260棟樓房，其中絕大多數是三層樓房。

    農民工能在城市扎根嗎

    英山縣只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興起打工潮的一個縮影。
    據統計，目前中國進城打工的農民數量在1.5億—2億之間，接近西方七國集團就業勞動力總數的一半。
    1980年代分田到戶以后，中國絕大多數農村都解決了溫飽問題，但因為人多地少，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僅僅依靠種地，農民不能獲得高的收入。1970年代，沿海農村出現了離土不離鄉、興辦鄉鎮企業的高潮，大量農民轉移進入鄉鎮企業，農民收入有了提高。
    鄉鎮企業較快的發展集中在沿海地區，拉開了沿海發達地區與中西部地區農村農民收入的差距。到1980年代末，沿海工業快速發展，城市經濟有了極強地吸收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全國勞動力市場開始形成，中西部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開始離土又離鄉，向沿海城市轉移。進城打工經商收入高于一般農村農民從務農中獲得的收入。自此，中國出現一波又一波農民進城打工經商潮。
    進城農民工能真正在城市安家嗎？從當前農民工的總體狀況來看，農民工的絕大多數不能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和收入機會，他們離不開村莊的生活，他們在城市打工經商，而在農村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在城市賺錢，而在農村實現人生目標。這樣一來，農民工進城打工經商，就是通過勞動力的輸出帶來資源的輸入，農民工不斷地從城市打工獲取收入，以此供養農村的家庭生活。
    從1980年代末至今，大規模農民進城打工經商已有20年時間，第一代進城打工經商的農民，有些已經在城市買房安家了，比如一些建筑業的包工頭，在離土又離鄉的進城中獲得了大量機會，賺了不少錢。但對于絕大多數進城打工經商的農民來說，他們并沒有獲得足以在城市完成勞動力再生產的積累。20年一代人，到現在，除極少數人以外，絕大多數將不得不返回農村，而他們的子女接替他們成了第二代農民工。
    現在的問題是，既然成為不了城市的主人，為什么在滿足溫飽之后，這些農民依然還選擇留在城市繼續打工，而不選擇早日回到妻兒老小溫馨團圓的家中呢？

    貼補家用之外的“面子競爭”

    到程咀村隨便走走，就能發現，那些掩映在綠樹中的三層小樓的第三層其實只有半層，不能住人，可以起到隔熱作用，但建第三層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面子上好看。
    這種要求“好看”的心情訴求表現在程咀村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鄭長球只是普通農民，并無特別多的收入，他為女兒置辦嫁妝，看起來不能比別的村民差，在用卡車拖嫁妝的時候，卡車必須裝得滿滿當當。女孩出嫁時，接新娘的不能只是一臺拖嫁妝的卡車，要用兩輛以上的轎車來接。結婚典禮之前，新娘新郎要到縣城花幾百上千元拍結婚照，要在縣城或鎮上給新娘化妝，結婚典禮時要請專門的攝影公司錄相并刻光碟留念。
    這種攀比不僅僅發生在建房和婚禮慶典上。在英山農村，送禮是村民極大的負擔，程咀村老支書張太平已有68歲，他與妻子一年摘茶葉總收入不足3000元，每年送禮就得花上1000多元。一般農戶一年送禮的錢在3000—4000元。英山農村紅白事、建房子、孩子上大學、做生日等事都要辦酒席，本村鄰里都得送禮，親戚朋友更得送，而且禮金由改革開放前的1—2元漲到現在的30元。英山農村并不富裕，尤其是像老支書張太平，很有限的收入，卻不得不花費相當部分用于人情送禮上。
    令人費解的是，雖然無論是辦酒席的收人情一方，還是送人情一方，都不能從人情往來中得到好處，現在卻仍然看不到人情消減的趨勢。
    按照常理，農民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條件改善了，可以追求體面的社會關系。問題在于，英山農村在建房、紅白事、送禮等方面的支出，似乎攀比的成分太高了點。無論是蓋三層樓房還是辦婚事，都超出農民的實際需要和經濟承受能力，而英山農民外出打工經商更強化了這種“面子競爭”。
    “面子競爭”是村中任何一個人都難以逃脫的命運，除非甘愿被排除在村莊主流以外。老支書張太平之所以用全年總收入的1/3來參加村莊的人情循環，就是因為他不愿被排除在村莊主流以外。有些比張太平書記更困難的老人終于不再有能力參加人情循環，他們在村莊內就被排除在外，社會性地“死亡”了。
    人情循環雖然年年要出錢，卻是相對較少的錢。農民最大的支出壓力是建房子，一棟二層半的樓房要花10—13萬元，對于英山農村來講，這么多錢顯然是不容易積攢的。據記者了解，程咀村60%以上建樓房的農戶是靠借錢建的。
    這樣一來，農民外出打工經商對英山農村農民的生活狀況就起到了十分有趣的作用：農民外出打工經商的收入，不僅提高了農民在村莊的生活條件，改善了居住環境，而且刺激了農民在村里的競爭。在農民大規模外出打工經商之前，英山農村農民的收入相差不大，村莊經濟分層不明顯。但到了1990年代，大批農民外出打工經商，用賺到的一筆相對當地農民很高的收入，做到了那些分層中處于上層人士可以做成的事情，從而提高了他們在當地的聲望和地位。這樣，外出打工行為就會引發連鎖效應，越來越多農民外出打工經商，不只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家庭經濟現狀，更重要的是為了通過賺錢來維持在村里的地位和面子。
    隨著村里越來越多的人外出打工賺錢，村內就會越發強烈地感受到相互競爭的壓力，村民就越是不得不外出打工賺錢來應對這種壓力。由此形成了一個為了維持在村莊的“面子競爭”和維持相應社會分層位置而外出打工賺錢的邏輯。
    這樣，在英山農村，農民強烈地投入到提高收入的競賽中，而提高收入的目的是在村里維持“面子競爭”。農民在賺取收入方面的精打細算和花費方面的浪費形成了鮮明對照，且精打細算地賺取收入的行為是服從于浪費性的消費目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獲得的收入服從于村里相對傳統的“面子競爭”需要，農民從城市獲取了較高的收入，從而刺激帶動了農村傳統的各種消費、競爭及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英山農村的農民將打工賺來的錢源源不斷地帶回村里。村莊對他們來說是打工賺錢的最終目的地，而進城務工只是獲得安穩生活的手段。村里的財產和人員并未全方位流出，外出打工農民越來越多，英山農村似乎更加繁榮起來。

    積攢進城資本

    在英山農村，現在有兩種類型的外出打工人員，一種是已在外打工多年的，絕大多數是中年男子，他們是村中較早外出打工的，或因其他人外出打工，而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賺錢補貼家里收入的不足。這些人外出打工前往往已經結婚生子，妻子留在家中務農。另一種是未結婚的年輕人，尤其是初中剛畢業不久的年輕人，他們可能在打工的地方談情說愛，就產生了跨地區的婚姻。這些沒有結婚就外出打工的年輕人，打工收入當然要為今后結婚生子成家立業準備，不過，這些年輕人與已婚再外出打工者不同的是，他們可能會在到底是將打工賺的錢投入到村莊中的面子競爭，還是在城里買房中進行選擇。
    已婚再外出打工的農民，除非有了報酬極高的工作，可以在城市重新買房，否則他們一般是將打工收入投入到農村的生活與消費中。未婚而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則有更多的選擇。在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他們更可能在城鎮買房子。
    未婚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對村莊本身的生活缺少如已婚再外出務工農民那么強的認同感，他們還沒有介入到村莊“面子競爭”中去（雖然他們的父母是在這種邏輯中生活的），他們更可能具有跨地區的婚姻，結婚后夫妻雙方仍然一起在城市打工經商。年輕人有更多到城市生活的向往與選擇，問題是他們有沒有能力在城市或鎮上買房子或找到工作從而生活下來的能力。
    還有一些有條件的年輕人，面臨著到底是在村中建房，還是在城鎮買房的難題。最終大多數還是選擇后者。英山縣程咀村已有10多戶農民在縣城買了房，還有若干戶在鎮上買房，更多農戶遷出原來居住交通不便的村莊，搬到交通方便的公路邊上。
    年輕人一旦有選擇空間且開始有人到城里買房而不在村中建房，則這部分人就不會把村里的“面子競爭”看的那么重要了，而如何維持將來在城市的生活就變得重要了。因此，他們外出打工經商，賺了錢就會為城市生活做準備。這樣，這部分外出打工經商的年輕人就不只是人離開了村莊，他們在外務工賺的錢也不會流回村莊。這些準備離開村莊的年輕人越來越多，他們的外出打工原因的起點與終點離村莊越來越遠。最終，村莊的人財都開始外流，村莊變得蕭條起來。
    與英山農村開始出現農民依靠打工收入到城鎮買房相類似，但比英山農村更為徹底的，是遼寧大古村。最近10年，村里大部分男青年在結婚前，都被女方要求在城里買單元房，一個只有約200戶人家的村莊，已有50多戶在城里買了房子。
    農民不在村中建房而到城鎮買房，不只是人財資源流出農村，而且是村莊本身不再構成農民生活的目的地，不再能代表農民生活的意義。村莊傳統的生活邏輯不能得到延續，鄉土規則日漸失去游戲人，這就會對鄉村治理產生巨大的影響。

    兩種外出打工原因的影響

    在傳統時代，因為農民收入很低，他們不得不通過手工業和打工來維持家庭生存。當前中國農村出現的外出打工行為則大多來自村莊內的“面子競爭”，是超出了溫飽需要以外的打工。也正是因為超出了溫飽需要，當城市打工的收入太低時，農民可能就不再愿意出去了。這就是2004年前后，中央取消農業稅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農民得到實惠后，大量農民不再外出打工，以至沿海地區出現民工荒的一個原因。
    因為土地可以生產農民溫飽所需的糧食，養殖業可以為農民提供一些收入，菜蔬可以自給，使農民的外出打工行為具有相當大的彈性。尤其在當前中央有相對較好的農業政策和農村政策的狀況下，農民外出打工的收入主要用于超出溫飽之外的需求，諸如建樓房，購買奢侈品，供子女上高中和讀大學等。這些超出溫飽之需的收入可以讓農民獲得人生的體面與尊嚴。但這種“面子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浪費性使用資源甚至無效使用資源為特征的。
    作為維持在城市最低生存需要的外出打工，性質與前一種外出打工有巨大差異，因為沒有來自農業的收入作為補充，城市生活的費用又遠高于農村，這種外出打工就成了維持生存的手段。在生存不能得到保障的條件下，這些外出打工者不會因為工資低而主動退出。
    也就是說，本來看起來農民用打工賺的錢在城鎮買房并因此開始城市生活，是更理性的選擇，也是農民社會地位提升、經濟條件變好的證據，現在卻似乎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即農民的外出務工有著更加體面生活的可能，因為有土地作保障，所以他們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而城市生活的打工卻越來越陷入到了謀生的掙扎之中。
    在農村，超過60歲的老年人只要身體康健，都會投入到力所能及的農業生產和家務勞動中去，未滿18歲的青少年也可以下地干活。再加上科技進步和基礎設施的改善，僅憑這些“半勞力”就可以有效地完成農業生產，這不僅可以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而且可以為外出打工的農村勞動力提供基礎的解決溫飽的農產品。而進城的農民不僅不能得到來自農業的收入，“半勞力”也缺少勞動的機會，從而使得他們不得不靠打工維持城市生活。
    此外，農村生活使得人們有了從事經濟活動的目標，即收入并不只是要維持生存，更不僅僅是追求更高的收入，而是要在村里競爭中處于較有利的位置，為了延續香火，為了體面而有尊嚴地活著，為了讓生活具有意義。而進城農民的生活卻可能因收支不平衡，而長期處在生存掙扎的狀況。

    鼓勵農民進城須慎重

    1990年代初，全國有些地區向農民出賣地方性的商品糧戶口，同時，很多地區的城市建立開發區，向農民出售商品房。1990年代中期，湖北荊門市在城區南邊建了一個大型開發區，修建了很多可以用來做小生意（開小商店等）的商品房，并以很低的價格向農民出售。那時荊門還沒有興起大規模的打工潮，農村中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民花上數萬元至數十萬元，到荊門城南買了商品房，但很快，進城買房的農民發現，如果所有進城農民都開小商店，小商店的利潤是無法支付他們在城市的生活費用的，因此不久，大部分進城買房的農戶又將所買商品房轉賣，回到村里種地。
    即使當年那些買商品房的農民可以通過在當地經商打工來維持城市生活，這樣的人也只是少數，而大多數進城農民事實上不得不到遙遠的沿海地區或大城市打工來賺取在荊門這一類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生活的費用。這樣一來，就會產生一個大問題，即這些在城市買房的農民，他們是拖家帶口到城市生活的，老人和小孩這些農村的“半勞力”脫離了土地，是不能自足的，更不能為家里養點雞鴨或是種點菜緩解生活的壓力，反而在城里的開銷要比農村高得多，而家里的中青年卻不得不到遙遠的他鄉打工賺錢來養活他們在城市生活的父母和子女。
因此，雖然城市生活的方便及對城市生活的向往是農民進城的極大動力，但鼓勵農民進城，就得考慮農民進城之后，是否能夠獲得在城市生存下來的收入。
    年輕人在沿海地區打工時，很少有人能夠在當地扎下根來，或能夠到大城市安家（少數運氣特別好的人除外），但他們往往又不想回到農村去，他們計劃回到自己家鄉所在地的市、縣、鎮上居住，打算用打工的錢在城鎮買房或建房后，再開個小商店，做點小生意，以維持在城鎮生活的消費。問題是，當所有外出打工農民都計劃在城鎮做小生意來維持自己在城市生活支出時，這些中西部地區的城市能為農民提供這么多的機會嗎？尤其是，這個機會不僅要養活做生意的自己，還要養活他們全家：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的一家人。當然，前提還得是農民外出打工所賺的收入可以在城鎮買得起住房。如果以上條件不具備，鼓勵農民進城買房，其后果意味著什么，就很難說得清。
    另外，如果推行激進的農村土地買賣制度，進城農民為了湊足在城市購房的購房款，而將自己的承包地抵押出去（或賣掉），他們就失去了生活保障。這不僅會降低農民的生活質量，而且因為城市人口中貧困無著者太多，而容易出現不穩定因素。同時，因為農民大量進城，農村也人為地出現了不必要的蕭條。
    在今天的中國農村，農民有了越來越強烈的進入城市安居就業的期待與向往，乃至行動。但在中國絕大多數中西部農村，政策若僅僅考慮提高城市化率，片面地用政策及宣傳手段來鼓勵農民到城市購房，而不考慮他們能否住得下來，能否有一定的生活質量，則這樣的城市化率不僅不必要地犧牲了農村，而且還可能讓城市成為不安定之所。
    當前農民外出務工所產生的最大影響是在家庭生活層面，家庭生活的不完整構成了當前中國打工潮最大的隱痛和暗傷。因為丈夫長期在外務工，妻子不得不獨自忍受家務和農作的艱辛和乏味。若夫妻都外出務工，由老年人帶著兒童一起生活，就會因為缺少父母之愛，而使兒童得不到健康的成長機會。外出務工的確是增加了農民家庭的收入，但是，農民家庭生活內容本身卻被掏空了。這樣的家庭收入，乃至村莊中建起的高樓，又有什么意義？離土又離鄉的民工潮對于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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