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生活

北京語言大學　 謝小慶

      1967年11月16日﹐我與三百多名北京的中學生一道﹐從天安門廣場出發﹐到內蒙古錫林郭勒插隊落戶。2007年11月16日﹐部分北京知識青年和許多在京的蒙古族朋友﹐隆重聚會紀念我們下鄉40周年。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領導專程趕到北京參加此次紀念活動。一些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的牧民代表參加了這次紀念活動。前來表示祝賀的包括著名蒙古族電影演員斯琴高娃﹑艾麗婭等﹐以及著名蒙古族歌手拉蘇榮﹑阿日布杰等。2007年11月17日﹐當年到東烏珠穆沁旗滿都寶利格牧場和額仁高比公社插隊落戶的一百多名知識青年歡聚一堂﹐紀念這個重要的日子。

      1968年底﹐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其后﹐才開始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1978年我在東烏旗參加了高考﹐通過高考到大學學習。在插隊的11年中﹐我放羊﹑放馬﹑當獸醫﹐從未離開過牧業﹐11年基本是在蒙古包中度過的。

一﹑感謝生活給予我信念

      離開草原以后﹐每每與別人談起自己插隊11年的經歷﹐時而會有人深表同情地說﹕“插隊11年﹐太苦了”。每當這時﹐我總是回答說﹕“要是沒有這11年的草原生活﹐那我這輩子才真是太苦了?！?/p>

      我有太多太多的理由這樣說。

      在現代社會中﹐一種普遍的說法是﹕“十萬元戶玩狗﹐百萬元戶玩車﹐千萬元戶才敢玩馬”。即便是玩馬的人﹐通常不過是玩一兩匹﹐騎馬也不過是一周或幾周一次。騎馬打獵﹐更屬于富豪級的享受﹐即使有億萬家產﹐還需要尋找允許獵殺野生動物的地方。

      在烏珠穆沁草原﹐最多的時候我同時養過七﹑八條狗。我曾經有一黑﹑一黃兩條很高大的狗﹐讓許多人羨慕﹐曾是我的驕傲。一個起的蒙古名﹐是“巴特兒（英雄）”﹐一個起的漢名﹐是“大耳朵”。

      在烏珠穆沁草原的11年﹐是幾乎整日滾在馬背上的11年。初到草原﹐剛開始騎馬的時候﹐騎一天馬下來﹐渾身酸疼。到后來﹐不論再累﹐只要一爬上馬背﹐很快就會恢復。騎在馬上就像躺在席夢思上一樣舒服。

      在牧區的11年中﹐大多數時間我的名下至少有五﹑六匹馬。其中﹐我有四年是馬倌﹐放牧的馬群有五百多匹馬。由于只有馬倌可以騎母馬﹐這四年中﹐我原則上可以騎的馬有上百匹﹐實際上經常輪換騎的馬有幾十匹。

      狼是牲畜的威脅﹐是牧民的敵人。每年秋天﹐總有幾次大規模的設圍打狼。從排班布陣到調兵遣將﹐都有一舉收復臺灣一樣的陣勢。更讓我感到幸運的是﹐我曾經在一次圍獵中憑借自己心愛的﹑草原上最優秀的馬的馬力﹐親手用套馬桿套住并打死了一只狼。這是讓許多牧民青年都十分羨慕的難得經歷。即使是在草原牧民中﹐有這樣經歷的人也是屈指可數。

      草原為我留下了對狗的懷念﹐對馬的懷念﹐對一望無邊﹑繁花似錦的遼闊草原的懷念﹐對綿延數里﹑數以千計的成群黃羊的懷念﹐對隨處可見﹑成群結隊的旱獺的懷念﹐對雨后突然成片冒出的白蘑菇的懷念﹐對黃昏中炊煙裊裊的蒙古包的懷念﹐對千年鑄就的﹑絢麗多彩的草原游牧文化的懷念﹐對草原上那種無憂無慮﹑緩慢寧靜的生活節奏的懷念﹐對知足常樂﹑與世無爭的草原男人的懷念﹐對心地善良﹑勤勞堅韌的草原女人的懷念……這些﹐都是我應該感謝草原的理由。但是﹐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理由。

      我感謝草原﹐首先是因為草原給了我生活的信念。這種信念影響了我以后的生活﹐并將影響我的終生。草原所給予我的最核心的信念是對“人性善”的信仰。在中國的歷史上﹐“性善論”與“性惡論”爭論了兩千多年。孟子宣揚“性善論”﹐荀子宣揚“性惡論”。人性是善還是惡﹖這不是一個科學問題﹐不是一個理論問題﹐不是一個可以做出實證性回答的問題。這是一個情感問題﹑信仰問題﹐只能憑借自己的直覺做出回答。一個人的信仰主要不是來自于書本﹐而是來自于生活﹔主要不是來自于理性的﹑邏輯的思辯﹐而是來自于情感的﹑直覺的體驗。信仰的傳播主要不是靠言語的說教﹐而是靠行為的感召。

      我插隊的東烏珠穆沁旗額仁高比公社是全內蒙最閉塞﹑最偏遠的地區﹐帶有很大的原始社會色彩。內蒙受到來自兩個方面的現代文化影響﹐一是來自南方張家口﹑集寧﹑呼和浩特一線的影響﹐一是來自東方通遼﹑白城﹑烏蘭浩特一線的影響。我所在的東烏旗恰好處在兩個文化影響范圍的死角﹐而我所在的額仁高比公社又是幾乎惟一一個較完整地保持了老東烏旗特點的公社?；蛘哒f﹐是全內蒙古為數不多的較少受到現代文明毒化的公社。我們那里的民風淳樸﹐人心單純﹑坦誠﹑善良。我到內蒙時只有16歲﹐身材矮小。那時﹐與我感情最深的老“額吉”（蒙語媽媽）嘴中經常念叨的一句話是﹕人家的母親不容易（蒙文發音是“渾耐額很阿莫日貴”）。在她的心中﹐沒有利益的交換﹐只有一位母親對另一位母親的理解。基于這樣一種本能的“幼吾幼及人之幼”的情懷﹐她在方方面面給予我許多呵護和照顧。1978年回到北京以后﹐心情長期感到壓抑。一位在東北工廠呆了十年的同學說﹕“我回到北京后有走出廁所的感覺”。我說﹕“我回到北京后有走進廁所的感覺”。我們大隊在兩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60幾戶﹑二百多口人﹐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和集體娛樂活動卻非常豐富﹔北京雖然人與人摩肩接踵﹐卻似乎遙隔萬里﹐即使是表面上一團和氣﹐也談不到情感交流。正是在與蒙族牧民的共同生活中﹐我形成了關于“人性善”的信仰。正是蒙族牧民們對我的無私的﹑發自人的天性的﹑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愛將“人性善”的信念刻入了我的脊骨﹐溶入了我的血液。

      在離開草原以后的近30年中﹐許多次我的學生在課堂上和私下里問我是否信仰共存主義（多數人將之翻譯為“共產主義”﹐我認為翻譯得不準確）﹐我都明確地回答﹕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后一個虔誠的共存主義信徒。我的信仰與許多人不同。許多人把她作為科學來信﹐我把她作為宗教來信。我的信仰固然與自己的閱讀和思考有關﹐但更主要的是來自于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和人生體驗。對共存主義的信仰是基于對人性和人類未來的樂觀主義態度之上的。我對于人性的樂觀態度主要來自于內蒙古11年的插隊經歷。

      使我建立“人性善”信念的另一個原因是1967~1972年知識青年集體的一段共存主義生活模式的實際經歷。在此期間﹐全大隊36名北京知識青年實行了“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存主義分配方式﹐由選舉產生的一個三人生活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大家的共同財產和勞動收入。這種生活方式持續了四年多。1972年﹐考慮到年齡逐漸長大﹐面臨婚姻家庭問題﹐經集體討論結束了這種生活方式。共存主義的實現有賴于較高的物質和文化水準?？紤]到我們當時插隊的﹑絕不算富裕的物質生活水平和中學生的教育水平﹐這項實踐的善始善終實在是很不容易。至今﹐我一直有一個念頭﹕在有生之年﹐在更高的物質和文化水準上再進行一次共存主義的試驗。憑心而論﹐如果我可以不考慮收入和報酬﹐可以不必為生計憂慮﹐可以全心全意地從事自己喜歡的研究﹐那么﹐對我是求之不得的。我相信﹐許多達到一定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的知識分子都會像我一樣。

      我并沒有參加2007年11月17日聚會的籌備工作。來到聚會現場以后﹐我驚喜地發現﹐聚會的組織者已經開始考慮組織老知青們實行合作養老的問題。我們當年的許多經驗﹑教訓﹐都可以被合作養老計劃借鑒。當年的運作并不輕松。各個家庭的經濟情況不一樣﹐困難的家庭要多寄些錢﹐條件好的家庭不寄錢。那時候﹐許多人的父母到了干校﹑三線。有人探親到北京﹐有人探親要到四川﹑甘肅﹑湖南﹐路費都不一樣﹐都是按需分配。那時﹐從襯衣到皮袍﹐都是統一制做。我真希望這個合作養老的計劃能夠成為現實﹐并愿意為之貢獻一份力量。

      關于合作養老計劃﹐我認為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堅持自愿原則。自愿加入﹐自愿退出。

      2﹑主要的經濟活動保持高度透明。避免出現違規行為﹐也避免出現猜忌和疑慮。

      3﹑民主產生管理層。一個組織沒有秩序很難保持穩定。秩序由管理層來維護﹐管理層通過民主程序產生。

      4﹑代際經濟隔離。在加入計劃之前﹐需要先和子女在經濟上分割清楚。一旦加入計劃﹐與子女不再發生經濟上的聯系。

      5﹑注意把好進口和保持暢通的出口。沒有把握的人﹐不能輕易放進來﹔太麻煩的人﹐可以請出去。接收和勸退都需要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多數的同意。

      6﹑量力發展。合作計劃參加者的生活水平如果不能明顯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就難以保持穩定性。因此﹐只能量力發展。一方面﹐要竭盡自己的能力多吸收一些成員﹔另一方面﹐難免會將一些人暫時拒之門外。

      7﹑作為合作計劃的衍生物﹐開辦一些老人免費午餐食堂。面向社會﹐面向那些生活困難的老人﹐每日提供一頓免費午餐。

      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30歲以前不信社會主義是缺乏良知﹐30歲以后仍然信社會主義是缺乏理智。很難說馬克思﹑羅素﹑[1] 愛因斯坦﹑毛澤東等至死相信社會主義的人缺乏理智。因此﹐社會主義者或許可以反駁說﹕30歲以前不信社會主義是缺乏起碼的良知﹐30歲以后不信社會主義是缺乏足夠的良知。相反﹐社會主義最堅決的敵人﹑自由主義集大成的代表人物海耶克（Hayek）卻舉出羅素﹑愛因斯坦等許多人的例子說明﹐智力越高的人越傾向社會主義。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偏好是高智商者的一種自負。他的代表作之一是《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錯誤》。[2]

      伴隨普遍生活水準的提高﹐伴隨越來越多的人更看重不僅僅是金錢的“整體生活質量”﹐一些以前難以實現的理想﹐今天未必不能實現。一些以前失敗的實驗﹐今天未必一定會失敗。1958年的“公共食堂”曾經造成災難。今天﹐基于自愿的﹑以自助餐方式實現的“按需分配”的“公共食堂”﹐完全可能成為一些不愿自己烹調的人們的選擇。當年歐文未能取得成功的共存主義實驗﹐今天完全可能取得成功。事實上﹐以色列具有“按需分配”色彩的農業公社“基布茲”已經延續近一個世紀。在我國的南街村﹑華西村等地的探索中﹐也在積累著一些建設共存主義社區的經驗和教訓。

二﹑感謝生活給予我快樂

      我感謝草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草原給了我淡泊名利的高貴品格。曾在東烏珠穆沁旗沙麥公社插隊的張靜女士曾對我說﹕“牧民﹐從骨子里就是貴族”。她的話﹐一語道出了我對牧民的感受。一個人并不能因其外在的地位而尊貴﹐一個人只能靠其內在的氣質而尊貴。一個高居國家領導地位的人﹐在人們的心目中可能是俗不可耐﹔一個普通的工人﹑農民或牧民﹐卻可能因其高貴心靈而被人敬重。

      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1969年冬天的大雪災。我們大隊所在的額仁草原（即小說《狼圖騰》中所說的“額侖草原”）﹐是全內蒙最好的天然草場之一。在這場雪災中﹐南部一些旗縣的牲畜幾乎死絕。額仁草原以自己寬廣的胸懷迎接了來自東烏旗其它公社的牧民和牲畜﹐迎接了來自阿巴嘎旗和東蘇旗的牧民和牲畜。盡管這一年冬天我們大隊的牲畜最后因為草場被吃光而死掉了一半﹐牧民們并沒有為了保護自己的牲畜而將前來避災的客人拒之門外。不僅沒有拒之門外﹐而且為這些難得一聚的遠方朋友的到來而歡欣鼓舞。不同公社﹑不同旗縣的牧民們﹐在額仁草原上舉行了一場長達月余的“冬季那達慕”﹐渡過了一個狂歡節式的冬天。牧民們這種“快樂勝于財富”的心態﹐那些生活在市場原則所支配的現代社會中的人﹐很難理解。牧民們這種淡泊財富的貴族品格﹐那些崇尚“金錢萬能”的暴發戶們歷經幾代也難以形成。

      對于任何民族﹑任何地域﹐婚姻嫁娶都是一樁大事。在烏珠穆沁草原上﹐財富幾乎絲毫不能為姑娘和小伙子增加身價。牲畜遍野的大牧主的女兒不會因其富有而得到更多小伙子的追求﹐長工的兒子也不會因為自己的清貧家境而在魅力的較量中處于劣勢。在草原的情感世界中﹐個人的內在魅力遠遠勝過外在的金錢和權勢。

      從北京到草原﹐11年后又從草原回到北京﹐鉅大的反差使我真切地感受到﹐被“市場原則”主導的現代生活與被“快樂原則”主導的草原生活﹐屬于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

      在離開草原的近30年的時間中﹐我經歷了幾次大的人生坎坷。面對這樣的人生坎坷﹐我基本能夠泰然處之。對此﹐許多人感到驚異。我自己知道﹐我之所以能夠平靜地一次次走過坎坷﹐一次次重新建立起自己生活和事業的框架﹐是由于我受惠于草原﹐受惠于牧民。我清楚地知道﹐名﹑利不過是過眼煙云﹐得不足喜﹐失不足悲。一個人的價值不在于其外在的名利卷標﹐而在于其內在的品格和能力。

      草原給了我信念﹐草原給了我快樂。這才是我感謝草原﹑感謝生活的最重要的原因。我經常想到﹐如果沒有草原11年的生活﹐我在對名利的追求上可能有更多的斬獲﹐但我可能一生也找不到生活的目標﹐一生也不能領悟人生的意義。如果沒有草原11年的生活﹐我可能很富有﹐但我可能一生也不能獲得真正的快樂。快樂﹐僅僅屬于那些擺脫了名利桎梏的人們。

      然而﹐這點點快樂﹐僅僅屬于個人。草原留給我們更多的是﹐從此再也無法平靜地生活。看看今天進城民工的處境并不比我們當年下鄉知青好到哪去﹐看看今天多少貧困地區的窮人家女兒淪為妓女﹐對比我們作為知青時的精神狀態（重義輕利）和今天社會上的普遍精神狀態（惟利是圖）﹐我對“十年浩劫”的說法缺乏共鳴。2000年前后﹐北京市曾出臺了一些地方法規﹐保護北京人就業﹐限制外地人進入一些行業。部分知青是這些保護政策的受益人﹐北京政府也確實為保護這部分知青做了實事。當時﹐我卻感到有愧于曾接納了我們的老鄉。我固然不想站在“知青白領”的立場﹐但也不想站在什么知青的立場。在底層生活了11年﹐掙了11年工分﹐我已經習慣于底層的視角﹐對于那些“吃商品糧者”關于失去某種生活待遇和教育機會的抱怨﹐我已經缺乏共鳴。作為一個公民﹐我希望國家強盛﹐希望百姓富裕﹐并一直在為之進行著不懈的努力。我大聲贊揚知青這一代人曾經有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希望在經過20年拜金主義掃蕩的中國人的精神廢墟上﹐清理出哪怕一小片靜土﹐播下幾粒真情與高尚的種子。

      我曾經在網上看到這樣一段話﹕

      每當我看到那些功成名就的“老三屆”們匯聚一堂﹐滿懷深情地“回憶當年的艱苦歲月”﹐豪情萬丈地時候﹐我會想起那些下崗在家的﹐在邊遠鄉村的﹐乃至已長眠地下的以及眾多的已成為普通百姓的知青們。因為﹐這畢竟是一道很簡單的算術題 — 1600萬知青中﹐功成名就的能有幾個人呢﹖與那些在今天默默無聞﹑為了生計而四處奔波的返城知青相比﹐究竟誰是多數﹐誰更有代表性呢﹖[3]

      這道簡單的算術題有另一種算法﹕比起至少五億農民在幾十年時間中所承受的﹐1600萬知青在平均大約五年中所承受的﹐能算很大的苦難嗎﹖值得在幾十年之后還要呼天搶地地去抱怨嗎﹖看看今天北京﹑廣州﹑上海那些從事建筑﹑環衛﹑賣菜﹑早點﹑賣報﹑保姆等工作的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下崗”是個假問題。

      至今﹐在關于上山下鄉的文學作品中﹐在網絡上﹐當年的知青們以及他們的后代們﹐仍然在為“青春有悔”和“青春無悔”而激烈地爭論。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到內蒙牧區插隊的知青﹐清一色的都是“無悔派”。無論是個人的快樂﹐還是從此再也無法平靜地生活﹐都應該歸功于草原﹐歸功于牧民。錫盟阿巴嘎旗北京知青孟曉青在她寫的《永遠的大草原》一書中說出了許多牧區知青共同的心聲﹕“沒有抱怨（no complain）”。是的﹐對于草原﹐我們不僅沒有抱怨﹐而且充滿感激﹐感謝草原﹐感謝牧民﹐感謝生活。

--------------------------------------------------------------------------------

[1] 威廉����羅素（1872~1970）﹐是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數學家﹑社會學家之一﹐對20世紀數學的發展產生幾乎最重要的影響。

[2] 海耶克﹕《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錯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9月（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 of socialis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3] 冷星﹕〈永遠沈重的話題〉﹐參見﹕http://www.ynzb.com/bbs/dv_rss.asp?s=x&boar

did=118&id=16235&page=1。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