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青年學生的愛國，真有如一個青年姑娘初戀時那樣的真純入迷。

　　——方志敏《可愛的中國》

　　我們依然要面對消費式的愛情、面對活著的死亡、面對主義的勢微、面對理想的掙扎、面對良知的沉默，面對、愧對千千萬萬毛岸英一樣的烈士的詢問：喂，你們過得好嗎?你們幸福嗎?你們的靈魂安寧嗎?你們還記得昨天的炮火嗎?你們知道昨天烈士的犧牲，是為了讓你們今天更幸福、更有價值、更有尊嚴的活著嗎?你們體會到了這種幸福、這種價值、這種尊嚴了嗎?

　　——司馬南《人民不死，則毛澤東永恒》

　　隨著時光流逝，短短30年的時間，歷史奇特地拐了回來。在沒有任何外力要求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學習毛澤東，原因很簡單，任何理論在他面前都是渺小的。30年來，在刻意否定和回避之后，新的毛澤東熱不斷涌現，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開始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這一神圣，這時候越來越多的人再次宣稱毛澤東是自己的導師。

　　——任志剛《為什么是毛澤東》

　　很多人看到我胸口的毛主席金屬像章都會吃一驚，感到不可思議，大都不會當面直接表示出來，他們的想法我知道：你一個90后(四舍五入都可以算00后)怎么會跟他有這么深的感情?

　　【緣起】

　　一切從2012年秋天的那個下午開始。或許就是佛教所謂的“機緣”。我很平常地走進新華書店，在雜志區看到一本新的《南方人物周刊》，封面頂端的內容提要中有一行字，“韓德強：毛是Teacher”?，F在已經記不起為什么這行字會吸引我買下這本雜志，就像一個簡短的夢，過后回想自己在夢中的所做，心理活動定是不怎么能回想得起來的。后來當然知道了這是南方系出版物中的一本，他們選擇那時的韓德強老師進行專訪的動機值得玩味。大概南方系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的一本雜志居然催生出了一個毛派，90后的!

　　那本雜志里關于韓德強的報道一共四大頁，我前前后后讀了不下三十遍，拿到班上傳閱了一大圈，同學們都是從上面第一次知道了這個崛起中的群體。面對南方系派去的記者先生，韓德強老師平靜陳述的觀點想法(后來得知刊登出來的采訪記錄是被做了一定刪節的)我都很贊同，這種“贊同”像一把巨斧一下子砸開了體內一扇封閉已久、蛛網橫布的能量之門(我不知道同志們有沒有這樣的類似經歷)，讓我在后來的成長道路上表現出了不像90后的、某些人眼中的“怪異”。請容許我不那么嚴肅地選用三句歌詞做為小標題繼續敘述。

　　【想念是會呼吸的痛】

　　后來到了烏有之鄉、紅歌會網開始了更深層次的全面學習，漸漸形成了信仰，我想，這種學習是沒有盡頭的。毛澤東值得我們窮盡一生去認識、去鉆研、去實踐(盡可能地)，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項，既然認識了，就有義務去澄清、宣傳、影響他人。

　　無數次被同志們的文章所震撼，回想以前的自己是多么無知啊!對祖國這樣一位獨一無二的政治領袖竟是如此地不了解!那么容易被一年四季都漫天飛舞的謊言、謠言所迷惑!

　　我每日佩戴像章，居然引起了老師和家長們的不安，認為我心理有問題。有天早晨班主任站在教室門口看我胸口別著像章昂首挺胸地走進教室時的眼神我永遠都忘不了，有幾絲難以掩藏的惶惑恐懼(忽然想起主席的一段自我調侃，說他是鐘馗，老百姓拿他打鬼而已)。遂莫名其妙、煞有介事地帶我去做心理咨詢，心理咨詢師見面時問我偶像有誰?我說，毛主席。隨即，眼淚便止不住流下來，哭了好半天，全然分不清涕與淚，用掉茶幾上好幾張抽紙(是不是讓他們更覺我“不正常”呢?呵呵)。那時坐在教室里突然想到毛主席，淚珠也是不由分說地奪眶而出，趕緊手工抹掉，當時我坐在最后一排，沒有同桌，沒人注意到。有次周末上網遇見司馬南老師的講座《人民不死，則毛澤東永恒》 (那次視頻播得出奇地暢)看到很晚，現場聽眾年齡段不一，好多人止不住擦眼淚，不時有人帶頭高聲應和。司馬南講到激動處拍桌子怒斥，數度哽咽，動手揩掉眼淚擦在衣服上，旁邊劉毅然導演發現后掏了紙給他。我看了一段后發現自己也沒能克制住眼淚。這兩天翻閱李敏所著《我的父親毛澤東》還是被感動得默默流淚。

　　2013年12月26日，星期四，毛主席誕辰120周年，我包下學校廣播臺當天全部音樂時段(其實沒花多少錢)放紅歌(共十首，每首放兩遍)，曲目是我之前指定的。去預定得特別早，那天過生日準備點情歌的一對對早戀的情侶們只能失望而歸，總算有這么一天校園里不再飄蕩靡靡之音。值得一提的是，那天在廣播臺工作管理的學生們有意把喇叭音量調得比平日小不少，說是“政治原因”，再質問卻低頭轉身說不出個所以然。那天中午我在學校食堂點了一碗面條，之前在家度過的周六意識到是主席農歷誕辰(十一月十九)后也讓我媽下了面條做晚餐。9月9日主席忌日那天我遵照一種民間習慣三餐全素。都說巧合是毛主席誕辰緊接著西方的“圣誕節”，但如果考慮東西方的時差，1893年冬天湘潭縣韶山沖南岸上屋場傳出那一聲嬰兒的啼哭時可能正是洋人歡度“圣誕”之時。我這兩年已經不過“圣誕節”了。2014年“圣誕節”前夕，得知溫州市教育局發出通知要求“各類各級中小學(幼兒園)，不在校園內舉行任何與圣誕有關的活動”(澎湃新聞2014年12月24日)，我們應該為頭腦這樣清醒的地方教育部門點贊。

　　北京毛主席紀念堂(建這個紀念堂違背主席本意，但今天看，其存在意義已遠遠超過人民大會堂，倒也算得上主席逝世以來中央做出過的掐指可數的正確決策中的頭一件，盡管當時決策者們是另有算盤，細心查找相關資料會發現，是搞垮“四人幫”的第三天決定了建立紀念堂)是一定要去的，就像每個穆斯林畢生的夢想是去一趟麥加大清真寺。聽曾經在北京生活過的同學說，常能看到有老人跪在門口哭。我想我去的時候大概也得加入他們的。聽說過有人進去看了一眼覺得不夠，出來后立刻又排一次隊再看一眼，我是能理解的。還有湖南韶山，自然也是要去看一看的。

　　1976年9月18日下午天安門廣場毛主席追悼大會的視頻登土豆看了，其中現場演奏的軍樂《東方紅》《義勇軍進行曲》感覺是聽到過的最悲壯的，是啊，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測你】

　　這一部分說一說我的一些粗淺認識，定有說得不好的地方，還望同志們批評指正。都是一些普及性的，因為常有同齡人好奇地問我“為什么崇拜毛澤東”，總感覺難以回答，就像基督徒問一個和尚為什么信佛，用一兩句話說清著實需要水平達到一定境界。我用的都是我所能掌控的語言，也是絕大多數人應該都能聽懂的。

　　我不是憤青，憤青里其實沒有多少能算毛派，那種純粹的憤青很少會安靜地坐下來擴大閱讀范圍、思考問題。憤青好在極易被轉化成毛派，從而在夜空里劃出更耀眼的光芒，所以我更愿意把憤青理解為一個認識階段，而非當做一個可鄙的社會群體。

　　關于建國前的毛澤東與中國革命，我很喜歡的一部書是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封面已經被我翻得掉下來了。五歲就開始看了，那時晚飯后大人們圍著飯桌聊天，我坐在一邊的沙發上有些懵懵懂懂地翻著這本不薄的書，直到十五歲重新閱讀時才真正意識到它的價值。可以說是我在這方面的“啟蒙讀物”。盡管記述的是在全面抗戰前夕到訪紅區的所見所聞，但已經較為充分地揭示了十多年后中共取得全國性勝利的原因。雖然好奇的斯諾由于“思想局限性”(也正因為他是第三方人士，觀察事物未過多摻雜舊有主觀感情色彩，使得記錄更具史料價值)還是流露出了些許對于紅軍發展前途的不必要的悲觀情緒。李志綏大作《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對《西行漫記》相關內容進行了大肆篡改，全世界人民只要讀過斯諾一眼就可以看穿李大夫的造假痕跡，感嘆其手段之卑鄙下流。

　　民國是什么樣子，有沒有某些公知意淫得那么好?斯諾順帶記述過，紅軍長征抵達前西北地區發生的饑荒(不全是“天災”)比電影《一九四二》鏡頭中的河南饑荒更慘。其實用孫中山的一句話描述就夠了：“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孫中山：《建國方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3頁)孫中山終究沒能完成治國安邦的歷史使命，其去世后國民黨愈發找不著北。救國救民的責任落到了年幼的中國共產黨的肩上，而沒有毛澤東一次次做出正確決策力挽狂瀾，可以說這個黨不可能生存下來，不可能從建黨到建國只用了二十八年。確實，毛澤東親口講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論聯合政府》)，后來也批判過“英雄創造歷史”，這是他成為偉人的原因之一，一點也不居功自傲，真的只靠人民歷史就能前進嗎?毛澤東在說上面那句話的同一年還講過一句：“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抗戰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人民是需要組織的，有效地組織起來才可以稱為“強大”，才有力量辦好大事。還有，上面那句話是在中共七大會場里做的政治報告，是說給代表們聽的，后來編入《毛主席語錄》(1966年4月版)時放在了“群眾路線”這一章節的第一句，是在告誡下面的干部不要因為組織過群眾就自以為了不起。確實有這樣的干部，毛澤東太清楚了，如果肯定“英雄創造歷史”，下面老百姓就得遭殃，官老爺們便有了正當理由洋洋得意起來，不把人民放在眼里：老子就是創造歷史的英雄啊。而沒有人民發自內心支持的革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建立起來的政權不可能長久，這是沒有充分發動群眾的辛亥革命留下的教訓——秋瑾等人的鮮血不應該白流。后來的文革正是再次充分發動了群眾才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光有人民沒有英雄，革命同樣不可能成功。今天研究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承認，是毛澤東這個英雄長期穩定地發揮著組織人民創造歷史的作用。之前的洪秀全組織人民打下了比紅軍根據地大得多的地盤，兵鋒直逼北京，最終沉不住氣驕奢淫逸地復制了明末李自成的悲劇，洪秀全、李自成就不能視之為完整意義上的英雄，彼時的人民也就未能成為完全意義上的歷史動力。如果只有熱情勇敢的人民(先假定其中的個體都配得上幾乎所有褒義詞)而沒有一個有力的英雄作為領導核心，那么建立偉大的功業是幾乎無法想象的事，這一點仔細讀一讀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的名作《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便可一目了然。

　　戰國時(戰亂程度跟民國有一拼)孟子提出：“待文王而后興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盡心上》)這里的“興”指個人的發展，是說在沒有英雄(孟子是在他那個時代語境中說周文王那樣的賢君)的時代個人同樣應自強不息。這可以看做是激勵，在沒有毛澤東那樣的英雄的時代，實現個人夢想會艱苦得多，對于底層民眾來說。

　　后來遠走臺灣的林語堂分析中國社會階級時指出：“清清楚楚，中國只有兩個階級，一個是衙門階級，他們享有治外法權而不用領事裁判，享權的起源，遠在歐洲人來華之前。其他是非衙門階級，他們須付納捐稅而服從法律。說得尖刻一些，中國只有兩種階級，上層奴才與下層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托于樂觀的命定觀念，中國人服習這種綱要很豁達而自然。”(林語堂：《吾國與吾民》，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169頁)只引這一小段，后面林公知分析得不是很靠譜，還是毛澤東1925年(三十二歲)就寫出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通篇都極具參考價值，這是一個文化學者和一個政治家的差距，兩人同為19世紀的90后。這一小段已經將彼時中國社會的真相揭露得相當徹底。那些想回到民國的教授學者大概穿越回去還是想做同樣的職業，那就可以算“上層奴才”，在衙門階級門下捧飯碗(其實到了民國末期發生劇烈的通貨膨脹后，教授們工資縮水相當嚴重，皆是慘淡維持著日常生活)而不用對“下層奴才”低頭，1949年到了定然組團飛赴臺灣島，避開與正義的較量，繼續享受生活，逍遙一世，興致來了便張嘴動筆批評大陸，還能出境旅游，好不快哉!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是對中國的挑釁，也是對獎項本身的褻瀆或者說揭露了該獎評審的險惡目的。劉曉波想要在中國推行美式民主，而世界和平的最大阻力便是這個“民主”的美國。該獎如果真要體現其維護世界和平的設立初衷，那么幾十年前就應該頒給毛澤東，不會是這個獎給毛澤東增光，而是毛澤東給這個獎添彩。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和今天的西亞、北非地區大概是一個樣，憑什么當年巴以一和談就各種可貴地引得諾貝爾和平獎拋了過去，而一位使得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免遭戰火洗劫、億萬人民免受顛沛流離之苦的東方巨人不能獲得這項榮譽?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美帝的核威脅，大畫家齊白石老先生并不相信存在什么威力強大的新式武器：“早幾年就聽說美國有原子彈，還吹牛說，一分鐘就能炸毀一座城市。我就覺得很奇怪，要是發明一個什么彈能在一分鐘內造好一座城市，那才值得恭維哩。”(《齊白石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181頁)這便是“無知者無畏”，就像晚清很多官員沒見識過火車，當然不會懼怕工業文明。毛澤東是知道真相的，但多次表示他也不怕，于是帶動了人民群眾也不怕，包括中國造出核武器之前，這是知己知彼的無畏，最了不起。關于擁有核武器的重要性，和我后面將提到的把菜刀從廚房拿來跟我爸說話是一樣的道理，并不是真的會用起來，毛澤東不是好戰分子。沒有幾件核武器在后院鎮著，鄧小平時代那些帝國主義國家怎么可能會在前院文明地坐下來跟中國人和氣地商談平等的貿易往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只有在中國自身實力如此達標的情況下才會有諸多國家愿意配合，否則只會像19世紀那樣先把我們的院墻給轟了。

　　有關毛澤東的謠言只能用小學學到的一個很形象的詞形容：多如牛毛。為什么會多如牛毛?相信謠言的先不說，那些制造謠言的真的是沒有腦子、“吃飽了撐”嗎?之前曾離奇地被禁的軍方紀錄片《較量無聲》已經再次揭示了答案，還是得用毛澤東時代的一句宣傳語來說：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個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發展到了帝國主義階段，是不會收手的，他們試圖在地球上徹底摧毀社會主義，上世紀身軀龐大卻虛弱不堪的蘇聯中招猝然倒下揚起一陣塵土后，新中國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他們的最大目標。還有據何新老師等人的考證，無形籠罩在全世界頭頂的歷史悠久的共濟會才是威脅的最大來源。著有《毛澤東傳》的哈佛大學教授羅斯•特里爾曾向中國記者指出：“……如果你攻擊毛，會有一種危險，就是重新走上當年蘇聯對斯大林的那種攻擊的路線。而這對我們(指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會造成一定的沖擊。”(《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38期)不應該放任蘇聯解體的政治災難在中國籌備重演，蘇共亡黨亡國的內因外因我們都應引以為戒。

　　今年1月末有條新聞比較熱，深圳警界官員酒樓聚餐吃娃娃魚(事發后據稱當事人是自掏腰包買單)，被市民指違反“八項規定”，爆料給了媒體，記者暗訪后亮明身份，遭赴宴官員毆打，并搶走相機。引起廣東省和深圳市有關領導高度重視，成立了專案組。睜大眼睛仔細看那篇新聞稿會發現，官員(已退休)付自己的錢沒問題，吃娃娃魚也不算大問題，關鍵在于這幫官老爺有眼不識泰山，《南方都市報》的記者也敢打，南方系的人是你們想打就打得起的么?

　　毛澤東是有抵御和平演變的意識的，與其待墻外的敵人調大音量抹黑中國，不如先行動起來鏟除墻內等待時機興風作浪的內奸、向飽經風霜的人民群眾大力宣傳揭露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全民形成堅定共識，等到時機成熟再幅度更大地開放國門，謹慎地與美國接觸，獲取我們需要的戰略利益。改開后鄧小平發現意識形態領域出現滑向失控的右傾后也開始強調：“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斗爭，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說法的源頭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17部分第一段。后來根據王紹光教授的調查考證，那段敘述有違史實。“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的絕非“極少數”，所以談不上“被嚴重地擴大化了”。(王紹光老師是真正有良知、沒有喪失學術精神的一流學人，從耶魯到港中大，一直在通過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整理可信的證據還原出真實的毛澤東時代，盡到了知識分子的責任，與傳播歷史虛無主義的大小公知形成鮮明對比。)

　　前面說到“圣誕節”，“圣誕節”所代表的基督教勢力近年在中國不斷發展壯大已經引起了同志們的重視。其他宗教也不能忽視，比如佛教，雖然可以算中國本土教派，但并不意味著就不需要加以提防。現居臺灣的知名高僧星云大師多次往來于兩岸高層之間，曾向習近平總書記贈了一套自己的著作，后來他隨連戰訪問北京時習總同他握手說：“大師送我的書，我全都讀完了。”隨即引得該套作品全國大熱。星云曾對大陸記者說：“佛教和政治不是對立的，政治不要防范佛教，要護持佛教，給佛教更多空間，因為佛教可以維護社會道德，凈化人民的心靈，促進社會秩序，改良社會風氣，佛教實際上對政治是有幫助的。”不可否認，佛法廣為傳播確實能起到勸人向善、促進社會和諧的積極作用，與傳統意義上的政治不是對立面。但1949年以來的中國政治環境不同了，若有六成的人民都信了佛、想著往生極樂，那這六成人就不會信馬克思主義、提階級斗爭、想著在人間建設共產主義了，即使其中很多人持有共產黨黨員身份。中央巡視組向浙江省反饋巡視情況時提到“在執行政治紀律方面，一些地方少數黨員參教信教”(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2014年11月4日)，浙江沿海開放較早，教堂很多，但這里沒有說這些黨員信的是什么教，可能有基督教，也可能有其他不是邪教的宗教。僅僅盯住基督教是不夠的。

　　現在出來一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共十二個詞，出門總能看見。可能會在抵御西方國家政治滲透上發揮一定作用。有些地方為了迎接建設全國文明城市的驗收，要求老百姓全部背下。其實里面真正跟老百姓有關的只有最后四個詞，只占到三分之一，前面國家層面和社會層面的要求就不是寫給老百姓看的，看了徒增傷感。這十二個詞大概經過了有關部門反復揀擇，出爐之后大家能不能做到呢?還不如五個字“毛主席萬歲”來得徹底，這五個字里已經包含了所有指向正能量的關鍵詞?？纯疵珴蓶|時代的社會風氣和工農群眾的奮斗目標就知道了。

　　質疑、抹黑毛快成了時代主旋律。三十年，非一日之寒。澄清史實的工作相信大家純粹是憑著崇高的紅色信仰在做。以很多同志的“業務能力”大可選擇一路向右，像茅于軾那樣大捆大捆地領美國經費，但新知帶來的良知告訴我們，不可以那樣做!那個被認做我父親的男子生于60年代，卻早已跟我分道揚鑣。一天放學，我媽告訴我他下午又講毛主席壞話(比較難聽，這里不再重復)，我從廚房里拿出菜刀擱到飯桌上，然后平靜地對我爸說：“把下午的話再說一遍。”他也很平靜地說：“哦，毛主席是個偉人。”隨即找了個理由出門去了。我曾在QQ空間發的一篇寫給一些朋友看的日志中提到過這段，我爸看到后催促我刪掉，說怕查到他(他是黨員)。哦，我還以為您也混到了敢放屁敢署名敢露臉的級別。我贊同社科院朱繼東先生的建言：“如果說黨的十八大之前，有的黨員干部面對意識形態斗爭躲在一邊看熱鬧，我們還可以不予追究，但在黨的十八大之后，仍然有相當一批黨員干部態度曖昧、不敢斗爭，甚至對敢于斗爭的同志冷嘲熱諷，我們對這些黨員干部就要堅決問責。”(朱繼東：《意識形態斗爭，黨員不能看熱鬧》，《環球時報》2014年11月28日)現在入黨門檻提高了是好事。還有不僅要有效地管控源頭，也應將我爸這種意識形態認識發生偏差的及時清查處理，有待加強學習的安排學習，不學習就勸退，頑固的開除，強化黨組織整體戰斗力、先進性、純潔性，確保紅旗不變色。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前輩講得比我有水平多了：“在政治紀律中包含意識形態問題。有的黨員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干著反對共產黨的勾當，吃著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對于這樣的黨員，首先應當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嚴肅指出他們的錯誤，絕不講情面;經教育不改的，應當開除他們的黨籍或勸其退黨;勸而不退的，應按照黨章規定除名。有些人用錯誤觀點、錯誤理論，甚至用一些胡編亂造的事實污蔑黨、污蔑黨的領袖，其危害比貪污幾百萬元還要大。”(張全景：《弘揚紅色文化，掌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動權》，《紅旗文稿》2014年第22期)對于我的父親，這么長時間觀察下來覺得大可以用毛主席批判梁漱溟的話描述：“和他這個人打交道，是不能認真的。和他是永遠談不清任何一個問題的，他沒有邏輯，只會胡扯。”(《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

　　很多人認為，對于盲目搞“大躍進”導致的大范圍饑荒，毛澤東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這一段有些復雜，已經有當事人主動站出來證實了真相。首先需要清楚的一點是，大躍進搞得如火如荼、問題還未揭開時毛主席已經不是身居一線的實際掌舵者，是他已經選定的接班者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總書記鄧小平等每天在前面批文件做決策。但毛澤東身退心未退，依然關心著國家發展，他很快敏銳地意識到一線領導人的決策出了問題。他試圖力挽狂瀾。毛澤東少年時期就和父親雇的長工一起種過地，不會不清楚在一畝地上可以打多少糧食，“畝產萬斤”的奇聞報上來誆誰也誆不了他。我知道的一位站出來講述真相的老人叫吳冷西，1938年的老黨員，“大躍進”時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和新華社社長。今天我們的歷史課本上提及“大躍進”都會出現當時來自《人民日報》的荒誕報道。吳先生改革開放后撰寫了回憶錄，叫“懺悔錄”也可以，回憶了大躍進時毛主席同他的談話，期望他保持頭腦清醒，不要讓黨報跟風瞎報道，但他最終還是沒有聽話。后來都知道“大躍進”不幸釀成歷史悲劇，現在有人又借此悲劇性結果大做文章，聲稱餓死了有三千萬人之巨，已經有正直的研究者寫出了有理有據的有力反駁意見，網上也可以找到。廬山會議彭德懷上萬言書被批判也被說成是毛澤東的一大罪狀。要知道，彭德懷上書并不是針對毛澤東，他知道毛澤東已經不是實際決策者，他是沖著劉鄧去的。而毛澤東已決定讓劉鄧接班，正要給他們倆在眾人面前樹立起威信，突然冒出來個愣頭青似的彭老總氣勢洶洶地向新人發難，當然要趕緊讓你到邊上涼快去。為了最大程度地保護接班人，毛澤東還不惜把“大躍進”這盆臟水毅然潑到了自己身上，這種為了國家建設事業的延續而大膽自我犧牲的精神是可貴的。

　　孔子在毛澤東時代也被批判過，但他有一句話我認為講得很有水平：“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第二》)用政治手段引導、用刑罰約束，民眾就只求免于犯罪，而不會有廉恥之心;用道德引導、用禮教約束，民眾就會知廉恥且人心歸順。建立社會主義新政權后，毛澤東正是大力推行新的道德觀、新的“禮教”取代已經被使用得腐爛生蛆的封建價值體系(這是孔子和武訓被批判的原因)，大大凈化了社會風氣，讓新中國愈發顯得朝氣蓬勃。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呈現的卻是前一種情況，很多人想著只要不違法犯罪就行，不都說好了“法無禁止即可為”嘛，廉恥之心早就被扔到九霄云外了，再一不小心就成了法律制裁對象。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他曾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隔著太平洋陰陽怪氣地評述大躍進和文革)曾批評中國長期習慣于用道德代替法律，但德治不搞偏不搞過頭并不是弊病。毛澤東確實做到了孔子描述的治國的理想狀態：“為政以德，臂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以道德原則治理國家，領導人就像北極星處在一定位置、被星辰環繞般受到百姓擁戴——可不就是對應了偉大的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不需要喊“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這些應該由老百姓來喊，最好是老百姓發自內心地喊，黨和國家才會真的有望“萬歲”。那些年首都國慶游行經過天安門的時候大家一起朝著城樓上喊“毛主席萬歲”，毛澤東站在上面招手喊“人民萬歲”，震撼了全世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群眾和領袖都發自內心進行的良性互動。毛澤東對于人民深沉的愛是永遠值得人民緬懷的，正如李敏的總結：“人民，這兩個字一直深深地根植在爸爸的心中，這兩個字決定了他一生的奮斗及生活姿態。”(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6頁)

　　孔子有句話說得很混賬：“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泰伯第八》)包括上述林語堂和魯迅先生推崇的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明恩溥)在內的現代觀察家們都曾指出中國人缺乏公共精神，體現之一便是對政治生活漠不關心，是不是就是從這句“圣言”問世開始引發這種傾向的呢?文革正是喚醒了這種有益國家行政系統健康運作的“公共精神”，讓人民意識到自己已經是國家的主人，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淪為了政治家和利益集團的玩物。

　　在我既有的閱讀范圍內，博學的李北方老師說得尤其精彩：“理解毛澤東，最本質的問題是理解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一生中最燦爛的篇章，是毛澤東超越其他一切偉人而成為‘偉人中的偉人’的唯一原因。文化大革命不但不是毛澤東晚年犯下的錯誤，而且是他光輝的一生中最光輝的一筆。”(《我所理解的毛主義及其實踐》)我想如果文革都理解不了是根本沒有資格說自己學習過毛澤東思想的——這般不合格的學生今天的大學校園里比比皆是，這是必須引起擔憂的現狀。(我周圍的同齡人提及毛澤東往往都是問我：“毛澤東有過幾個老婆?”你們的關注點為什么都在這些地方?這就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青少年精神風貌?)

　　文革十年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最有效率的十年，空前的，也絕后嗎?我們不知道。正是毛澤東告訴我們，什么叫民主，中國人民有權享用正版的、有權站起來激活印在紙上的這二字。

　　從十八大以來僅僅兩年多里僅僅在運動式打擊(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群眾的舉報)下高層巨貪、違反八項規定觸犯四風戒條被查數量及分布范圍看，毛澤東發動群眾運動從黨員干部中揪出的批斗對象里有相當一部分是不能算冤的。十八大后落馬被判無期的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據舉報人后來披露，此人平時行業內口碑就一致惡劣。假設，其貪腐證據被收集前(從被發改委退休干部聯名舉報到被微博實名舉報再到終于被中紀委帶走，耗時有一年)僅僅由于群眾差評被批斗他是不是要喊冤?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監管力度差異就體現在這里(重慶打黑時左右兩派也曾為此激辯)。

　　公知熊培云竟在宣傳“憲政”理念的文章中地將“民告官”案件增長說成是“每個中國公民身上都有憲政基因”，太荒誕了!赤裸裸地綁架民意!明明是毛澤東為人民栽下的對抗強權的思想樹苗在改革開放“春風”的沐浴下長成了樹林。我很喜歡英國作家奈保爾一部小說的開頭：“世界如其所是。那些無足輕重的人，那些聽任自己變得無足輕重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位置。”(V•S•奈保爾：《大河灣》，方柏林譯，?？冢耗虾３霭婀?，2014年，第1頁)

　　《人民日報》官方微博點評上面提到的深圳警界官員聚餐吃娃娃魚被發現后毆打記者的惡性事件說：“‘上面高調反腐，下面低調玩樂’，發生在深圳的事件說明，‘四風’反彈的壓力很大。”呵呵，“‘四風’反彈”?不搞政治運動了，“四風”什么時候壓下去過?官老爺們只是更加注重低調隱蔽罷了，就像曾經聽郭德綱侃的：“有些東西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比如Wifi。”

　　治國很關鍵的一點是治吏，蔣介石很長時間沒能搞懂這點，他覺得治國先要“剿匪”，等他認識到治吏反腐的重要性時已無法下手：反，亡黨，不反，亡國(有人搬用此話形容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高潮，屬危言聳聽，并不恰當，對持這種論調的人值得警惕)。所以可以說國民黨很大程度上是被自己搞垮的，就像《矛盾論》中強調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毛澤東后來相當充分地吸取了教訓，在黨內不斷告誡，語重心長，三令五申，想盡辦法，最后一招文革是忍無可忍的絕地反擊。毛澤東洞悉“蒼蠅”“老虎”們的心理。潛伏各處的變質官員最恐懼的是群眾被充分發動群起參與“治吏”，“上下夾擊”則無路可逃，而非僅僅來自上方的監管力度有限的運動式打擊。

　　不可否認，文革出了一些問題，主要是執行層面的差錯，毛澤東了解情況后也進行了一些必要的和力所能及的糾正，“武斗”也是一直為他所反對的。但他的發動動機是不應受到質疑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黨內都是客觀存在的，絕非為后來主流輿論所灌輸給我們的是毛澤東“老糊涂了”、主觀上“想象力爆棚”的產物，看看XXX、吳敬璉(這位大佬如京劇演員般變換著臉譜迷惑世人，可見其只要臉譜不要臉)、賀衛方等人就知道。毛澤東出手保護了一批不應批斗的沒有問題的同志，周恩來也配合著出了力，但今天把保護干部的功績全都歸在周總理名下就是別有用心。

　　現在有些青年聽到我們抵制否定毛澤東不樂意接受，大概是改開后被官方意識形態及各路心懷鬼胎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真的見過有把這個詞作為作者身份標識得意洋洋地印在書的腰封上的)洗腦太徹底，喪失了最基本的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遁^量無聲》中我印象比較深的有前美國駐華武官柯爾曼(音)令人毛骨悚然的宣言：“獨立思考是中國最稀缺的資源，我們要讓這種稀缺的資源變得更加罕見，直至完全無影無蹤。”

　　自由派作家余華在海內外都享有盛譽，但細看并不能讓我收回對毛澤東時代的正面評價。無論其長篇小說《活著》中曾荒淫無度享盡榮華富貴的地主福貴(也沒覺得他后來有多慘。改開以來并無“前科”卻比他慘百倍的多了去了，你敢寫進小說嗎?呵呵。)還是另一部《兄弟》中曾勾引因他而失去丈夫的寡婦的宋凡平(絲毫未受到內心道德譴責)、曾大肆欺壓弱小最終慘死街頭的長頭發孫偉都充分體現了“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唯心點用佛教解釋就是現世的因果報應。真實、廣闊的毛澤東時代不應試圖從外媒熱捧的小說里了解。

　　2012年余華的同學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引起了左派同志的憤怒批評，但我發現他對文革的切身體驗值得大家一起聽一聽，下面這段來自他2006年在上海大學的答問，回顧稱：“我們現在讀到一些寫‘文革’的作品，往往都是凄凄慘慘戚戚。但是要讓我講心里話，‘文革’對我這樣一個鄉村孩子來講它真是一個盛大的節日，完全是狂歡式的感受。那個時候當然對走資派來講是他的苦難，他本來是縣委書記，一下子就變成了牛鬼蛇神，任何一個小孩都可以按著他的脖子對他進行批斗。這實際上是把神降為人，把人升為神。對我們這種小孩來講就感覺到像節日一樣，那么多人集中到一塊，把過去神圣得不得了的人頭上戴上高帽子，脖子上掛上破鞋子趕著他來回走。”(莫言：《用耳朵閱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70—171頁)莫言不是毛派，這段回憶還是比較中肯的，這牽涉到“視角”的問題，站在不同角度觀察文革可能就是截然不同的感受，莫言沒有被批斗，只是一個愛湊熱鬧而平常又湊不了多少熱鬧的農村兒童，所以他在另外的公開場合(北京大學)甚至把文革稱作“嘉年華”(人民網2009年11月23日)。

　　在這里呼吁國安部門調查一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仔細查一查其有無背后資助者或海外背景。諸多公知對此社或此社對公知趨之若鶩，由此稱霸市場，嘩眾取寵。已打造出有一定影響力的文化品牌，叫“理想國”——“想象另一種可能”——他們想要什么樣的可能?——這還不夠反動么?且多次舉辦“理想國年度文化沙龍”邀請公知當面毒害青年學生。艾未未唯一一本在內地出的文集即來自這里。趁其拿下更多版權前查封為好。我承認我也買過，那是在我已經形成“思想免疫力”的情況下，若讀者沒有這個“思想免疫力”豈不是要被拉到敵對陣營里去?

　　說到出版社，想起茅于軾前不久不無得意地發的一條微博，已經被高調地置頂：“我的新書《讀懂財富》剛剛從東方出版社出版，定價39元?？梢娺^去傳言當局禁止出版我的書純粹是謠言。我仍然享受公民的出版自由。”這個東方出版社在財經方面還出過郎咸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而人民出版社便是出馬恩列斯毛的!

　　至于現在公知熱捧的鼓吹憲政的胡適，我想給大家看一段為他做口述史的唐德剛的評注：“就在全美排華最烈之時，也正是胡適之先生這一輩‘庚款留學生’大批來美之時。而這批少爺小姐們留美期間，對上層白種美國人，真是桃花潭水，一往情深!而對在此邦受苦受難的最下層黃皮膚的自己同胞，卻未聽過他們說過一句話，或寫過一個字!也真是咄咄怪事!吾人今日回頭檢討近百年來我國留美教育史，對這一點，真不能不有所警惕!”(《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7頁)胡適認為“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當蔣介石宣布結束“訓政”轉入“憲政”時胡適欣喜若狂，群眾的反應是什么樣呢?出奇的冷漠!大批選民完全不知道手握選票有什么意義，選票淪為商品，選舉大范圍被操縱。有學者充分搜集過證據材料，這里就不照搬了。

　　在北京某校馬克思主義學院讀研的左派學生丁博(化名)談起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年輕人中受到輕視時犀利地指出：“真正讀過馬克思著作的有幾個人?看的都是‘考研名師’任汝芬。后來一接觸到自由主義的東西，不是馬克思PK弗里德曼，而是任汝芬PK弗里德曼，肯定一下子就被人俘獲走了。”(《左翼青年》，《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19期)我還沒考過研，但這些參考書作者的名字還是聽過的，一查發現這位任教授居然是機械系畢業生，跨行跨得可以啊!我并不想過多指責這部分學人，畢竟能寫出那么受歡迎的應考資料(時常見到這些名字掛在暢銷書榜前列)一定是有他的魅力的，更何況人家也沒有憑借影響力在微博上亂嚼舌頭傳播負能量。教的人固然重要，也得看學生自己，內因是根據嘛。每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有馬恩列斯毛，學生純粹出于求知主動去讀的很少，這些年我們年輕人在電視電腦手機上浪費了太多時間。

　　再說一說跟我們學生密切相關有關的。建國到文革前(也就十幾年)共出臺37個減負令(文革無需再提減負)，而毛澤東逝世至今(三十多年了)減負令僅發了19個。減沒減下來學生最清楚。數據是郎咸平教授提供的(《郎咸平說：改革如何再出發》，北京：東方出版社)，郎咸平認為既然減負令發了56個也沒起多大用(以現在的減負效果為據)，沒必要再發。我認為不應該算和，如果以毛時代結束為界分下來看，比較法令頒布頻率和實際減負效果會很有意思。1965年生的古生物學家周忠和院士回憶童年說：“……課業壓力不像現在的孩子這么重，每天上學也比較有樂趣。”(《揚州晚報》2014年5月31日)聽爺爺說，他們當年上學的時候(建國后)根本沒聽說過有什么價格高昂的校外輔導班(現在遍地開花)，都是班上同學組成學習小組互相幫助共同進步，學校老師也提倡這個機制。如今就算學校提倡也是不可能了，現在學生大部分只想著怎樣讓自己在班上的成績排名中領先，自然吝于幫助同學一起前進。

　　現在習近平主席為什么這么受到歡迎、被老百姓親切地呼做“習大大”?他正是讓毛澤東留下的、已經封存了三十年的政治武器重見天日(雖然由于各種原因只取出來一部分)，用起來老百姓當然都會說好——真理是長期有效的。

　　再說點“題外話”。我一直不大理解為什么“不到長城非好漢”會被刻碑立在八達嶺長城上，毛澤東《清平樂·六盤山》“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中的“長城”我的理解是用以指代長征目的地——和長城一樣都在北方、呼應長征是為北上抗日的口號，并不是在說具體的The Great Wall。

　　【怎么愛你都不嫌多】

　　文學水平高又很會打仗的領袖中國好像只有兩個，曹操和毛澤東。而曹操明顯跟毛澤東不在一個水平，《觀滄海》《短歌行》被兩首《沁園春》分分鐘打敗，軍事上曹操未能完成毛澤東那樣的統一。毛澤東不光詩詞寫得好，書法也自成一體。90年代曾和齊白石、徐悲鴻等一起被評為20世紀中國十大藝術家。

　　“橋牌皇后”、美籍華人楊小燕，1981年就曾被邀請來北京同鄧小平、萬里等中央領導切磋過牌藝。牌桌上的鄧小平給她留下了這樣的印象，“鄧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風穩健，顯示出充沛的精力和過人的智慧，這在80歲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驚的。鄧小平的牌技可不僅僅是業余水平的，可夠得上專業水平了。”(《永遠的風采——鄧小平遺物的故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5頁)恕我無知，不是百度一下，我還真不知道橋牌是什么東西，恕我愚鈍，查了也沒看懂是怎么個打法，想來當年也不算很大眾化的娛樂活動，鄧小平會打，還打出了專業水平，真是了不起啊!再看毛澤東的業余生活。他高效地完成工作之余做得最多的是以令人驚嘆的廣泛興趣埋頭讀書，當讀到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先生的記述時，我真是被震撼到了(詳見逄先知：《博覽群書的革命家——毛澤東讀書生活我見我聞》，收錄于《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1—19頁。說起來書名還是鄧題的，呵呵)。而上面提到的那本以鄧小平遺物為線索敘述其生平的書中全然未出現書籍的蹤影。鄧小平時代開始以正面形象現身內地的胡適在1932年北京大學畢業典禮上演講說：“一個人應該有他的職業，又應該有他的非職業的玩藝兒，可以叫做業余活動。凡一個人用他的閑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余活動。往往他的業余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閑暇時間。他用他的閑暇來打麻將，他就成了賭徒;你用你的閑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閑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閑暇往往定你的終身。”這段話該不該贊同，交給大家來評判。毛澤東是憑借自己的實力走到了最高領導人。

　　看了電影《曼德拉傳：漫漫自由路》，愈發覺得毛澤東偉大。曼德拉僅僅是明知無力卻依然螻蟻撼山地鬧了幾場游行、弄了幾處爆炸(有發展成當年中共黨內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苗頭)，之后27年牢獄歲月(毛澤東是走南闖北革命28年，家屬犧牲慘重，建國后27年又戰勝很多挑戰)，出來后諾貝爾和平獎、總統。跟毛澤東比，他幾乎啥也沒干嘛。片中還有意無意地略去了一點，曼德拉在牢里仔細研讀過托人送去的英文版《毛澤東選集》。1992年曼德拉訪華前向中國記者透露他想參觀長城和具有革命歷史意義的遺址，問大渡河上的鐵索橋是否還在。

　　我們必須向這個不是海歸不是教授不是博士不是碩士卻是全中國最偉大的師范生致敬。

　　篇幅有限，不再多談，以后還有探討的機會。在這里和大家分享馬克思的一首詩，略有些長。第一次看到時我讀得熱淚盈眶，是因為什么呢?

　　我不能安安靜靜地生活，

　　假如整個心靈都熱氣騰騰;

　　我不能昏昏沉沉地生活，

　　既沒有風暴也沒有斗爭。

　　讓別人享受到

　　遠離戰斗吶喊的歡欣，

　　讓溫雅的祝愿與感恩的祈禱，

　　給別人帶來其甘如飴的感情。

　　我的命運就是投身于斗爭，

　　永恒的熱情在我胸中沸騰，

　　我感到生活的圈子太窄，

　　隨波逐流使我覺得可憎。

　　我能夠擁抱長空，

　　把世界摟在懷中，

　　我還愿意在愛情里

　　和怒濤中發抖顫動。

　　我想要欣賞藝術——

　　神賜的最好禮物;

　　用智慧和感情的力量

　　我要把全世界掌握住。

　　我自己又能創造什么?

　　宇宙在夢幻的魔力下

　　正好在旁邊走向滅亡，

　　聽不見我熱情的呼喚。

　　在生機勃勃的世界上，

　　死人對斗爭覺得可笑，

　　在那無形的軌道上運動，

　　他們沒有熱情，無動于衷。

　　我決不拿自己的命運，

　　換取象他們那種境遇——

　　他們的華美實在可憐，

　　他們的追求毫無可取。

　　在遏止不住的運動中

　　太空把一切侵吞，

　　從毀滅的廢墟里

　　一個新世界在誕生。

　　變化總是無窮無盡，

　　世界生命的本質就在其中——

　　從誕生到腐朽，

　　有衰敗，有繁榮。

　　就這樣，在那兒，我們的心靈，

　　在高飛遠揚，搞得精疲力盡，

　　直到把自己主人

　　折磨得一蹶不振。

　　但我們的心靈無權自由飛翔，

　　象大家須聽從上帝吩咐那樣，

　　我們都要讓命運稱輕稱重，

　　讓痛苦與歡樂分給咱享。

　　好吧，就讓我們踏上

　　艱苦而漫長的路程，

　　不去過枯燥乏味的生活，

　　不要飽食終日一無所成。

　　我們不得過且過，虛度時光，

　　俯首聽命于那可恥的懶散，

　　一個人有充分的權力

　　去表現他的果敢、渴望。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一卷，第560—562頁)

　　農歷新年就要到了，祝大家身體健康——身體永遠是本錢。就不說“中國夢”之類的空話了。另外有必要感謝揚州大學圖書館一次次地平等地向尚在“象牙塔”外的我開放?；叵肽乔榫鞍桑股_，在值得敬畏而又充滿溫馨的安靜中，少年的身影晃入一間其腦海中鎖定的閱覽室，掃視一眼坐著的學子，輕輕地徑直走向一排書架，輕輕地取下年代久遠卻因翻閱者寥寥而并不顯老舊的《毛澤東選集》，頭頂是溫和俯視的燈光。這不是自我感動，我只是想說，只有人生道路兩側的真理路燈亮起時，才會走得踏實。

　　十月是新中國成立的時間，我決定今后寫文章都用這個名字。

　　彈指間，心無間。有一段我很喜歡的歌詞覺得很適合放在最后：

　　我祈禱擁有一顆透明的心靈

　　和會流淚的眼睛

　　給我再去相信的勇氣

　　越過謊言去擁抱你

　　每當我找不到存在的意義

　　每當我迷失在黑夜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請指引我靠近你

　　2015年2月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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