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知識青年直面南街村現象的困惑
                            ——聽南街村段主任談話有感
陶偉

（注：本文是作者參加昆明真善美書家、大家思想網所主辦的“南街村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座談會后，即興所寫，原題為“直面現象的困惑”。）

從開始聽段主任的介紹，我的眉頭是緊鎖的，到段主任講完，我的眉頭依然沒有解開。不是我聽不懂段主任的談話，我發現，自己原先接受的理論對于南街村近三十年的成功歷史實踐無力回應。“理論碰到現實問題就像軟綿綿的燈芯草。”這是馬克思對理論解釋現實問題的貧弱發出的感嘆。這也是馬氏“哲學不但要解釋世界，還要改造世界”的邏輯使然。我沒有馬氏的雄心，我以為，理論如能做到充分的解釋歷史現象，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當理論無法對現實給予充分解釋時，理論該怎么辦？這樣的質疑其實已經蘊含了解決的方向——我以為，我們恐怕還得回歸馬克思“歷史與邏輯的同一”這一進路。歷史是已經發生了的過去，它無法改變。很多時候，我們習慣于將歷史剪裁成符合我們原先邏輯框架的姿態，以獲得對歷史的充分解釋。其實，只要細想就不難發現，這種 “解釋”方式中的“歷史”是我們按照理論的需要建構出來的，它刪減扭曲歷史。這種解釋方式很盛行。我以為其盛行的原因恐怕要從語言的局限和解釋者的立場中尋找。首先，語言對事實的描述就不完整，語詞本身會剃除了歷史/現象/事實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如“帝王”這個詞所指向的君王并不一樣，有明君昏君之分，有才能高低之別，但當我們一般性的談論“帝王”時，我們的判斷就抹殺了他們之間的區別，而這種區別很可能顛覆我們的一般性判斷。其次，歷史書寫者的利益和價值立場會影響他/她對材料的選擇以及人事的評價，如，愛者褒之，并替其避諱；惡者貶之，且大倒臟水。回歸馬克思“歷史與邏輯的同一”的進路，就是要體貼歷史，使邏輯為歷史事實修正自身，在這個意義上獲得對歷史實踐邏輯一貫的解釋。這樣的理論進路并沒有完全消除語言和歷史書寫者立場的影響，但它保持了對事實的高度開放和敏感，從而使理論獲得自我更新的活力。

段主任認為，要想在其它的地方成功復制南街村模式，狠抓紅色文化教育是重中之重。什么是南街村的紅色文化教育呢？據我的理解，除了傳統的馬恩列毛鄧思想教育以及黨的重要會議文件和精神的學習外，南街村還開展頗具特色的“弘揚正氣、以德治村”的紅色文化教育活動，如“大學毛著，大學雷鋒，大唱革命歌曲”的三大活動；通過自己的電視臺和宣傳隊將村子每天發生的好人好事編成故事教育群眾，等等。基于此，我以為，紅色文化教育在南街村所起的作用與新教倫理對西方商業活動的正面刺激旗鼓相當。狠抓紅色文化教育培養了一種類似于新教徒勤儉節約、開源節流的早期勞動者精神。這種精神在西方創造了市場經濟第一批掘金者，引發了現代化的第一波潮流。就是這種精神在南街村改革三十年的經濟發展期中創造了令中國其它一般鄉村驚訝的成就。但是，這種成就是在南街村1.78平方公里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造就的，其經濟成就基本限于本村，一旦走出本地，紅色文化教育能否在其它環境中創造同樣的輝煌，這是一個問題。這也正是哈耶克在“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中作出的思考——一種秩序必須能擴展到其它環境才能證明其生命力，否則會陷入諾斯說的“鎖入社會”而衰竭。也許南街村用不著擴展，但換個角度，南街村在其它環境遇到的問題會有助于其自身提前思考將要面對的問題。當然，也許哈耶克的論斷并不適合南街村。但哈氏的觀點可能讓南街村更謹慎更沉實。

會后，我向段主任提了兩個意見。第一個，針對南街村培養未來領導班子有關學歷的問題，我表示了我的擔心，我以為南街村過于注重學歷了。不管是王書記還是段主任本人，他們這一代領導集體的農民出身讓他們更偏好于選擇學歷層次較高的人，而這會導致只注重接班人的學歷而忽略了對南街村現狀恰當的把握。正如，段主任開頭就講，“根據南街村的實際情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疑慮被段主任打消了，他告訴我，在工商業經濟時代，領導班子的學歷是很重要，十七大的中央新一屆領導集體就是一例，但未來接班人對南街村的熟悉了解是前提，所以南街村不會走極端。我的第二個建議是，為使第二代領導班子維續南街村的輝煌，以王書記和段主任為代表的領導班子應該制定一套切合南街村實際的制度，使后繼者的行動有章可循。這個問題沒有來得急問，就被某報記者的采訪打斷了。我以為，這個問題更為重要，南街村今日的輝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個人魅力上，但個人魅力不能轉移，一旦第二代領導集體不具備與第一代領導集體相仿的能力，南街村的輝煌會不會日漸式微？我的建議就是針對這個問題而來的。也許南街村早就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了，那么我的話就是多余的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