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問題的中國鄉村研究
——兼評趙旭東“鄉村成為問題與成為問題的中國鄉村研究”[1]

賀雪峰

一、

中國社會學最應該繼續的三大遺產應該是毛澤東、梁漱溟和費孝通，他們三人的共同點是將西方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他們從事理論研究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改造和建設新中國，而改造和建設中國的前提是認識中國。毛主席認為，要改造中國，就需要首先認識中國，要認識中國，就需要對中國進行調查研究，就要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就需要將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梁漱溟認為，只有對中國社會特殊的性質有了深入理解，才能真正有效地建設中國。費孝通也有同樣的認識。

在以上三大遺產中，雖然毛主席是政治家，梁漱溟是思想家，而費孝通是社會學家，他們身份差異很大，但他們的共同點也十分明顯，就是首先要認識中國，要理解中國，然后再來改造和建設中國。

換句話說，中國三大社會學遺產的共同點是認識中國和改造中國的統一，沒有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就不可能有效地改造中國社會和建設中國社會，而沒有改造和建設中國社會的目標，認識中國社會似乎也就沒有必要了。認識中國和改造中國，二者是相輔相承的，缺一不可的。

二、

1980年代恢復社會學以來，事情變得有些古怪。一方面，政策部門通過小崗村大包干的實例，證明分田到戶可以調動農民積極性，從而發現了一個樸素的真理：只要調動了農民個體積極性，就可以發展農業，解決溫飽問題，而調動農民積極性的辦法就是讓農民的勞動成果歸他們自己所有。政策部門一分就靈的樸素認識與高度意識形態化了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拍即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成為證明分田到戶合理性的有力武器，分田到戶成為脫離具體時空條件的普適的靈丹妙藥，分田到戶前后，中國可灌溉耕地面積的增加，化肥供應的大幅度提升，機械的普遍使用、農藥的生產、種子的改良等農業生產基礎條件全被農民個體勞動積極性所取代，真是“人有多大積極性，土地就有多高產量”。

這樣一來，政策部門的研究就變得容易，只要跟領導人到各處一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摸著石頭過河”就可以了。理論是不需要的，有了經驗，有了個案，有了眼見為實，就可以制定政策，就可以改造中國和建設中國了。

但是，理論并非一點用途沒有，至少，理論可以作意識形態論證，典型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分田到戶所作的意識形態論證。但我們發現，在社會科學方面，中國也已經落伍于世界。

因此，在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中國自1980年代重建社會學以來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譯介西方理論，由譯介，到學習，再到希望能對西方社會科學有所貢獻，大量的中國學者開始用中國經驗來驗證、補充、修正西方理論，甚至希望發展西方理論。遺憾的是，畢竟中國封閉多年，雖然中國學者發表了大量“中國經驗”的論文和著作，卻似乎很少對西方社會科學的貢獻，中國學者的學術自信心因此大為受挫。試圖用中國經驗來發展西方社會科學的隊伍很龐大，包括中國在西方的留學生，中國一些著名大學的博士生所寫以對話為目標的博士論文，以及各種刻意與西方社會科學對話的學者。

在中國社會科學三大遺產中“認識中國”和“改造中國”的統一被分割開來，相互缺少關系。認識中國，從而為改造中國提供理論依據的中國社會科學消失了。中國的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喪失了。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鄉村研究中，政策部門越來越依靠直觀經驗和個案典型，越來越依靠西方一般社會科學所提供的意識形態論證，越來越依靠新聞媒體的報道和領導人的拍腦袋決策，而中國學術界越來越熱衷于與西方社會科學對話，熱衷于用中國經驗來檢驗和發展西方社會科學理論。

三、

當前中國農村政策部門的決策依然缺少強有力的理論支持，他們要么依賴直觀的經驗，有限的個案來作決策，要么依賴西方的一般社會科學理論。他們缺少對中國農村的系統的理論認識。他們的決策往往是在離開“認識中國”這一巨大理論前提下作出的，因此仍然習慣于“摸著石頭過河”。在如此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面，“摸著石頭過河”實在是太危險了。

而中國社會科學界熱衷于用中國經驗去對話西方理論，這種對話無助于深化對中國的認識，也根本不可能為政策部門制定政策提供理論依據。學術界的理論與政策部門的決策越來越脫節，學術界忘記了“認識中國”的理論任務，政策部門離開理論的指導，就只能盲目地作出“改造中國”的決策。

顯然，當前中國鄉村研究出了問題，核心就是認識中國與改造中國的脫節。中國社會科學的一個重大任務就是要為政策部門提供決策的理論依據，但是，中國社會科學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中國社會科學在與西方的對話中，在“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中，迷失了自己。

解決問題的辦法是重建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就是說，中國社會科學的重要甚至主要目標是要完成認識中國的任務，只有深刻地認識了中國，才能有效地改造和建設中國。

要認識中國，就必須深到中國社會內部的邏輯中去，要理解中國農村，就需要深入到中國農村中去調查。我們的目標是理解中國農村，理解農村社會的內在邏輯，而辦法則是借用各種可能借用的理論資源，借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深入理解中國農村的性質及其狀況。我們“應當從客觀存在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要“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毛主席的話）。

四、

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已經引進西方社會科學近30年，如何將引進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用于理解中國農村，是當前已經成為問題的中國鄉村研究必然重視的問題。而我們以認識中國農村為目標，以大量農村調查為基礎，來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認識中國農村的學術運動。以中國農村地域之大，中華文明之悠久，中國人口之多，乃至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學者之多，理論武器之豐富，只要有了正確的方向，我們一定可以在很短的時間極大地深化對中國鄉村的認識，就一定可以為改造和建設中國鄉村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武器。

而要達到以上目標，就需要恢復中國社會學的三大遺產或三大傳統，就需要有大量學者自覺回歸到理解中國鄉村的理論努力中來，就需要重建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就需要將發展本土中國社會科學當作當前中國鄉村研究的第一重要的任務。

五、

回到趙旭東在《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發表的“鄉村成為問題與成為問題的中國鄉村研究”一文，我認為，趙旭東正確地提出了問題，就是目前我們的確應該討論中國農村研究的方向了，應該反思30年來的中國農村研究乃至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了。但是，我認為趙旭東的文章沒有正確地分析問題，她在文章中所談的兩個具體觀點都是站不住腳的，乃至是錯誤的。

具體地說，第一，趙旭東認為，目前鄉村建設派象醫生看待病人一樣看待鄉村，認為鄉村存在問題，這本身是有問題的。但是，一是鄉村建設者本身并不一定是鄉村研究者，他們對鄉村有關懷，假若他們不認為鄉村有問題，他們為何要下鄉搞鄉村建設？二是當前的中國鄉村乃至中國當然是成為問題的，不然為何要建設何改造？如果我們不承認近代以來的中國鄉村存在問題，那就不能理解近代以來尤其是20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的發展的原因與樣態，更加不能理解毛主席、梁漱溟、費孝通這三大社會學遺產。中國農村的問題乃至中國的問題，當然并非純粹中國自身的問題，而是近代以來，在西方堅船利炮的脅迫下的現代性入侵的結果。

第二，趙旭東又認為，作為鄉村研究的學者，在具體的調查中，“在面對受到傷害的農民或者受到污染的鄉村時，該如何做出自己的反應呢？干涉還是不干涉，這是擺在中國鄉村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個難以解決的學術倫理問題”，從而，趙旭東認為“在越來越多的人自覺為權利而抗爭的時候”，中國學者該如何行動，就是“當今中國鄉村研究無法避開的策略性選擇及未來的努力方向”。而事實上，對于中國學者來講，成為問題的中國鄉村研究的癥結在于忘記了認識中國的目的，喪失了中國社會科學主體性。中國鄉村研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中國農村，認識中國農村，認識中國是“體”，西方的理論資源是“用”，中國農村研究的首要目標應該指向理解與認識中國農村，而不是與西方學術對話。借用西方的乃至任何的理論，來深刻認識中國農村，從而為建設中國，為改造中國提供理論基礎，是當前中國農村研究的主要任務。在這個認識中國農村的過程中，“為學術而學術”是必要的，在這個層面，趙旭東提出的“干涉還是不干涉”的所謂學術倫理，則恰恰又是一個誤導性的問題。

總之一句話，重建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應該是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盡快具有的自覺。

2008年9月7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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